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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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场新的民主运动形成了。抗议者提出了十几项要求，有的比较天真（比如要求“将教育投入提升到国家总预算的15％”），有的却合情合理（比如要求提高教师待遇，要求学生的生活补贴费用随物价水平上调）。刚开始的时候，游行队伍还只是在街上转一转、喊喊口号，并没有惹出什么大乱子，可到了5月份，局面却突然发生了恶化。

5月18日，南京政府出台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罢课和示威。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学生们的情绪反而更加激动起来，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的万名师生齐聚首都，准备到“国民大会堂”举行示威，结果在中山东路遭到军警的野蛮殴打，一百多人被打伤，二十多人被捕，从而引发了历史上的“5。20血案”。

5月20日，游行学生与国民党军警在中山路口争抢高压水龙，随即发生血案。

从这一天起，“5。20运动”就伴随着那首《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席卷全国，运动的口号也在“反饥饿，反内战”之外新增加了一条——“反迫害”。

也就在47年5月20日这天，从山东传来了整编第74师全军覆灭的消息。

内战以来，整74师一直是华东战场的开路先锋，特别是在“重点进攻”的这两个月里，他们更是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其“勇猛善战”的名声已经盖过了骄傲自负的第五军和谨慎保守的整11师，一举成为国军中功绩最为显赫的王牌主力，蒋委员长赞誉他们“代表了革命军人的精神”，甚至认为“只要有十个74师，三个月内就可以消灭共产党”……可是，就在前方“连连告捷”的时候，这个“革命军人的标志”却突然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这不免让大家惊愕万分。

整编第74师是在国民党军处于进攻高潮时期被歼灭的，这使得它的灭亡不象其他“几大主力”那样狼狈，甚至还带了几分悲壮的色彩。在当时，伞兵总队组织军官进行了相关讨论，蔡智诚他们并不清楚战场上的详情，只是从通报上看到74师是“被敌重兵合围”、“弹尽粮绝”、“力战而亡”的，因此认为其失利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友邻部队应变失措、救援不力；二是整74师携带的弹药基数太少，难以应付孤军作战的局面——直到这个时候，军官们仍然不愿意承认，人民解放军已经强大到了可以战胜国民党精锐主力的程度。

伞兵之所以讨论整74师的教训，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接到了开赴徐州的命令——随着战局的恶化，原本“扈卫首都”的空军特种部队也要被投入战场了。

也正是这道命令宣告了蔡智诚的留学梦的破灭。

5月22号下午，参谋处长刘农畯传达通知：根据作战任务的需要，伞兵部队原定1947年的留美计划停止执行，留待48年度另行安排——听到这个消息，会议室里一片死寂。一年多来，“留美预备生”们时刻都在盼望着能够出国进修，谁知道，就在行期临近的最后关头却发生如此变故，真让大家欲哭无泪。

直到多年以后，蔡智诚先生还在感叹：“如果张灵甫晚一个月被消灭，我们就可以出国了，那正好可以避开内战……”

5月24日，伞兵总队奉命离开南京，这时候正值“5。20运动”的高潮。

这一天，全国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抗议国民政府镇压民主的暴力行为，来自华东各省市的学界代表聚集南京，慰问受伤学生、声援民主运动。一时间，中山大道上挤满了游行的队伍，人们用抗议的横幅、用反战的口号、用“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歌声，“欢送”着走出军营的官兵。

伞兵部队在群众的咒骂声中艰难行进，大家都显得灰溜溜的。莫永聪郁闷地问同伴：“咱们到底为什么打仗？是为了保护他们、还是为了消灭他们？”

蔡智诚只好苦笑着回答说：“为了国家，勉为其难吧……”

“不管民众，只顾国家”，这就是蔡智诚当时的心态。

内战不得人心，这是国统区里的每个人都能够亲身感受到的事实。当初挑起战事的时候，国民党根本就没有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他们原以为半年之内就可以消灭共产党，结果一年下来，前方陷入僵持，后方混乱不堪，政治糜烂、交通阻塞、农业破败、商业崩溃、厂矿企业的开工率不足20％。社会上民不同心、政府里官不同德，经济状况和国民情绪甚至不如抗战最艰苦的那几年。

