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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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围子的南部有一块面积不大的洼地，这里丢弃着一些没有弹药的大炮和没有汽油的卡车，炮车的轮胎和车厢上的木板早就被士兵们拆去当燃料了，只留下几堆光秃秃的铁架子还在雪地里趴着。按照蔡智诚的估计，如果攻守双方在内线争夺村落，这里是唯一有可能不会发生激烈枪战的地方，因此，他在那些废铁之间给彭晋贤弄了个隐蔽部，并再三叮嘱他不要随便跑出来。

“蔡长官，你千万不要把我丢下不管啊……”，彭老头可怜兮兮地哀求道。

“不会的，到了突围的时候，我一定先来喊你”，蔡智诚一面随口敷衍着，一面朝255团走去。

走到军医院的附近，看见几个士兵正把85师代理师长吴宗远抬了过来，吴师长在沈庄战斗中负了重伤，他原本是被安排在第三批突围的，现在“偷渡”不成、只好又被送回到医院。

救护站里的男医生和女护士纷纷跑上前去迎接师长大人。但就在这个时候，村子外面响起了一连串沉闷的“雷声”。

那“雷声”最初是从杨围子的东边传来的。刚开始的时候，蔡智诚还以为是共军在爆破什么工事，但很快，北边和西边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天空中随即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炸药包，那些被油毡包裹着的象磨盘一样的东西从四面八方跃入苍穹，带着火焰和浓烟，飞舞着、翻滚着、呼啸着，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恐怖的轨迹，然后又密密麻麻地坠落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了已经被炮火摧毁成废墟的国民党阵地……

炸药包炮！！！

几乎完全是出于本能，蔡智诚立刻纵身跃入了附近的一个弹坑。而与此同时，剧烈的爆炸就发生了。

冲击波肆虐着大地，先前被重迫击炮掘出的巨大弹坑在一连串的爆炸之下仿佛变成了赌桌上不停摇晃的小小骰盅。坑里的一切都被搅得天翻地覆。地面变形了，地表的土层被炸药的强力推动着、如同波浪一样的上下起伏，坑壁相继崩塌，大大小小的石块在地震的挤压之下居然能从泥土里弹射出来，迸得老高，砸得人头破血流……蔡智诚的眉骨裂了、牙齿掉了，但他这时却并没有感觉到疼痛，他在弹坑里不知被掀翻了多少回，但每次摔倒之后却又立刻挣扎着爬了起来——“遇到炸药包炮，一定要蹲着，千万不能卧倒”。何玉林的警告一直回响在脑海，蔡智诚拼命地提醒自己：不能卧倒，不要摔倒，不能让冲击波震坏了内脏，更不要被泥土活埋了。

耳朵已经听不见了，整个人就象是潜入了深水之中，耳膜里只剩下“呜呜——咕咕”的杂音。视线也变得模糊，四周围混沌一片，天地间充斥着一团棕红，分不清哪些是弥漫的尘土、哪些是爆炸的烈焰。呼吸十分困难，空气似乎全都被烧光了、被挤走了，努力地张开嘴，随着每一次喘气吸进体内的却尽是呛人的硝烟。那些炙热的TNT烟雾在喉管之中、在肺叶之间灼烫着，火辣辣的，就好象要在人的胸膛里再一次爆炸一样。蔡智诚觉得自己仿佛是被困在了一只棕色的瓶子里，瓶子外面是血红色的炼狱，而炼狱的风暴正一遍又一遍地敲击着瓶壁，要把他的生命从这脆弱的藏身之所里拖拽出来，抛入莫名的深渊中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震荡的大地终于平静了。

蔡智诚揉揉眼睛、抹去脸上的血迹和泥土。他的四肢俱全、五官完好，但两只手掌却肿胀得很厉害，帽子飞了、鞋子掉了，衣服敞开着，裤管只剩下了半截，原先挎在肩上的公文包也不知丢到了什么地方。他艰难地爬出弹坑，刚一迈步就觉得双腿发软，头晕恶心，浑身一个劲的发抖，于是只好跪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

