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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九五七-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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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周文祥你说话要注意影响啊！”我的话被人打断，是站在冯俐身后的女警员，我又下意识地朝台上看看，那两个年轻女性正目光霍霍地盯着我。我说了什么犯忌的话了吗？我不由怔住了，这一打断使我原先想一泻而尽的话卡在嗓子眼里，再也吐不出来了。为避免超时，我赶紧将带给冯俐的食品推到她的面前。冯俐显出挺高兴的样子，伸手从袋中拿出一包点心，拆开。她拿起一块蛋糕递给我，说吃吧。我摇摇头。她说你送给了我，就是我的了，我请你吃，不吃就是驳我的面子了。看她认真的样子，我只得接过来，咬了一口却又难以下咽。冯俐见状转过身以命令的口气对女警员说，给我们拿杯水来！我十分惊讶，她竟然以这种态度对待狱方人员。而同样让我惊讶的是那位女警员居然听从于她，出去了，不一会端来两杯水，放在我和冯俐面前。就这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和冯俐在接见的时间里吃起了蛋糕。“最后的晚餐”这个不祥的字眼也在这时飞过我的脑际，令我脊背发冷。
冯俐的情绪倒很开朗，边吃边向我询问一些事情，她问K大的情况。我说不太了解。我真的不太了解，但我还是冒“犯忌”的危险将我知道的点滴告诉她。我说校长还是原先那个姓张的，袁书记判了，曾和我在我乐岭农场住同一监舍，又走了。她问S大田野现在怎样。我说也判了，大概是二十年。她又问K大一些老师同学的情况，如程冠生、吴启都、高云纯、姜池、李德志等，我都将我知道的对她做了介绍。最后她又提到了苏英，待我将苏英的情况说了后她又说苏英这人挺好的，各方面比她强多了。尽管她说得很平淡，可我觉出里面暗含着另外一层意思。我赶紧向她解释，说苏英以未婚妻的名义探视我只是为了能见上我，没有别的意思。冯俐听到这笑了起来，说周文祥你别误会呀，她能去探望你说明她是个很有情义的人。我说那时我天天都盼望你能去清水塘探视我，曾托吴启都老师的爱人齐韵琴给带过信。她说收到了，也向管教提过探视要求，被拒绝了。后来就从帽儿山转走了。这时我突然想起什么，我问她在帽儿山农场期间唱没唱那首《西波涅》的歌。她问怎么了。我说我经常听到她的歌声从帽儿山那边传来。她摇了摇头，说她没唱，又说你要想听我现在给你唱吧。不待我回答，她就轻轻地哼唱起来：西波涅你像朝霞一样美丽呀西波涅，小夜莺在那月夜歌唱你呀西波涅……冯俐这近乎不可理喻的举动再次让我惊骇不已，我不由抬头看看站在冯俐身后的女警员，她们竟然无动于衷。冯俐继续唱下去：你的嘴唇，甜甜蜜蜜像一朵玫瑰花引蜜蜂来采摘，西波涅我的幸福就是你呀……唱到这里冯俐突然哭泣起来，泪水从面颊上哗哗流下来。她不擦掉，任其流淌。我的心像刀绞般地疼痛。过会她停止了哭泣，定定地看着我说，周文祥你这次来看我我很高兴，也很满足。可我要对你说，我不可能活着出去了，他们已不止一次对我说要枪毙我，这不是吓唬我，他们对我已经失去了耐心。为了救我的命我妈要求狱方为我做精神鉴定，被我拒绝了。我的命运已不可逆转。我不由得想，是她的神经真的出了问题，还是多年的监禁生活使她的意识中具有了宿命的成分，才导致她说出这番“疯”话来？而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难以改变的，尽管我差不多明白再对她说什么已属多余，可我仍不甘心，还想在这最后一刻将她从悬崖绝壁上唤回。我说小冯看在咱们昔日的情分上，你不能让我失望而归呀，没有你我无法生活，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中国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呀。我知道我这么说同样有所犯忌，可我顾不了许多，此刻我只对冯俐个人负责。我希望用真情将冯俐打动，将她救出死亡之地。
