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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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25师和交二总队很快也被全歼了，现在说什么好听不好听的都属于白搭。

不过，网上有篇文章却很替第二交警总队吹捧了一番，把他们在睢杞战役中的业绩说得跟战神似的。这本来这不关马甲什么事，但前几天，有朋友问我对那段“回忆录”的看法，并且一个劲地怂恿我无事生非，既如此，马甲就说几句多余的话：

那篇文章的标题叫《硬战》，应该选自台湾出版的《弹雨余生述》，作者是张赣萍。文笔挺不错，值得一看，只是不必太当真（马甲的“蒲公英”当然也是一样的）。

文章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主人公在文中的角色好象是交二总队四大队的队长，所以有人称作者为“张赣萍将军”。但其实四大队的队长是谢植民（上校），副队长是李德馨（上校），而且别说四大队，就是整个交二总队的校级军官中也没有“张赣萍”这么个人。张赣萍是香港的一位作家，除了写《弹雨余生述》，他还写过《关麟征传》、《江青的丑闻和艳史》、《三十六计古今谈》等等，因此，似乎不能把《硬战》当成是真正的“回忆录”。

当然，文人写的战记也可以有好的军史价值。在马甲看来，《硬战》中值得借鉴的东西很多，但也存在着美中不足的地方。试举几例：

首先，文章的“重点情节”是描述交二总队在睢杞战役中坚守阵地的过程，但作者并没有把这场战斗的特点讲出来。交二总队之所以能够守住陈岗，关键之处是他们在村外设了埋伏，用共军的游击战术对付共军，这本是豫东战役之后被广为宣传的成功范例，作者却好象不知道似的没有写。总是冲啊杀啊不怕死啊，显得缺少技术含量，也显得和其他国军的“弹雨余生”十分雷同。

其次，对于交二总队的“重点对手”，作者花了很大精力进行描绘和渲染，但遗憾的是，他把对手的番号弄错了。他说共军是“刘长胜纵队”，但其实攻击陈岗的部队是华野八纵二十四师（前身为鲁中警备旅，后来是26军78师），当时的纵队司令是王建安、师长是周长胜。此“长胜”非彼“长胜”，当然，为了烘托气氛，如果改一改，含混一点地说成是“长胜部队”也还是可以的。

再就是，作者把交二总队长在睢杞战役后获得的荣誉也搞错了。他说“黄伯韬与张绩武也因那一仗而同获青天白日勋章。我也曾获宝鼎勋章”。其实，豫东战役后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只有黄百韬一人，交二总队长张绩武得的是宝鼎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几十年来总共只发了两百零几枚，获奖名单在台湾的杂志上很容易查到，这样的疏忽只能怪作者实在太马虎了。

　《硬战》的文字中“崇敬黄百韬、赞扬交二总队、对伞兵不甚感冒”的情绪十分明显，这倒并非作者的首创，而是基本延续了黄兵团一帮人在豫东战役后对各参战部队的态度。只不过，作者还是在文章中放了邱清泉一马，这大概是因为老邱已经追随老黄成了“党国烈士”，所以就不方便继续骂他了。

至于“大胜”之后的国军各部队为什么会出现自我吹嘘、相互责备的情况，这个问题，容马甲我喝口水之后再说……　　

　1948年的豫东战役是一场被国共双方都称为“大捷”的战事，这在战争史上还真属于比较少见的现象。

总的来看，这场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开封、第二阶段打区寿年、第三阶段打黄百韬——这其中，第二阶段的“龙王店生擒区寿年”无疑是解放军获得全胜，但开头部分的开封城先是被华野攻克、接着又被国军收复了，而最后阶段的帝丘店战事正酣、解放军却突然撤出了战斗，这就让人有点儿难判胜负。

＇奇＇照马甲的看法，如果说“国军大胜，共军溃败”显然是讲不通的。因为国民党方面的司令、师长和旅长有的被打死有的被共产党抓了去、而自己却只逮到了对方的几十个连营级干部，并且不久之后，刚从豫东战场上下来的华野各部就纷纷投入了济南战役，而与其相对应的国军部队却都没有能够缓过劲来——两下一比照，谁吃亏更大就是明摆着的事情。

