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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九五七-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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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日，早晨起来雨过天晴，夜雨没有浇熄熊熊的运动烈火，各处新张贴的大字报掩盖了校园雨后遗痕。在食堂里一眼便见到了冯俐，我端着饭走过去，与她同桌吃饭的女生们一如往常见我便含笑走开。我亦笑笑向她们表示致谢。冯俐显得神情恍惚，眼圈发黑。她看我一眼，问我着凉了没有。我说没有。她掰了一块馒头递给我，说她吃不了，让我帮她吃。我接过来。问她今天干什么。她说这事我想了一晚，正要和你商量。我说你想怎样？她看看四周，然后压低声音说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去舅舅家。我问有事吗？她说你不能再继续滑下去了，得离开。这时她用异常温存的眼光看着我，说你听着，到了舅舅家给你自由。啊，自由。自由这字眼是我和冯俐之间的专用词汇，我当然能够明白此时冯俐所指的自由的含意。我顿时热血沸腾，心猿意马起来。要不是已讲好和程冠生一起去印刷厂，我会马上丢下饭碗与她直奔校外。她见我不语，问你去不去？我吞吞吐吐说出要去印刷厂的事。她半晌不语，一口一口喝着稀饭。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能让她高兴起来。过会儿她放下碗叹了口气，说：从昨天晚上就完全摸透你的脾性了，表面上慢性子很随和，而骨子里却很强硬，谁也别想左右你，我也左右不了你。随你吧。她说这番话声调平和却透着伤感。我问：你要一个人去舅舅家吗？她说既然你不去我也不去了。我问：为什么？她的眼里闪着泪光，说：我欠你的。我一时不解，反问道：你欠我什么呢？她低下头，哽咽着声音说：别问了，以后我只要求你一件事，无论要做什么须提前告诉我，你写大字报座谈会发言，写什么说什么都和我说一说。我说行。她说别食言。我说保证不食言。
去印刷厂。一进车间便感到气氛不对头，排字班的工人师傅以异样的眼光盯着我们。程冠生说师傅们我们是K大学生，是《大地》编辑部的，来校对清样。请问清样出来了吗？一个五十多岁的长形脸师傅指指桌子上的一堆乱七八糟的稿件问是不是这些东西？我和程冠生对视一下目光，然后走到案边翻看稿件，我说就是的，清样在哪里呢？一个三十多岁模样很端庄的女工厉声说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别指望我们给你们印刷。这话一下子使我们明白《大地》的处境了。程冠生赶紧解释，说这都是帮助党整风的文章，是完全出于党的要求不是反党。长脸师傅大吼一声：住嘴，别以为我们印刷工人不认识字，不认字当不了印刷工人，你们污蔑党，破坏党的威信，说共产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白纸黑字，瞒得了谁？！这时许多工人从车间各个角落聚拢过来，将我们包围在中间，我和程冠生嘀咕一下，觉得眼下有点“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的景况，三十六计走为上。我上前取了稿子，说既然师傅们误会了我们也不勉强，我们回去了。但工人不放我们走，将我们围堵在车间中央。程冠生努力往外挤，边挤边说请师傅们让我们走。那长脸师傅似乎担任着什么职务，发号施令说：同志们，我们印刷工人和党心连心，决不能听任反党分子对党进行攻击，现在我们召开现场批判会，把他们的反动言论批深批透（后来知道这个说印刷工人和党心连心的长脸人是北京市委派去的人）。似乎一切都已提前安排好，长脸师傅的话音一落立刻就有几个强壮工人扯着我和程冠生的胳膊将我俩提到一辆平板车上，车体晃动使我们险些摔倒。呼起了口号。居高临下，我看到四周黑压压挥动着拳头的人群，那一刻我不由打了寒噤，不是害怕拳头会落到身上，而是精神受到出其不意的一击，我似乎意识到眼前的一切或许是今后命运遭际的预演。工人们开始批判，一个接一个发言。高亢的铿锵的尖厉的男声女声在高大车间里形成强烈的回响，就像一场骤起的风暴，在这风暴中我能分辨出来的惟有两个字：反党反党反党……直到从厂里狼狈逃窜出来这两个字依然在耳畔轰响。
