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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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与85军也没有什么关系。吴军长的部下跑了属于“人祸”，蔡教官的部下飞了属于“天灾”，两者根本就不是一码子事，可谷炳奎现在非要把他们扯到一起指桑骂槐，这就难免让蔡智诚觉得十分的不痛快。

于是，在军部地洞里憋了一肚子气的蔡贵州就去找自己的老乡发牢骚。他原本还觉得在私底下埋怨别人的上司有点不太合适，却没想到李剑民拍桌子摔板凳的，骂得比他更凶。

255团的团部里面除了李剑民，还有254团的团长何玉林，也是个贵州人。据这两位团长介绍：第14军是9月份才由“整编第10师”恢复军的番号的，当时，整编师的副师长熊绶春升任军长（前任师长是罗广文），副军长的职位本来拟由85师师长谭本良接任。谭本良的资格很老、声望也够，但他却是贵州讲武学校毕业，所以这个提名到了黄维那里就没能通过，最终还是让黄埔出身的10师师长谷炳奎担任了副军长。于是乎，谭师长一气之下就跑回贵阳老家生病去了（49年在黔西南率部起义），85师只好临时由副师长吴宗远（黄埔10期生）负责指挥。

踏入淮海战场之后，10师和85师交替担任14军的前锋和后卫，刚开始的时候还算正常，但后来，部队先是在浍河南岸遭到共军突袭，辎重和行李全部丢了，接着又在李围子吃了个败仗，10师师长张用斌负重伤、29团团长郑汝弼阵亡……于是，兵团部传令：“第14军军长熊绶春指挥无方、撤职查办，由副军长谷炳奎代理军长职务”（在这个通令中还有一条：“兵团副司令胡琏免兼18军军长，由副军长杨伯涛代理军长职务”——因此，熊绶春临死的时候已经不是14军军长，而杨伯涛的18军军长也只不过才当了半个月而已）。

谷副军长走马上任，但他的第10师已经差不多打光了（第10师的前身是45师，主要由安徽人和湖南人组成，历任师长方振武、鲍刚、卫立煌、李默庵、谷炳奎、张用斌，也是安徽人湖南人各占一半），这时候14军里还能打仗的部队只剩下85师的两个团，其中255团负责守卫杨围子，254团随85师师部在北面的沈庄担任外围防御。12月初，254团在沈庄阵地上连续顶住了共军的多次进攻，但代理师长吴宗远也身负重伤，按道理，这时候怎么都应该让85师的人继续指挥才对，可谷炳奎却硬要让10师28团团长潘琦来接替师长，结果搞得一帮贵州兵很不服气，不仅很快丢掉了沈庄，就连刚上任没几天的潘师长也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写到这里，说明一下：

一、丢失沈庄的责任其实并不能赖在谷炳奎的身上。最后一次“沈庄攻坚战”发生在48年12月8日，攻击部队为中野4纵（陈赓部）第10旅的29、30团，13旅38团和22旅的66团，四个团打一个团，别说是让潘琦指挥，就是请拿破仑来当师长也照样是要完蛋的。

二、有材料把潘琦说成是“10师代师长”，错了。潘琦是10师的团长，他代理的却是85师的师长——这大概是因为85师在几天之内接连被俘虏了两个“代理师长”（吴宗远和潘琦），而第10师却一个师长也没有被抓，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

相对于同在黄维兵团的10军、18军和85军而言，现有资料对淮海战役中有关第14军的介绍比较少也比较乱。究其原由，或许是由于其他三个军的六个正副军长统统被俘虏，所以他们有足够的精力进行反省、研究和争辩，而14军的军长一个阵亡、一个脱逃，结果就没有人撰写回忆录了。

实际上，刚到杨围子的蔡智诚对14军的情况也并不了解，只不过当时他的身上很冷、胳膊很疼、心情也很不爽，所以很想找个机会发脾气，既然有亲戚和老乡们愿意陪着他起哄，他也就乐得跟着乱骂一通。

隆冬腊月，华中平原上寒风刺骨，255团的团部里点起了一堆火，生火的材料是从坟地里刨回来的棺材板，又硬又湿，弄得满屋子尽是呛人的浓烟。蔡智诚坐在火堆边上烘烤衣服，他那件沾满淤泥的军装已经不能穿了，李剑民给他找了一件灰色的棉袄，在当时，14军在战场上全都穿着这种“战斗服”，除了头顶上有个帽徽之外，身上就再也找不到任何军衔或者兵种标志。

