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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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既然被提问了，也只能抛砖引玉的讲几句，希望能够得到高人的指教。

应该说，国军对待日军战俘还是很不错的。广西和湖南战场上被俘的日军士兵，一般都送到贵州镇远的战俘营，这个建筑群就设在镇远县城里面，如今是个旅游景点，里面有宿舍教室、礼堂操场，还有“反战同盟俱乐部”什么的，比一般的军营漂亮多了。

被俘士兵中的“朝鲜日本兵”一般都不算作战俘，甄别之后单独组队，经过整训穿上新军装——草绿色制服、船形帽——编入金九领导的“光复军”。这些人于45年10月在天津集中，然后就由美国海军陆战一师用军舰送回朝鲜去了。

至于“国共双方所俘虏的最高级别日军将领”，以马甲所知，八路军方面，晋东南分区的武工队在正太铁路炸火车的时候，俘虏了一个“中将旅团长”铃木川三郎，时间是45年的1月中旬，但后来又有人说这个“铃木中将”是伪山西省政府的行政顾问，属于“文官挂军衔”，因此这个“中将”难免有点儿含糊；不过，国军方面就更含糊了。据称，他们俘虏了一个少将军官，而且还正是在这次台源寺战斗中抓获的，讲得有鼻子有眼，是个“副师团长”、名字叫三木郎……可马甲我觉得日军编制中好象没有“副师团长”这个职位，而且我在45年的湖南日军将官名册中也没找到“三木郎”是个什么人物，所以不免有点疑心是不是有人把少佐的肩章误看成少将了——除此之外，马甲就没听说过在战场上还俘获过其他的将军级别的日军军官。

在蔡智诚的印象中，自己并没有抓到过日本少将。当时只是把战利品交给游击队处置、俘虏兵也由他们移交给100军了）

伞兵部队之所以迅速撤离台源寺镇，是因为担心日军增援部队有可能进行反扑。“陆军突击总队”从建立之初就被定位为“攻击兵团”，训练和作战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不停留、不防守”。换句话说，打防御战不是伞兵们应该干的活。

部队回到了洪市镇。“中美联合部队”的营地设在机场旁边的太山村，一二分队则与大队人马隔着蒸水、单独驻扎在河对岸的邓家台。

周之江阵亡以后，二分队没有任命新的分队长，而是统归一分队的刘盛亨队长指挥。对伞兵而言，这样的指挥方式是十分正常的。因为空降作战时、官兵们经常会在战场上散布得七零八落，所以在平时就十分强调“服从军衔”的理念——只要是几个伞兵聚在一起，谁的军衔高谁就是领导——前些日子空降洪罗庙的时候，大家一时找不到姜队长和刘分队长、就纷纷向周之江靠拢，现在周队长不在了，听从刘盛亨的命令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这段时间里，伞兵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大吃大喝。

听说国军收复了台源寺，四里八乡的老百姓都来表示祝贺，慰劳品成筐成担地送进军营，上面贴着大红纸、写着“鬼子肉”，实际上全都是猪肉。于是乎，当兵的整天捧着肉丸子、红烧肉，从早吃到晚，由于油水太大，搞到最后都拉肚子了。

蔡智诚发现陈保国也在大口大口地啃猪蹄，不由得十分奇怪：“喂，唐僧，你怎么也喜欢吃肉啊？”

“是啊是啊，吃鬼子肉属于超度，没有罪过反而有功德”，这家伙倒还满会找理由。

后来相处久了才知道，陈保国这个和尚只是单纯反对杀生，对喝酒吃肉却是很愿意接受的。　　

刘盛亨队长每天都要用对讲机与队部联系。有一天，他听到一个好消息，说美国空军在日本扔了两颗“新式炸弹”，日本鬼子顶不住、已经打算投降了。

美国人的武器厉害，那是所有人都亲眼见过的，可要是说才丢两颗炸弹就能把小日本炸得喊投降，大家的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儿不相信。打了八年仗，谁都知道鬼子兵是一帮多么亡命的家伙，岂能够如此轻易就认输。

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11号下午，姜键队长开着一辆美式中吉普跑到邓家台来了。这种吉普车是和机降部队一起着陆洪罗庙的，总共有两辆，在攻打台源寺的时候没有使用，现在另一辆由美国兵驾驶、这一辆就成了姜队长的座乘。姜键少校站在车子上得意洋洋地宣布：奉上峰指令，伞兵即刻开赴长沙，协助国府特派专员洽谈受降事宜。伞兵二队将成为收复湖南省城的第一支部队！

