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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如梦幻-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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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元和二年（1616年）八月，二代将军秀忠颁布了第二次“禁教令”，对天主教徒进行残酷迫害，很多人因为不肯改变信仰而被活活烧死，史称“大殉教”。元和六年（1620年），又发生了“平山常陈”事件，标志着日本正式开始“锁国”体制。
平山常陈本是一艘朱印船的船长，因为坐船为中国式平底船，在从马尼拉回归日本途中，被荷兰船误认为是中国船而遭到逮捕。在搜查平山船的时候，荷兰人意外地发现了两名西班牙传教士，于是如获至宝地进献给德川幕府。幕府经过审讯后，将平山常陈和两名传教士全都处以火刑，其余十二名船员也尽皆处死。
从此宗教迫害扩大为贸易限制，葡萄牙人首先遭到驱逐，然后是英国人，最后在宽永元年（1624年）严禁西班牙船只来航。日本船只除朱印状外，还必须得到“老中奉书”才许出海，居住在外国的日本人也一律严禁归国，归即处死。
日本就此基本断绝了南蛮贸易，唯一例外的是荷兰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设置了分公司，向幕府保证绝不传播基督教，同时荷兰商船一到日本，商馆馆长立刻向幕府提交《荷兰风说书》，报告海外情况。但即便是荷兰人也只准在长崎的出岛建造商馆，而不得踏入日本内地一步，就连中国船也只准停泊在长崎港，可以说，整个日本只有长崎一地是半对外开放的，幕府通过直接统治长崎而垄断了所有对外贸易。
有压迫，必然就有反抗，惊世骇俗的“岛原、天草之乱”就在这种禁教锁国的背景下爆发了。
●岛原、天草之乱
肥前国的岛原半岛，本属外样大名松仓氏所领，当时的松仓氏家督为松仓胜家，是个冷酷无情而又贪得无厌的家伙。三代将军家光在位的宽永十四年（1637年）秋季，岛原半岛及其南方的肥后国天草群岛闹起了大饥荒，可是松仓胜家仍然按照旧例征收年贡，并将交不起年贡的数名农民残酷处死。
农民们生活在死亡边缘，已经沉寂很久的天主教信仰随之再度抬头，秘密信教以逃避残酷现实的百姓越来越多。此事为松仓胜家所查知，就在领内搞了一次大清洗，逮捕了很多教徒，要他们举行“踏绘”的仪式。所谓“踏绘”，是指将刻有耶稣受难像的木牌扔在地上，让怀疑为教徒者用脚去踩，肯乖乖从命的定非天主教徒，或者虽是教徒却有心悔改，否则就将被处以火刑。这种方法并非松仓胜家所创，而是幕府搞出来并到处推广的无聊花样。
阶级压迫和宗教迫害双重利刃就此加在岛原百姓头上，他们无路可走，被迫铤而走险。十月二十日，岛原有马村纷起一揆，杀死了松仓氏的代官林兵右卫门，并且攻破藩武器库，团团包围住了松仓氏的本城——岛原城。
二十七日，天草群岛也爆发一揆，与岛原一揆南北呼应。天草群岛乃是肥前国唐津的谱代大名大久保氏的飞地，唐津藩的代官三宅重利领兵镇压暴乱，却于十一月十四日被一揆打败，身首异处。天草一揆进而包围了富冈城。
消息报至江户，德川家光将军大为恼火，立刻派遣重臣板仓重昌前往九州，纠合附近诸侯前往征伐。岛原、天草的一揆闻报，结合为一，后退到已经废弃的原城，笼城固守。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原城在“岛原、天草之乱”爆发前，很可能虽被废置不用，基本的土垒木墙还没有被扒平，这就给了一揆军一个很完美的根据地。
有趣的是，一揆军的首领却是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俗称为天草四郎时贞。据说这位英俊少年乃是上帝派遣来拯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日本天主教信徒的，具有莫大神通，教徒们无不尊奉他为“天人”、“天使”，一切都唯四郎时贞马首是瞻。