人民反对内战，因为内战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影响了百姓的生活；许多政界要人也反感内战，因为蒋介石正利用内战排除异己、实行独裁，阻碍了民主的进程。不过，这时候，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其他政客或者学者都没有料到，这个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国民党军队将会遭到全面溃败、国民党的政权也将会彻底垮台——而这时候的蔡智诚当然更加预测不到历史的未来。尽管已经意识到共产党难以战胜，但他却认为“如果就此停战，中国将面临分裂”，“唯有军事才能够挽救时局”，他觉得，政府虽然陷入了困境，但“党国”的力量依然比较强大，如果再打一打、取得几场“决定性的胜利”，或许就可以使社会局面出现转机。

抱着这样的心态，蔡智诚走向了战场。

当这位知识青年投入内战的时候，他的内心并不是无意识的。在“民主协商、和平建国”与“三民主义武力统一”的两条道路之间，他选择了武器；在“社会安定的愿望”与“集权统治的需要”之间，他听从了独裁者的指令——1947年5月，面对着震耳欲聋的反战呼声，蔡智诚并没有放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信条，因此，当他作为国民党军人走进内战的战场的时候，他也就此走向了失败、走向了今后的痛苦。

1947年6月，国民党空军伞兵总队在徐州编为“第三快速纵队”，由马师恭出任纵队司令官。

在马甲我的印象中，伞兵的这个“第三快速纵队”也许是国军编制中的第一个“全美械机械化部队”。

47年10月以前，国军中真正的“全美械”部队只有第一批装备的5个师（新一军30师、38师、50师和新六军的14师、22师）以及第二批的4个师（第五军的45师、96师、200师和青年军的207师）——而这三个军也只是实现了“美械化”，并没有达到“机械化”水平，因为他们的大部分人马还是靠走路的——至于那些带“整编”字号的单位，包括整74师和整11师都只不过是“半美械”，也就更谈不上什么“机械化”了。

那时候，国军中的“机械化部队”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快速纵队”。它的编制规模通常相当于加强旅，实际上是由摩托化步兵与坦克兵合成的临时结合体。

说到国军的坦克，大家应该并不陌生，电影上经常可以看到国民党坦克被手榴弹或者炸药包整得东倒西歪的样子，总是显得特别倒霉。但其实，国民党的装甲兵（那时候叫“战车部队”）也有表现不错的时候，比如抗战期间在昆仑关和缅甸北部、内战时期在金门岛的古宁头，都曾经立下过赫赫战功——按说，这山岭、丛林、海滩都不大适合使用坦克，可国军战车却在这些地方打得挺好，反而是开到了大平原就不知道该怎么玩了，真是个怪胎。

内战期间，国民党装甲兵总部下设三个战车团。第一团在徐州，全部装备美式坦克，蒋纬国就是这个团的团长；第二团在郑州，坦克为英国的“维克斯”和苏联的T26；第三团先是在北平，后来去了东北，全都是日本坦克。

从道理上讲，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应该都明白“集中使用装甲部队”的常识，可国军却十分古怪，他们愣是把坦克团拆解成连、排单位，分散到步兵部队里去——也不知道蒋纬国他们怎么会从德国人那里学来了法国人的办法。

国军坦克“集中使用”的最大单位是营，集中使用的方式就是加入“快速纵队”。在伞兵之前，曾经有过三个快速纵队：“第一快速纵队”是由整28师80旅和战车一团的一个营联合组建的，这个整28师属于日械部队，所以“第一快纵”是日本的枪炮加上美国的坦克，不能算作真正的“全美械机械化”，他们于47年元月在鲁南被歼灭；“第二快速纵队”是由整27师49旅加上战车二团的一个营合编而成，中国枪、日本炮、丰田卡车、英国和苏联的坦克，简直就是个万国博览会，他们于47年4月在豫北被歼灭；另外还有个“第三快速纵队”，由青年军207师第1旅加上战车第三团的一个营组成，美国的枪炮、日本的坦克，这个老的“第三快纵”被207师收编了，后来在辽沈战役中被歼灭。