杨围子村被炸平了。寨墙完全坍塌，碉堡支离破碎，各种建筑荡然无存，阵地上的鹿呰被冲击波掀到了远远的角落里。军医院不见了，那些充当救治所的壕沟被泥土掩埋着，只在个别地方露出了伤员的脚，几个医官木然地守在“病床”的旁边，他们的任何举动都已经无济于事。战壕内满是尸体，一摞一摞地叠成一堆，有的蜷卧在土中，有的从废墟里探出了半截身子，这些人的外表都没有血迹，显然全是被冲击波震死的。地面上一片狼籍，积雪被融化了，冻土被炸得蓬松，一条冬眠中的蛇居然也被震出了地面，十分怪异地躺在残砖碎石之间。原先的弹坑被填平了，新的爆炸痕迹又重新布满了周围，有的黝黑、有的焦黄，那些被犁翻的泥土之中混杂着断裂的木片和残破的军服，甚至还夹带着没有爆炸的炸药包。

1948年12月11日下午4点40分，围攻杨围子的中野部队各自组织了30架以上的“飞雷发射筒”。如果以每筒打三轮、每个“飞雷”装药二十公斤计算（这是当时的标准做法），六个主攻团在二十分钟之内至少向面积不过一万平米的杨围子内线阵地抛射了上万公斤的炸药——这也就是国民党兵所称的“没良心炮”。

显然，“没良心”的称谓是带有抱怨情绪的，但按照蔡智诚的说法，他们反感的倒不是“飞雷炮”的惊人效果，而是不满于这种武器的战场使用方式。

发明“飞雷”的当然是个很聪明的人，但这种“大炮”的设计思路其实是和近代武器的发展原则相违背的。因为第一，炸药包炮的射程很小、精度很差、使用寿命很短、操作的安全性也很不可靠，无法成为固定有效的打击手段；第二，这种武器的爆破方式非常原始，弹药消耗量极大，作战效能并不合理；第三，实施“飞雷”攻击的时候，大量的炸药包都堆积在发射阵地上，一旦遇到敌方的炮火逆袭就没有生存的可能，战场风险太大。因此，如果反过来看，使用“飞雷炮”就需要具备相当多的前提条件，首先，本方的军需物资必须十分充沛，可以不考虑弹药的消耗量。而且本方的兵力和时间也必须十分充足，可以把军事工事推进到距敌一百米以内，并建立起安全的发射场；其次，敌方的阵地必须被围困在一个狭小的区域之内，目标固定而且集中，并且敌方必须不仅无法使用炮兵进行反击、同时也必须没有能力进行步兵逆袭……可想而知，一旦战局出现了这样的态势，战场双方的胜负其实早已经确定了，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却还要继续采用高密度的毁灭性打击手段，那的确是够“狠心”的。

这场“没良心炮”对蔡智诚的肉体伤害并不大，但却给他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他总觉得共产党做事好象有点得理不饶人的味道，这种阴冷的感觉一直积压在他的心头，从而也就困扰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

——讲到这里，想说几句废话。

今天再去讨论“没良心炮”道德价值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解放军也只是在淮海战役中，为了打击国民党最顽固的精锐兵团时才集中采用了这种比较特殊的战术手段，其目的更主要的是在于最大程度地摧毁国民党军事集团的抵抗意志。自那以后，这种办法就很少使用了。

从淮海战场的“没良心炮”到上海战场的坚决不使用大炮，解放军的建设完成了一个质的飞跃，这种飞跃是符合战争规律、符合政治规律、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军队或者战争行为并不会单独地存在于战场之中，它永远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只有理解了政治的需要才有可能正确地评判军事行为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今天，我们是否应该尊重战争法制体系的要求、是否应该把“化装偷袭”作为军队的常规手段、是否应该大力宣传“飞雷”的奇妙功效，甚至是否应该鼓励“无限战”的天才思想，都应当放在国际政治的框架内来通盘考虑。

其实，所谓的“襄公之仁”，并不是只用一句“迂腐”就可以概括的。

爆炸刚刚平息，解放军就冲进了村子。

究竟是谁最先突破杨围子的内线防御，现在的资料众说纷纭，各种回忆录或者人物传记都说是自己的部队打下了14军军部，马甲我也弄不清哪一个讲的更加准确一些。但实际上，中野司令部在战斗结束之后只表彰了两支队伍，一个是4纵10旅28团第5连（洛阳英雄连）、一个是13旅38团第1营（钢铁营），而这两队人马其实本是一路，都是从村子西面突进来的，那里也恰好是14军军部的所在地。

