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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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一百元“华中币”（华东解放区华中银行）、一千元“边币”（晋察冀边区银行）、两千元“西北币”（晋绥边区西北农民银行）、四万元“陕甘币”（陕甘宁边区银行）……　

几位好事的太太小姐跑进银行里询问“金圆券对人民币怎么换？银圆又怎么换？”，工作人员回答说，金圆券的限额兑换在各个解放区只开展三个月的时间，新海连特区已经停止了这项业务，但银圆却还是可以兑换的，一块银元换一百元人民币。蛋蛋女士突发奇想，用袁大头把各种式样的共产党钞票都换了好几张，钉成了一本就象连环画一样，大家看了都觉得挺好玩（当时人民币的最大面额是100元，一万和五万的大钞还没有发行）。　

银行的布告上面有一项内容：规定国营企业、机关、部队以及合作社的现金都必须存入银行，而且限定共产党干部私人储蓄的最高限额是人民币五万元，超过的部分就必须交公。这个规定让围观的“国大代表”们十分诧异，有人认为共产党推行共产主义、废除私有制，这样的做法正是其政治奋斗的目标；也有人不大相信共产主义，觉得这只是一纸空文不可能得到实施，“有人类就会有奋斗，奋斗的结果无非是破坏旧有的不平等再创造新的不平等。均贫富的社会其实不合理，合理的社会应该有合理的生活差异……”　

然而在新浦，“不平等更合理”的理论似乎很难成立，因为解放区的民众正以实际的行动证明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力量。　

当时，新海连特区的农业水平很低，居民的粮食全要靠外地输送，各行各业的工资薪水也经常用小麦来结算。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新浦的民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了“勤俭节约运动”，机关干部、部队战士、学校学生、码头工人纷纷从自己的嘴里省下口粮，无偿地捐献给社会。街道上贴满了倡议书、决心书，全都表示只吃粗粮不吃细粮、或者一天只吃一顿饭，“新海连建国学校”原定每个月发放一万斤粮食，师生们先是主动减掉了一半，后来又决心减到三千斤。国大家眷们围着大字报议论纷纷：“哦哟，那不是只剩下半饱了么？”——可蔡智诚却从中领悟到：正是有了这后方的“半饱”，淮海战场上的解放军才能够有那么多的包子和馒头；也正是由于后方的肠肥肚满，双堆集的黄维兵团才不得不啃食马肉——战争的胜负，其实早在这远离硝烟的集镇上就已经决定了。

新浦一带不产粮食，但海产品却多得很，小贩们挑着螃蟹和鲜鱼沿街叫卖，一块银圆居然能买到三十多对对虾，这可把大家高兴坏了。一帮家眷再也顾不上逛街（本来也没什么可逛的），女人们先是疯狂地采购了一番，然后就拎着大筐小篓跑回了天后宫。　

鱼虾螃蟹很快就煮好了，扑鼻的香气充满了整座大殿。这时候，天后宫的“管理人员”也在吃晚饭，陈丽君看见一帮老兵就着咸菜啃窝头的样子很可怜，于是就好心地端着一盆海鲜送了过去，可谁知道，才过了没一会，她又抱着盆子回来了，而且哭得梨花带雨、好不伤心。　

原来，蛋蛋女士遇上了那位性格内向的中年“管事”。一瞧见菜盆里的鱼虾，原本正蹲在地上啃窝头的汉子就气哼哼地站直了身子：“里中么嗲（你这是要做什么）？”　

蛋蛋好不容易才弄明白对方的意思，连忙笑着回答：“请你们尝尝鲜”　

“喔莫要！帮特拌出切（把它拿出去），什么玩意？※☆◎＃＠＆＊！！！……”　

虽然听不懂人家吼得是什么，但一看那暴跳如雷的架势就知道不会有啥好话。可怜的蛋蛋女士哪里遇见过这般阵仗，立刻被训斥得痛哭流涕，最后只得满腹委屈地落荒而逃。　

俗话说，巴掌不打送礼的。你愿意啃窝头没啥关系，可也用不着这样打击送海鲜的人吧？一帮“国大家眷”顿时觉得忿忿不平，纷纷慷慨激昂地发表着各自的高见：　

“那黑脸大汉肯定是来监视我们的看守，他是怕我们在菜里面下毒！”　