按道理，国民党军的战斗服虽然不佩挂领章和肩章，却依然是有等级符号的。它的胸口部位应该缝着一个标明身份的布牌子，将官的套红边、校官套黄边、尉官套蓝边，士兵的胸牌是黑边，而且胳膊上还必须有个注明部队番号的臂章。但第14军却早已经把这些标志统统拆掉了，当官的和当兵的全是一个模样，再加上连续征战许多天之后，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胡子拉茬的，因此也就更加分不清谁是谁了——这样的做法当然就会导致一些意外。比如前几天，10师师长张用斌在前线督战。当时阵地上的情况十分混乱，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张用斌只好一边走一边嚷“我是师长！我是师长！”，结果喊着喊着就被共军听见了，人家解放军用机关枪打了个招呼，“嘟嘟嘟”，张师长就变成了张铁拐……　

在蔡智诚的观念中，军官对荣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军队的品质。临离开南京的时候，方先觉将军也再三强调“困境中的军队最重要的是保持秩序和尊严”，然而，自从在14军军部看见谷炳奎军长居然也穿着和普通士兵完全一样的灰棉袄，蔡教官立刻就明白，杨围子村里的这支队伍已经完蛋了。

这时候，杨围子阵地的东面、北面和西面都受到了解放军强大兵力的压迫。在西北方向，中野4纵10旅的28、30团以及11旅的32团和13旅的38团正蓄势待发；在东面的则是新换上来的两支生力军，中野9纵（秦基伟部）27旅的79和80团。

当时，守军对攻击方的兵力部署情况十分清楚。这倒并不是因为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做得好，而是由于人家解放军根本就没打算隐瞒。从早到晚，对面坑道里的铁皮喇叭一个劲地嚷：“14军的弟兄们，我们是某纵某旅，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优待俘虏！不杀不辱！我是某旅某某团，奉劝你们赶快缴枪投降……”，“某纵某旅宣传队，现在宣读告蒋军官兵书……”，“张老三！我是李老四啊，我现在参加某纵某旅某某团了！这边有吃的有喝的，你也快点过来吧！”……各种各样的声音不绝于耳，让人想不听都不行。

如果喊话声突然停止，那就说明共军立马就要开炮了。4纵和9纵在东西两边各布置了一个炮兵连，八门化学炮（重迫击炮）轮流发射，炮弹在杨围子阵地上捋过去捋过来，一打就是个把小时，国民党兵被逼得躲在地洞里不敢动弹，解放军就趁机在外面挖战壕，等炮火停息之后再听广播宣传，那铁皮喇叭的喊话声又靠近了几十公尺。

“共军的大炮真是厉害……”

“那有什么办法，要怪也只能怪我们自己。先丢了开封，让人家拿着开封的大炮去打济南，打下济南，又拿着济南的大炮去打徐州，现在连徐州也丢了，全部的大炮都拿来打我们，这样下去谁还能吃得消”

确实是吃不消。14军的炮弹早就用光了，炮兵们守着废铁一样的大炮无可奈何，他们的武器早晚也要交到共军的手里。特别滑稽的是，包围圈里的国民党兵还不敢随便破坏这些没有用处的装备，因为人家解放军已经通过铁皮喇叭叮嘱过了：凡是“破坏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器材者”一律按战犯处置（解放军总部48年11月1日发布的《惩处战犯命令》）。也就是说，在战场上抵抗一下倒还没有啥关系，可毁坏东西就不能原谅了——国军这边无论当官的还是当兵的个个都希望日后能够享受到“优待政策”，所以谁也不敢轻易违犯共产党的规矩，只好乖乖地把那些宝贝给解放军留着。

让蔡智诚十分纳闷的是：共军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弹药和兵力——根据以往的规律，攻击部队所携带的弹药基数顶多也就能够使用七到十天，防守部队通常只要撑过这段时间基本上就可以过关了。而这一次，解放军是大兵团的外线作战，并且又没有铁路或者空中的运输补给条件，可是大仗打了近一个月，他们却依然显得兵员充足、物资充沛，丝毫没有懈怠的样子，这真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和两位团长老乡商讨这件事情，何玉林和李剑民也觉得想不通。大家琢磨来琢磨去，总觉得共军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强弩之末了，如果再支撑两天或许就有可能出现什么转机。

