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教父戴笠-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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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形势并非戴笠估计的那般乐观，由于美军的进攻势头越来越猛，日军在太平洋上的战略要地一个一个地丢失，海上交通线日益置于盟军舰队、潜艇和飞机的打击之下，因而在沿海的行动与补给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为此，日本大本营于1944年4月下旬，从河南境内的黄河北岸发动攻势，这是日军在中国大陆上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这次作战地区从黄河到信阳区四百公里，从湖南岳阳到越南的谅山约一千四百公里，从衡阳到广州约六百公里。在这条约二千四百余公里的战线上，日军大约出动五十万人，十万匹战马，一万多辆汽车，一千五百门大炮，五十架作战飞机，而国民党当时虽有三百二十一个步兵师，二十二个骑兵师，号称六百万人，但是由于在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调整下，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未有应战抗战的精神物质准备，在日军的打击下一溃千里，汤恩伯的四十万大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至12月10日，日本占领印度支那的部队与占领南宁的部队在中国边境的绥渌会师，完成了打通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

豫湘桂战役，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场继淞沪会战之后的第二次战略大失败，其结果是国民党损失兵力六七十万人，丧失大小城市一百四十六个，国土二十万平方公里，使六千多万人民陷入日军奴役之下，七个航空基地、三十六个飞机场也陷入敌手。

1944年11月11日，广西重镇桂林、柳州相继沦陷。12月初，日军前锋直抵距贵阳仅一百多公里的重镇都匀。此时，因蒋介石不明日军的真正企图，整个山城为之摇动，以为日军有可能以打通大陆交通线做掩护，向重庆进军。蒋介石甚至作出了一旦贵阳不保，则退居西昌的打算。这时，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都在贵阳指挥作战，戴笠也匆忙赶到贵阳，一方面了解前线情况，一方面指挥军统人员及物资准备撤退。

戴笠刚到贵阳时，正赶上蒋介石从西北胡宗南处和驻印远征军抽调部队空运至贵州增援将到未到之时。贵阳城以空城迎战，处于一片恐慌气氛之中。何应钦紧张得直跺脚，他对戴笠说：“现在只要给我一个师，我也能抵挡一下呀！可是现在连一个团的人也调不来。”戴笠看到形势实在紧张，也急得没有了主意，只得一方面把西南地区的军警部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临时战斗指挥部，准备在危急时投入战斗，并动员大家做好“保卫大重庆”和“必要时撤往西昌继续抗日”的准备。另一方面，命令局本部总务处长沈醉集中了一千多辆美国援助的十轮大卡车，把军统在贵州各地的物资、器材抢运过乌江。军统的物资运送完后，又指令沈醉帮助其他单位抢运。同时，戴笠还命令周养浩把息烽营的一部分政治犯押过乌江，另有一些中共党员则予以就地枪毙。直到12月5日，日军不明中国军队虚实，主动后撤，戴笠才松了一口气，并与何应钦、汤恩伯等人庆祝所谓“黔南大捷”，以欺骗国内外舆论。

1945年初，军统经济专家邓葆光通过对日本经济的深入研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认为日本人发动的这场战争将支撑不到1945年底。经过统计，邓葆光认为，随着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越来越猛，封锁线越来越严密，日本经济在1945年必将完全枯竭崩溃。戴笠对邓葆光的这个大胆论断十分赞赏，他相信，如果没有钢铁，没有石油、橡胶、粮食、棉纱以及大批战略物资，是无法维持一场高消耗的现代战争的。