天草四郎，某些记载中也写作大矢野四郎或者江部四郎，据考证，他原本的苗字应该是益田，乃是小西行长的家臣益田好次之子。关原合战后小西行长被斩首，领地遭改易，家臣们纷纷四散成为浪人，据说四郎时贞从小就居住在长崎港，虔诚地信奉天主教，并向旅居日本的荷兰人学习过西洋医术——所谓神通广大，能活死人，肉白骨，大概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吧。
且说板仓重昌来到岛原城中，集合了包括松仓胜家、锅岛胜茂、有马丰氏等周边诸侯，集合兵马，向原城发起了猛烈进攻。重昌一开始并没有把一揆放在眼里，认为那些作乱的农民无拳无勇，根本不懂打仗，如何会是幕府军的对手？然而一连发起两次总攻都未能得手，己方反而损失惨重，重昌不禁涔涔汗下，意识到原城中定有深通兵法之人存在。
北九州地区乃是天主教传播的中心区域，战国后期有大量平民甚至武士都皈依了天主教，这些人在“大殉教”后都被迫潜伏了下来，趁着这次动乱再度抬头。因此固守原城的并非仅仅数万农民，其中也掺杂了很多信奉天主教的浪人——四郎时贞首先是这些浪人们的领袖。
翌年是宽永十五年（1638年），元旦之日，板仓重昌硬着头皮发动了第三回总攻，却在原城下身中流弹而亡。一揆因此士气高昂，到处都传说着岛津、伊达等强藩将在呼应而起，一举消灭迫害天主教徒的德川幕府的谣言。而将军家光则又派来了第二名联军统帅，那就是一门众重臣松平伊豆守信纲。
松平信纲素有智谋，人称“智慧伊豆”，他在仔细观察了前线形势以后，认识到原城防御坚固，一揆作战英勇，绝对不能硬打硬攻。于是信纲就指挥着黑田、锅岛、立花、细川、水野、有马等十数家诸侯联军，从陆路将原城牢牢地封锁住，断绝补给，想要把一揆全部困死，饿死。
四郎时贞还期望长崎的荷兰人前来救援，然而在松平信纲的指使下，荷兰炮船却于一月十一日开到原城附近的海面，然后向城内连开数炮。这一方面是告诉城内一揆，海上也已经被幕府封锁，休想有一个人可以逃走，另方面也是希望从心理上瓦解一揆的斗志——天主教有何可信？上帝又有什么用？同样信奉所谓“上帝”的荷兰人，不也是你们的敌人吗？
松平信纲的策略取得了效果，原城中粮草越来越少，一揆被迫开城夜袭幕府军阵营，因为信纲早有防备而遭到惨败。不仅如此，松平信纲通过审讯俘虏，了解了城中的内情，遂于二月二十八日展开了第一次总攻击。
在一揆势的拼死抵抗下，幕府军付出了死亡三千人，受伤上万人的重大代价，然而原城终于还是被攻陷了，城内剩余的两万余人，不论男女老幼，全都遭到残酷的屠杀——四郎时贞等人也在其中，几乎没有一人能够逃得性命。
“岛原、天草之乱”乃是对幕府和诸藩横征暴敛，以及迫害宗教信仰的大反抗，但它的失败也促成了幕府锁国体制的最终完成。此外在战后，德川家光鉴于物价武家法度中规定诸藩不得幕府指令不得向外用兵，导致镇压暴乱的行动迟缓，遂将相关规定加以了修改。
●犬公方
庆安四年（1651年）四月，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病殁，享年四十八岁。包括老中堀田正盛在内的很多家光亲信都切腹自杀以殉主，幕府统治机制因此暂时陷于停顿，导致了“庆安之乱”的发生。
且说秀忠、家光两代总共改易大名一百零五家，减封十六家，使得社会上产生了大量失去主家的流浪武士，被称为浪人或者“牢人”。这些浪人极端痛恨幕府，除了舞刀弄枪外又大多别无所长，成为社会一大不安定因素。他们在兵法家由比正雪、丸桥忠弥等人的煽动和组织下，打算趁着家光将军去世之机发动暴乱，拥护纪伊藩主、被称为贤侯和“南海之龙”的德川赖宣继承征夷大将军之位。
当年七月，暴动阴谋败露，丸桥忠利在江户被捕，处以极刑，不久后由比正雪也在骏府切腹自杀，德川赖宣亲往江户城中谢罪，澄清谣言，局面才算逐渐稳定了下来。帮助家光将军的继承人、次子家纲稳定局面的主要有三个人，即大老酒井忠胜、老中“智慧伊豆”，以及家光的庶弟、贤侯保科正之，八月，在江户城中举行了“将军宣下”的仪式，正式确认年仅十岁的德川家纲继任为幕府将军——这种册封仪式原本都是在京都举行的，但保科正之等人认为大乱初定，家纲不宜离开江户城，遂请下御旨，将仪式举办地点改在了江户，从此成为惯例。
