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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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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区分了他们的作战方向和任务，要求各区以独立师、团、营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毛泽东还在百忙中指示司令部草拟了一个关于游击战争的通令，提出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和盲敌等十项办法。通令是郭化若起草的，朱云卿做了修改，毛泽东审阅并修改后于3月7日发出。
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比第一次做得更充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震动了全国。苏区军民一片欢腾，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为广大军民所理解和接受；红军将士对击退敌人新的“围剿”信心百倍；根据地广大群众摩拳擦掌，积极准备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地方武装对封锁消息、袭扰敌人已经有了日益丰富的经验；地方党政机关对坚壁清野、支援战争，也组织得更好，办法更多。在敌人方面，由于第一次“围剿”的惨败，特别是张辉瓒率领的第18师（欠一个旅留东固未来）被我全歼于龙冈，张被俘，后被受他蹂躏的东固人民处决，张的人头，被放在木板上，顺赣江漂流到南昌；谭道源的第50师又遭到我军歼灭性打击，敌军士气低落，军心恐慌，其高级将领莫不个个惊心，人人丧胆。听到红军，就谈虎色变；窜进苏区，就草木皆兵。一军团业余宣传队（后为战士剧社）编了京剧清唱《鲁胖子哭头》，描绘了当时敌人军心恐慌的状态。鲁胖子是指“剿匪”军总司令鲁涤平，“哭头”是指他见到张辉瓒的人头后痛哭失声，唱词是：“哭一声张贤弟我的宿将，战兢兢听那探马报丧；那一日出征宴美酒酣畅，举杯盏祝贤弟师振旗扬；盼只盼捷报传邀功请赏，怎料得初开战败溃龙冈；那红军可长得三头六臂，竟将我精锐师一扫而光；想当年张弟威武豪壮，今日里竟落得如此下场；且止住哭丧泪垂首思量，不由我一阵阵胆颤心慌；怕只怕那红军不同凡响，说不定哪一日进逼南昌；悲只悲我这班虾兵蟹将，不知道又该谁去见阎王；叹只叹这残局如何收场，南京城老头子又要骂娘。”
1。毛泽东力排众议
但是，第二次反“围剿”也有困难的一面，除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外，就是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
1931年1月7日，扩大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向忠发代表中央做了报告，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米夫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受到米夫器重的王明，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抛出了《两条路线》的小册子，提出了比立三路线还要“左”的冒险主义纲领。会上虽然选举了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主席，但实际领导权落在得到米夫支持的王明手里。王明之流，早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时就诬蔑党中央理论水平太低，说将来中国革命只有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学生回去领导。这时，实现了他们的“预言”。他们大搞宗派，突击提拔，安插亲信。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各地贯彻。中共中央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党组织进行“改造”。当时派往中央苏区传达四中全会的代表是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
在“四中全会”代表团尚未进到江西中央苏区前，“四中全会”的一部分文件已经送到。由项英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于1931年3月18日起，开了四天。红一方面军各军军长、政委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中央苏区贯彻王明冒险主义路线的序幕。会上有人在讨论反“围剿”战略问题时提出“跑” 的主张。认为敌我力量对比相差太远，无法对抗。毛泽东反对离开根据地，主张就地打仗。讨论未形成决议。
4月中旬，“四中全会”代表团来到中央苏区。他们不满意“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传达和讨论，又于4月17日在宁都青圹召开中央局会议，虽然时间相隔快一个月了，但会议仍称是“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只开了一天，着重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和讨论“四中全会”对形势的估计，通过了若干决议。这次会议的决议，虽然也不得不承认“汀州会议以前红4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的正确的”，但却不作调查，不问事实，颠倒是非，硬说“从汀州会议起（这时红4军与红3军会合，成立红一军团前委），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这个决议毫无根据、毫无道理地否定了毛泽东一贯坚持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否定了从汀州会议起到罗坊会议止毛泽东抵制并战胜立三冒险主义路线的全部斗争过程和历史事实。