形势的发展很快证实了邓葆光的判断。4月，希特勒自杀，苏军攻克柏林；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6月，美军攻克冲绳，日本本土的最后一个堡垒失守，“太阳之国”的国土已完全暴露在盟军的火力打击之下。与此同时，美英苏三国正在积极筹备波茨坦会议，斯大林应美国政府的要求，按雅尔塔会议协定，正在积极向东线增兵，准备参加对日作战。形势的发展，既出乎戴笠的意料，又使他感到振奋不已。他觉得形势已到了关键时期，此时一步走错，必给全局带来被动，最要紧的就是要把握时机，捷足先登，抢先一步进入南京、上海等中心大城市接收，掌握主动权，为自己在战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为了稳定控制东南沿海地区的接收局面，不让异军插手，戴笠将自己的计划向蒋介石报告后，立即指示军统有关方面抓紧时机进行准备，并决定于6月下旬出发。为了随时委任汉奸伪军帮助接收时的职务，仅军委会的空白委任令就达一百多张，盖有军统局公章的公文纸有五百多张，随同前往东海接收的人员和警卫达一百余人，并有负责人事工作的大特务龚仙舫随行，一行人分乘大小汽车十余辆。这次赴东南地区接收，因有梅乐斯、杜月笙同行，故戴笠在行前，反复与梅乐斯、杜月笙洽谈有关合作事项。为了进一步取得美国政界的支持，根据梅乐斯的建议，戴笠邀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到中美合作所重庆特警班讲话。

赫尔利到重庆特警班后，先举行检阅仪式，然后即发表讲话。赫尔利在检阅和讲话后，由戴笠和梅乐斯等陪同到重庆特警班和中美合作所各部门视察。晚间，戴笠在新落成不久的特警班大礼堂设盛宴招待赫尔利。席间，戴笠极力感谢赫尔利对军统的支持，赫尔利则赞扬戴笠对中美情报合作的贡献。

戴笠与杜月笙具体谋划如何动员上海的帮会力量，帮助维持战后上海的治安秩序，设法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以及对伪军的联络问题。戴笠为此还请求蒋介石召见杜月笙，对杜月笙表示嘉勉。当时，蒋见杜的气喘病发作，就劝他先派几个得力人员随戴去东南布置，他本人等秋凉后再去。但杜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愿意和戴笠一起冒盛夏酷暑，长途跋涉去东南坐等胜利，以便抢先进入上海。杜在临出发前，因想到马上将回到上海，精神抖擞，气喘病也好多了。

戴笠在临行前，召集军统局处长以上大特务开会，布置出发后的军统各项工作。他在会上一再强调说：“我们将来的敌人要比日本人更难对付，切不可掉以轻心。”并向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交代，“日本人一投降，中美合作所就会宣告结束。你一定要赶快运一批军火器材去东南。现在，你也必须派人将现有的一些弹药物资运往安徽，那里的忠义救国军急需要补充。”在临行前的早餐会上，戴笠神情亢奋地再次对送行的大特务说：“校长对东南沿海大城市的接收极为重视，对那里的局势也极为担忧。这次我们一定要抢在一切人之前，首先进入上海、南京，东南半壁江山将是军统的天下。”

本来，戴笠是约定与梅乐斯、杜月笙一起，在6月25日从重庆动身的。正在此时，传来了周佛海母亲在贵阳医院病逝的消息。周佛海是有名的孝子，去东南接收，周佛海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戴笠于是改变主意，吩咐去东南的人员仍随杜月笙从陆路按原计划赶到贵阳会合，自己则先乘飞机到了贵阳。

临行前，戴笠自拟了一份电文报给上海的周佛海：

佛海兄：

伯母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廿五日在贵阳医院仙逝。兄远在敌陷区，雨农将代为主持丧事。

呜呼哀哉！

戴雨农顿首

发完电报，戴笠赶到贵阳，令军统局贵阳站火速布置灵堂，自己率心腹手下驱车至贵阳医院将周母马翠珍的遗体运至贵阳市新设的灵堂。并指令息烽看守所速速将周佛海的妹妹、岳父母、妹夫一起接来吊丧。

灵堂由沈醉按湖南风俗布置，一律用白布搭成，所有工作人员腰系白带，头戴白帽，在一片素白之中，周老太太漆得黑亮的楠木棺材显得格外醒目。

灵堂正中央白底黑字，用正楷写了几个大字：周母马老太君灵堂。左边书：早登仙去；右边书：声容犹存。

周佛海不在，按湖南习俗，灵牌应由“孝子”跪捧，戴笠自当“孝子”，披麻戴孝，愿替周佛海尽此职责。

马翠珍的丧事办得十分热闹，送葬的队伍声势浩大，鞭炮、哀乐、锣鼓一应俱全。为了能使周佛海放心，戴笠又让特务将每一个细节拍成照片—特别是他披麻戴孝在周老太太棺前行一跪三叩首大礼的情景也由专人拍摄。