——二十九日，五月二十九日，我想起了这一天，我多么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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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京畿秋千架
五
过了春节，北京的天气渐渐回暖，放风的院子已见不到雪迹。仰望方天，满眼碧蓝。日光已能在放风时间里将犯人的棉衣晒透。这使我们感到心身舒坦。我想人生其实也无须多求，一碗饭食一缕阳光而已。
对我的审讯继续搁置。看到同监犯人频繁提审我竟然有一种受了冷落的感觉。我已通过陈管理员向审讯员报告，说我已经回想起他们要我说清楚的那几个日子，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六月二十八日，还有些模糊，不敢叫硬，尚待继续回忆），但案子的悬而未决确实使我十分焦急。我知道案子只有早审才能早结，我盼望早早出狱。我也坚信能够出狱。可审讯员依然不理不睬似乎将我忘却，或者有意将我丢在这里让我备受煎熬。崔老看出我的烦躁情绪，一再劝我要安下心来，说且不可太乐观，任何时代的衙门都是抓人容易放人难。他分析当局将我弃之不审大致会缘于两点，一是共产党对右派反革命进行刑事量刑的尺度尚未制定出来，作为执行者的司法机构无章可循，只有等待；二是司法机构正致力将陈年积案了结，以便腾出手来处理大宗的右派案件。以草庙子胡同的实际情况而论，我觉得崔老后一种推断是贴谱的。
年前年后狱方确是加快了对历史积案的处理。员外、将军等一拨历史反革命已审毕转监，离开草庙子胡同看守所。余下的人也正在加紧审理，其间也包括崔老。崔老对自己的案子依然守口如瓶，仅从他被看押的时间也能猜到他案子不同寻常。最近，监狱为敦促他交待问题，除正规提审，每回提审之后还发动监室里的犯人对他进行“帮助”。犯人批斗犯人叫“互相帮助”，这种帮助在狱中已司空见惯，我来之后也多次参与对别人的“帮助”。从心理学上说这种做法会给犯人造成压迫，当局把你当成敌人，狱友又把你当成敌手，轻则恶语辱骂，重则拳脚交加，这时你就会感到天地间一片漆黑，没一丝光亮，会感到绝望，觉得没有了活路。最终导致精神崩溃，俯首就范。不仅“竹筒倒豆子”交待自己的问题，还会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当然，这种“互相帮助”方式并不适合所有犯人，有的犯人神经磨砺得犹如一团橡胶，抗击打抗腐蚀，拉则长团则圆，死猪不怕开水烫，如同崔老将军这类老油子犯人。崔老更见乖张，他是24号监房的犯人头儿，平时恩威于众，关键时刻便见出功效：开他的批判会常常是雷声大雨点小，批判者看似声色俱厉实则装腔作势，更没人敢动崔老一根汗毛。批判会过后又暗中向崔老道歉，崔老的反应仅是淡淡一笑，道一声知道。后来狱方也“知道”，知道犯人都在自觉维护崔老，知道批判会仅是走过场，完全不起作用。为改变这种局面，狱方宣布撤掉崔老狱头头衔，让他当普通犯人，然后再“帮”。结果情况仍未改观，依旧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依旧是“雷声大雨点小”。狱方无奈，只好在崔老身上收起这套做法。
这就轮到了小咬倒霉，在任何场合下人们都鄙视告密者这类人渣，何况小咬的行为早就犯了众怒。小咬的真名叫曲众民，捕前是大兴县一个乡供销社的营业员。案由是历史上当过日本人汉奸，不是在本乡，是在承德附近的一个日本鬼子据点。他犯下了罪行自以为人不知鬼不觉，日本人投降后他回了乡。正应那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话，若干年后他被知情人揭发出来。说起来他的案子也并不复杂，且到案后态度老实，能“竹筒倒豆子”把那段历史的所作所为都交待出来。按说可以转监判罪了，可他一直没有走，长期呆在24号监房。因他不断向狱方告密，有人便怀疑他是狱方有意留下的“眼线”。