总结“庆安之乱”的教训后，保科正之等人认为天下已定，应该以文治取代武功，以整顿充实法律、制度和学术来提高幕府的权威。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将军的权柄被削弱，重臣合议的官僚体制得到完善，同时对于各藩的控制也有所松动。起初幕府并不承认“临终养子”一说，即当大名没有子嗣和幕府确认的养子的情况下，到临终才指定养子和继承人的做法，对于这种家族，一般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改易。四代将军家纲以后，幕府开始承认五十岁以上的大名的“临终养子”，使得遭到改易的诸侯数量大为减少。家纲时代一共改易大名二十二家，削封的也仅仅四家而已。
在德川光国、保科正之、池田光正、前田纲纪等所谓“贤侯”的推动下，幕府确定了以朱子学为整个日本社会的指导思想，大力宣扬忠孝节义。尤其是德川光国，此人乃是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的藩主，官至权中纳言，因为大纳言或中纳言的汉称为“黄门”，故此俗称为“水户黄门”。这位水户黄门大人易装巡游各地，惩治不法官吏、藩主的故事，在日本家喻户晓，有如中国的包青天一般。
德川光国非常重视朱子学中的“名份论”，在江户城设立彰考馆（彰往考来之意），编纂了《大日本史》一书。书中认为天皇是日本理论上的最高统治者，德川幕府受天皇的委派治理庶务，其权威来自……于天皇朝廷，对于南北朝乱世，《大日本史》宣扬南朝正统论，指斥反抗天皇的足利幕府乃是叛逆、贼臣。光国的学术后来被称为“水户学”，乃是幕末尊王论的滥觞——不过水户学最终被拿来作为推翻幕府的重要武器，这是德川光国所始料不及的吧。
在幕府的影响下，各藩的情况也逐渐改变，首先是家臣的封地被纷纷收回，很多藩都凝聚为以藩主为中心的完全整体，家臣只领俸禄，逐渐转化为封建官吏，其次，世代重臣的势力受到削弱，藩主往往提拔中下级官吏作为自己的辅佐者，无形中反而增长了各藩的实力。
如果把江户幕府划分阶段的话，那么前三代将军的统治时期乃是奠基和开创期，从四代家纲开始，进入了平稳发展的时代。家纲到了晚年日渐奢靡，幕府财政状况恶化，而他本人也因为体弱多病而经常不能理事，权力都落在大老酒井忠清的手中。延宝八年（1680年），四十岁的德川家纲生命垂危，因为没有后嗣，酒井忠清就打算沿用镰仓幕府的旧例，迎接有栖川宫亲王继任为幕府将军。此议遭到老中堀田正俊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主张让家纲的末弟德川纲吉来当继承人。五月八日，德川家纲让位给纲吉，旋即去世。
据说德川纲吉是个畸形儿，身高仅有一米三零。不过这个畸形儿却颇为聪明，上台伊始就铲除了酒井忠清的势力，改以忠直的堀田正俊担任大老。纲吉爱好学问，关心政治，多施善政，在他统治初期产生了著名的“元禄文化”。
然而到了统治后期，德川纲吉的生活却越来越奢侈，治政也不再清明，他疏远堀田正俊，重用奸佞牧野成贞、柳泽吉保等人，使幕府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可以说，德川纲吉时代是江户幕府的鼎盛期，也是由强变弱的转折期。
德川纲吉受其母桂昌院的影响，笃信佛教，特别颁发了《生类怜悯令》，禁止百姓杀伤动物，尤其是要保护狗。纲吉把全江户的野狗都集中起来饲养，数量据说达到十万头，发现有百姓伤害到这些野狗的，轻则坐牢，重则流放。因此百姓们都在背地里称纲吉为“犬公方”，也就是狗将军。水户黄门德川光国为了劝谏这种恶政，特意宰杀了十条狗，剥下狗皮来献给纲吉，诡称这是护身符。纲吉虽然不敢处罚光国，但他仍旧我行我素，行为并没有丝毫的收敛。
江户幕府的末日即将到来了。
禁书的轶事
公元1683年，台湾郑氏投降清朝，这一年在日本为天和三年，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在位。在此以前，台湾郑氏、清廷，乃至于平南王尚氏、靖南王耿氏，各家商船络绎不绝地航向日本，在幕府的管制下，相互间从未产生过矛盾冲突。不过自从1661年清朝顺治皇帝为了封锁郑氏台湾，下达《迁界令》，禁止船舶下海以后，来自……清朝及下属各藩的赴日贸易船数量大为减少，中国商船的总数从每年五六十艘下降到十艘左右。