安葬马翠珍之后，照片也冲洗出来了。恰好，在周佛海身边工作的军统特务程克祥回渝汇报工作，戴笠令他将一大沓照片交给周佛海。

周佛海小名福海，湖南沅陵东乡杨树井人，父亲早亡。后留学日本，并参加国民党，担任过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重庆成为陪都之时，因为对抗战前途抱悲观态度，与汪精卫假托出外视察，离渝前往昆明转道香港，参加“对日谈判”。然后又一同去河内，把汪精卫公开投敌的电报带到香港的《南华日报》上发表。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汪伪政府，周佛海出任中央执行委员，权力仅次于汪精卫。

戴笠了解到周佛海是个反复无常、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便向蒋介石建议派唐生明去策反。

唐生明领着妻子去了南京、上海后，建议戴笠将周佛海的母亲、妹妹、岳父母等一家六口扣押起来，作为策反的筹码。

戴笠依计而行，于1941年5月，从湖南湘潭和沅陵两地，将周佛海的母亲、岳父等人押解至息烽集中营软禁。

周佛海在汪伪南京政府内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兼任数职，集党务、行政、经济、外交、军事、特工、警察、财税大权于一身，是汪精卫政府首屈一指的实力派人物。控制了周佛海，等于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汪伪南京政府的活动。

扣押了周母马氏等人，戴笠马上指示唐生明以“慰问”做掩护，到周佛海的家里探听口风。很快，唐生明回电：老母、岳父被押，周佛海伤心、内疚至极，连日苦闷……

戴笠接到电报，觉得大有希望，立即改善周母马翠珍及岳父杨世荣两家在息烽营内的生活条件。原先，两家六口人在息峰营分三处拘押，马氏和亲家母、女儿关在义斋；杨世荣关在忠斋；周佛海的妹夫关在平斋。

戴笠指示在息烽营另建一处新屋以便两家人同住一起，每月发给丰厚的生活费，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活动。特务们自周养浩以下，一律称马氏为“周老太太”。

马氏年老多病，戴笠交代周养浩随时由重庆、贵阳等地延请名医为之治疗，费用由军统报销，有时戴笠还亲自上医院探望。

条件成熟了，戴笠于1942年2月初，指示上海实验区区长王一心以马翠珍的口吻给周佛海写了一封家书：

我儿：我们一家现在已由政府招待在四川，生活很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戴先生对我们很照顾，问寒问暖……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亦望儿可不必做孝子，但要做忠臣，千万不可给周家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代丢脸，切切！

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闾望子归！

母：马翠珍字

这封信经戴笠审阅批准，再送到息烽营得到马翠珍的同意，然后备下公文，从重庆发到香港办事处，然后由办事处转到上海二区，再由二区派人待周佛海从南京回上海时，将信送到湖南路周公馆。

信发出后一直没有回音。直至1943年3月中旬，有一个名叫程克祥的人来到重庆枣子岚垭军统局对外联络机关，说是南京来的，有重要公事，向军统负责人当面报告。当时，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接到消息，指定王一心去接待。程克祥原是军统南京区的情报通讯员，南京沦陷后，他被汉奸特务机关逮捕，押入监牢。1942年春，周佛海接到他母亲的信，便向特务机关打听，得知程克祥是军统分子，便用“有关案情必须亲自审问”的名义，将程克祥押解到周佛海公馆。程克祥被提到周公馆以后，周佛海并未审问，只将他留在公馆以礼相待，由周佛海内弟杨惺华接见。这一住便是半年，程克祥摸不清周佛海的意图，便请杨惺华转达：“要杀便杀，不杀便放。倘有用我之处，亦不妨明言。再不要长期留此，心中反而难受。”这话由杨惺华转达后，周佛海仍无表示。直到1943年2月，周佛海将程克祥叫到密室谈话，要程克祥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交与戴笠转报蒋介石。

程克祥掏出周佛海的信。王一心研究原信，确是周佛海笔迹，便招待程克祥先在观音岩附近一家旅馆住下。然后，王一心回到局本部向人事室查明卡片，核对照片，核实程克祥军统南京区情报通信员身份后，才请毛人凤转报戴笠，并将周佛海原信附上。