却又抓不着真凭实据。小咬有一个毛病是爱吹牛，像他这路人想吹也没有多少东西可吹，他就乱吹一通。说他捡了日本人多少“洋捞”，说他和多少女人睡过觉。有一次说溜了嘴还说他看见日本鬼子轮奸中国妇女。其实平时监室里的犯人也不断拿他出气，以此惩罚他的告密恶行。比如谁身上招了虱子就让他捉，久而久之就成了监房里的一架捉虱子的机器。这遭他状告崔老可谓是自找倒霉，对他的惩罚就不是捉捉虱子的问题了。联想到他以前的胡吹牛，有人怀疑他说的和许多女人睡过觉没准是他当汉奸时所为，何况他还有言曾见过日本人轮奸妇女。别人告发他当过汉奸，自不会清楚他所有的罪行，即使他再傻，也不会自动将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向审讯人员坦白。隐瞒罪行是完全可能的。于是犯人间串通了一下，决定对小咬进行“帮助”，替狱方审讯出小咬有可能隐瞒下来的罪行。像这种为狱方效力的“积极表现”是可以堂而皇之的，用不着事先向管理员请示报告，干不好拉倒，干好了邀功。于是这天的学习时间里监房新头目道长便召集起全体犯人，对小咬的帮助就不是雷声大雨点小了，而是雷声小雨点大。
道长是个沉稳的人，说话慢条斯理却掷地有声，何况经历过审讯的人自然会知道如何审讯别人。他向小咬一针见血指出：对他的“帮助”将是一场持久战，只要小咬还留在24号监房，只要监房里还有一个犯人，对他的帮助便不会停止。直到交待出全部罪行。小咬刚要辩驳，道长便用手势将他止住。这是事先制定出来的战略：不给小咬任何辩解的机会，要一鼓作气将他制服。首先是一个外号牛眼的犯人开始“帮助”。尽管和道长的言辞不同，可意思完全一致：小咬必须认清形势，别打谱蒙混过关。
牛眼之后说话的是一个叫邹成的犯人。邹成是小咬的苦主，有一次邹成提审回来连连叫苦说审他的审讯员嘴臭，一说话臭气就喷到他面前，熏得他恶心想吐。他实在受不了才交待了问题，只为交待完早早逃开那股臭气。小咬把邹成“臭气逼供”的话报告了管理员，邹成被关了半个月小号。现在到了复仇的时候，邹成自不会坐失良机。他的“帮助”进一步深入，他上前一把扯住小咬的耳朵，骂道：狗日的今个儿我要瞧瞧你耳朵眼里是不是长了狗毛，我明明说审讯员嘴香，你他妈偏偏听成个嘴臭，害我蹲了两周小号你说你该死不该死？！今天我看你的表现，要不老老实实交待罪行，待会儿一根一根捋净你的狗毛。说着一掌将小咬打个趔趄。
接着跳起来的苦主是一个姓黄外号腌黄瓜的苦主，他是地道的北京人，精瘦，五十开外，满脸皱纹。大概因他年纪大的原因，狱友当面不叫他的外号，只叫老黄。老黄平日里不说不道，学习也极少发言，有空就闷头看书。他犯的是历史反革命罪，具体案情不清楚。小咬告他的原委是一次放风看见他和小日本哇啦哇啦说日本话。狱方对此十分重视，进行突击审讯。因考虑到狱方肯定已提前审问过小日本，撒谎等于自找难看，他便承认自己想利用一下小日本。小日本常出去为伙房买菜，他有一个朋友住在菜场附近，他想写封信让小日本送给那个朋友再转送给自家。这事小日本没敢答应。尽管说了实话，同样为此少吃了好几个窝头（坐小号晚饭减一个窝头）。老黄控诉小咬就像电影里贫雇农控诉恶霸地主那般声泪俱下，这情形是包括小咬在内的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小咬惶惶地瞪着眼。老黄哭诉道：你个小咬咬这咬那，咋不想想咱们这些人像牲口似的关在一块够倒霉的了，你他妈的还雪上加霜。你到底是畜生还是个人？！这是长期郁积于胸的哀怨苦楚的集中喷发。尽管如此也勾起在场犯人各自独有的一份悲哀与伤感。从小咬的神情看他的内心似乎也受到了冲击。他急于表白，依然遭到道长的制止。
老黄的控诉无形中给批判会定下了调子，后面的人批判发言俱带有强烈的声讨情绪。声讨之后所有的人都对小咬发出警告：如不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就让他永无宁日。话的说法各异，意思都一样。小咬始终处于惊恐之中，他知道自己犯了众怒，还知道这次大家不会轻易放他过去。群众专政的威力无穷，这一点在对小咬的批判上得到真正的体现。在巨大压力下小咬不再坚持说自己的问题已交待清楚，而是说有些问题他避重就轻。可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想收也收不回来。