在蔡智诚的印象中，西面的防线最先被共军突破。当时他正趴在地上吐得晕头转向，身边突然就出现了一队解放军，全是从14军军部那边冲过来的。几个小兵比比划划的说了些什么，蔡智诚一点听也不清，而人家大概觉得这小子满脸鼻涕眼泪、既没有武器也没有战斗力，并且还又聋又傻的不象是个当官的材料，于是就接着朝东边跑去了。那时候，255团的阵地上还有人在进行抵抗，蔡智诚虽然听不见枪炮的声音，却可以看见爆炸的闪光和子弹打在泥土上溅起的尘烟。

西边被占领了，东边和北边正在交火，如果不想送命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等着当俘虏。蔡智诚忽然想起应该把自己的证件、手表、钞票和金条赶紧都埋进土里，因为这些东西是会暴露军官身份的，在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是共军只优待贫苦的士兵，抓住军官统统砍头，把脑袋插在木棍上，就象处理张辉瓒一样。

伸手在衣兜里一阵乱摸，七掏八掏的就发现了一张《福尔摩斯》的借记卡，上面还盖着宿县职校的大印，那本小说早已经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去了，可这张小纸片却鬼使神差地被揣进了口袋里。这东西突然给了蔡智诚一个绝妙的启发——早在豫东战役的初期，他就听说共军对学生的态度十分宽容，不仅不杀不关不刁难，而且还允许他们穿越封锁线到国统区去。现在，如果自己可以装成学生和彭晋贤老师混在一起，说不定就能够打着田野调查的旗号溜之大吉！

可是，当蔡智诚回到那片洼地的时候，却发现彭晋贤先生已经死了。他侧卧在一辆卡车的旁边，裤子掉了、大衣飞了，脑袋上有个大洞，很显然，这老头终究还是忍不住从隐蔽的地方跑了出来，结果就被爆炸的冲击波掀翻、一头撞到了汽车的铁架子上……事已至此，蔡智诚只好独自伪装下去，他脱掉身上的军服，换上彭先生的羊皮袄，然后就坐在地上等候收容——从现在开始，他准备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按照何玉林说的那样，“想尽办法活下去”。

1948年12月11日的下午6时许，杨围子战斗终于结束了。

12月12日中午，蔡智诚在战场东北十来公里远的忠义集接受解放军的审查。这里是中野9纵的一个转运站，杨围子战斗后，被俘虏的国民党官兵全都交给9纵进行处理，蔡智诚也就和大家一起被押送到了这个地方。

“忠义集”这个地名今天已经不存在了，这一带如今属于宿州市的埇桥区，位置大概在蕲县镇的白庵村附近。但事实上，忠义集过去是浍河南岸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秦代以前叫大泽，当年曾经有人在这里乱喊“大楚兴，陈胜王”，结果招来了楚霸王项羽；汉代以后改叫蕲城，刘邦讨伐淮南王英布的时候把这里当作了大本营。淮海战役期间，第10军和14军在浍河两岸与中野部队激烈交火（熊绶春就是因为在这一带吃了败仗被撤职的），双方打过来打过去，没过几天就把忠义集打平了。蔡智诚在这里的时候，集镇上连一栋完好的建筑也没有，老百姓也全都跑光了，从前线下来的俘虏和伤兵只好睡在废墟上。

说到伤兵，战斗结束过后，战场上双方的负伤人员自然全都要往下抬，但两者之间的待遇却是不可能一样的。解放军的伤员送到忠义集以后要进行分选，受轻伤的留下来、重伤号则经过紧急处置之后再转送到后方的大医院去，而对国民党的伤兵则不必这么麻烦，来到忠义集就算是到了站。

战败方的伤兵通常都不敢哭，缺胳膊断腿的都咬牙忍着，实在熬不过了就破口大骂，骂长官骂部队或者骂国民党蒋介石，这一方面是因为心里确实有怨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怕由于受伤被共军给枪毙了。当然也有一些伤兵显得啥也不在乎，他们或者一个劲地呕吐、或者从早到晚的不吃不喝只睡觉，蔡智诚还看见一个家伙坐在地上猛摇头、卡住他的脖子都停不下来，这些人的脑袋都被震坏了。

寒冬腊月，躺在露天里的伤兵特别容易死掉。死掉了就埋，当时忠义集的周围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坟墓，里面大多是国民党的兵。

11号的晚上，蔡智诚是和俘虏兵呆在一起的。从其他人的口中，他得知14军的前任参谋长梁岱举手投降、代理参谋长詹璧陶受伤被俘，85师代理师长吴宗远和254、255团的两个团长都被共军活捉，而熊绶春则已经阵亡了。