在分析形势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拥护者对蒋介石兴兵20万“围剿”苏区，怕得要死，主张“分兵退敌”，把红军开到四川去。说 什么斯大林说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四中全会代表来到苏区后，不问青红皂白，硬说何应钦20万大军是无法打破的，只好走。他们根据中央的三月指示，提出退出中央苏区的逃跑主义的荒谬主张。其实，那个中央指示’是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人，在远离农村根据地听不到枪声的上海高楼大厦里写的，是十足的瞎指挥，它本身就充满自相矛盾的意见。指示前面说：“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的兵力，去击溃敌人的主力……”，后面说：“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否则“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根据这一指示的前面的说法，我们就要在敌人尚未集中时到白色区域去找城市中的敌人主力打，这岂不是重复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按照指示后面的说法，什么“遇必要时”，这是非常笼统、没有明确界线的说法。所谓“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革命根据地等等，在纸面上谈谈是轻而易举的，而实际上行动会遇到多少困难和危险，教条主义者是毫不理解的。他们不理解这块中央红色根据地，是在什么样的困难条件下，依靠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经过多少艰苦卓绝的斗争、流血牺牲，才创建起来的。“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谈何容易！如果轻易抛弃已有的根据地，那才是使“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毛泽东虽然详细介绍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过，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敌人的弱点和我们的有利条件，说明敌人的“围剿”是可以打破的，可是王明冒险主义的顽固推行者们对这些话听不进去，他们依靠在中央局中的多数，蛮不讲理，令人气愤。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这种逃跑主义的主张，并建议扩大与会者的范围。
走出会场，朱云卿问郭化若：“郭处长，你有何感受？”郭化若说毛委员的主张正确。朱云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郭化若说，如果按“钦差大臣”的意见，放弃根据地，太危险了。朱云卿说：“但愿不要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
过了几天，中央局再次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扩大了与会者范围，各军军长、政委和红三军团的总指挥、政委等都到了。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着重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数量虽多，但全属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内部矛盾重重’弱点很多，给养运输十分困难，地形不熟，情况不明，官兵恐慌。我军战后士气旺盛，上下团结，求战心切，准备充分。地方群众对敌仇恨，对红军热烈拥护，参战工作比前次更有经验、更有准备、更有办法，胜利的条件比上次反“围剿”时更具备，因而也更有把握。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敢不敢打？一开始讨论，军队高级干部发言非常踊跃，个个信心十足，慷慨激昂，一致主张坚决地打。赣南、闽西的领导干部也不同意中央红军这时退出中央苏区。积极求战的声浪震动了会场，使那些逃跑主义的主张销声屏气，不敢再嚣张了。