冯俐一直低头不语，后抬起泪眼朝我一笑，说周文祥我请你帮助做一件事好吗？我点点头。她说这些年来我断断续续写了不少文字，有的是记叙经历过的一些事，有的是一些感想，还有一些诗作。但随写随被他们没收。我提出抗议，让他们归还我，他们不予理睬，都知道那句“思想是气体，语言是液体，文字是固体”的话，如果没有文字留下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会像水那般地消失无踪了。相应的历史也就会成为一片空白，变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觉得我们身在其中的人有责任记下所发生的一切。因此听说你要来看望我就赶紧写了一份文字材料，我把它交给你带出去，希望有一天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变化时你能帮我出版。
冯俐说这话时整个屋子鸦雀无声。我不知该做何回答，似乎她也不谋求我的回答。她从怀里掏出一沓纸片，不等向我递来，便已被女警员伸出的手取走。女警员一张一张翻看着纸片，一直翻到最后一页，皱起了眉头，那神情分明透着疑惑。之后又一张一张看了纸片的反面，眉头依然紧锁。后思忖一下，便把纸片还给了冯俐。冯俐又递给了我。我一眼便发现纸片上没有字迹，是一张白页。我翻过去看第二张，同样也是无字的纸。我大惑不解，以很快的速度将纸片一张张翻过，直至翻到最后一页，也未见上面有一个字。我抬起头来，用惊疑的目光看着冯俐。冯俐神色平和，没一丝恶作剧的模样。我说小冯……她朝我摇摇头，说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听我说，我不是有意节省笔墨，而是以我目前的状况也只能写这么多了，请你原谅。我不吭声，此刻我的心已经豁然敞亮，也无须多说什么了。我朝冯俐点点头，煞有介事地将手里的纸片装进衣袋里。冯俐眼里透出笑意，说谢谢你了周文祥，为表达感谢之情，我送你一件小礼物，留做纪念。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在桌上抖落开来，是一些用塑料糖纸编织出来的工艺品。有小动物、鸡狗牛马之类；有交通工具如汽车、马车、帆船等，五颜六色，十分精致。她先是翻弄着自我欣赏一番，那神情就像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就在这一刻，我感到这个坐在我对面的女囚是真实的冯俐了，这又使我十分地悲伤，心在痛楚。只听冯俐说周文祥要不送你这条帆船吧，驾驶它乘风破浪。说着把那只帆船递给我。
这时我突然想起什么，一边收起她的帆船一边从上衣口袋里拔出一枝钢笔。我说小冯我把这枝永生牌钢笔送给你。话刚出口钢笔便到了女警员手中，她将钢笔卸开进行检查。我带来的东西在接见前已做过检查，连那罐铁盒奶粉也撬开用铁钎子一阵乱戳，自然对这枝临时相送的钢笔也不会放过。检查的动作倒也麻利，检查完毕后钢笔又回到我手里，我又递给了冯俐。冯俐挺高兴地看着钢笔，后眼光停留在笔杆上的一行刻字上。这行字是我来晋城的路上被一个做刻字生意的人缠磨上，说什么也要在上面留下“革命的纪念”，拗不过就让他刻了。他刻的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两句诗，讨走了我一块钱。冯俐看了一会却把钢笔归还给我，说她不要。正这当儿段监狱长从门外走进来，他脸色很不好看，大声地说时间到了，停止接见。我不由一怔，心想刚刚开始接见怎么就到时间了呢？我赶紧对冯俐说小冯我明天再来看你。这也是事先与段监狱长约定好了的。不料段监狱长却说，今天的接见效果不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明天的接见取消。我的头像被人敲了一棒，嗡嗡作响，我晓悟到整个接见过程段监狱长都在外面监听。我连忙向他央求，说我大老远跑来不易，希望能再接见一次，我会继续做冯俐的工作。段监狱长并不理睬我的话，向女警员发出将冯俐带回监舍的指令。冯俐站起身，却不动，她朝段监狱长说请周文祥先走，我送他。段监狱长说不行。冯俐将声音抬高，说周文祥是我的客人，请客人先走是起码的礼节，他不走我也不走。终是段监狱长让步了，气哼哼地冲我说，周文祥你赶紧走吧，走吧。我朝门外走去，在门口我转身看了眼冯俐，纸人样的冯俐正朝我笑着，对我招了招手。这是冯俐留在我头脑中的最后形象。
我的脑袋懵懵懂懂，不知怎么走出了监狱大门。刚走到马路上，我便抱住一棵树大哭起来，那是号啕大哭，是那种看到世界末日万念俱灰痛不欲生的哭。马路上许多行人被我的哭惊动，停下脚步观望，而我全然不去顾及，依旧痛哭不止。我一生中从未有过这般惊天动地撕心裂肺的哭啊！
28611——
