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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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老头拎着棍子猛揍自家闺女：“哈里哈气、蠢起甲猪一样，人家是穿降落伞的兵，搞完事开起飞机就跑了，未必你还追得到他……”

这事闹得有点尴尬，甚至连当地的游击队员都对伞兵们产生了怨气。姜键队长担心引起矛盾，就把队伍拉上了牧云峰。

牧云峰距离洪罗庙大约两公里，风景很不错，据说明朝文人王夫之先生曾经在这里读过书写过字。山上有座牧云庵，是个尼姑庙，伞兵队的指挥部就设在庙里头。于是，有的士兵就觉得不甘愿了：“姜队长不许我们和细妹子说话，可他自己倒好，和小尼姑住在了一起……”

当然，伞兵在敌后也不尽是这样瞎胡闹，还是要办正经事的。

空降洪罗庙的当天，美军联络小组就找到了伞兵队——有文章说“化装成传教士的谍报人员潜入空降地域进行侦察”，大概指的就是这个联络组——其实，这个联络小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谍报人员，他们也不是专为伞兵服务的，刚成立不久的陆军突击总队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威。

湘西的芷江机场是中美空军的重要军事基地，有“远东第二大机场”　之称（宣告结束抗战的“洽降会议”就是在那里举行的）。45年2月，随着中美空军进一步加强了对日军的空中打击力度，在湖南战场上空失事的盟军作战飞机也就相应增多，为及时营救遇险的飞行员，芷江空军基地就向敌后派遣了若干组“盟军联络员”——与伞兵打交道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里有四个美国人，组长叫拉汉（不知道军衔是什么），另外还有个姓伍的翻译，是个印尼华侨。他们的任务是联络各地游击武装、搜寻并营救遇险飞行员，负责的范围是衡阳至祁阳之间，这正好是伞兵选定的空降地域。

一般情况下，美军联络小组并不从事情报侦察工作，但如果有紧急需要，他们也必须尽其所能。比如这一次，拉汉小组就接到了紧急任务：“探查洪罗庙机场是否适合DC…3飞机降落”，于是，他们立即赶赴洪市，通过现场考察、及时传回情报：“机场跑道严重受损，不具备机降条件”，从而使得赫斯少校迅速调头、避免了一起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但是，光报告“跑道受损”是不够的。机降分队终究还是需要降落，必须尽快把跑道修好才行。

在这方面，伞兵是外行。姜键少校是中央军校出身，以前当过炮兵和战车兵，论起破坏跑道很有心得，可对修复跑道却一点招数也没有，只好拜托“美军联络小组”多多指教。

拉汉他们这帮人其实也是半吊子，但毕竟是在空军基地领工资的人物，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事到临头无可推脱，只好一咬牙、赶鸭子上架，由“谍报组长”变成总工程师了。

“洪罗庙简易机场”位于洪市镇的太山村，这地方如今已变成了一片橘子林，可在当时，那里还是一片坑坑洼洼的开阔地，面积大约有500亩左右。

空降后的第二天上午，“跑道修复工程指挥部”的一帮人来到施工现场。

姜键队长负责勘查周围环境，他拿起望远镜四处张望了一番，然后回来对大家说：“弟兄们呐，看来，开工之前还得先打一仗才行哟”。　

　所谓“洪罗庙简易机场”，其实是一片面积约500亩的开阔地。在这片场地中间有条尚未竣工的跑道，20米宽、600米长，如果修整完毕，应该可以满足运输机的起降需要。可问题是，这个机场在去年曾经遭到过敌机的轰炸，一年来没有进行过任何维护，再经过春夏季节的雨水冲刷，跑道上遍布大大小小的水坑、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了沟堑，要想在短时间修复这条荒废的跑道、就需要动用相当的人力，这样一来，如何保证施工人员的安全就成了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

机场所在的太山村靠近衡宝公路，三公里外的公路旁有个日军的检查站。姜键队长决定，在工程开工之前拔掉这个鬼子据点。

预定的作战计划是由伞兵分队主攻敌人据点，游击队则在公路两端设伏、警戒可能出现的援兵。姜队长反复向大家强调：“攻击速度要快，不能给敌人以固守待援的时间，争取在一个小时内拿下据点”。

