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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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
作者：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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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甲很早就知道蔡智诚当过国民党军官，因为我小时候曾经看见他被捆起来游街，胸前挂着牌子、头上戴着高帽。

后来又听说他平反了，得了一份“起义证书”、还补发了好多工资，顿时特别有钱。那时候，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正好解禁，大人们看完金环和银环的故事，回来就说：老蔡原来是“关团长”一样的人物呵，是个好人！于是就有许多热心的大妈大婶忙着给蔡先生介绍对象，想让他续弦。我们这些小孩一见到他就嚷嚷：“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而蔡先生只是尴尬的笑。

再后来，蔡先生退休了。一个人在家里养兰花、喂金鱼，摆弄一些不吵不闹的小玩意，孤孤单单、自得其乐。再再后来，马甲我偶然得知这位安静的老头居然曾经是中国最早的空降兵，不由得大吃一惊，连忙和几个朋友找上门去：“伞兵呵！特种部队呀！老蔡先生，给我们讲故事吧！”

这时候，老人家已经得了帕金森病，语言和行动都有些障碍。他坐在藤椅上，看看面前的花、又望望天边的云，许久许久，才嘟哝了一句：“这伞兵嘛，就象是战场上的蒲公英……”　

战场上的蒲公英　

1944年初夏，二十二岁的蔡智诚不想上学了，他要去当兵。

蔡智诚是贵州人，家住遵义老城琵琶桥（现名红旗路），他家的斜对面就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那里如今已成为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址。

蔡智诚有两个哥一个姐和一个妹妹，大哥蔡智明1938年10月牺牲了，姐姐蔡智慧已经出嫁、在“美国援华协会”当医师，二哥蔡智仁毕业于陆军辎重兵学校、是交通二团（汽车兵）的连长，妹妹蔡智兰初中没毕业就偷跑出去参军、结果在战场上失踪了。

蔡智诚排行老四，可实际上只比老五大了二十分钟（他和蔡智兰是对龙凤胎）。44年，蔡家的年轻人中只有他还在读书，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想工作或者胆子小，而是父母觉得家里应该留一个“守门的”，蔡老四是长辈们公认的最乖的孩子，应该老老实实的把大学念完、然后成家立业。

从家谱上看，蔡家应该算是湖北人。他们祖上是跟着袁玉锡（湖北襄樊人，曾任遵义知府）到贵州来的，先是做幕僚，而后经办盐号。贵州是个不产盐的地方，食盐大多依靠川省供给，遵义是川盐入黔的集散地，蔡家在这里开办“恒升永”商号，兼营盐业、布匹和杂货，很快就发了财。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了蔡智诚的父亲蔡式超这一辈，蔡家的家道衰落了。

蔡式超是厦门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在华侨创办的大学里读了两年“商学”，没学到什么商业技巧，却树立了“实业救国”的观念。回到家乡，蔡同学下定决心：不做商人，要当农场主，向陈嘉庚同志学习。

刚开始，他和厦大同学何辑五（何应瑞，何应钦的四弟）一起合办茶场、试验改良茶种。在当时，贵州种植茶叶的人很少，蔡同学与何同学希望用“新型经济作物”替代盛行于贵州的鸦片，既能挽救家乡风气、又能振兴地方经济。

从理论上讲，这个思路是可取的（事实上，蔡式超当年试办茶场的湄潭，现在已经成为茶叶生产基地）。然而，在当时，蔡式超的办法却行不通。

兴办农业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贵州这里却战事频繁。黔军、滇军、川军、中央军，民团、土匪、青帮和洪帮来来去去，今天这个拔苗、明天那个刨坑，好不容易长出了几片茶叶，还没等收获就被别人抢跑了。接着，何应钦去了广州、何辑五也投靠他三哥去了，蔡式超没有了靠山，只好关门大吉。

当不成农场主，于是改当工厂主。

先是开了家肥皂厂，希望帮助乡亲们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结果造出来的“卫生肥皂”黑不溜秋，根本卖不掉，只得关张。