打不打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紧接着，就讨论怎样打的问题，先打哪一路敌人，是等敌人前进时在运动中打，还是去攻坚。有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19路军，有人建议先打朱绍良的第6路军。主张打19路军的理由是它只有两个师，孤立地驻在兴国，离其他各路军远。但蒋、蔡部队是这次“围剿”中较强的。为了说明要打强的不能打弱的理由时，有人搬出旧的战略原则来，说：“只有战略进攻者可以自由选择进攻的时间和目标（或地域），而战略防御者，则必须以主力对敌之主力。不打败敌之主力，即不能完成战略防御的任务。”这一种主张忽视了 19路军不但在各路敌军中最强，而且到兴国相当久的时间，完成了防御工事，两个师又集中在一起，不易分割。如果我军去打兴国，实际上是攻坚，放弃我军打运动战的长处。如果一时打不下来，北边的敌人一下子压过来，红军就要吃亏。即使打下兴国，北面的敌人势必靠拢，难于打破“围剿”。主张先打朱绍良第6路军的理由是：朱绍良、毛炳ＷＷＷ．ＫＡＮＳＨＵＢＡ．ＯＲＧ、胡祖玉都是蒋的亲信，打蛇打头。但打它就得向西扫，西边为赣江所限，打完后，无发展余地。若再向东转，又劳师费时。这两种方案的共同缺点都是忽视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毛泽东强调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同时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摆事实讲道理，分析了先打蒋、蔡的第19路军和先打朱绍良的第6路军的不利，提出先打第5路军，不在该打强的还是该打弱的这一“理论”问题上纠缠。第5路军虽说在兵力上最大，有4个师（连同守吉安地区的罗霖77师一共5个师），可算是这次“围剿”的主力，但同时又有弱点。他们从北方新到，水土不服，不惯爬山；杂牌军彼此各怀鬼胎，对我恐惧，士气不振，内部矛盾多，便于打；打垮他们后，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毛泽东以充分的理由，富有说服力的语言说明了对这一次各个歼灭敌人的大体设想，和在打破“围剿”后转人进攻时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个连续作战的战役设计，大家都表示同意。关于先打弱敌还是先打强敌的问题，毛泽东在会后闲谈时曾说：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 打弱点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的吗？毛泽东是很博学的，他在青年时代就阅览了许多中国古代著名战争和战役的论述，而且比谁都懂得更多更深。 关于外国著名的战争和战役的论述，他也浏览了不少。但他在争论中不用这些，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说服了大家。这样，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在大多数到会者同意的新的思想基础上，大体定了下来。这就是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
4月19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签发了全方面军《向龙冈、上固地区集中的命令》，指出“目前中国红军应以最高限度的坚决集中力量，配合群众武装力量打破敌军围攻，争取第二次进攻的胜利，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向外发展”。“本方面军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23日，红军主力先后到达集中地。为了便于抓住战机，总部又毅然决然令红军再各西移40里，到东固地区集中，迫敌而居，宁愿冒走漏消息的危险。红军到达集中地后，立即向各方面派出警戒，严密封锁消息，加紧整顿训练，准备歼敌于运动中。在东固南面，则由红3军选择有利地形，准备迎击蒋、蔡。总部移驻东固东五里之墩上。
为了阐明这次反“围剿”的战役计划，统一思想，提高认识，4月30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作战问题。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连传达“四中全会”的代表也有个别人被争取过来，大家拥护毛泽东所精心谋划的连续战斗的战役设计。
会后，朱云卿仍闷闷不乐。郭化若问他：“中央局意见统一了，值得螅耍趺椿钩钅兀俊彼担骸澳阋晕硗耪嫘氖狄饨邮芰嗣≡钡囊饧穑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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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德怀说，究竟是拿鹅毛扇子的厉害
红军主力在东固地区密集隐蔽集结。西面王金钰部47师和28 师由吉安进至富田陵下一带（离东固仅40里），北面郭华宗43师由吉水进至水南、白沙（在东固北约70里），南面蒋、蔡仍在兴国县城。红军逼近作战目标王金钰部所在地隐蔽集结，大胆地和敌人靠得这样近，三面都有敌军，有人总放心不下，说这是“钻牛角尖”。
三四万大军云集一块，物资供应不免有些困难。红军开始退却时，虽然在命令中规定就地购买粮食，不动用指战员身上携带的大米，但毕竟有限。粮食要从很远地方运来，地方上的支援是很积极的，保证了有饭吃。菜钱每人每天五分钱，开始还可以买到一点菜，以后就买不到了。部队在待机中一面整训，一面帮助群众生产。没有菜吃，就上山找野竹尖（还没有长成竹笋的竹尖），下田摸螺蛳。有时候，一到夜晚就可以看到“满田灯火摸螺蛳”的战地风光。
长时间的待机，红军的指战员们精神始终是愉快的，同时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又是紧张的。总部天天都在收听周围敌军电台的通报。敌军各师的电台都是15瓦的，只有公秉藩师的电台是100瓦，我们对它想了很久，总想有一天把它弄到我们手中。这是因为没有大电台，就不能同上海党中央通报，就不能同鄂豫皖、湘鄂西等红军联系，就只好各自为战。龙冈战后第1期无线电训练班已学习4个月，勉强可以上机收发报了。第2期也已开始训练。现在专等仗一打起来，就去收缴敌军的电台。