姜队长说：“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大家要注意维护国体，不卑不亢、小心审慎，既不可信口开河、也不许讥笑漫骂对方，遇到重要问题应及时向带队长官报告”。他还提醒部下：“为壮观军容，每个人都必须准备一套干净礼服，以便在进城的时候向长沙市民展现我军的蓬勃士气”

这下子，大家终于相信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那天晚上，几乎所有的伞兵都没有睡觉。官兵们擦洗枪械、熨烫军服，不停的讲话、还一个劲地傻笑，其实谁也没注意别人在嚷嚷什么、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反正每个人都在喊叫、每个人都在用激动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在这里！我们赢了！我们是胜利者！”

8月12日上午，伞兵二队启程前往长沙。一二分队乘坐三辆卡车紧随姜键队长的中吉普在前头开路，其他人员的汽车则间隔一两公里、跟在后面。

这些道奇十轮卡车是通过“潭衡战区指挥部”调集过来的，开车的司机好象还不大弄得清状况，疑疑惑惑地问道：“是长沙的日军要投降了，还是整个湖南的日军都要投降了？”

伞兵们告诉他：“是全中国的日军要投降了！是全日本的鬼子全部都要投降了！”

卡车司机撇撇嘴：“切！空起吹……”

车队开过湘潭附近的时候，天上出现了几架盟军的飞机。那几架战斗机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又猛地俯冲下来向城里的日军据点“哒哒哒”地扫射。

看见这个场景，卡车司机难免有点儿担心起来：“喂！你们知道日本要投降，可那边的日军知不知道自己要投降呀？”

对这个问题，伞兵们也有点吃不准了……

汽车开到长沙南郊的杨家山，正式进入了日军控制的区域。

公路边有个日军兵营，一大帮小鬼子正光着膀子在场坝上操练，“嘿哟——嚯哟”的整得蛮起劲，对轰隆隆开过来的国军部队不理不睬。于是，姜键队长就把吉普车停下了，伞兵们也纷纷下车，机枪、冲锋枪、卡宾枪全都对准了这群光膀子。

很快，从据点里跑出来一个日军大尉，手扶着军刀、撅起屁股敬礼。姜键少校就给他讲解我军的任务和政策，他讲一句、那鬼子就“哈咿”一声，从头“哈咿”到尾、却还是一脸的茫然，一句话也没听懂。

只好让刘盛亨分队长来做翻译。谁知道，刘盛亨这位“外语人才”是个半吊子货，平时模仿两句“枯啦”、“八嘎”还将就，一旦遇到这种专业性较强的政策词汇就傻了眼，吭哧了老半天，鬼子大尉越听越迷糊，最后还是把汉奸翻译官叫来才把事情说清楚了。

原来，驻扎在杨家山兵营的是日军第11步兵大队（大队长高宫正辉），他们已经接到了“国军洽降官员护卫队”将要进入长沙城的指令。但日军司令部原以为车队要在8月13日才能到达，却没想到伞兵们提前来了，因此，这位高宫正辉大尉就征求姜键少校的意见：是否需要立刻通知司令部派“引导车”来迎接国军？

姜键赶紧通过电台请示上级。国府特派专员的意思是“天色已晚，此时进城恐怕惊扰市民”，让伞兵二队原地休息，明天一早再进入长沙。

原地休息，在哪儿休息呀？当然是在日本军营里。

姜键对日军大队长说：“我看你的兵在操场上练得挺来劲，很好很好。这样吧，你们完全可以在训练场上歇息，营房就腾给我们住了”

于是乎，当天晚上，伞兵们就在日军炮楼里东蹦西跳地寻开心，留下一群光膀子的鬼子兵坐在场坝里“咦呀——哭哇——”地唱日本歌。

第二天一早，日军司令部派来一个叫大西的中佐联络官，伞兵们兴高采烈地进了城。而那些在操场上哼唧了一宿的小鬼子却象霜打的茄子，再也没有继续操练的劲头了。

说起来，姜键队长对第11步兵大队算是很客气了。几天以后，杨家山兵营来了几支“别动军”游击队，一大群穿草鞋的农民不仅收缴了高宫大队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甚至把皇军身上的衬衫都扒了下来，活生生把几百位“太君”抢成了丐帮——那模样才真叫做凄惨呢。