人们像追兔子般一个劲追问他在哪桩事上避重就轻了，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邹成火冒三丈，又揪起小咬的耳朵，说小咬你他妈的竖起耳朵给我听清了，凭你这副狗德行，能做什么事一猜就会猜出来的，你说你是不是和日本鬼子一块强奸过中国妇女？嗯？！小咬的脸一下子灰了，嘴像蛤蟆等食般大张着，连眼珠也停止转动。这副模样无异于已招了供。大伙互相对对眼光，然后一齐朝他吼叫着：快说！快交待！不说实话就把你狗鸡巴废了，为被害的中国妇女报仇！对，废了他！废了他！不仅是口头上的警告恫吓，行动也紧跟上，几个年轻犯人已迅速将小咬扳倒，摁在通铺上。这么大的“手术台”这么多的壮汉，别说一个瘦猴似的小咬，就是一头牛也是说阉就阉的，无须多费周折。小咬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懵了，完全像一只被抽去筋骨的狗瘫软在那里，哼也哼不出一声。“苦大仇深”的邹成始终是这次“帮助”的积极分子，他一边大骂小咬不止一边动手扯下小咬的棉裤，又一把抓住小咬的“家什”，说快拿一根筷子来，我先把这两颗狗蛋串在一块。很快就有人从外围把筷子递过去，他握在手里对准小咬的家什，一副说穿就穿的架势。我初来乍到没经过刑讯，没见过刑讯场面，但这遭我却在监房里在犯人中间看到了，这触目惊心的场面让我完全不知所措。这一瞬间监室里鸦雀无声，似乎这静是一场血腥行动不可或缺的铺垫与前奏，是一张欲射之弓绷紧了的弦。我已无法断定从监室的完全寂静到小咬的凄叫之间究竟有多长的时间，也许是十秒钟，也许只有五秒钟，但随着小咬的一声求饶，原先绷紧的弦一下子松弛下来。人们松开了小咬，同时又松了口气，互相用眼神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小咬已被“解决”了，他成了熊蛋包。果然小咬翻身坐起接着就跪下了，不住地作揖磕头，声泪俱下，嘴里嚷道：我有罪，我有罪，我坦白，我交待……之后小咬便讲出了对审讯人员隐瞒了的犯罪事实：他参与了一桩日本鬼子轮奸中国妇女的事件，有时间有地点。开始时他想走开，但日本鬼子不许他走，说让他看看大日本皇军怎么干中国女人。在场七个鬼子干完后又逼着他干，说他们要看看中国人怎么干中国人。他不干，一个鬼子用刺刀顶着他的胸脯说不干就挑了他。他怕极了，就照日本鬼子说的做了，可没干成，他说真的没干成。他说他是畜生，是罪人。小咬认罪之后监室里再次寂静下来，大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我不清楚当时大家的心里都怎么想，我只知道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很复杂。
说起来人的内心确实是复杂的。惩罚小咬本来是这次行动的宗旨，现在如期取得了成功，按说应该将小咬招认的犯罪事实向管理员报告，因为最终的惩罚只能借当局之手进行。奇怪的是完事之后没人再提报告的事，诸多苦主不提，别人也不提，似乎忘记了这次行动的初衷。
新头目道长也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装聋作哑。24号监室一切恢复到往常，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后来从犯人的私下议论中我才晓悟出事情的症结：那就是这伙“人民的敌人”心中尚存有一丝怜悯之情。大家清楚，小咬的这项新罪一旦得到当局的确认，必死无疑。小咬固然可恶可恨，可一想到将由一颗子弹结束一条命，不管怎么说也有些于心不忍。再退一步说，即使小咬大罪当诛也不该由这伙犯人将他推上断头台。这种想法很符合犯人心理也符合我的心理。
但后来出现的事实却让我们犯人大惑不解：在经过一两次审讯之后小咬的预审终结，接着便被转往北京监狱。走的那天他被戴上了脚镣，他成了重案犯。24号监房里的犯人心里都沉甸甸的，关于小咬参与强奸的罪行究竟是哪个犯人向当局告了密？这是个谜。
——六月二十八日？这个日子同样像一只断线的风筝在记忆中无影无踪。我仍须以老办法进行搜寻。