队长多虑了，实际上，伞兵们不到十分钟就解决了战斗。　　

　日军的这个检查站方圆两亩半，外面是个大院子、围着砖墙和铁丝网，里面有个三层高的炮楼，住着七八个日本兵。

6月9日上午，伞兵从太山村出发、分两路向敌据点逼近，由于公路两侧没有遮蔽物，蔡智诚他们一上公路就被敌人发现了。可那些小鬼子也真怪，伞兵都跑到离院墙不到一百米了，他们也不敢开枪，好象不愿意打仗、指望国军大摇大摆走过去就算了。

一分队的刘分队长问姜键：“要不要劝他们投降？”。

刘盛亨这人除了“精通各种湘音”、还会说几句日本话，不仅是个内语专家、还是个外语人才，一有机会就想显摆一下。

“劝个屁！打他狗日的”，姜队长对劝降不感兴趣。

于是就开打，火箭筒首先开火，“通！通！”两下就把据点的院墙炸出个缺口，国军官兵们发一声喊，全都冲了上去。

蔡智诚和潘崇德紧跟着周之江队长。周分队长一边跑一边说：“这帮鬼子是新兵，枪打得不如从前了”

鬼子的枪法确实不行，炮楼里的机枪“咕咕咕咕”响了半天，国军这边连一个受伤的也没有，子弹都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冲到院墙跟前，周之江指着鬼子炮楼，命令道：“火箭筒，打掉射击点！”

海国英从院墙缺口向里面探了探脑袋：“太近了，不能打……”

周队长顿时火大：“距离太近就退远一点，钻到这里来干什么！”，海国英抱起火箭筒就跑了。

其实，火箭筒手也为难。这小炮楼的个头太矮，离远了被院墙挡着、凑近了又顶在面前，确实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射击角度。

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战斗组长和几个战士冲进了院子，他们准备直接登上炮楼消灭敌人。可这小炮楼造得太奇怪，它的入口没有建在楼底，而是开在了楼顶上，平时放个梯子下来，打仗的时候把梯子一收、什么人也爬不上去。五六个伞兵绕着炮楼转来转去，干着急却没有办法。

这时候，一分队的人也从另一个方向冲进了院子，他们带着两个炸药包，事情立刻就好办多了。可是，正当突击手紧张地摆弄炸药包的关口，海国英却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了射击角度，“轰”的一下把炮楼打了个洞，楼顶的土块石块噼哩趴啦直往下掉，吓得底下的几个伞兵抱着脑袋猛叫唤：“别开炮，还有人在这里呐！”

引爆炸药，炮楼塌了，日本兵全被压在废墟里头。再用机枪、冲锋枪、卡宾枪来回扫射，一个活的也没留下。算一算，从枪响开始到结束战斗，总共不超过十分钟，大家都说“这帮小鬼子真不经打”。

蔡智诚仔细观察了日军尸体，发现这些人的体格都很瘦弱，有几个简直就是半大孩子。他因此认为：“日本男人剩下的不多了，抗战胜利大有希望”

战斗结束后，伞兵分队没有收缴战利品，而是把它们全都留给了游击队。可游击队员们见识了美式武器的威力，居然得陇望蜀、瞧不起日本装备了，非要弄几件美国枪炮不可，姜键被缠得没办法，只好向上级请示，最后总算替他们空运来了一批物资。

洪罗庙一带的游击武装，名义上归“保安司令”王伟能领导，但实际上分为几股势力。这其中，王伟能的后台最硬、路子最广、实力最强，既有县政府的招牌、还能在“根据地”发行自己的“金库券”，有钱又有势，衡阳县周边比较弱小的地方武装都被他以“通共”的名义剿灭了（被清剿的队伍里，有的确实受中共的领导，也有的与共产党没有关系）；除去王伟能，其次就要属“挺进军突击总队”了，这支队伍的头领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夏建寅，夏司令与张灵甫是同学，头上有顶“七十四军少将高参”的官衔，寻常人奈何他不得；剩下的其余各路统称为“两衡游击司令部”，人马虽多、但属于草台班子，号召力比较差。