等到康熙皇帝降伏郑氏，收取台湾以后，废除了《迁界令》，颁布《展海令》，中国赴日贸易船数量激增，1685年竟然达到八十五艘之多。面对这种情况，江户幕府害怕金银外流，对中国商船加以严格限制，规定每年的贸易定额为六千贯，够数就不再做买卖。然而即便如此，中国商船的数量仍长期维持在七八十艘左右，长崎港繁华无比，成为幕府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对于来航的中国船，江户幕府设置了书物目利、书物改役等官职，委派相关人员严格检查，不得使有害书籍传入日本。那么，什么是幕府认定的有害书籍呢？最主要的不外乎两种：一，兵法书；二，宣扬天主教教义的书。
且说元禄八年（1695年）三月十六日，长崎立山奉行八十岛武兵卫下令给大通事（翻译官）林道荣、小通事林金右卫门，指出本年的第十六号南京来船所携带的书籍，经书物改役检查含有违禁内容，必须严格查问，详细汇报。林道荣等人急忙搜检船只，果然找到了命令中提到的《帝京景物略》一书，于是将商船封锁起来，严禁船员登岸，同时将审讯的结果上呈立山奉行所和西奉行所，再由奉行所复查后，于四月十日快马送去江户。
那么，《帝京景物略》究竟是本什么书呢？其实那是一本过时了的北京城的旅游指南，由遂安人方逢年及其弟子写成，最早出版于明朝崇祯八年（1635年）。这样一本书，为什么会变成禁书呢？原来此书的第四卷和第五卷中提到了北京城内的天主教堂和天主教士利玛窦的坟墓……
几位通事和奉行认为此书虽然含有天主教内容，但并未宣扬教义，因此不必严禁，然而江户城中的老中户田忠政、土屋政直等人却对此结论大不以为然。他们认定，虽然唐船（指中国船）船员都已经通过了“踏绘”，证明不是天主教徒，携带《帝京景物略》确实是出于无意，但此书既然含有违禁内容，就必须加以严惩。老中们下令在中国船员面前将禁书焚毁，并且禁止书籍主人和唐船的船头再来日本，所载货物也不许交易，即刻将其遣返回国。
从这件小事上，其实就可看出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是多么严格，同时也是多么的荒诞了。
●从纲吉到吉宗
“元禄文化”是在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统治时期产生的，它带有非常浓厚的市民文化特色，这是因为江户、大坂等城市持续发展，越来越是繁华，町人势力抬头所致。这种文化在表现上一改幕府初期的简朴风俗，变得非常奢华，根由是城市中出现了家财万贯的豪商，由于“士农工商”的等级区分而使这些豪商不能拥有土地，锁国令又使他们无法将财产投资海外，于是干脆一掷千金，拼命消费，带动了整个城市甚至整个社会的享乐之风。
以井原西鹤为代表，文学上出现了所谓的“浮世草子”，也就是描绘町人生活的小说；以近松门左卫门为代表，艺术上出现了市民意味浓厚的新的戏剧。对于这种町人文化，以及町人们浮华奢侈的生活，幕府和各藩多次发布禁令，但始终无法真正加以改变。
在思想方面，占领导地位的朱子学开始有所动摇。朱子学很早以前就传入了日本，还曾一度成为后醍醐天皇推翻镰仓幕府的思想武器。然而这种学说长久把持在僧侣尤其是禅宗僧侣手中，直到战国末期的藤原惺窝和林罗山才真正将其转化为一种武士的学问。林罗山受到德川家康的器重，其孙林风冈被德川纲吉任命为大学头，总管幕府的文教工作，并且世代承袭此职。通过林氏祖孙，以及德川光国等人的鼓吹，逐渐奠定了朱子学在幕府统治下的主导思想地位。
但是在元禄时代，民间出现了阳明学派和古学派，批判朱子学，前者要求按照日本的实际情况来改造儒学，不可照搬中国之儒，后者则要求删去杂芜，复归于孔子之儒。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有中江藤树、熊泽蕃山等，后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山鹿素行、荻生徂徕等，但在幕府的压制下，这些人或者他们的著作，全都没有好下场。
且说元禄乃是东山天皇的年号，元禄十七年改元宝永，宝永六年（1709年）元月，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去世，因为并无子嗣，而收其侄德川纲丰为养子，赐以将军家世袭的“家”字，改名为德川家宣，继任为第六代幕府将军。