就这样，一直到了47年的6月，国民党伞兵与战车第一团合编，国军历史上的第一支真资格的　“全美械”快速纵队才算是隆重出炉了。

新的“第三快速纵队”以伞兵总队为基干，由十二个伞兵队（加强连）和四个直属队组成作战集团，其余人员则划归“输送团”，负责后勤保障、并在战时对一线部队进行人员补充。此外，“快纵”还配属了汽车团、炮兵营、战车营、工兵营、装甲车连、空中支援大队和兵站部。

汽车团（即辎汽26团，淮海战役中被歼灭）下辖三个营，装备三百四十辆八缸福特和T234道奇卡车，再加上伞兵原有的六十多辆中吉普，部队就实现了摩托化；炮兵营设山炮连（105mm榴弹炮4门）、战防炮连（37mm炮6门）和迫击炮连；工兵营由伞兵的工兵分队组成，担任扫雷、爆破和修建任务，并配备了橡皮冲锋舟；装甲车连配备15辆轮式装甲车，这种“装甲车”其实是由两吨半的GMC卡车（美国通用汽车）改装的，车子前面焊5mm的钢板、另外三面焊3mm的，前头装一挺重机枪、后头架一挺轻机枪，于是就变成了一件攻坚的利器。

当然，真正的“攻坚利器”还是战车部队。配属“第三快速纵队”的是战车一团第一营的两个连，总共有20辆美制M3A3“史都华”——这种M3A3属于轻型坦克，战斗全重十二吨半，装备37mm炮一门、7。62mm机枪两挺，标准乘员三人（驾驶手、射击手、弹药手），也可以再挤一个人进去当指挥手——蔡智诚就曾经钻进坦克里面过干瘾，结果在铁罐头里闷了一个小时，出来以后却吐了十多分钟，从此就再也不愿意遭那份洋罪了。

快速纵队里的M3A3

M3A3坦克进了解放军的博物馆

战车一营的营长是赵志华中校，这位赵营长是蒋纬国的铁杆亲信，当时的名声并不大，后来的名气却不小——蒋介石在台湾期间曾经遇到过两次“未遂兵变”，一次的主角是“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另一次就是“装甲兵副司令兼第一师师长”赵志华。1964年，赵将军决心发动“湖口事变”，提出“反台独”、“清君侧”（也就是要杀蒋经国），结果兵变没搞成功、自己却被抓了，害得蒋纬国也丢了兵权、只好远离政坛、回家唱“哥哥爸爸真伟大……”去了——当然，这已经是后话。

在当时，“第三快速纵队”虽然装备精良、兵力雄厚，但指挥系统却是一塌糊涂。

“第三快纵”的主体是伞兵，但汽车、炮兵和兵站部属于徐州陆总，装甲车和坦克车属于装甲兵司令部，空军支援大队（两架侦察机、一个战斗机中队）则由空军司令部指挥。陆总、装甲兵和空军各派一个代表担任“副参谋长”（蒋纬国也是其中之一），马师恭司令调动部队的时候必须经过各方面的协商，而这几位“副参谋长”又都是兼职的，平时并不在“快纵”办公，结果遇到紧急情况的关头、找得到这个却找不到那个，打起仗来就难以同时出动，也就更谈不上进行有效的战术配合了。

不过，伞兵是“第三快速纵队”的基干，蔡智诚所在的特务队又是“快纵”直辖的战斗集团，所以每次出动都必须首当其冲，想躲也躲不掉。

47年的6月，正值夏麦成熟的季节，这时候的国民政府正急需征调粮食供应城市、以解决“反饥饿”浪潮形成的政治困境，因此，伞兵们刚到徐州就接到了“武装护粮”的任务。

“武装护粮”，换个角度说就是“武装抢粮”。而蔡智诚他们的行动目标又恰恰是苏北的“恢复区”，也就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和解放区。

这事情可就难办了……　　

整编74师的覆亡并没有抑制住国民党的嚣张气焰，47年5月下旬，“徐州陆总”重新集结起九个整编师（二十五个旅），对山东解放区发起了第三次“重点进攻”。国军自莱芜、蒙阴一线向东北方向推进，企图与华东解放军（二十七个旅）在鲁中地区进行决战，一举打通胶（青岛）济（南）铁路、攻占烟台和蓬莱，并最终达到切断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联系的目的。