说起来，熊绶春临死的时候只是个被撤职查办的罪人，但是当他死掉了以后，国共双方好象立刻就忽视了这个情节，大家全都煞有其事把他当作大权在握的14军军长。这一边说他即将醒悟、正准备和参谋长一起领导起义，那一边说他英勇神武意志坚定、决定追授他为陆军上将。这么看来，老熊这个人带兵打仗的水平虽然很一般，但最后的阵亡却是够漂亮的。

关于熊绶春死亡的原因，目前有多种说法。

其一是解放军方面的记载，认为他是被击毙的。自称击毙他的部队也不少，个个说得有名有姓，而且时间越长、冒出来的功臣也就越多，让人莫衷一是。但不管怎么样，“击毙熊绶春”这样的事迹肯定是要记大功的，至少在1950以前，能够在军功簿上明确记录这项功劳的人物只有两个，一位是4纵10旅28团5连的副班长杨传任，一位是13旅38团1营的营长张英才；

第二种说法则来自国民党，主张熊军长是自杀的，并且他用的是什么枪，打得是什么部位，讲得有鼻子有眼，可就是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采取的自裁行动；

不过，有个人却知道熊绶春的死亡时间，那就是14军的参谋长梁岱。梁参谋长当时也是个被撤职查办的倒霉蛋，所以和熊绶春住在同一个地洞里，按照他的说法，熊军长是在共军进行炮击的时候突然跑了出去，然后就被炮弹给炸死了……梁岱少将愿意这么讲，自然有他的理由，只是这样却让熊绶春显得有点蠢，好象这位黄埔军校的熊中将和宿县职校的彭先生是同一个水平，都不懂得如何躲炸弹似的。而且他也没有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两个没有跟着军部一起突围？

于是就有了另外一种观点，说熊绶春和梁岱两人当时正准备组织起义，连计划都拟好了，只是还没来得及下命令……这其实并不大可能。熊绶春是江西人，梁岱则是粤军出身，他们到第14军任职的时间都不长，不象谷炳奎等人是从当连长时就从这支部队混起的，所以别说是熊、梁已经被撤职，即便是他们正掌权的时候也很难把这帮尽是湖南人、贵州人的队伍带出去搞起义。

如果按照马甲我的推测，熊、梁二人不参加军部的突围或许是故意的，只不过梁岱留下来是打算投降、而熊绶春却是准备等死。至于熊绶春是被炮弹炸死的、长枪打死的、还是用左轮自尽的，谁也说不清楚。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把老熊的尸体刨出来看一下，但这个办法却已经行不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江淮地区大搞防治血吸虫，到处都在进行挖新坑填旧坑的“送瘟神”运动，结果邱清泉的坟墓被挖成了池塘、熊绶春的坟墓干脆不见了踪影，所以这件事的“真相”究竟如何，正好可以随便我们大家乱猜。想一想，这倒也不错，挺有意思的。

不过，蔡智诚中校大概不会觉得这些事情里面会有什么趣味。

当时，他穿着彭先生的大衣、混在一帮军服中间冒充“披着羊皮的狼”，正战战兢兢地等待着接受共军的审查呢。　

杨围子战斗结束后，蔡智诚被送到了忠义集。虽然很不愿意做出举手投降的动作，但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没有了几个月前的那种“党国文天祥”的气概，所以也只得乖乖地听从命令、在解放军的指挥下走向了集结的地点。

忠义集的路口摆着几个大木盆、木盆里边有毛巾，蓬头垢面的俘虏都必须在这个地方进行“卫生清理”——也就是在卫兵的监视下洗一洗脸、并且解开自己的衣服拍打一番——这个举措当然具有勘验身份、检查随身物品的功能，但经过了如此这般的折腾，原本萎靡不振的人们也确实显得精神了许多。

洗去了脸上的尘土，袒露出来的不仅是清晰的五官，眉眼之间的几分羞涩也就同时显现了出来。世界上大概不会有哪个军人会对缴枪投降的行为觉得毫无愧疚，即便国民党兵也是一样。“清洁”过后的俘虏们面面相觑，一边尴尬地笑着，一边为自己的落魄下场寻找着理由。

“共军的炮火太猛了，从没见过这样的”

“那是，上午几万发炮弹、下午几万斤炸药，这个仗根本没办法打。我们那个班，还没有等到正规交手就被干光了，只剩下我一个……”