＇书＇但如果说粟裕是“运筹帷幄、高瞻远瞩，潇洒一击，从容凯旋”，似乎也不够客观。因为华野部队向淮阳“乘胜收兵”的时候，后勤机构被邱清泉给截住了，俘虏、辎重甚至伤病员都丢了不少，而华野各部却没有办法回头去救，显然撤退得十分匆忙。并且，在随后爆发的济南战役中，原本是华野绝对主力的第1、4、6、8纵担任的都是打援的任务，反而让9纵、13纵和“排炮不动，必是10纵”这样的以防守见长的队伍在济南城头硬闯猛冲……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解放军在豫东战场上所付出的代价。

＇网＇因此，马甲的观点是——豫东战役的结果当然是共军战胜了国军，但这是险胜，华野部队的损失也很大——不过，比衡量战果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场发生在解放区外线、国统区腹地的铁路干线周围的大兵团战役，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占得上风，说明华东解放军已经具备了在敌占区实施大规模决战的能力，其战略意义远高于战果的价值。

豫东战役其实是几个月后的淮海战役的预演，这场战役的结局确立了共产党人的信心，并直接导致了那场角逐中原的战略大决战的提前到来。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因此，从1948年的7月6日起、从华野部队撤离帝丘店外围的那一刻起，战争留给黄百韬、邱清泉、黄维、杜聿明乃至蒋介石的时间就已经不多了。

但在当时，黄百韬和邱清泉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正为了争权夺利而争吵不休。

从表现上看，在豫东战役前期收复开封城的是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在战役过程中始终保持攻击态势的也是整五军，在战役最后拯救黄百韬整25师和余锦源整72师的仍是整五军，并且，部队伤亡最少、俘虏和缴获最多、战果最大的还是整五军。7月6日早晨，当邱清泉开始追击华野各部的时候，黄百韬还在帝丘店里惊魂未定，胡琏兵团以及从徐州赶来整74师距离雎县战场还有将近一天的路程，所以，邱清泉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似乎是没有问题的。

但仔细探究一下就有问题了。

当时，邱清泉的整五军下辖整5师（师长邱清泉兼）、整70师（师长高吉人）和整83师（即第100军，师长周至道），但是，在救援区寿年兵团的过程中，邱清泉却只让整5师和整83师在前面轮换着打来打去，始终不派整70师上阵，这样一来，虽然号称一个军、实际却只出动了一个师，当然难以突破共军的阻击。

那么，邱清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区寿年兵团的整75师原本是配属整5军的，但他们的师长沈澄年却与邱清泉搞不来，成天闹着要分家，结果吵来吵去就给调到区兵团去了。没想到，部队才过去了没几天，沈澄年的人马就被围在了龙王店，邱清泉听说此事顿时火大：“整75师要是跟着我，共军哪里敢招惹，沈澄年愿意跟老区在一起，就让他尝尝挨打的滋味！”，于是整5军就把事情整得磨磨蹭蹭的，一心想让解放军替邱军长出口恶气。

从道理上讲，区兵团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应该固守待援才对（就跟黄百韬一样），所以邱清泉也一直大大咧咧地觉得时间还很够用。可谁知道，区寿年会在7月3号凌晨搞了一场别出心裁的“反向突击”（老区好久没有打仗了，不晓得共军的厉害），结果立马就被活捉了去，等邱清泉7月5号听说之后才知道情况不妙——玩笑开大了。

这下子，邱清泉真的急了，赶紧把部队全放了出来，整5师在右、整70师在左、整83师在中间，呈品字型实施宽正面大迂回。粟裕先前还以为“邱兵团在我打击之下伤亡较大，攻击正面缩小”（语见《张震回忆录》），一看到这架势才发觉局势不对，立刻就下令撤退、不陪邱疯子玩了。

结果，整5军好一番紧赶猛追，最终只截下了华野的部分后勤单位。

事后，邱清泉给陈毅写信（他不知道华野的指挥员已经是粟裕），想用手里的俘虏去换区寿年和沈澄年，可见他并不是真的愿意让区老头和沈老弟被人家抓走，而且他先前与黄百韬也没有什么矛盾，所以更不是故意要让老黄在帝丘店坐蜡。但“邱疯子”这么二百五似的乱搞一通，不仅害了区寿年，也连累得整25师差点被全歼，黄百韬实在是气不过，就在蒋总裁那里告了他一状。