“死牢头！好心当做驴肝肺，一辈子只能啃窝头！”　

　……

晚饭过后，天色渐渐黑了，可天后宫里的人不但不见少，反而越来越多。一群群身穿粗布军装的男女从外面跑进来，有的忙着啃干粮，有的忙着洗脸洗衣服，有的在院子里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有的则点亮油灯看书写东西，还有人在戏台上（天后宫内有个办社戏的木头台子）和房檐下铺麦草，显然准备在那里过夜。　

　蔡智诚莫名其妙地打量着这群男女，心里猜测着这天后宫究竟是什么地方？这些人又是什么身份？而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有两个人推开了配殿的房门。　

　来人穿着与其他人完全一样的粗布军衣，脸上也同样带着几分营养不良的清瘦和苍白。但他俩的神情举止却充满了与众不同的自信和从容，一见面就热情地拱手招呼：　

“各位好！新海连的军民欢迎大家来到解放区！”

　随着一阵热情的寒暄，两位中年汉子微笑着出现在大家面前，前面的一个三十左右，后面一个五十出头。经自我介绍之后才知道，比较年轻的那位名叫谷牧，是新海连地区特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而年长一些的则是特委副书记、特区专员李云鹤。

这两个人的突然出现让国大代表们很是吃了一惊——经过多年的宦海生涯，人们早就习惯了地方要员的颐指气使和奢侈排场，并且也知道，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国的共产党人实在有太多的理由可以摆出获胜者的威风，所以大家在心理上都已经做好了“忍辱负重”的思想准备。但出乎意料的是，眼前的书记和专员却显得十分简朴平和，不仅身后没有警卫跟班，而且都穿着与普通士兵相同的粗布军服，风尘仆仆、面带倦容，如果不是言谈举止中透露出的那一种与众不同的自信和从容，真还看不出他俩就是当地的“父母官”、是这数千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最高官员。

乍然相见，天后宫配殿里的人们略有几分紧张。张志韩先生首先对解放区军民的宽容接待表示了感谢，然后又介绍了身边的国大代表以及家眷，并且着重强调：“我们都是文人出身的参政议员，并非是挑拨内战的军阀”。

谷牧书记笑着回答：“很好很好，我们也是文人出身，我们也没有挑起内战”。

双方开怀大笑，现场的气氛顿时轻松了下来。

PS：谷牧曾经是北平“左联”浪花文学社的骨干，笔名“牧风”（当时与他齐名的是《天山景物记》的作者碧野），而李云鹤则当过《黎明周刊》的主编。

随后，双方的谈话就变得十分融洽。共产党的书记和专员向大家介绍了解放区的政策，国大代表也就关心的事项提出了各自的问题。

谷牧说，新海连地区解放后，人民政府没收了以聚安公司（刘峙的企业）为代表的反动官僚资本，但对其他合法的私营产业还是积极保护的。对于这样的说法，张志韩表示了怀疑：“我们在街上看过，三分之二的店铺都关门了，那是怎么回事？”

李云鹤专员解释说：新浦区有上百家私营企业，由于物资匮乏，也由于群众对人民币还没有建立起足够的信心，所以在部分行业中还存在着囤积商品、哄抬物价的情况。为此，政府开办了物资交易所，事先约定物价和手续费的标准，并要求大宗的买卖必须在规定的地点公开进行，于是许多从事批发业务的商号就只好关门、转到交易所去做生意了。这样的办法虽然使市面显得冷清了一些，但正常的商业活动却并没有停止。

“这是特殊形势下稳定市场的特殊办法，今后还会做相应的调整”，谷牧书记补充说：“你们也可以到交易所去看一看，希望能提出更好的建议”。

“共产党政府准备拿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有国大代表提问。

“那要看你们自己的态度”谷牧回答：“人民政府的方针是：革命自愿，绝不强求，加强教育，广交朋友，是去是留，给予自由。不过我倒希望你们先到各处去看一看，了解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你们对旧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如何处置的？”

“愿意回家的悉听尊便，愿意留下的全包下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一讲团结二讲改造，那怕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也决不抛弃决不歧视”。书记和专员的答复非常明确。

就在这时候，有人敲门。一位小伙子探头进来问：“刚才被气哭的是哪位女士？我们司令员要向您道歉”