在隐蔽待机中，遇到了几次假情况，一次传说郭华宗43师由白沙、水南出发，向我前进了。我们曾把总部直属部队和随营学校都拉出来，在墩上北面占领阵地，等了一天，并没有见到敌人。又一次，据报蒋、蔡部队向我前进了，我们也紧张了一下，准备还击这股北犯的敌人，后来查明也不确实，都只是敌人的小部队出来侦察和抢东西。这些假情况，颇有些影响人心，某些人对这样“钻牛角”，是忐忑不安的。毛泽东却岿然不动，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不听那些不满的议论和少数人的怪话，坚持预定计划，不受干扰。
我军主力集结到东固及其以东地区后，王金钰所属5个师，除罗霖77师仍在吉安外，其余4个师已进至富田、水南、白沙、藤田之线。我们等了 20多天，为的是等王金钰部脱离其富田巩固的阵地，便于我歼灭敌军于运动中，但是，他们就是一步也不前进。尽管我们也得到密讯，蒋介石曾一而再、再而三地督促他们“进剿”，而他们还是缩在乌龟壳里不出来。为什么呢？当时我们缺乏纵深的战略侦察，不了解系因大雨冲垮了道路和桥梁，敌军无法行动。
5月13日，我军侦知王金钰部敌军已经准备出发。红一方面军总部即于当日命令各军做好迎击准备。14日，我们从无线电侦察中得知王金钰、公秉藩两师明晨开始东移。并获悉：王金钰之47师沿观音崖、九寸岭向我东固攻击前进，公秉藩之28师则经中洞向东固前进。总司令部立即紧张起来，大家又兴奋又喜悦。毛泽东立即研究作战部署，并马上把驻在总部附近的12军军长罗炳辉找到总部来，面授机宜。朱云卿和郭化若当晚八时许拟就方面军书面的合同作战命令。朱云卿当时有病，但没有料到这竟是他主持起草的最后一份作战文书。命令经毛泽东亲自修正，为了保密，分别由高级干部亲自送给红4军、红3军和红三军团的军政首长，当夜连军参谋长也不知道命令的内容，只知道明天出发。
第2天（15日）又作了些补充指示，整个作战部署是这样的：红三军团（附35师）为左路军，担任迂回包抄，15日进至江树头隐蔽，严密封锁消息，16日经固陂向富田攻击前进。红3军为中路，15日拂晓进到罗坑、张家背、淘金坑一带，并占领白云山、大垅一带阵地，16日午前8时开始向桥头江一线攻击前进，得手后，以一部追击败走之敌，以一部协助正面之红4军侧击观音崖之敌。红4军并64师亦为中路，15日进驻东固一带，16日分两路，一攻观音崖，一攻九寸岭，向富田之敌进歼。红12军（缺64师）为右路军，15日一部占领大山脑一带主要阵地，牵制由上坊、罗坊、潭头三方面来犯之敌，16日待我左路与中路得手后，敌全线败退时，则相机向水南追击，如16日右路之敌（上坊、潭头等）不来，则为方面军之总预备队。
郭化若刚修改完命令，就听人说朱云卿要送后方医院。他赶去 时，朱云卿已上了担架，脸色很苍白。青圹会议后，朱云卿一直忧心 忡忡，不思饮食，加上工作紧张，身体虚弱起来。郭化若曾劝他不要 过分忧虑和劳累。可他终因为对革命忧虑过甚，积劳成疾。他费力 地睁开眼皮对郭化若说：“我走了，你担子重了，要多请示总政委和 总司令。”郭化若虽然安慰他安心养病，但又是多么不愿他离开，直 觉得鼻子发酸。
朱云卿走了之后，总前委任命郭化若为一方面军代总参谋长，左权接任参谋处长。可是，朱云卿走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就传来了噩耗。他逝世时年仅24岁。对他的死因，郭曾有不解的疑云。后来才知道是被反革命刺杀的。
15日早，全方面军分别移动，总司令部仍驻墩上未动。一切部署妥当了，毛泽东还不放心，还在思考，要想出更好的办法歼灭敌人。半夜，毛泽东亲自到红3军军部去，和黄公略一起找向导调查路线，在东固通中洞大路的南侧，找到一条小路，改令红3军沿这条小路前进，包围敌军的右翼，这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天（16日）拂晓前，总部由墩上出发，在通中洞的大路行进，毛泽东在半路一个小镇上留了张字条，通知朱总司令这一改变，并叫总部人员上白云山，决定将总部指挥所设在白云山上（白云山在东固通中洞大路的北侧，距中洞约20里）。毛泽东就先上了白云山。总部特务连在总部前面，还在沿着这条放开的空路上前进，走不远，就遇到敌人，战斗打响了。正在这时毛泽东又从山上下来，带领总部人员再上白云山，山头还是一片白云。上山后，郭化若把无线电收报机安置在半山腰。近午时分，山上白云已经消散。右前方观音崖、九寸岭方向，已听到激烈的枪声，打了一阵，枪声就逐渐由东向西移去。我们从枪声中判断我红4军两路都已先后夺得隘口前进了。从中洞来的公秉藩部的先头被我总部特务连阻止，无法前进，接着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不久电台里传来了公秉藩师部电台发出明码“303”的求救的呼声，我们知道公秉藩师部已被我红3军包围了。接着王金钰的47师师部电台也发出求救的呼声，这大概是下午3时左右。不久，“救命”呼声听不到了，判断战斗已经结束。毛泽东就从容迈步下山。
毛泽东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词中“白云山头云欲立”，是当天拂晓的即景。“白云山下呼声急”，是指敌人电台紧急求救的呼声。“枯木朽株齐努力”指北方调来的杂牌军腐朽无能，垂死挣扎。“枪林逼”讲的是红军突然冲到面前。由于红3军绕小路在中洞南侧山上树林中隐蔽前进，可以居高临下，看清敌人经中洞前进，等到敌人都离开中洞时，我军立即从山上用战斗队形横压下来，犹如高山滚石，势不可挡。正在用行军队形运动中的敌军，遇到这样从侧面的突然攻击，人人惊慌失措，丧魂落魄，乱跑乱钻，没有什么抵抗就缴了枪。敌军官兵面对突如其来的我军，莫名其妙，惊呼“你们是从天上飞下来的呀！““飞将军自重霄入”就是此时此景逼真的写实。
不到半天，第二次反“围剿”首战告捷，歼灭敌28师全部（敌师长公秉藩化装士兵夹在俘虏中逃脱）和47师1个旅的大部，缴枪5000余枝。我们等待很久的公秉藩师部无线电队全部人员和全部机器完整地被我缴获。公秉藩是二到东固山，第一次张辉璜给他当了替死鬼，他没有什么损失。这次没有人与他争功，却给红军包了“饺子”，只身狼狈逃命。“牛角”终于钻通。彭德怀在电话里对郭化若说：“毛委员真行，究竟是拿鹅毛扇子的厉害！”
3。毛泽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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