“再坚固的工事也不管用，十几天的辛苦全都是白费。我们的碉堡和战壕一下子就垮了，人被震得象喝醉了一样，共军冲过来喊缴枪不杀，可我们的枪都被埋在土里了，哪里还找得到……”

据说，何玉林团长在共军总攻刚开始的时候就下令放弃抵抗了，他先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然后就坐在个石辘子上等着当俘虏，那石辘子的旁边还摆着两副担架，左边的是85师师长吴宗远、右边的是255团团长李剑民……可奇怪的是，整个阵地都投降了，只有255团第3营还在东北角的外壕附近抵抗了几十分钟，这让大家觉得十分纳闷：“喂！你们可真够可以的，敬礼号吹了那么久，怎么还在打？”

“哎呀，耳朵被震聋了”，来自3营的俘虏兵立刻显出了一副特别无辜的表情：“我们趴在壕沟里放枪，一直把子弹打完了才听见军号声……”

过了没多久，解放军的代表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叉着腰问：“这里面有当官的没有？国民党军官出列！”

俘虏堆里随即站出来几个人，很快就被带走了，蔡智诚埋着脑袋没有吭声。

那几个军官走了之后，干部模样的人立刻换了一副轻松的语气，说：“好了好了，反动派已经被赶走，在这里的都是受压迫的贫苦弟兄，大家不要怕，你们是被反动派逼着上战场的，遇到解放军就是被解放了，你们翻身了、自由了！天下穷人是一家，咱们先吃饭、再拉拉家常吧”

于是就开饭。小半斤一个的白面馒头、香气四溢的猪肉炖菜汤，用箩筐装着、用木盆子盛着，一样样的抬了上来，在杨围子饿了好些天的国民党兵们哪里经得起这个诱惑，立刻全都扑上前来，有的用手抓、有的用帽子装、有的用衣服兜，你争我夺、狼吞虎咽，那些体质弱、力气小的就被挤在了外面碰不到饭食，急得哇哇直叫唤。而解放军的代表却并不做任何干涉，他们笑嘻嘻地站成一排，在干部的指挥下齐声唱起歌儿来：

天下穷人是一家，不分什么你我他，

我们吃尽人间苦，养肥富人一大家。

天下穷人是一家，蒋介石害我们互相残杀，

要打他就打，要骂他就骂，哪有穷人说的话。

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翻身力量大，

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地主军阀都打垮

……

共军的“心战”开始了——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政治指导员的蔡智诚老早就听说过这个战术的厉害，他立刻本能地提高了警惕，小心地戒备起来。

果然，等俘虏们差不多吃饱了以后，解放军的政工队员就坐进了人群之中，态度和蔼地跟大家聊起天来，问的无非是“你是哪里人啊？”“当兵多长时间了？”“在家里做些什么呀？”之类。有个解放军也来找蔡智诚套近乎，可没想到蔡指导员的回答是：“家严生前致力于化学工业，鄙人目前正在钻研植物学”，那位憨厚的北方大汉顿时就懵了——这显然超出了该同志的阅历范围，他愣了老半天，然后就去找其他人说话去了。

其他人的谈话氛围还是非常融洽的。话题从“你们那里是种稻子还是种麦子？”“收成怎么样？”“地租征多少？”说起，然后就渐渐地就骂到了地主的头上。俗话说，饱吹饿唱，一帮俘虏填饱了肚皮、放宽了心思，畅开胆子海阔天空，三两下又从骂地主变为了骂军官。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兵的挨打受气简直是家常便饭，这些穷苦的弟兄们被共产党怂恿了几句，立刻就把所有的委屈全都想起来了，大家一个个怒不可遏，就连吃败仗的原因也从先前的“共军炮火太猛烈”变成了“国民党太坏没良心”……骂着骂着，突然有个士兵站起来说：“报告解放军，那边角落里还混着几个当官的，快去把他们抓起来！”

几个企图蒙混过关的国民党军官被逮走了，但蔡智诚却安然无事，这倒不是因为有谁放了他一马，而是因为他刚到14军没两天，士兵们都不认识他。而且，蔡智诚自己也处处小心，他在俘虏堆里很少说话，即便张开嘴也是用南京口音——在江淮一带征战了这么些年，他的南京官话早已经模仿得惟妙惟肖，轻易是不会露馅的。

但饶是如此，解放军也没有放松对这个“学生”的警惕。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