德川家宣刚一上台，就罢免奸佞柳泽吉保，启用忠臣间部诠房和新井白石，同时废黜怨声载道《生类怜悯令》。朝野上下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大家都希望家宣将军可以迎来一个新的盛世，然而这位将军在位仅三年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一岁。
家宣将军的继承人德川家继就任征夷大将军的时候年仅四岁，在位四年而殁，他的统治时期，幕府大权都掌握在新井白石的手中。白石并没有担任老中之职，但却实际掌控幕政，他整顿幕府财政，改铸成色好的新币，改善天皇朝廷和幕府之间的关系，使幕府统治重新稳定下来。但是此人合理主义和实用主义气味浓厚，很多措施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各方面的矛盾。
德川家继的去世，使得二代将军秀忠所传下来的血统彻底断绝。按照秀忠在世时的规定，将军家一旦绝嗣，则由御三家之一入继宗家，御三家的笔头乃是尾张藩，因此德川家宣的侧室、家继将军的生母月光院就推举尾张藩主德川继友为下任将军的人选。
然而此议遭到了德川家宣的正室天英院的坚决反对，据说这两个女人在内宫争权夺利，矛盾很深，而既然月光院首先提出以德川继友继承将军家，则天英院就反其道而行之，抬出来纪伊藩主、“南海之龙”德川赖宣的孙子德川吉宗。
德川吉宗很可能是个私生子，身份并不高贵，然而巧在前面三个哥哥全都很年轻就去世了，吉宗因此一步登天，继承了纪伊和歌山藩。吉宗在当藩主的时候，非常关心百姓的生活，治国也很有手腕，原本财政濒临崩溃的纪伊藩经过他的整顿，逐渐重现勃勃生机。正因如此，德川吉宗在当时的幕府群藩中名声最为响亮，所以天英院就以选贤为名义，扛出吉宗来和月光院争权。
最终的胜利者是天英院，以及他所支持的德川吉宗。且说德川家继在正德六年（1716年）四十三十日去世，德川吉宗装模作样地三次上书推辞，直到八月十三日才正式接任征夷大将军之位。这一年的六月二十二日，朝廷下诏改元享保，所以德川吉宗上台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就被称为“享保改革”。
●享保改革和田沼时代
第八代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接到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政局从五代纲吉统治后期开始腐朽，虽然新井白石等人东贴西补，却依旧满目疮痍。在政治上，多年来依靠将军的宠信而实际掌握幕权是一些“侧用人”，他们本是幕府将军用来制约老中的亲信秘书，逐渐却变成了凌驾于老中之上的实权人物，并且反过来限制将军本身的权力。在经济上，浮华奢侈的民风使得整个社会都消费过度，同时各地大量涌现因为投资农业工程而得以征收佃租的“新田地主”，以及因向农民发放高利贷而得以控制部分土地的“典地地主”，幕府和各藩原本直接向本百姓（自耕农）征收年贡，就此被这些新兴地主从中间横插了一刀，对于农民来说，负担更为沉重，对于幕府和诸藩来说，赋税越收越少，财政状况捉襟见肘。
基于这种社会现状，德川吉宗一上台就立刻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上，他贬退了家宣、加继时代掌权的侧用人间部诠房，以及担任顾问的新井白石，把权力收归将军己手。在经济上，他提倡俭朴，斥责怠惰，推广农业科技，重建了幕府的财政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协助德川吉宗完成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有一位名臣，名叫大冈荣五郎忠相，官至从五位越前守，通称大冈越前。此公原为负责伊势、志摩地区治安的山田奉行，其后被吉宗将军提拔为普请奉行（主管工程建设），又升为江户町奉行，也就相当于是首都的市长兼警察局长兼高院法官。大冈越前断案如神，从不徇私枉法，他还协助吉宗将军完成了法典《公事方御定书》，也被日本人看作是如同中国包青天一般的人物，民间传说很多。
德川吉宗非常崇拜先祖家康，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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