按照蔡智诚的看法，战场的形势虽然十分被动，但如果弹药充足的话，第14军再坚守个两三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杨围子的防御工事建造得确实非常完善。

杨围子村的东西长一百五十米，南北宽不到一百米，地势平坦，西边是一片坟地，东南角上有个水塘。14军在村子周围筑起了高度和厚度均为一米五的寨墙，寨墙之内以四个母堡为防御核心，每个母堡又由四至六个子堡拱卫，共同组成了内线阵地；寨墙之外是三米宽、两米深的壕沟，再往外是纵深一百多米的外围阵地，那里不仅构筑了梅花地堡、暗堡和三角型堑壕，并且还在各种工事的前沿设置了鹿呰和地雷。内外防御体系由交通壕和盖沟（暗壕）密切连接，兵力运动便捷、可以相互策应，在火力配置上则采用正射、侧射和倒射打击组成交叉封锁网，使整个阵地表面没有任何射击死角。

防守阵地的除了255团，还有14军军部直属队和第10师的残余人员，总共大约一千五百人左右。以杨围子村的面积而言，这样的兵力并不算少，可问题是部队严重缺乏弹药，炮弹和手榴弹完全告罄，各种枪弹也所剩无几，步枪兵的子弹平均下来还不到二十发，以这样的军需状况，别说是坚持三两天，就是再守两个小时都有点靠不住。

仗打到这个时候，战场的补充完全依赖空中运输，整个第12兵团都缺少弹药。双堆集的空投点设在18军的地盘上，后方送来的粮食和弹药全都掌握在“土木系”的手里，分配物资的时候就显得亲疏有别——弹药和粮食首先满足18军，其次再分给由18军派生出来的第10军，而14军和85军都属于“旁门另派”，只好看人家的脸色求一点施舍。先前，14军军务处的蒋汉廷处长到双堆集去讨要弹药，刚走到半路就被18军用冲锋枪顶了回来，东西没拿到还挨了一顿臭骂，蒋上校气得直跳脚，差点没把队伍拉出去搞火拼。

其实，空投场地就在杨围子的西南角，距离14军并不远，但18军却把那片区域设成了自己的禁区，根本不许其他部队靠近。这样一来，各部队与18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当解放军准备封锁空投场的时候，14军也就放任不管——自从攻克沈庄之后，解放军就不停地挖战壕，那工事从杨围子的西北逐渐延伸到了西南。本来，如果14军的弹药充足一点、或者他们多少能够发扬一点协作精神，只要主动出击一两次，共军的战壕也就不至于挖得那么顺利。可这帮家伙却只顾着跟18军赌气，愣是眼睁睁地看着中野4纵把坑道从沈庄一直挖到了空投场上，结果是“我的退路被隔断了，你们也别想再得到粮食和弹药！”　　

战事险恶、军情危急，包围圈里的国民党部队之间不仅在地理上被分割阻断，在心理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隔阂。派系的纷争加剧了内耗，绝境中的官兵的士气愈加显得低糜。

12月10日下午，双堆集方向的国军部队向空投场附近的华野4纵发起反击，双方在杨围子西边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噼里啪啦地打了两个钟头，可14军却始终袖手旁观，就好象这近在咫尺的战斗完全不关他们什么事似的。

14军不愿意去配合“土木系”。不过，在蔡智诚看来，同属于“土木系”的18军和第10军之间的配合也并不默契。本来，装甲部队在进行堑壕争夺战的时候，应该由步兵在前面搜索攻击、战车在后面实施火力压制才对，可第10军的步兵们却远远地躲在坦克的背后，距离突前的先锋足有二三百米。而18军的那些战车也没有摆出攻击时应该采取的楔形阵势，他们排成纵型的侦察队列，彼此的间隔拉得很开，这样就只有一辆坦克突在最前面，根本无法冲开堑壕的防御。

而共军方面却是铁了心的要守住阵地。坦克刚接近战壕，华野4纵的战士们就抱着麦秸垛子冲了出来，那些M3A3是使用汽油的，最怕火，打头的坦克几乎立刻就被“巨大的火把”包围了，其他的钢铁怪兽也被撵得到处乱跑，而跟在后面的步兵这时远还在百米开外，既冲不上来也退不下去，完全暴露在阻击阵地的火力打击之下……如此折腾了两三个回合，第10军的一个营就报销了。