邱清泉中了别人的“暗箭”，自己还不知道，还美滋滋地在战场上等着升官当兵团司令。

等来等去，消息传下来，七兵团司令委派的是黄百韬，邱疯子顿时就气炸了。以前，整25师经常在整5军的统率下作战，黄百韬的地位没有邱清泉高、战绩也不如邱清泉，这一次要不是整5军“营救及时”，黄师长说不定早就死翘翘了，可谁知道这老杂牌居然会莫名其妙地窜到了邱军长的上头。更为可气的是，黄百韬七兵团竟然还把整83师给要了过去，这等于是硬生生地抢了整5军的一支精锐主力（整83师归属黄兵团后恢复第100军的番号，几个月后在碾庄被全歼），你说让邱清泉如何能接受得了。

于是，邱疯子就彻底地发了疯，他丢下部队跑回温州老家睡大觉，连国防部的“总结会”也不愿意参加了。没办法，副军长高吉人只好代替他去。

开会的时候，蒋总裁来了，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刘峙、薛岳、杜聿明、上官云相、周岩……甚至连宋子文、郑介民都到了会场，真是济济一堂。

黄百韬起立做汇报，先说自己如何如何地奋发努力英勇顽强，接着又埋怨整5军对区兵团的救援不力，于是老蒋就问高吉人是怎么一回事。

高吉人当时兼着整70师的师长，他的部队根本就没上阵打仗，除了最后一天参与过追击，其余的时间都在后方呆着，对前线的情况不大了解。再加上老高又属于“拘谨内向、嘴笨口拙”型的人物，遇到关键时刻更是唧唧歪歪的一句利索话也讲不出来，结果惹得蒋校长火冒三丈，差点没把高副军长拖出去崩了。

如此一来，黄百韬得了枚“青天白日”，邱清泉却挨了个处分。邱疯子这才弄明白是老黄在背后摆了他一道，依着他的脾气，怎么可能不记仇。

几个月以后，邱清泉升任第二兵团司令（前任司令是杜聿明），而恰好就在这个时候，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又被共军围在了碾庄，还是要麻烦老邱前去救援——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于是乎，邱清泉再次使出了豫东战场上的老招数，他只派第5军（整5师）在前面打打闹闹，让其他三个军在后面磨洋工。黄百韬当然明白这其中的玄机，心里有苦说不出，结果折腾了老半天，最后只好给了自己一枪……

邱清泉的跋扈骄横和心胸狭隘是十分有名的，为了这个缘故，几十年过去，黄百韬的部下提起“邱疯子”还是一百个不满意，并且顺带着对第三快速纵队也没什么好话可讲——这理由很简单，国民党伞兵原本就是从第5军起家的，他们和邱清泉属于一路货。

不过，整25师与伞兵之间的矛盾，还有个另外的原因。

在雎县的时候，黄百韬曾经有个打算，想把第三快速纵队和第二交警总队都收编到自己的旗下。对此，交二总队长张绩武是十分愿意的，因为他本来就不属于军统的人，在毛人凤的手下混得很不开心，所以早就希望把队伍拉出去干正规军。豫东战役结束之后，黄百韬立刻向上头要了个番号，准备把交二总队改成整25师的163旅，让张绩武当旅长，蒋介石刚开始的时候也答应了（PS一下：163旅原本是川军整56师下辖单位的番号，这个旅在襄樊战役中被刘伯承的队伍歼灭了。有趣的是，川系163旅的前身是“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其祖师爷恰好是刘伯承本人）。

张绩武的旅长关防还没弄到手，毛人凤就先知道了，他赶紧跑去找蒋校长，坚决反对把交二总队调出军统。而这时候，伞兵司令张绪滋也来抱怨黄百韬“强行扣留”快速纵队的人员和装备，蒋委员长一生气，就把163旅的番号给收了回去。结果是黄百韬白忙一场，张绩武的“正规军梦”没有做成，反而把总队长的职务丢了（由一大队长罗其陶接替），他被调去当了个有职无权的“津浦路南段护路指挥部中将副司令”，另外还委了个“交警第一旅”的旅长官衔，但那个“交一旅”其实只是个空头番号，手下连一个兵也没有，纯粹是让张旅长自己过干瘾用的——这毛人凤还真是够幽默。