伞兵进长沙的时候，国府的特派专员已经在城里了。

其实，这时候的长沙城里已经聚集了好几拨“洽降代表”。有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长官指派的18军（胡琏部）高魁元小组、有第九战区薛岳长官指派的99军（梁汉明部）王相国小组，另外，防线离长沙最近的93军（韩浚部）、以及湖南省政府都派出了联络组，就连失踪一年多的前长沙市长王秉丞（51年被镇压）也突然露了面，在岳麓区的新军路挂起了办公的招牌。

伞兵二队奉命协助的这路“特派专员”打的旗号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组长是军统湖南站的站长金远询，副组长居然是蔡智诚的姐夫罗照。罗照这个人虽然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但却没怎么带过兵，他底子上属于中统，先是在“战地党政委员会”里搞政工，后来当了“军法执行总监部”的督察官，现在又跑到长沙来担任“接收大员”。

蔡智诚对自己的姐夫并不十分在意，他比较感兴趣的是联络组的另一位专员——挂着少将军衔的向恺然。

说起“向恺然”，也许知道的人很少，可提起他的笔名“平江不肖生”，名声可就响亮多了。向恺然是现代武侠小说的鼻祖，而且这位大侠和金庸先生还有所不同，人家本身是会武功的，笔下的一招一势全都有来历。记得萨苏兄曾经写过一篇介绍老电影的文章，说到过“火烧上海滩”、“火烧红莲寺”和向恺然，这《火烧红莲寺》就改编于向恺然的武打小说《江湖奇侠传》。

向恺然是留学日本出身的，日语呱呱叫；他是湖南人，还担任过“长沙自卫团”的团长，对当地情况很熟悉；而且这时候他正在报纸上发表连载小说《中国武士道》，说明其对武士道精神也颇有研究。因此，由他来出任这个“洽降专员”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让大家感兴趣的并不是向先生的学问，而是向大侠的武功。所以，每当遇到给向专员当扈卫的差事，伞兵们都抢着去，一个个兴致勃勃、聚精会神、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生怕一不留神、这位大侠就蹿到哪家的房顶上去了。

刚进城的头两天，伞兵们的任务主要是担任“洽降专员”的仪仗。

在当时，长沙城各路大员中最威风的人物，一拨是伞兵扈卫着的这一组，另一拨是十八军高魁元的那一组（顺便说一句，这个高魁元当时只是18军的参议官，后来却不得了，当过台湾的陆军总司令和国防部长，官至一级上将）——因为这两个组不仅配有美式装备的卫队，而且还有美国军官当随员。想象一下就知道，在那时候的长沙街头，前面开着敞棚中吉普，后面跟着十轮大道奇，身边还坐着美国大鼻子——那是个什么派头！

城里的牛鬼蛇神也瞧出了其中的门道，纷纷假借各种渠道向特派专员“表达敬意”。罗照督察官在长沙北正街看中了一套房子，人还没过去，房契就已经送到了手上，等他一进门：喝！连家具都换成新的了。

蔡智诚曾经在姐夫那里遇见过伪“长沙市长”唐令欧，这位唐市长又名唐天德，是日本士官学校十七期的毕业生，曾经当过何健部的团长，日军占领长沙后，他不仅担任了伪长沙市长、“复兴会主任”，还署理过伪湖南省长。可他这时候却找到军法督察官，解释说自己是“奉军统秘令出任伪职的”，还表白自己有“惩治汉奸”、“救助美军飞行员”等等大功劳。

罗照当面敷衍说：“很好很好，你们地下工作者都是无名英雄”，可等到唐令欧出了门，他就在屋里破口大骂：“戴雨农这家伙，自己干了缺德事，却让我来给他擦屁股！”

后来，唐令欧名义上被判了五年徒刑，实际却没进监狱就到香港定居去了。他虽然能够化险为夷、得享天年，却也送了不知道多少礼，光是蔡智诚就从姐夫那儿转手捞到了一块“劳力士永动型金表”，也就是不用上发条的自动手表，在当时是十分新潮高档的玩意。

45年的8月份，守备长沙城的日军部队是第2独立旅团（代号开部队），下辖从第7到第12总共六个步兵大队。可在8月15日以前，日军好象对是否投降还颇有点拿不定主意，因此，不仅第20军的首脑不愿意与“洽降专员”正式接触，就连长沙市的警备司令冈岛重敏少将也躲起来不露面，只派了一个中佐级别的大西参谋，人前人后的上窜下跳胡乱应酬。