司令员？陈丽君莫名其妙地跟了出去，没过多久又回来了，依旧是一脸迷茫的神情：“哎呀，刚才骂我的那个人不是牢头呀，他是新海市的警备司令”

“哎哟，是司令哟，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一群老婆们关心地问。

“他说对不起，还说了什么……没有听懂”

“我们司令员已经在党小组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刚才又当面向这位女士赔礼道歉了”，送陈丽君回来的小伙子在旁边进行了说明。

“他的道歉我明白了。可他先前为什么要生气，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蛋蛋女士依然满腹疑惑。

“嗯……你们这些上海女士……涂口红，戴耳环，衣服露胳膊露腿，而且还洒香水涂雪花膏”，那小伙子挺尴尬地解释说：“我们司令员看不惯，说那些是哇呜呱唧的鬼东西，鼻子里喷香心里头瓮臭，搞得人很头疼……”，配殿里顿时哄堂大笑起来。

（这位司令员的名字就不必说了。他后来担任了上海民航局的领导，真不知道刚进大上海和刚遇见空姐的时候，这位游击队长出身的老革命会是个什么样的表情）

大家都笑了，但谷牧的脸上却没有露出笑容。“我们过去的工作重点在农村，但从现在（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起，工作中心就要从农村转向城市。我们的党和军队必须学会管理城市、学会团结工人阶级，也必须学会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但我们的一些同志，甚至包括这位司令员同志却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就害怕麻烦，不乐于团结其他阶层的人士，这是一种不了解当前形势任务的狭隘思想，是一种束手束脚的工作作风，是必须加以克服和改进的……”

见书记说得如此严肃，在场的各位反而不好意思起来，纷纷劝解道：“其实司令已经很好、很给面子了，他帮我们扫地、烧开水、准备饭食，做了不少下人才做的事情，先前我们还以为他是个招待员呢，真是失敬失礼”

“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一贯宗旨，做招待员也没有什么失敬的。我们这些专员、司令员、警卫员、通讯员、勤务员都是人民的服务员。革命工作只有尽责与不尽责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那天晚上，天后宫里的许多人都没有睡好，蔡智诚也是如此。这时的他已经知道谷牧书记和李云鹤专员就住在自己的隔壁，也知道眼前这座破败的大庙其实不是羁押犯人的狱所，而是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官邸”。

这场景使他想起了徐州的“花园饭店”。那也是一座官邸，但在那里面来来往往的国民党官吏却和眼前的共产党人有着天壤之别，无论是奢侈的吴化文还是节俭的王耀武，无论是傲慢的邱清泉还是内敛的高吉人，官员们的嘴里除了“总裁”就是“党国”，从来就没有人提及过“为人民服务”的概念。

听谷牧书记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服务员。那“服务员”的称号与自己这个国民党考试院核准的“六级荐任公务员”相比，实在很有意思——公务员的资格来自于公权，倚仗的是权力，所以会有等级之分；而服务员的资格则来自于理想，倚仗的是信念，这样的理念原本就是最高尚的道德境界，所以没有等级之别。公务员效忠领袖、对政府负责，由法律赋予其力量，这样的力量是受制约、有限度的；而服务员效忠人民、对社会负责，在服务人民的同时从人民中间获取力量，这样的力量是源源不绝、不可抗拒的，也只有这样的力量才有可能成为改变历史的真正动力。

只是，要靠什么样的政治机制才能保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有效运转呢？蔡智诚觉得很好奇。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和其他人一起赶到新海连建国干部学校，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新民主主义讲座”。

讲座由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主持，讲授的内容主要有国际国内形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共同纲领”等等。蔡智诚很认真地做了笔记，国大代表们也听得十分专心。新海连特区社会部长苏羽（后任辽宁省委书记、安徽省委书记）在讲解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时候说到“小资产阶级不能担任领导，知识分子也要改造自己、向工农学习”，一贯自视甚高的张志韩先生顿时很不服气，当即要求上台发言……从这以后，原本是“一言堂”的政治讲座就变成了他们两个人的哲学辩论会。