张绪滋坏了张绩武的好事，但张绪滋当初是怎么忽悠黄百韬的就没有人知道了。反正至少在帝丘店的时候，老黄对老张还是满不错的，不仅让他在司令部里休息、待他客客气气，而且在随后的“国防部总结大会”上也没有告他的黑状（说实话，如果老黄在那会场上揭发几句，张绪滋弄不好会被枪毙的）。

但是后来，既然张司令不乐意做黄百韬的部下，老黄也就翻了脸，他立刻揭露伞兵司令临阵脱逃的恶劣行径，并强烈要求严肃军纪。幸好，这时的徐州战区指挥官已经由顾祝同换成了杜聿明，而杜长官当第5军军长的时候张绪滋是他的参谋处长，彼此关系十分亲近，他见黄百韬才告完老邱又来告老张，不禁有些恼火，心说“怎么只有你的手下是英雄好汉，我的部下全是些混帐王八蛋？”，当即打断老黄的话头：“我对张绪滋很了解，他不是那样的人”，这才把事情压了下来。

饶是这样，整25师还是扣着伞兵的大炮和重机枪不还回去，并且还在各类报告中把快速纵队的表现描述得十分不堪。可怜的张绪滋有把柄攥在人家黄百韬的手里，虽然觉得委屈也不敢把事情闹大，只得忍气吞声、最后不了了之。　　

　但话又说回来了，邱清泉、黄百韬和张绪滋虽然狗咬狗整得很厉害，但在有件事情上却是十分一致的。那就是共同责怪徐州剿总的指挥失误、共同抱怨后勤供应的效率太低，结果这样折腾了一通，负责战役指挥协调的“剿总参谋长”郭汝瑰被调回了国防部，负责军需供应的“第一补给区司令”朱鼎卿也被撤了职（郭和朱后来都在四川起义）。

　就这样，原本是一场被吹嘘得沸沸扬扬的“大捷”，最后居然会闹得上上下下都充满了怨气，国民党军的内耗水平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了，上层人物之间的争斗与蔡智诚并没有什么关系，长官们忙着吵架，他的日子反而过得更加自在。

为了表彰伞兵指导员在“震慑内乱”中的杰出功绩，上峰发给蔡智诚一枚六等云麾勋章，这和他刚参军时在松山得到的那枚一模一样。不过，与上次不同的是，连同勋章一起奖励给他的还有五百块钱金元券。

于是，蔡功臣就揣着这刚刚发行的崭新的钞票，财大气粗地跑到上海养伤去了。

　离开帝丘店，蔡智诚被送到商丘医院，他在这里遇见了一团团长张信卿，张团长的腿断了，一张笑眯眯的胖圆脸也变成了瘦长的苦瓜。经过豫东一仗，快速纵队的伤亡惨重，先前出征时的七千人马只活下来了不到两千，劫后相遇的人们彼此面面相觑、长吁短叹，都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在那段时间里，商丘医院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言，有的说第三快速纵队就要解散了，又有的说伞兵即将被空投到“匪区”作战……搞得病房内外人心惶惶。

这些消息并不是空穴来风。

1948年7月2日，襄樊战役爆发，国民党第15绥靖区（康泽）的三个旅被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包围在襄阳一带。战至7月10日，国军的外线阵地被突破，康泽急忙向南京求援，并提出调遣伞兵参战——按当时的战场情形，从地面增援襄阳和樊城已经来不及了，由伞兵实施空降倒确实不失为一条捷径——南京国防部觉得康司令的主意实在是高，立刻就批准了这个计划。但这样一来，却让伞兵们犯了难。

那时候，国民党伞兵的头上顶着两块牌子，一块是“空军伞兵总队”，受空军总司令部管辖，另一块是“第三快速纵队”，属徐州剿总的编制。所以调动伞兵的时候光有国防部的指示并不能算数，必须经过空军和徐州方面的协商才行。

周志柔和杜聿明都不同意让伞兵去送死，他们认为国防部的命令根本就是信口开河——当时，徐州这边勉强还能够跳伞的官兵只剩下不过千把号人，大败之后士气十分低落；南京训练基地的人马虽然不少，可那些都是刚在地面练习荡秋千的新兵，若是派他们实施空降，恐怕立刻就会被摔死一大半。在这样的情况下派伞兵部队增援襄樊，纯粹属于纸上谈兵——于是国防部、空军司令部和徐州剿总就来来回回的猛扯皮，你说我消极胆怯我说你卤莽愚蠢，一直闹到7月16日襄阳被攻破（康泽被活捉），也没能确定最终的“解救方案”。