反击部队无功而返，在杨围子“观战”的官兵们也显得无可奈何。蔡智诚问李剑民：“照这样下去，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守在这里，拼光打尽”，李剑民的回答十分简单。

“固守原地，拼光打尽”是十二兵团的政策。在双堆集包围圈里，除了18军之外，其他部队的位置都是固定死的，谁也不许擅自移动。85师254团1营长金泽（遵义人，黄埔16期生）就是因为一不留神跑到了第10军114师的地盘上，结果被军法处抓去枪毙了，黄维司令还将他作为“典型案例”通报给全兵团，搞得85师的其他人再也不敢随便乱动——用李剑民团长的话说就是“前头没出路，后头没退路，只有坐着等死”。

事实上，虽然没有出路和退路，但活路还是有的。在那段时间里，解放军每到天黑之后都要释放一批俘虏，他们总是让俘虏带回来许多劝降信，这些信函有的是指名交给某位长官的、有的则没有写抬头，但信件的落款却都是中野的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国民党的军官只要有了这封信，能拉队伍“反水”就算作是起义，实在不行的话，自己缴枪也算是投诚。

杨围子里的255团还剩下千把号人马，团长李剑民多少还有点“起义”的资格，但他并没有打算这么做。在私底下，李团长倒是给蔡智诚预备了一封“保命信”，并且叮嘱说：“我们是强盗大学毕业的，拼死了就算，你是正规文化人，打完仗还有自己的前途，不必把性命浪费在战场上”——那意思是让蔡大学生趁着夜色跑到共产党那边去投诚。

这让蔡智诚非常犹豫。从常识上判断，他知道杨围子绝对是守不住的，能够在共军发起总攻之前及时投诚当然是一条求生的良策，但是，经过多年的军旅生涯、特别是在伞兵部队里接受的“党化教育”又使得他难以做出临阵脱逃的举动，思想斗争了很长时间，他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听天由命。

夜幕降临了，对面的共军停止了炮击，杨围子阵地上顿时安宁了许多，在坑道里蜷伏了一天的国民党兵们纷纷走出藏身的工事——现在是“放风”的时间。

255团团部的边上就是14军的战地医院，那是一条两米来宽、一米多深的壕沟，士兵们把挖掘出来的泥土堆积到壕沟的两侧，希望借助土墙的掩护为伤兵遮挡四下飞溅的弹片。医院里没有床位、没有绷带，也没有任何药品，伤员们全都躺在潮湿的泥地里。有的人被霜雪覆盖着，那说明他已经死了，有的人则还在大声地哀嚎：“痛啊……惨啊……”，军医在壕沟里跑来跑去，所能做的只是给伤员喂一点水，就如同部队守不住阵地一样，他们和死神之间的战争也是毫无胜算。几个女医助拿着纸和笔，借着马灯的光亮帮伤兵们写信，写完之后就塞在伤兵的衣兜里，不知道由谁去投递、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交到他们的亲友的手中。

空地上生起了几堆篝火，炊事队的人正在那里煮马肉。杨围子的军粮已经断绝了，14军宰杀了辎重队的军马，官兵们吃的全都是这个玩意。就餐的人群之中还混着一条几个月大的小狗，这小土狗胖乎乎的，模样十分可爱，无论是什么人招手，它都跑到跟前去摇屁股。据说，14军退到杨围子的时候，整座村子逃得只剩下了这只小狗，它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地主代表”，每次遇到炮击的时候，阵地上总有七八个地方在喊：“小地主跑到哪去了？小地主藏好没有？”，好象非得把这个小东西隐蔽好了，大家才能安心地躲炮弹。

吃饭的时候，熊绶春中将也来了，这位已经被撤职查办的前任军长站在篝火前面微笑着询问：“怎么样，马肉的味道还可以吧？”

有的人不吭声，有的人则附和着回答：“还不错，满好吃的”