这三股势力虽然规模不等、号令不一，但抗日的愿望还是很强烈的，对国军伞兵也十分支持。解决掉日军据点后，他们纷纷组织力量、帮助国军修复机场。

工程施工没有什么机械设备，全靠锄头铁锹扁担箩筐，拉汉担任总工程师，工人就是那些游击队员。蔡智诚他们不用干活，偶而出去转一转警戒了望，大部分时间都在屋里打扑克。

说起来，施工的进展还是很顺利的，跑道上的大坑小坑陆续被填平了。就在这时候，从祁阳方向来了四个美军飞行员。

这几位美国空军是B…25轰炸机组的乘员，其中有个上尉受了伤。他们原本应该有六个人，可有两位跳伞以后就不知飘到什么地方去了，是否被日军俘虏了也弄不清楚。拉汉“总工程师”听说这情况，立刻放下施工业务、带着伍翻译到祁阳去找人。

据蔡智诚说，美军飞行员都随身带着一本小册子，开篇第一句话是“我是美国空军，帮助中国人抗战”，再就是“请问教堂在什么地方？”、“这里有懂英语的人吗？”之类，另外还有“东南西北”、“山坡河流”、“房屋桥梁”、“五公里十里地”等等，有一两百段句子。书写的格式为左边英文、右边汉字，美国佬指着左边，中国人就能明白右边的意思，反过来也一样——四位美军飞行员就是依靠这个办法从祁阳找到了衡阳，也真够难为他们的。

拉汉走了以后，就由美军联络组中一位叫“加纳”的人接着指导施工，可没过几天，这位加纳又生病了、发烧呕吐说胡话，必须赶紧送到后方治疗。这时候，机场已经修复得差不多了，于是美国人就发电报，让空军派飞机来接他们。

第二天，天上飞来一架能坐10个人的DC…2，刚一落地就栽到跑道上、把推进器给撞坏了。原来是机场的土质太松软，承受不了飞机着陆时的冲击力。伞兵们赶紧把受损的飞机拖去隐藏起来，游击队员则重新返工、往跑道上铺垫石子——这下可好，想走的美国兵没走成，反而又增加了三个新伙伴。

到了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跑道的加固工作终于大功告成。于是美国人又派来一架飞机，这一次很顺利，不仅接走了加纳和飞行员，还把姜键少校也一并带走了——伞兵队长奉命回昆明汇报情况。

不过，这架飞机也带来了两样东西——新的《国民党党章》和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从这些文字里，蔡智诚第一次意识到：抗战胜利之后还要和共产党打仗。

1945年的5、6月份，国共两党都召开了“历史性的会议”。国民党这边开“六大”、共产党那边开“七大”；国民党修改《党章》，取消了军队中的“党部”，共产党也修改《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并且，蒋介石在重庆连任了国民党总裁，毛泽东在延安当选了共产党主席。

这时候，希特勒德国已经投降，日本鬼子眼看也支撑不了多久，政治家们都把注意力投向了战后的局势。在这一边，蒋总裁发表讲话：“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见蒋介石的“六大”开幕词）；而在那一边，毛主席则发表文章：“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见毛泽东的“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双方都已经做好了再动干戈的心理准备。

所不同的是，共产党的“七大”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而国民党的“六大”却吵得不可开交，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不仅辞去了行政院长的兼职（由宋子文继任），并且允诺在45年年底之前召开国民大会，弄得全国政坛一片混乱。

经过八年抗战，原有的政治格局已被战争所打破，先前的政界大佬有的日薄西山、有的当了汉奸，而一大帮“政坛新秀”正初露锋芒、跃跃欲试。这个时候，谁都希望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为战后的政治前途谋取一个制高点。于是乎，大家相互讥讽漫骂，前方的指责后方“腐化堕落”、后方的揭露前方“谎报战绩”，当权的坚决反对“联合执政”，在野的就游行示威“抗议独裁”……抗战还没有胜利，人心就已经乱了。