真的不敢想象，我第二次入狱所得代号竟与头一次入狱的代号完全相同，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十万分之一的概率啊。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会是巧合，我倾向于是人为。比方这丰城监狱里的某一个看守（或警卫）当年曾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供过职，他知道我的代号，见我九年后“二进宫”就把他所知的原代号奉送给了我。这样做也符合人惯常的恶作剧心理。有了这想法便努力想得到印证，我瞪大眼睛留神眼光所及的每一个人，辨认是不是当年草庙子看守所的人。
代号相同，然而其他却已是时过境迁大不一样的，比方说入狱原因，头一次是现行反革命罪，这第二次是顽固不化的劳改犯罪；第一次是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获，这第二次被革命小将抓获；头一次关在北京，第二次关在离我乐岭不远的一座小城镇。当然最大的不同还在心理上，头一次被人喊一声28611那情状就像是一个惊弓之鸟，现在再听喊就无动于衷了。就是说我已由一个雏儿变成一个老油子，变成了一只不怕开水烫的猪。
第二次被捕其实无须用大篇幅论叙，也用不着进行一番渲染，因为这是“文革”初期许许多多人都曾有过的经历。不同处是别人是从社会抓到监狱里，而我是从劳改农场再进监狱。我得承认这次被抓与“组织”上无关，完全属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这当中倒真的有了点巧合，丰城红总司的小将到“牛鬼蛇神”成堆的我乐岭农场来造反，农场当局将牢城大门关得严严的，并且在哨楼居高临下地向小将宣传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许冲击专政机关的政策。小将就“班师”了，这时在野外逢上刚在小西地埋完死人回营的我和李德志（留场就业后我仍然担当着掩埋死人的重任），一点不差地“撞在枪口上了”。我们就被当着“战利品”抓获回了丰城。这一天是我刑满留场就业的三个多月后。
有言曰：曾经沧海难为水。九年后再进监狱就完全是一种平常心了，一切都不再新鲜，或者说一切都大同小异，审讯、放风、吃饭、睡觉、管教的叱责、关小号、犯人之间的角斗，都是曾经历过的那么一档子事，留不进记忆里。惟一还能记起的是监舍里人满为患，各色人等及流动性很大，李德志开始和我关在一个监舍，几天后就转别的监舍了，只有在放风的时候才能见到。
特别要提到的是放风时见到了袁光，这位前K大党委书记自离开我乐岭后便不知他的下落。断然没有想到会在这丰城监狱里重逢。我们远远地点一下头，算是招呼也算是致意。不过这次看见他心中的歉疚已不复存在，起码不像从前那么强烈，因为在他离开我乐岭后李德志给我讲了他和K大张校长之间颇为微妙的关系，于是我就明白了他被打成右派与我并没有多少关系。即使他不对着大字报鼓掌，右派帽子也会戴在他的头上，说他为大字报喝彩，只是一个借口，倒霉是迟早的事。李德志说袁的岳父是一个很得蒋介石赏识的高级幕僚，在领导一次反蒋学生运动中张遭逮捕，是袁通过岳父的关系将他保释出来，也算是救了张的一命。有关抓人放人的过节张一直向组织隐瞒着，至于他在国民党监狱里的表现，恐怕也只有袁能从他岳父那里知道。而袁是缄口不言的，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李德志说解放后张做了高官确实对袁很提携，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到了K大又把袁要过来当了自己的副手。不知底细的人都会认为他们是最亲密无间的战友，实际上张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袁牢牢控制住，然后再寻找机会将其一棍子打死。果然就在反右运动中找到了这个机会，将袁打成了右派自己又得到一个“坚持党性不徇私情”的美名，可谓是一箭双雕。当时听了李德志这一“新奇”说法我似乎悟出了政治的“玄妙与深奥”，同时在心灵中也撤销了那份挥之不去的歉疚。在“丰监”的每次放风我都多看袁光几眼，每看一次这个“牺牲品”都使我的心灵感到震撼与悲哀。