接着又办酒精厂，初衷是想用工业酒精替代汽油，“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但是酒精醇度要到95度以上才能够开汽车，蔡式超搞了几十个大铁皮罐，蒸馏来蒸馏去，怎么也超不过94度，只能当医药酒精用——不过这也歪打正着。抗战爆发了，前方需要大量的医用酒精，于是蔡老板不计成本、把一批批的产品送往前线。没几年，家业就被他折腾光了。

时间到了1944年，大后方的物价飞涨、人心浮躁、社会混乱，民众对政府极不信任。

其实，抗战之初的情形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虽然国军一败再败，但国民党的表现还算不错，军人不怕死、官员也耐得住艰苦，所以尽管局势严峻，但社会各界却很团结，人民积极支前、踊跃参战，处处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蒋委员长的形象也空前的伟大。

可后来就不行了。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国民政府就象是松了一口气，所有的老毛病都回来了。争权夺利、拉帮结派、腐化堕落……“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各种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行经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员们的嘴里动不动就是“美国朋友”什么的，好象打日本不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反倒是帮美国人开辟第二战场一样。

老百姓并不怕吃苦受罪，怕的是当权者没志气。官员的堕落、政府的腐败、军队的无能，使人民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于是，先前的那种毁家救国、同仇敌忾的景象难以见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怨声载道和灰心失望。

这期间，云南和四川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当局的独裁和腐败——可是，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学生蔡智诚却从来没有参加过“闹事”，在遵义，他不仅没有上街游行，就连抗议的标语也没见到过。

抗战时期，贵州是“政治模范省”，浙江大学也是“模范学校”。全体师生埋头学习、钻研业务，对政治运动敬而远之，校园内外显得风平浪静。

浙江大学是1940年迁到贵州遵义的（46年回迁），当时的校长是竺可桢。

竺校长十分爱护学生。1942年，西南联大在昆明反对孔祥熙、邀请遵义的浙江大学也起来响应，当时，军警部队已在校外荷枪实弹、极有可能发生流血冲突，浙大的老师努力阻拦学生，结果却没拦住、被学生们冲出去了。于是，竺可桢校长举起一面小旗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头，他说：“我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青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大学校长带头游行！这破天荒的举动惹得蒋介石大怒，竺可桢差点因此被撤职。从这以后，浙大的学生们就很少再参与政治活动了——他们不愿意给校长添麻烦。

虽然是在战争期间，但浙江大学的学习条件还是很不错的。

首先是书多、仪器多。浙大内迁的时候，全部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都完好的转移到了遵义，浙江方面还把“文澜阁四库全书”等珍贵文献也交给他们管理，这在内迁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优势；再就是钱多。蒋总裁是浙江人，有许多江浙籍商人和官员可以给浙江大学提供经费，使浙大有能力实施科研项目、还能定期从国外购买学术资料，物质条件得天独厚。

当然，更重要的是师资力量雄厚。浙大主张“文理兼修”、规定所有的名教授都必须上基础课，在大学一年级的讲坛上，可以看见校长竺可桢、文学院长梅光迪、理学院长胡刚复、工学院长李熙谋、农学院长卢守耕、研究院长郑宗海，还可以见到陈建功、苏步青、王国松、王葆仁、李寿恒、马一浮、何增禄、王淦昌、贝时璋、谈家珍、卢嘉锡……全是名震学界的大师精英。

抗战时期，遵义没有遭到过日军飞机的空袭，所以浙大的师生不必象其他学校那样“跑警报”，可以十分从容的在教室里或者小河边专心读书。于是，后来，在遵义读书的两千多本科生里，有四十多人成为了中科院的院士——当然，这其中没有包括蔡智诚，因为他刚读到二年级就去当兵了。

44年6月，蔡智诚正跟着实验室主任俞国顺（浙江人，副教授）建造“发电厂”。

当时，遵义没有电力设施，教师备课、学生看书只能使用桐油灯，每个人的眼睛和鼻子都被灯烟熏得黑黑的，看上去十分不雅。于是，电机系的俞教授就准备搞一个小型火电厂，利用当地的煤炭资源发电照明。

发电房的“核心设备”是一台15千伏安的交流发电机和一台四缸45马力的煤气机，都是从云南淘来的二手货。几个人“叮叮咣咣”的修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让它们派上了用场。