周佛海的信，是从日记本上撕下的一张纸，只有寥寥几句。主要表示他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策。王一心在呈报戴笠时，主张先报告蒋介石，再派程克祥回南京，利用周佛海的关系，在南京建立无线电台，与重庆直接通报。在电台建立后，联络密切，指挥灵便，情报行动和策反工作都可进一步开展。

1943年3月下旬，戴笠通知王一心两件事：一、可以招待程克祥参加“四一”大会；二、通知息烽看守所对周佛海的母亲特别优待。戴笠的用意是让程克祥参加大会，就是要他看到军统局的热闹情况，使他有一种深刻印象。他预料程克祥会要求探望周佛海的母亲，所以事前优待周母，做一些表面文章。王一心一一照办。

两天之后，程克祥果然要探望周母。王一心报主任秘书毛人凤批准后，即由司法室派员带领程克祥前往息烽探望，看到周母生活很好，遂放下心来。

签报戴笠的公文，好几天没有发下。原来，戴笠已将周佛海原信亲自报告蒋介石，因为事关勾结汉奸，所以他在蒋介石面前，不用公文形式，只作口头报告。

“四一”以后的一天，戴笠通知毛人凤和王一心，招待程克祥同往曾家岩住宿晚餐。彼此见面，略谈数语，戴笠即对程克祥说：“只要周佛海确能立功赎罪，领袖对他是可以宽大的。现在你仍回南京，担任南京区长。我这里派文书、译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发报机、密码本跟你回去，先在南京建立电台，与重庆通报，然后将周佛海情形，随时报告。”

程克祥问道：“周佛海自己表示，愿意立功赎罪，那么我去之后，应注意哪些方面？”

戴笠说：“周佛海在南京发行了大批储备券，强迫沦陷区人民将‘中央政府’的钞票，一律换成储备券流通市面。同时，周佛海派出很多人，用调换下来的‘中央政府’钞票，向内地抢购大批黄金。这事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对他没有出手，因为‘中央政府’发行的钞票，持有人当然可以用这种钞票购买黄金。所以黄金照样自由买卖，‘政府’并不加以限制，亦不拒绝。此番你去南京，第一，调查周佛海对于储备券的准备金相关情况，随时报告。照国际银行法规定，发行钞票，必须有六成以上的确实准备金。第二，要开展‘策反’工作。我们所说的‘策反’，就是策动敌人反正。现在大势已很明白，南京方面那些人，如能及早悔悟，政府是欢迎的。这事你可以见机行事。至于情报报道，就不用我再说了。”

之后，戴笠又问程克祥：“丁默邨在南京的情形怎样？”程克祥回答：“丁默邨在南京和李士群一起负责特工总部，但肺病已到第三期，喉咙发生变化，说话都没有响声了。”

戴笠听了哈哈大笑道：“且看他悔悟如何！”

戴笠对程克祥不放心，为了严格地把握他，另准备成立军统南京站，从局本部选择一位得力能干的干部任站长，随程克祥赴南京，借助周佛海的关系重建南京站。南京站在组织上自成体系，并不归南京区领导，相反，该站对程克祥的南京区有监视和牵制作用。

第二天，王一心按戴笠的指示，为程克祥选配了文书、译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密码本和电台跟程克祥去南京，并交代文书、译电员监视程克祥，又指示报务员监视文书和译电员，报务员另用电台专用密码本随时向局本部报告，以达到连环监视、层层控制的目的。

临行前，戴笠将蒋介石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及周佛海母亲和岳父两家的照片交给程克祥，指示其亲交周佛海。与此同时，军统南京站的站长人选也已选定，由戴笠从人事室提供的几个候选名单中指定局本部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周镐担任。周镐受命化装成商人，同译电员李连青携带电台、密码本，从四川经湖南，会同先期到达的程克祥，辗转到达安徽南陵。然后，由周佛海嘱咐内弟、伪财政部总务司长杨惺华，委托伪财政部警士队队长杨叔丹，专程到南陵，把程克祥、周镐等一行人秘密护送至上海、南京等地。