与前两次的“重点进攻”不同，这一次，国民党军在对正面目标发起攻击的同时，也派遣部队对战线后方进行了治安清剿。

马甲我画地图笨手笨脚的，只好胡乱描几笔，大家将就看看吧

根据以往的经验，在遇到强势攻击的情况下，解放军主力通常都采取大踏步后退的方式避开国军的进攻锋芒，只留下地方部队在战线后方周旋、袭扰敌方的交通和补给——前两次“重点进攻”，国民党军吃够了这样的苦头，特别是在5月上旬的孟良崮战役之后，各路将领都把救援不力的原因归结到“土八路的破坏”上，因此，从5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就对山东鲁南军区发动了大规模围剿。

6月5日，正在徐州进行整编的第三快速纵队接到命令：“沿台儿庄、峄县、枣庄方向搜索前进，寻机歼灭共军张光中（鲁南军区司令员）部”。当天下午，蔡智诚他们整装出发——这是快速纵队组建以后的头一次行动，装甲兵和炮兵都没有参加，真正上前线的只有汽车团和一帮伞兵。

蔡智诚这时的职务是特务队第三分队的中尉分队长。

“总队直属特务队”下辖五个分队，相当于一个加强连，队员主要来自伞兵二队和十六队，全都是抗战期间的老兵。特务队长游乐智少校以前是十六队的队长，副队长则是原先的二队队附刘盛亨，而蔡智诚的这个第三分队则是以衡阳空降时的二队二分队为基本班底，海国英和“唐僧”陈保国等人都在这个队里，因此，蔡中尉既可以受到老上司的呵护、又能够得到老部下的支持，分队长的差事并不难当。

6月7日，快速纵队通过台儿庄、峄县，沿台（儿庄）潍（坊）公路向北推进，伞兵第七队和特务队共同组成纵队的前卫，交替突前、互相掩护。

伞兵七队隶属于二大队（第六至第十队），是有名的“模范单位”，每次竞赛评比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战斗力很强。他们的蔡振武队长和特务队的游乐智队长都是湖北黄石人，而且好象还是什么亲戚，所以，两位队长一路上都在对讲机里说说笑笑，“哥哥”“弟弟”的叫得十分开心。

相对而言，刘祝多中校的“聊天”就不那么痛快了。刘祝多是参谋三科（作战科）的科长，当时，支援大队的两架侦察机轮流升空、在天上配合伞兵行动，刘科长就带着空地电台跟着前卫部队一起走、专门负责与飞机进行联络——大家都说他这是真正的“聊天”。

刘科长一路走一路对着天上喊话，飞行员每次都回答“一切正常”，到后来，地面上都开打了，天上还是“没情况”，刘祝多顿时有点火大，开骂说：“笨蛋，瞎眼睛，什么破侦察机！”，空军一听见这话，掉头就把飞机开回了徐州——结果是，临阵耍脾气的飞行员屁事没有、出言不逊的刘中校却挨了个处分，从此以后，谁再担任“聊天”的工作都变得客客气气的了。

其实，6月7日那天，有没有侦察机都无关紧要，因为地面部队已经咬住了目标。

下午三点，前锋部队在公路上遇到鲁南军区特务团的阻击，双方打了十几分钟，等蔡智诚他们赶到战场的时候，第七队已经突破了解放军的防御。蔡振武少校正在马路边上审讯俘虏，瞧见游乐智就挥挥手、指着苍山县的方向说：“大哥，张光中就在前面，你先去追，我马上跟过来”。

听到这个消息，特务队没有下车、直接越过第七队向前搜索。

追到墩村附近，前面的卡车被地雷炸翻了，全体队员立刻就展开了攻击队形。

试探性进攻之后，游乐智判断出对面的兵力大约是一个连，除了轻机枪以外没有重武器。于是，他命令三分队先绕到墩村背后进行拦截，“堵住当官的，别让张光中溜了”，并且说：“给你四十分钟时间做准备，我这里十分钟后发起攻击，半个小时解决战斗”。

蔡智诚答应一声，带着部下就开跑。当他迂回到墩村北面的麦田里的时候，主阵地上的枪声已经响成了一片。

等了半个小时，没看见阵地方向有败兵退下来，却发现从后面来了一群人，有的背着口袋、有的扛着担架，正急匆匆地朝墩村方向走。他们一看到麦田里的伞兵，转身就往回跑，蔡智诚高声喊道：“不许跑！谁跑打死谁”，接连打倒了几个不听话的，其他人才丢下东西，站住了。