试运行的头几天，厂房里来了一个中央军校的教官，他说自己要结婚了、让发电厂给他的新房装两盏电灯。可是，这位军官的住宅与浙大的校舍是反方向，给他装电灯非得专门拉一条回路不可，于是俞国顺就没有同意。这下子，教官火了，抄起军棍“乓乓”几下、把俞教授的脑袋敲了个洞。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教授被教官打了一顿，也只能忍气吞声。俞国顺躺在病床上长吁短叹，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还说“看来雷海宗先生的理论是正确的，没有真正的兵，就没有真正的国民……”

俞国顺提到的这位雷海宗，是西南联大的历史学教授，他写过一本书——《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在当时的影响很大。

雷先生的观点大概是：中国旧文化是“无兵的文化”，偏重文德、使人文弱。士大夫对兵戎之事不了解、不关心，致使流氓无赖充斥行伍、军队的素质低下，不能满足文明社会的要求。雷先生认为，“无兵的文化”使得国家“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没有国民，也就是没有政治生活”。所以他主张有知识的人应该去当兵，因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他倡议知识分子应该修炼“武德”、修正畸形的“文德”，以此来振兴民族的风气。

雷海宗的这个理论多少有点尼采的味道，虽然要求社会变革、却不反对军事独裁，所以得到了蒋总裁的赞成。当时，主管贵州党务的张道藩（国民党海外部长）拿着雷教授的书到浙大来搞宣传，“青年军”的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也到学校来做演讲，提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鼓动年青学子们去当兵。

可是，在浙江大学鼓动了半天，却没有人报名参军——这是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政府《兵役法》规定，在校读书的学生可以免除兵役；另一方面，浙大的校长和老师也反对学生从军。

浙大的教授们觉得，雷海宗的理论近似于“法西斯蒂”、是“以军国主义对抗军国主义”，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主张青年学生应该好好读书，认为只有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知识，才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最佳途径……

蔡智诚原本也是准备听从老师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可是，军校教官的几棍子，不仅敲破了俞副教授的脑袋、也把蔡智诚打糊涂了，他想：国军教官的素质尚且如此，士兵的野蛮又该到了何等地步，让这些流氓一样的军人保护国家，社会的文明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那天下午，蔡大学生带着这个困惑回到家里，没想到却又遇到了另一件烦心事——姐姐被乱兵打伤了。

44年夏天，国军在豫湘桂战役中一败涂地，大溃退引发了难民潮。当时，在四川的人听说湖南湖北败了、认为重庆很危险，就想往贵州和云南跑；在贵州的人看见日军进了广西、恐怕国军抵挡不住，又想往云南和四川跑；而云南边境也在打仗、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了，昆明的人也觉得危险、也想往外跑……于是乎，位于云贵川三省要道的遵义县就成了难民聚集的中心。

遵义设置了许多“难民救济站”，五花八门。

一类是政府的民政机构，他们在衙门里办公，有赈灾款、可以征用民房、还能调动警察维持秩序。但他们要检查求助者的身份证、难民证和疏散证，对证件不全的不予理睬。逃难的民众大多没有携带证明文件，因此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另一类救济场所是各省的“同乡会”。他们在庙宇祠堂里实施救济，不查证件、却要分辨口音，只有自己的老乡才能有饭吃、有地方住。

“美国援华协会”也在路边搭建了“救济棚”，设有治疗室、厨房、浴室和厕所。他们不查证件也不辨口音，每天提供两顿饭，但只接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对年青男子概不欢迎。

蔡智诚的姐姐蔡智慧在“救济棚”里当医生，负责救治女性患者，她的工作区域是不许男人进入的。可就在那天上午，棚子里突然闯进来几个国军士兵，翻箱倒柜、吵着要什么“盘尼西林”，蔡智慧一边赶他们出去，一边解释说这里只是个救济站、没有那么贵重的药品。当兵的火了：“美国人的地方，怎么会没有西药？”，还说“老子在前方打仗，你们把贵重东西都偷去卖了！”，骂了许多难听的话，还把蔡医师给打伤了。