周镐是湖北罗田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步兵科学生，1935年正式成为特务处湖北站情报员，因其机警干练、应变能力强、工作活跃、成绩突出而见重于戴笠。在这次挑选军统局南京站站长人选时，戴笠认为南京原是国民党的首都，现在又是日汪的政治中心，日汪特工宪兵多如牛毛，环境十分艰险，该站又负有控制周佛海、监视程克祥、对日汪伪军界上层人物进行策反的特殊任务，因此站长必须由一位既忠实可靠而又胆大心细、干练敏锐的顶尖人才担任，才能完成任务。经反复比较筛选，戴笠选中了周镐。

程克祥、周镐等人到南京后，周佛海按戴笠的意见，予以精心安排。程克祥被安插在伪财政部当专员，周镐则被安插在伪军委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掌握军委会的军事运输工作。

周镐离开重庆前，戴笠曾经交给他三项任务：一是筹建军统南京站，恢复军统在汪伪统治中心地区的活动，二是对周佛海、程克祥进行监视，将周、程在南京的活动随时密报重庆局本部，三是在汪伪军界上层人员中进行策反，目的是掌握汪伪的军事力量，以便在抗战期间合作防共反共，在抗战胜利后则与八路军、新四军抢夺地盘。

见到蒋介石的亲笔信，周佛海更坚定了投靠蒋介石、戴笠的决心。他立即根据戴笠的意图，千方百计抢到上海市市长的位置，并兼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和保安司令，又把自己的亲信罗君强从安徽省长任上调到上海任秘书长兼财政局长，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以便到时把上海完整地送交到蒋介石、戴笠手中，作为立功赎罪的资本。在周佛海的策动和影响下，汪伪政府的大批汉奸纷纷投到戴笠门下。

在政府行政系统，除了周佛海之外，先后有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伪浙江省省长傅式锐，伪考试院副院长缨斌等一大批汉奸向戴笠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在伪军委会方面，参谋总长鲍文廷，海军部长兼第一方面司令任援道，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代文，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庞炳勋，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等军事实力派人物纷纷与戴笠直接建立联系。在伪特工方面，丁默邨也见风使舵，暗中安排戴笠派遣的特务葛谷光任杭州警察局局长，以此向戴笠靠拢。

最后，陈公博也东施效颦，于1943年6月间，派人从南京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要求戴笠转报蒋介石，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策。这封信落在王一心手里，他立即报告戴笠。戴笠说：“陈公博与周佛海不同，他是汪精卫的死党，汪精卫死了以后，是汉奸政府的首脑，不要理他！”

由此，汪伪政府的行政、军事、特工等方面，几乎都控制在戴笠手中。蒋介石对汪伪集团的一切指示，也不得不通过戴笠去实施。

戴笠掌握了周佛海及一大批高级汉奸后，可以随时了解汪伪南京政府的内幕和日军在华的诸多重大行动部署。有些情报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价值，以至通过中美合作所反馈到美国后，美国人也十分羡慕，加重了美国特工为争夺中美合作所领导权的纷争。

1943年夏间，周佛海以汪伪政府的特使身份，访问伪满洲国。周佛海当即把伪满方面的情况通报军统，使蒋介石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伪满方面的许多内幕情报。1943年11月，周佛海随同汪精卫赴日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对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以及日军应付太平洋大战的作战部署和计划等，进行了详细考察搜集，回国后，全部密报军统，又由戴笠通过中美合作所很快转报给美国军方。除周佛海以外，凡与军统建立关系的汪伪大小汉奸，在“立功赎罪”心理的驱使下，无不通过各种途径向军统输送日伪方面的各种情报。因此，自1943年以后，军统在日伪方面的情报，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深得蒋介石赏识。

如今抗日已经接近尾声，到了利用周佛海的关键时刻。周母去世，戴笠代他当孝子正是一种很必要的政治手段。

6月27日，戴笠看到了上海方面的报纸，刊载周佛海向陈公博辞职守灵，在玉佛寺大做道场。恰在这一天，梅乐斯、杜月笙分别来到贵阳，与戴笠会合，改乘美国军用飞机飞抵湖南芷江，经芷江再转福建建阳、江西上饶，最后到达浙江淳安。

淳安是一个深藏于新安江畔浙西大山中的小镇，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