这种状况维持了没几天，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8月16日，久不露面的冈岛重敏司令官终于出现了，他跑来向国民政府的“洽降专员”报告：长沙日军已经接到了派遣军总部的投降命令，自即日起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严格遵从中国政府的各项指示——这下好办了，专员们再也不必“洽谈”什么，直接下命令就可以了。

那一天，整个长沙城都沸腾了。

抗战期间，长沙市经历了“四战一火”的劫难和日寇占领的蹂躏，昔日繁茂的古城早已变得满目疮痍，城市的大部分建筑只剩下了断壁残垣，湘江两岸满是焦土废墟，处处是一片破败荒芜的景象。可是，在8月15日这一天，街道上却聚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人们跳着、叫着、笑着，把瓜子、花生和茶水塞到伞兵们的手里，一个被日军毒气熏瞎了双眼的伤残军人扑上来、摸着伞兵的衣服和武器，嘴里说着“打得好，你们打得好啊”。蔡智诚还看见，一位白胡子的老人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一定要给国军将士们磕几个头……

路边的树上挂满了鞭炮，有的鞭炮很长，在树杈上绕了好几圈，伞兵们走到哪里、爆竹声就响到哪里。整整一天，蔡智诚的耳朵里都充满了这喜庆的“噼啪”声，许多年以后他还幸福地回忆说：“从来没有听到过那么多鞭炮，湖南人就象爆竹一样的热情刚烈，湖南省真是个花炮之乡”。

从这一天起，伞兵二队就担负起新的任务，他们首先接管了日军宪兵队。

长沙日军宪兵队设在教育会坪（今湖南省农业厅），队长是古川武大尉。8月16日，姜键少校正式宣布接受日本宪兵的投降，命令对方提交人员、武器、装备器材和军需物资的清单，并提供军事设施和办公机构的位置图，同时强调：不得藏匿、隐瞒任何档案材料，更不得毁坏、丢弃任何武器装备。

日本宪兵队里除了日本人还有中国汉奸，并且还兼管着伪警察局。对这些人，伞兵二队当时的措施是：把日本兵转移到军营里管理；把宪兵队里的外省人（主要是跟随“开部队”进入长沙的湖北人，他们大多是武汉“复兴会”总部的汉奸）羁押起来（这批人后来都被枪毙了）；而宪兵队和警察局里的长沙本地人则继续留用、照常上班。

这个办法显得有点偏袒本地人，但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伞兵们都来自于外乡，连长沙的街道都认不清，不依靠本地警探就没办法维持正常的治安——比如“八大汉奸”之一的邓笃恭，日军到来之前他就是警察局长，长沙沦陷期间他也是警察局长，日本投降以后他依然还当着警察局长，真是捧上了铁饭碗。

蔡智诚的主要工作是清理核查物资。

日本人实在是讨厌，他们的清单内容十分庞杂，连一双竹筷子、一个破脸盆都要罗列上去，真是烦琐得要命。可对方既然写出来了、自己就必须查验，于是，蔡智诚就被这些鸡毛蒜皮搞得焦头烂额。可是，查了几天之后，蔡上士才突然发现，表面上很细致的日本人原来并不老实，他们把许多装备物资、甚至一些秘密仓库都隐瞒起来，没有开具在清单里。

弄了半天，小鬼子原来是想利用脸盆筷子做掩护，企图瞒天过海呀！蔡智诚气得拍案大骂，当即报经金远询专员批准，把古川宪兵队长关了禁闭。

宪兵的手里除了物资清单，还有人员名单。监狱犯人的档案全都移交到军统的手上，由金远询站长决定放谁或者不放谁。

在那段时间里，警探们不停地抓人、又不停地放人，头天接到举报说某人是汉奸，隔两天又说证据不足让他回家了。蔡智诚埋怨说：“这不是瞎折腾么？”，而潘崇德却看出了其中的门道：“你别看这些人进进出出、来去匆匆，可只要在大堂上走一道，留下的就是钱呀……”