蔡智诚赶到医院的时候，看见姐姐的病床前聚着许多同事，好些人气得直哭。“援华协会”的负责人马力（Mariotte）先生正冲着遵义县长大吼大叫：“中国的军队太糟糕！中国的军人太野蛮！”，那倒霉的县长只有连连点头，保证一定“严惩肇事的歹徒”。

看到这个场景，蔡智诚的心里十分难过。他觉得，马力先生骂县长，实际上也是骂了所有的中国人。

当天晚上，在留给父亲的信中，蔡智诚这样写道：“国家沦落到如此地步、军队堕落到如此地步，处罚几个犯罪的士兵有何成效？而今看来，雷海宗先生所言极是，知识者应投身行伍，努力改造旧军阀之流氓习气……需要以文明之思想兼勇敢之精神建立起新式高尚之军队，方能切实承担保护国民之重责……”。

于是，这个二十二岁的大学生拿定主意不念书了，要去“改造旧军队”。

第二天，他跑到教务处办理退学手续。浙大的训导长费巩（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45年被军统暗杀）听说蔡智诚准备去参军，考虑了一阵，在申请书上批示：“准休学一年”——学校给他保留了学籍。

就这样，1944年6月，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蔡智诚同学弃笔从戎，满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走上了抗日的战场。　　

离开学校，蔡智诚就琢磨着到哪里去报名参军。　

按理说，招兵的地方多得很，县、区、乡各级公所都在办理兵役。遵义当地就有个“师管区”（贵州省有两个师管区，另一个在镇远），下设“补充团”，隔三岔五的往前线送人。可蔡智诚却不愿意在那里报名，因为“遵义师管区”的新兵都是补充到89师、102师、103师和新8师的，他不想进黔军部队。蔡智诚的愿望是加入“青年军”——蒋经国主任在浙大演讲时说过：“青年军是高素质的现代化军队，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希望”。

想进“青年军”，最简便的办法是去找柏辉章。　

44年，柏中将正在家里赋闲，手里无职无权。但是，他先前当赣南警备区司令的时候，赣南专员蒋经国是他的副司令，蔡智诚心想：如果请柏将军写张条子，到青年军去找如日中天的蒋主任一定没问题。　

蔡家与柏家是街坊，两家大门距离不过四十米，彼此都是熟人。蔡智诚到了柏公馆，说明来意，柏辉章笑了笑，二话不说就磨墨捉笔、准备写介绍信。可正在这时候，柏家大爷从楼上下来了，对柏二爷说：“这事搞不得。蔡家老大在你的手底下没了，蔡家的幺妹也不在了，如今蔡老二还在前线扳命，你再把老四送上去，万一出了闪失，老街坊的脸面不好看”　

柏继陶是个酱菜铺的老板，在琵琶桥边上卖豆瓣酱和熏腊肉，柏家七兄弟中，只有他这个当大哥的没出过门也没当过官。可也怪了，柏家兄弟对这位土老财哥哥却十分尊重、随时随地毕恭毕敬。就拿柏公馆来说，漂漂亮亮的一栋楼，柏辉章和弟弟们住楼下，楼上却只住着柏继陶一家人，真的把他当做了家长。　

（所以，各位到遵义会议址参观时请注意：楼下的“红军机要室”才是柏辉章的住房，而楼上“朱老总、周副主席的居室”不过是酱菜铺老板的姨太太的房间。那个举世闻名的会议室，其实是个晾咸菜的地方）。　

柏继陶对蔡智诚说：“四娃，想当兵，请你爹来讲，年轻人不要东跑西跑的，想精想怪”。他这么一发话，柏辉章就把毛笔放下、伸懒腰去了，再想批条子，门都没有。

没有介绍信，还可以到省城去想办法。　

“贵州军管区”也有“青年远征军”的报名点，可蔡智诚却不敢去贵阳。因为这时候的贵阳市长是他父亲的老同学何辑五，蔡式超自己也正在省城的“管理委员会”当巡视员，蔡四娃倘若胆敢进城、被老爹“巡视”见了，非给抓起来送回学校不可。　