在“丰监”的另一桩难忘事是又见到了孝子，这遭叫他孝子而不叫邹场长是因为他也成了犯人。当看守将他从门外推进了监舍，我惊讶得差一点喊出声来。他装着不认识我，我也不敢上前与他相认。我只是在心里想，孝子终归是孝子，又一次混进犯人堆里当起了内线。这么想心里着实很悲哀，也很无奈。当然已知底细的我不会再上他当，你当你的内线，我当我的犯人，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却没有井水不犯河水的事，在“陌生”了数天后他终于凑到我身边，悄悄问我怎么进了丰城监狱。听他的口音似乎并不知道我被抓的详情，既然如此我也不必对他多说，我只是说现在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无论被抓被放都是革命的需要。大概他从我这半生不熟的“新时代话语”中听出了对他的戒备，他苦笑笑说道，老周我和你交个实底，这次我不是充当内线，而是一个真正的犯人，和你一样的。我一怔，我确实没想到这一层。但也不敢轻信，问句：怎么会是这样呢？他摇摇头，说老周确如你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稍不注意就会被革命的车轮碾得粉碎。我犯了路线错误，我罪有应得。我没吭声。过会他又压低声音说，老周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的未婚妻作古了。开始我一怔，大概是一下子没理清“作古了”这个概念，翻眼看着孝子问，你说什么？我说你未婚妻死了。我听清了，也明白了。心口立刻像捅进去一把刀，又一下一下地刺着绞着，全身反射出一种无以复加的疼痛。说心里话，这个消息并不使我吃惊。事实上这许多年特别是前不久在晋城监狱探视过冯俐后我一直恐惧地拒斥着这个消息，它像一个隐于冥冥中的恶魔，今天终于降临了。这一刹我觉得我自己也死去了。不知过了多久，我问孝子冯俐是怎么死的，但话出口我就后悔了，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一个三十来岁的人作了“古”，又会是怎样一种死法呢？果然孝子跟上的话就证实了，说她被枪毙了。一定是我的样子使孝子惊骇，他拍拍我的头说道，老周清醒些清醒些，要挺住啊，一定要挺住，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知道他所说“以后的日子”指的是什么。可是冯俐死了，我还有什么以后的日子？全毁了，一切都随着冯俐的消失而消失。孝子又说，老周现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愈来愈激烈，整个社会都动荡起来，无论是你是我都要有心理准备，我哼了声问什么心理准备。他说不要期望在短时间内能获得自由，要安心继续服刑。我不再说什么，也不想听他鼓噪下去，然而不知怎的却想起在清水塘农场一个宣称会算命的姓曹的犯人说过的一番话。在给我们一伙人拆过八字之后，他称李戍孟、俞峰华是火命，水克火，要见水而避。说我和李德志是金命，火克金，要见火而避。当时并不太信，只当他是胡蒙。现在看来，李戍孟、俞峰华的事倒真叫他言中，两人都死于水中。而被曹算定为金命的我和李德志，尽管仍还在苟延残喘，最终怕也是“火”劫难逃啊。
我们将继续在“狱火”中无休止地烧炼，直到某一天被烧死，化为灰烬。想想度过的九年“峥嵘”岁月，我还真期望这一天能早早地到来，走向那个被李宗伦描绘为“鸟语花香、美妙无比”的“了”处。然而怕只怕劫数未尽，大限未至，苦难遥遥无期……
（后来的事情真的让孝子不幸而言中，已刑满的我的劳改生涯仍无休无止地延续下去，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九年，前后历时二十二年之久。）
·22·
尾声
无论怎么说，我们五七人的故事总算有一个“光明的尾巴”，绝大多数被认定“扩大”了，予以“改正”。“改正”后政府也尽可能让我们这些所谓“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各得其所。当然这其中的许多事情也是难以言喻的，也让人啼笑皆非。比如我们K大自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真右派”且二十年来一直拒绝思想改造的高云纯被“改正”了，而S大那位始终以革命者自居也并非对新社会心有敌意的田野却没有被“改正”，将右派帽子保留下来。
只是这类颇具荒诞意味儿的事例已不再会让我们发出声音，由此而说，谁能说改造没有成效？
七九年为办理“改正”事宜我来到K大。这时我已年近半百。岁月悠悠我尚能记得当年离校时发的誓言：我一定要回来，而且从押解我出去的西校门回来。所以能记得我想可能缘于离开时的心情过于激愤。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我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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