还真是这样。

比如，长沙城里有这么两个人物，一个叫张芝文，原先是杂货店的老板，一个叫凌云卿，是黄包车工会的头目。44年日军占领长沙时，这两个家伙就打着“欢迎皇军”的旗号主动上门讨好，据说，他俩的初衷是想得到日军的许可、组织人手收埋在攻城战斗中遗弃的尸首（当时城里的尸体确实很多），可没想到，日本太君一高兴，就让张芝文当了“治安维持会”的会长、让凌云卿当了副会长，这两个家伙也就变成了汉奸。

国军接管长沙警务之后，张、凌两人当然就被抓了起来，可没过几天又被释放了，说是证据不足。蔡智诚对此很不理解，在姐夫面前发牢骚：“他们都当上维持会长了，还有什么证据不足的？”，可罗照却笑着说：“你不懂的就不要议论”

原来，这两个维持会长有“立功表现”——他们透露了日本“亚光公司”秘密仓库的地址，那里面存有不少日军从湖南各地掠夺来的贵重物品——接收大员们因为这个情报收获颇丰，光是罗照的手里就分得了四十多部珍版古籍，其中有一本手书的曾国藩日记（不知道是不是曾文正的亲笔），后来送给了谷正伦。

伞兵们只负责监管日本宪兵，对其他日军部队的事情，除非正巧遇上了，一般并不主动管理。

长沙市东区的二里牌，有一个停放日军骨灰的“神社”，在以前，中国老百姓从这里经过的时候都必须对着房门三鞠躬。现在日本投降了，大家就邀集起来去砸烂那些牌位。

那天上午，伞兵的车队正巧经过二里牌，看见几个日本兵正和一群市民在“神社”门口对峙，其中有个鬼子军曹的手里还握着军刀，“咿呀哇啦”的十分歇斯底里。日军官兵在兵营之外持有武器是违犯规定的行为，姜键队长立刻没收了这把军刀。不一会，日军大队长也赶来了，一照面就“噼哩啪啦”给了军曹几耳光，逗得围观群众呵呵直笑。

第二天，伞兵们又从二里牌路过，看见“神社”门前横眉竖眼地站着一伙日本兵，四周的群众却畏畏缩缩地不怎么敢靠前。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昨天的那个军曹在小屋子给自己开了膛、剖腹自杀了。

姜队长觉得再这样闹下去不是个办法，就通知日军大队长把那屋里的坛坛罐罐全都清理干净，再用粗绳子拴在房柱上，道奇卡车一发动，立刻就把这座混蛋“神社”给拽倒了。

不过，日军中象这个军曹一样的死硬分子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都还比较守规矩的。

那时候，在日军兵营门口站岗的还是日本兵，只不过手里没有枪，而是拄着一根两米长的细木棍，看见有人来了就站得笔直、立正敬礼。

日军的军需仓库都被查封了，因此，兵营里很快就断了粮。国民政府的接收专员懒得理睬这些事，小鬼子就吃了上顿没下顿，最后饿极了，只好学着“做买卖”。在那段时间里，长沙市民晚饭后的一大乐事就是去逛“日本夜市”——鬼子兵出卖的物品，除了大衣、毯子、床单之类，还有食盐（湖南也是个缺盐的省份）和“旭光牌香烟”，老百姓就用食物来交换。

伞兵和警察也不愿意眼看着日本人饿昏了闹兵变，所以对这类买卖并不制止，反而还帮着他们维持秩序。

蔡智诚看见一个卖“炸糕”的小贩用大米换了一床毛毯，看看日本兵可怜、又白送给他几块“油炸粑”，把那小鬼子感动得直鞠躬：“中国大大的，日本小小的……”，小贩乐呵呵地摸着鬼子兵的脑袋（日本兵都剃光头）说：“娃仔，你们要早晓得这个道理就好了嘛”。惹得周围的人都哄堂大笑。

日本兵容易对付，游击队却不大好办。

长沙城外有几十路游击武装，什么“自卫团”、“别动军”、“正义军”、“挺进军”、“复仇队”……五花八门，从8月15日以后就自发地进城来接受投降。

这些人进到城里，见到物资就搬、见到好房子就贴标签，甚至连中山东路的何键私宅也挂上了十七个单位的接收条。国民政府的特派专员们顿时着急了，连忙在各个路口张贴布告：“各地下军速回原地驻防待命，在指定区域等候国军先遣军入城……”，伞兵二队也因此增添了一个新任务——“劝阻”地下军。

“劝阻”的基本程序是，先把游击队的一帮豪杰们请到饭馆里喝酒（当然是由长沙商会买单），在酒桌子上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