（插句题外话。马甲我有个观点：国共双方胜负的分水岭并不在于哪一场或者哪几场战役，而是45年5、6月间的这两次会议——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在政治上已达到了最成熟的阶段、而国民党则恰好遇到了无法克服的瓶颈。所以我觉得，体会“六大”和“七大”对分析解放战争的结局是有重要意义的——当然，这些话说来太长，就不在这里罗嗦了）

政坛上争权夺利、吵得很热闹，可处于前线的湖南战场却十分平静。自从6月9日攻克日军据点以后，伞兵们就没有再打仗，而且，不仅洪罗庙这里平息了战火，就连集结在湘西的国军精锐也停止反攻、纷纷转入了休整。

不打仗就赌钱，牧云山上的尼姑庙顿时变成了赌场。

伞兵在昆明训练基地的时候是不允许赌博的，但现在姜队长不在、两个分队长带头打牌，当兵的也就放开了手脚。

参与赌钱的还有游击队的小头目们。说起来，赌桌上是个语言交流的好地方，蔡智诚他们在输赢的过程中也掌握了不少衡阳方言。当地有个口头禅，叫做“妈拐”，这其实是句骂人的脏话，但重复的次数多了也就不再令人反感，大家听来听去，到最后，伞兵二队的每个人都能熟练使用这个单词，以至于几乎成了他们的标志、比任何暗号都管用。如果在战场上忘记了口令，只要嚷一声“妈拐！”，对面的哨兵就立刻会笑着说：“哈！自己人回来了”。

蔡智诚也参与过赌博，但他更多的时候是去钓鱼。洪罗庙这里有一条湘江的支流、叫做蒸水，在小河边垂钓一天，总能收获十几条鲫鱼或者鲢鱼。

渔具是向别人借的，蔡智诚的“钓友”名叫周治，是王伟能手下的连长。这家伙外表忠厚木讷、本事却不小，曾经把方先觉军长从衡阳城里营救出来。

1944年8月，守卫衡阳的第十军在付出巨大牺牲后终于战败。军长方先觉被迫投降，接着又接受伪职、出任了伪“先和军”军长。但方将军身在曹营心在汉，10月份，他通过衡阳青帮的关系联络上在郊区活动的王伟能游击队，提出了逃离牢笼、重返国军部队的愿望。在报经戴笠老板批准之后，王伟能就着手实施营救计划、派周治到衡阳城里开展活动。

当时，“先和军”里已经有好几个师长团长跑掉了，所以方先觉军长就被日本人盯得很紧，几乎没有单独行动的机会。“先和军”的军部在衡阳天主教堂，日军司令部在罗家祠堂，方军长每天除了来往于这两个机关之间，唯一能去的地方是伤兵医院｜奇*_*书^_^网｜。第十军的伤兵医院设在衡阳小西门外的莲湖学堂，老长官来这里看望部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周治就伪装成杂役、混进医院，从锅炉房的墙角挖地道，一直挖到医院高墙外的“西湖”边。

44年10月底的一天（农历的9月），方先觉以安抚伤员的名义来到莲湖学堂，然后趁敌人疏予防备的时机钻进地道。这时候，湖边早就有游击队员装扮成采莲人，而且预备了竹排和小船，人一出来、立马就走。当天正下着大雨、脱逃人员又是沿水路出城的，日本的警犬根本追踪不到行迹，于是，方军长就经层层护送来到洪罗庙根据地，又从这里前往芷江机场、坐飞机去重庆了。

方先觉成功脱逃之后，民国的各大报纸都发表头条评论表示祝贺，也有文章透露说这是军统局的杰作，可有谁知道，报纸上所谓神秘的“特工人员”，其实就是周治这样的“土鳖”游击队呢？

因为这个功劳，周治得到了军统戴老板奖励的一根金条，王伟能也奖给他十万元“金库券”——这种“金库券”蔡智诚也有，伞兵刚到洪罗庙，王伟能就给每个人发了好多张，这种纸币的票面是粉红色的、有一百元和五百元两种面额，其实就是王县长自己印刷的私钞，只能在衡阳县的几个乡镇使用。伞兵们赌钱时赢来输去的全是这玩意，谁也没把它认真当回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七月中旬。