六月下旬对我以及许多积极投身整风运动的师生来说情况十分糟糕。我们已陆续被划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开始接受批斗。这个过程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记叙清楚，只因与审讯员问及的日子没有关联，因此可以从略。令我瞠目结舌的是K大一把手张校长终于表态亮相了，那是在一次全校范围的批判右派分子大会上。张声色俱厉地向全体右派发出警告，说右派分子必须悬崖勒马，否则矛盾就要变质，那就要把你们送到公安局。张校长这样说，事实上也是这样做，几天前学校保卫科便将一名右派教师一名右派学生送到了公安局。那教师不是别人，正是历史系那个写《有头脑的人，不要那么想》的中年讲师高云纯。关于高云纯被打成右派前后过程在K大有许多说法，也别具一格。他公开讲他给共产党提意见并非出于帮助整风的目的，而是要亮出自己的政见。他说他的行为也可谓是“自投罗网”。开始划右派被定为右派的人都觉得自己冤枉，惟独高云纯不喊冤叫屈，他讲如果把右派定义为不赞成共产党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话，那他就是个右派。他认。且痛痛快快地签了字。想想高这个人的确有些“各色”。不知道在全国范围内被打成右派的人中有没有高这种类型。被送走的学生姓黄，哲学系的，家庭贫雇农出身，他本是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反对搞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结果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同情右派就是右派，他当然不服，自恃出身好，拒不认错。最后让他在一间屋子里反省，并派人监视。后来因一件小事和监视他的人打了起来，他打不过那人，就拿出一把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就被定为右派行凶。学校让公安局来人将其逮捕（到一九五八年黄以“右派杀人”罪被枪毙）。这件事令人惊骇，K大历任校长都从反动派镇压民主运动中保过学生，如蔡元培、胡适等都曾亲自出面将被关押的学生保释出来，从未听说有哪位校长主动将自己的学生送进“局子”去。而这位张校长就开了先例，也令世人开了眼界。从这次全校批判大会后，大小批判会便在校园一个接一个。
我记得我的第一次批斗会是二十二日上午，范围是全中文系。系总支副书记孟广琦在头一天通知了我。当时我想不通，思想很抵触，我问孟广琦是否要穿上棉袄，他反问天热了还穿棉袄干啥？我说穿厚一点抗得住击打呀。他好长时间没吭声，我不知道他这时心里怎么想。后来只说句周文祥你不要想得太多，就走了。我琢磨了许久也没想出他的话表达的是啥意思。
二十二日早饭时间在食堂里见到冯俐。自从被划为极右，我不想连累她，不仅公开场合不找她说话，私下里也尽量避免与她见面。她却不管不顾。不论公开还是私下都主动找我。看见我她端着碗走到我的面前，这时周围许多人一齐把眼光投来，她一副视而不见的神情。对我说她已看到中文系贴出来的会议布告，说她也要参加。我吃了一惊，说你不是中文系的干吗要参加。她说要参加，要将《大地》稿件的真相公布于众。她说的《大地》稿件本来是与她无关的，可后来就有了关联。这期间发生的事情都是始料不及的，《大地》创刊号被印刷工人拒绝后带回了学校，根据当时冯俐舅舅那里得到的内部消息，我有意将稿件搁置。但编辑部的人一致意见是不能印刷便油印出版。冯俐得知后自告奋勇担当刻蜡板的工作。说这事她可以在舅舅家边照顾舅母边做。大伙赞成。当时我觉得冯俐的态度有些异常，不对头，却也没往深处想，便同意了，将稿子给了她。她拿走了稿子，从此便没有下文。催她，她就说快刻完了。直到后来形势发生逆转，她也没将稿子刻出来。编辑部的人庆幸说幸亏冯俐磨磨蹭蹭不上紧，否则印了出来事就大了。可这时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冯俐是采用这种方法阻止《大地》的出笼。但事情并没完结，中文系总支在整“大地反革命小集团”材料时，有人告密《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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