“不好吃也要吃啊”，军长鼓励说：“大家再坚持一下，空军很快就给我们送粮食和弹药了……”虽然这很明显是句假话，但也并没有谁去戳穿它。

李剑民团长向熊绶春介绍：“这位是蔡智诚中校，今天刚刚空降下来的”。

蔡中校的右手正打着夹板，他没有办法敬礼，只好鞠了个躬，“报告师长，我是在松山入伍的，是你的老部下”。

熊绶春立即握住蔡智诚的左手，亲切地招呼道：“很好很好，谢谢你的帮忙”。

这一切和当年的情形是多么的相似啊。同样的动作、同样的话语，同样是在贵州人的队伍中，同样是大战之前的低沉的语调，同样是没有敬军礼而是鞠躬、握手，熊绶春的手也同样是那样软软的、湿湿的……但是，当年的志气昂扬的蔡新兵如今已成了精神低靡的蔡中校，奇Qīsuū。сom书当年的那个被架空的熊师长如今已成了被撤职的熊军长，战场的形势也颠倒了过来，他们所在的部队不是在攻击对手，而是被对手困在了狭小的包围圈里，既没有粮食也没有弹药、既没有前途也没有退路，成天被铺天盖地的炮弹压着打，就象当年松山上的日军一样。

熊绶春很快就离开了，从背影上看，他的步履比以前苍老了许多。但蔡智诚却发现，这个面容憔悴、外表十分虚弱的人却佩带着领章和肩章，他是第14军之中唯一的戴着大盖帽、穿着常礼服的军官。

夜深了，杨围子村里燃起了堆堆篝火，寒夜中的士兵们都围坐在一起取暖。

探头望望四周，解放军那边也亮起了点点火光，那些光亮密密麻麻的连成一片，把14军的东面、西面和北面围堵得严严实实。晚风吹过，从对面的阵地上传来了阵阵笑声和欢呼声，蔡智诚不免有点儿担心：“不知道共军会不会发动夜袭？”

“放心吧”，李剑民苦笑了一下，“他们明天白天的时间足够，犯不着在晚上费这个工夫”

是啊，明天……

对共军而言，明天将会是他们的胜利日。而对杨围子村里的国民党兵来说，到底还会不会有另一个明天呢？

蔡智诚的任务是给战车部队送电台，但他并没有能够完成这项差事——地空电台总共被分成了三摊，最后落到国军地面上的却只有一台发信机，这玩意连电源和天线都没有，当然也就不可能和天上的飞机进行“联络”。而且，电台原本应该送往双堆集、交到18军118师的手里，但现在却办不到。杨围子的北面、西面、东面，甚至西南角和东南角都被解放军围得严严实实，只剩下正南方向还有一溜狭窄的通道，而那条“通道”从早到晚都被侦察兵和狙击手的眼睛盯着，没有重兵的掩护根本就别想冲过去。

无奈之下，蔡伞兵只好把发信机交到14军军部，自己留在255团听天由命。对他而言，这样的选择其实并不算太坏，因为反正不管跑到什么地方都是被包围，还不如跟亲戚老乡们混在一起更加痛快一些。

255团的团部是一座由民房改建而成的“母堡”，地面以上是堡垒，地底下挖了个三米来深的大洞。12月10日的晚上，蔡智诚就住在这团部的地洞里。

“地下室”里除了蔡智诚，还有另外一位不速之客，他是宿县职校的彭晋贤先生。

　宿县职校的全称是“安徽省立第四中等职业学校”，这个学校现如今已经改成了“宿城一中”，高考的升学率在安徽省名列前矛，但在那时候却是一所培养蚕桑人才的农校，这彭晋贤就是专门研究桑树病虫害的老师。48年的11月份，彭先生正在乡下搞田野调查，没想到宿县战役恰巧就在这个时候爆发，国共双方在宿州城外杀得烽火连天，老彭只好带着学生往南边跑，他原本是打算逃到蚌埠去的，结果却在浍河边上遇到了第14军，然后就和黄维兵团一起被困在了包围圈里。

　从宿县来到杨围子，彭晋贤的几位弟子全都死于非命，有被子弹打死的也有被炮弹炸死的，还有一个更倒霉，被飞机上丢下来的一摞报纸给砸死了。这让彭老夫子受到了很大刺激，整个晚上，他一直神经质地喋喋不休：

　“各位官长，我是研究农桑的，知道么？‘犊健戴星耕白水，蚕饥冲雨采青桑’。斯农桑之业，乃民衣食之源、国富强之本，所谓不待耕而食、不待蚕而衣，则无所事焉。古人云，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诚如是也……诸位大人，我不想看你们打仗，我只想去看桑树，‘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常言道，劝农者为善，好战者不祥，你们两军交锋，把桑树砍光了、把乡民赶跑了、把我的学生也打死了，这又是何苦来哉……夫争国家者，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