这时候，战场上的枪炮声突然激烈起来，全国各地的国军部队纷纷向当面的日军发起进攻，就连伞兵部队也陆续出动了。

7月12日，准备已久的伞兵一队终于在广东开平实施了空降。本来，他们应该在6月份就执行这项任务的，可当时偏巧遇到第十四航空队的司令陈纳德将军正与上级闹矛盾、吵着要辞职（结果还真的辞职了），弄得大家临上飞机又宣布“待命”，整整被延误了一个月（所以现在的资料上有六月空降和七月空降两种说法）。至于“袭击罗定”的伞兵一队为什么要在两百公里以外的开平空降？原因和二队相同，因为开平是“敌后根据地”、那里还有个小机场。可是，这个“进攻跳板”也选得实在太远了，伞兵部队一路被敌人追着走，根本不可能达成对日军机场的“突然威胁”，最后只好把任务改成了“对西江渡口进行骚扰”。

7月18日，伞兵8、9、10队在柳州实施空降，任务是袭击位于广西平南县的日军丹竹机场（这里以前是个美军机场）。马甲曾经介绍过，在当时，陆军突击总队完成科目训练的只有1、2、3、4四个队，所以，这8、9、10队其实不会跳伞，只能机降。柳州是6月30号被国军收复的，机场保存完好，三个伞兵队在柳州落地以后，与一队同样、也需要奔波两三百公里才能够赶到目的地——不过这回还不错，打了场恶仗，完成了破坏敌机场的任务。

1945年7月，国民党军在抗日战场上掀起了战略大反攻的高潮。国军在广西、湖南和华东各地展开凌厉攻势，相继收复桂林、嘉兴、温州等大中城市，并且夺回镇南关、切断了东南亚日军与中国大陆的联系。一连串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意志。

国军这次大反攻的举措，是有其背景原因的。

45年2月，美、英、苏三国背着中国政府秘密签署了一个《雅尔塔协定》，内容包括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种种特权转让给苏联，目的是换取苏联尽快向日本宣战，以减少美国在亚洲战场上的伤亡——美国人这么做，确实有点缺德。可话又说回来，1945年2月份以前的国军的表现，特别是“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也真让美国人觉得中国军队靠不住、非得请苏联人援手不可。

但无论如何，《雅尔塔协定》的这个内容是有损于中国权益的，对同一条战线上的中国盟友是不公平的，于是，45年6月中旬，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把协议中的有关内容透露给了中国政府，立刻在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蒋介石当即派专使与三国首脑交涉，断然拒绝这个不平等协议，社会各界也纷纷举行抗议活动。

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军事高层的自我反省。弱国无外交，国家利益之所以会被外国出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的军队没能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而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又获得情报，美、英、苏三国近期内还将再次举行会晤（波茨坦会议），依旧是把中国抛到了一边。大家顿时预感到，这一次如果再不能展现出中国军队的能力，不知又将导致什么不堪的后果。因此，何应钦等人率先提出了“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鼓励国军集中一切力量向日军发动进攻，以战场上的佳绩换取外交谈判上的主动。

事实证明，这次军事行动是卓有成效的。战役的战果和透过战斗表现出来的高昂意志，不仅使中国政府收复了大片失地、提高了国际威望，而且还促使英、美、苏三国在8月初公布的《波茨坦宣言》中签署上了并未出席会议的中华民国的名字，使得积弱多年的中国在刹那间挤身“世界四大强国”之列，陡然增添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当然，此时身在洪罗庙的蔡智诚还无从知晓这些事情。他只是听说湘西的国军部队已经开始向衡阳方向进攻，并且听说伞兵第三队已空运到了芷江机场、准备配合二队作战（这个队后来参加了“芷江洽降仪式”）。

7月26日，伞兵们接到总队电令：“中美联合部队”将在洪罗庙地区实施空降，各分队着即向洪市周边区域展开警戒，以确保空降行动顺利完成。

当天夜里，蔡智诚和战友们拔营出发，沿公路向两翼布防，分别警戒北边的双峰县和南面的衡阳县城方向。

阵地上静悄悄的，大家时不时地向西边的天空仰头眺望，心里想：“中美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