但这场扯皮却也给高官们提了一个醒：先前把伞兵部队混入陆军使用的办法其实是很不合理的。令出多门、用非所长，伞兵平时在地面被揍得半死、遇到关键时刻又上不了天，到头来得不偿失。因此，从48年7月下旬之后，“第三快速纵队”就被撤消了，伞兵单位改称“空军伞兵司令部”，重新回到南京进行整补，依然由张绪滋担任司令，下辖三个团，井庆爽任一团团长，赵位靖任二团团长，另外将“南京留守处”改编成伞兵第三团，由刘农畯担任团长。

8月初，原本在商丘养伤的张信卿、蔡智诚等人也奉命回到南京，准备参加“8、15”抗战胜利三周年纪念活动。据说，蒋介石总统届时也要到岔路口基地阅兵，还要给豫东战役的立功人员授勋。也许是考虑到伤兵身上缠着的绷带比较容易出镜头，司令部还特意让蔡智诚他们在操场上列队演练了一番，意思是想让这帮“挂了花的功臣”为庆典场面增添几分悲壮的色彩。

　伞兵们考虑得很周到，可惜老天不帮忙。从48年7月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连降暴雨，水量达三十年不遇，至8月中旬，浙江、江苏、江西和福建各地接连遭受重大水患，首都南京的周围几乎变成了泽国。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削减了庆典仪式的规模，把原定的“总统授勋”改为给立功人员发放一笔慰劳金，蔡智诚也因此得到了五百块钱金圆券，美滋滋地跑到上海养伤去了。

（说明一下：“8、15”期间，何应钦、顾祝同、杜聿明、关麟征、余汉谋等高官曾经视察过岔路口基地，蒋介石也在庆典结束后的10月份接见了张绪滋、井庆爽、赵位靖和刘农畯——这次“总裁面训”后来被有些文章描述得十分神秘，说成是老蒋准备让伞兵做自己的“御林军”什么的，其实并没有那么玄——国民党普通部队的师以上军官、特种部队的团以上军官在任职命令正式生效之前都要经过老蒋的“面试”，而在当时，井、赵、刘三位团长都属于刚刚上任的“新官”，所以这次面谈只不过是一场例行的任命仪式罢了）

在上海，蔡智诚养伤的地方是“联勤第二总医院”（今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当时这里是专为国民党校级以上军官提供医疗护理的高级场所，设备条件好、伙食也很不错。蔡伤兵的床头卡上的官衔是“空军少校”，刚开始他还以为是联勤司令部搞错了，过了几天才知道，他真的已经从上尉变成了校官。

蔡少校的新职位是伞兵司令部参谋处第一科的副主任科员。参一科是负责人事、教育和考勤的部门，当时伞兵部队正在进行补充和整训，科里的上上下下一头忙着填写阵亡通知书、一边还要制作新的官兵花名册，谁也抽不出空来，只好委派正在上海疗养的蔡副主任勉为其难，充当新任副参谋长张干樵上校的联络官。

张干樵原本是“东北剿总”作战处的科长，广东人，黄埔十一期生，他在第五军军部当参谋的时候曾经和杜聿明一起爬过“野人山”，所以深得杜长官的信任。前不久，伞兵的罗国英副参谋长在豫东战役中失踪了，老杜就把张干樵从东北调回来接替他，但张副参谋长抵达上海之后却没有去南京就任，而是径直回广东老家探亲去了（等他从广东回来之后，杜聿明又把他留在上海当幕僚）——人家是参谋副长、是参谋处的顶头上司、又是杜老总的心腹，参一科当然不敢打他的考勤，只得委派一个副主任级别的“联络官”在上海守着，随时准备替他传话。

这联络官的差事其实很不错，既没有风险又十分好玩。蔡智诚每天在病床上躺到中午，打针换药之后就跑出去闲逛，一直要折腾到半夜三更才回到医院里，真是自由自在。

1948年的8、9月份，上海市的物价稳定、市场供应充足，可以说是抗战以来日子最好过的时期。

国民政府从8月19日开始实施货币改革，强制推行金圆券，禁止任何商品涨价、禁止任何人囤积物资。“太子钦差”蒋经国亲自坐镇上海，勘乱建设大队、经济警察大队和“人民服务总队”遍布大街小巷，发现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立刻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