无奈之下，只有另打主意——直接去云南投军。　

只是，去云南并不容易。公路上聚满了难民，绝大多数是准备去昆明的，这时候，客车的车票要用金条来换、用钞票都买不到座位。蔡智诚当然没有黄金可以买客车票，他给父亲留了一封“告别信”，收拾起行装，然后就和普通难民一样在路边招手、找机会搭乘过路的货车。　

路口上，每过来一部卡车，都有无数的人拥上去讨价还价。货车的位置和客车一样紧俏，蔡智诚尝试了好多趟，次次无功而返。　

折腾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终于让他等来了一个熟人——杨三。

这位“杨三”原先是蔡老大蔡智明的马弁，42年因伤回到后方。养病的时候，杨三跟着蔡老二蔡智仁学开车，伤愈之后就进交通二团当了个班长，从此不用再扛枪冲锋、还得了个发财的机会，因此对蔡家兄弟感激得不得了。　

杨三的卡车正好要去云南的保山，听说“四少爷”想搭车，这家伙立刻就张大了嘴、露出一脸半哭半笑的表情。蔡智诚安慰他说：“你不用怕，该付多少钱我照给，总之不让你吃亏，反正一定要在四楼给我留个位置就是了”。　

“四层楼”是汽车兵的术语。抗战时期的车辆紧俏，军车出差时超载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通常，车厢的底部隐藏着一些违禁物资，这些走私品大多是长官交办的，沿途关卡心照不宣，只要不被人看见就好，这叫“一楼”；一楼的上面覆盖着规定运输的物品，这是“二楼”；在“规定运送物”的上边又摆放着各“公司商号”托运的零散物件，被称为“三楼”（三楼的运费是运输单位的外快，大家可以分成）；车厢的最顶上就是“四楼”，全都是些搭顺风车的大活人，由于货物堆得太高，所以必须把这些乘客捆在架子上，要不然，汽车一颠簸、人就会掉下来。　

蔡智诚有个当汽车连长的哥哥，当然懂得这里头的名堂。可他这么一说，杨三反而更尴尬了：“四少爷坐车是看得起我的技术，我高兴都来不及，肯定请你坐驾驶室，哪里敢收钱。只不过刚才接到了命令，有个什么上校也要坐这辆车，不知道他同不同意搭上你一起走……”　

既然如此，只好看情况再说了。

晚上九点多钟，杨三的卡车来到了约定的路口。　

只见车厢堆成了小山，顶上还有个木头架子、密密麻麻的绑满了人。驾驶室里的上校探出头来看了看，然后就有个中尉副官拎着皮带爬上车顶、老老实实的把自己捆起来，留出车头的位置给蔡智诚坐。　

上了车，定睛一看，才发现这位上校原来是自家的熟人、老街坊王光炜，难怪这么客气。　

（王光炜是遵义人，黄埔七期毕业，当过国民党师长，49年12月率部起义，曾经是贵州省政协委员。王光炜有个哥哥叫王光樾，黄埔三期的，是个有意思的人物，可以说一说）

王光樾从小就特别聪明，是个语言天才，在遵义念书的时候年年英语考第一，可以和洋神甫谈论《圣经》的原文。按道理这种人应该去读外国语学院才对，可他偏偏要去考黄埔。到了军校，又迷上了俄语，开口苏沃洛夫、闭口库图佐夫，没过多久就能和苏联顾问聊天了，蒋校长一看，人才啊！于是就把他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陪蒋太子读书。　

到了苏联，王光樾继续发挥天才优势，开始自学德文，结果居然能看懂原版的《资本论》，评论起马克思主义头头是道。更绝的是，他写外国字、用的却是毛笔，一行行清秀的铁线文就连洋人见了都觉得稀奇，弄得各个班级办墙报都来找他帮忙。他英文、德文、俄罗斯文都会，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可以交流，文的武的都懂，样样都能来一套，真是大受欢迎、出尽了风头。国内的蒋介石校长对他十分满意，委托严重总队长奖励给他100卢布和一块金表。　

27年，王光樾奉召回国。这时候国共两党已经闹翻，双方正杀得眼红，王光樾既是国民党又是共产党，坐在从海参崴到上海的轮船上左右为难。船近黄埔港，突然，他把随身的行李扔进了海里（谁也不知道那里面装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