这群人的布口袋里装着大饼子和煮熟的麦粒，看样子是支援前线的民夫队，队伍里面大多数是老百姓，只有两三个士兵。其中还有个十五六岁的小战士，没有枪、腰间挎着个黄铜军号，大概是个通讯员或者司号员。蔡智诚看见他光着脚丫、腿上划出了血印子，就问他：“赤脚大仙，你的鞋子呢？”

“昨天跑掉了……”，赤脚大仙低着头、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那可不行，当兵的怎么能没有鞋子穿”，蔡智诚觉得这小兵满好玩的，就叫一个民夫把鞋子脱下来给他，可那小家伙却坚决不干：“不要不要，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呵呵，这小东西还挺懂规矩”，围观的伞兵们全都乐了。

游乐智队长说他半个小时就能够解决战斗，可打了三个多小时也没有突破墩村。蔡智诚听见阵地上传来隆隆的炮声，知道后续部队已经投入进攻了，因为特务队是没有迫击炮的。

天擦黑的时候，伞兵的车队终于从墩村方向开了过来，领头的吉普车上坐着二大队的副大队长姜键。蔡智诚迎上前去报告：“特务队三分队奉命拦截溃兵，但没有发现目标”

姜键中校回答说：“本来就没有溃兵，整个连都打光了，这帮共军还真够硬气”

（注：防守墩村的是鲁南军区三分区十九团三营七连，该连除二十人被俘外全部阵亡，三营营长王严文是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他于第二天，也就是47年6月8日牺牲）

卡车开到了麦田跟前，那位小“赤脚大仙”却还在一个劲地东张西望、不肯上车：“老总，我们连长呢？”

“别找了，打死了”　蔡智诚告诉他。

“王八蛋！把我们连长害死了，你们这群王八蛋”，光脚的小俘虏放声大哭、不顾一切地咒骂起来。

攻占墩村之后，快速纵队兵分两路，主力进攻杨庄，二三大队和特务队继续向东推进、于当天夜间控制了沂河西岸的南北新汪村（注：《山东革命史》上说，新汪村驻扎着国民党军两个团，其实是伞兵的两个大队、共十一个加强连）

至此，鲁南区党政军机关和五万多民众就被国民党军围住了。

事情是这样的。

47年5月，面对国民党的前所未有的大举围剿，鲁南区党委、鲁南行政公署和鲁南军区决定分路突围。第一批机关人员辗转到达了渤海区，第二批（也是主要人员）原准备转移到微山湖西岸的金乡、鱼台一带，结果半路上被整八十三师给堵了回来。

整八十三师是由第一百军改编而成的，也属于国军精锐，在5月中旬的孟良崮战役中，八十三师消极怠工、坐视七十四师被歼灭，结果师长李天霞被蒋委员长请去喝茶了。也许是因为受了这个刺激，代理指挥的周志道副师长在“清剿”行动中极为卖力，一路穷追不舍。

鲁南机关西行不成，只好退回抱犊崮根据地，而整八十三师也随即跟了过来。这时候，周围的运河县（今台儿庄以北）、邳县、枣庄、峄县、费县、临西、邹县、腾县、平邑、泗水、临城、双山……的县区乡村干部、民兵骨干、军队家属和群众积极分子得知总部转移的消息，也全都往根据地跑，逃难民众就象滚雪球一样越聚越多，总数超过了七万人。

行署和军区事先完全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但迫于形势，区党委书记傅秋涛（开国上将）和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只好带着大家一起走。于是，这支编制混乱、拖家带口、规模庞杂、熙熙攘攘的军民队伍就在四面围堵之下吵吵嚷嚷地东奔西走，既不能保证行动秘密、也无法加快行军速度。

担任掩护的部队只有六个团，除特务团和三分区十九团战斗力稍强以外，其他团都是刚由民兵改编的游击武装（此时，军区直属特务团的团长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刘洪”刘金山），部队武器差、经验不足，前突后挡的保护着七万人突围，实在是力不从心。

6月7日，逃难大军通过磨山镇的时候还剩下五万人左右。当天夜里，从北边追赶而来的整八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