陈丽君没有旁听“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大辩论”，她跑去参加义务劳动了。

当时，刚解放不久的新海连地区百废待兴，其中最亟待恢复的就是电厂和铁路。新浦镇早在1925年就通了铁路，但自从1946年以后，陇海路东段受到国共双方军队的反复破坏，被弄得支离破碎、几乎荡然无存，整个新海连也因此变成了陆路交通的“孤岛”。解放以后，共产党号召修复铁路、发展经济、支援革命战争，解放区的军民立刻积极响应起来。由于工程浩大、缺钱少物、困难很多，新海连的群众就主动捐献工具、器材和木料，并自带家什参加义务劳动。一时间，建设工地上人声鼎沸、歌声嘹亮，修路大军挥锄扬镐，男女老少川流不息，其浩大的声势使国大家眷们也受到了感染，情不自禁地参与其中。

（PS：陇海铁路的连云港至徐州段于49年5月恢复通车）。

蛋蛋女士一大早就去了工地，到傍晚时候才收工回来。她没有穿旗袍，原本日常必备的耳环项链和口红香水雪花膏也全都没有了踪影。忙碌了一天，女人的脸上却丝毫不显得疲倦，满嘴里唱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手舞足蹈、蹦蹦跳跳，眼神中焕发出喜悦兴奋的光芒。

“今天去抬铁轨了？”蔡智诚好奇地问。

“没有，我当了宣传员！”

原来，蛋蛋先是在工地上砸了个把小时的石子，这任务对她而言显然是过于艰巨了，于是很快，她就又找到了另一项工作——帮宣传队写标语。

陈丽君是谷正楷的女弟子，也就是说，为慈僖太后题写“颐和圆”匾额的严寅亮就是她的师爷，因此她的楷书水平至少在修路工地上是首屈一指的。“陈书法家”自出生以来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参加过社会工作，也从没有机会展现过自己的才能，这下可好了，眼瞧着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耳听着激扬豪迈的口号歌声，她运笔如飞，在纸上写完了在布上写、在布上写完了在墙上写，革命的热情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内心里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成就感。

“告诉你，连谷书记都表扬我的字好呢（谷牧的字写得也很不错），行署的人还邀请我参加革命宣传队”

“哈哈”

“参加宣传队就算参加革命了，今后我来养活你”

“哈哈哈”

……

晚饭后，新海连特区工商部的许国祥部长来到天后宫，跟大家一起核对存放在“中字102号”上的私人财物、并商量相应的处理办法。

船上的货物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从古董到药品什么都有。属于蔡智诚的东西主要是一百二十匹细布和一百八十捆棉纱，这是他在中纺公司当特派员时搜刮到的不义之财，这类东西当然无法再转运到别处，唯一的方法是就地变卖、把体积庞大的棉布换成别的东西。

许部长提供了当地交易所的物价表。从行情上看，一匹细布在新浦相当于300斤小麦、一捆棉纱价值180斤麦子，蔡智诚可以选择把手里的布匹换成人民币，也可以兑换成粮食、油料或者其他货物，在交易所里做买卖。

“我的天，好几万斤小麦，这可怎么办？”当初在上海滩搜刮这些物资的时候，蔡智诚曾经打算把它们换成美钞或者黄金，可没曾想搞到最后居然会变成了一大堆粮食。

“修路工地上的人，吃的都是黑豆窝头呢”，妻子在旁边幽幽地说。

“你的意思是……把这些粮食都捐献给他们？”

陈丽君认真地点点头。蔡智诚不禁乐了：这共产党还真是厉害，才一天的工夫就培养出了一个公而忘私的积极分子。

自从在工地上写了几幅标语，蛋蛋女士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她从行署的那帮小青年那里借来一本《宣传员手册》，趴在油灯下认真揣摩着其中振奋人心的口号，好象真的很希望把这项革命事业进行下去似的。

只可惜，尽管陈丽君愿意留下来继续革命，但革命队伍却对她另有安排。

4月18日上午，新海连特区的领导再次会见国大代表及家眷。谷牧书记这一次没有再讲“愿去愿留”的方针，而是直截了当地表示：人民政府将在近期内安排大家返回国统区——这突如其来的决定让在场的人们都感觉十分意外。

事情是这样的：1949年的4月中旬，正是国共和谈即将水落石出的关键时刻。4月16日，国民党代表黄绍竑和顾问屈武携带着草拟完成的《国内和平协定》由北平飞往南京，国民政府签约的最后期限是4月20日。而就在这时候，七位国大代表却因为坐上了伞兵起义的轮船，被稀哩糊涂地弄到了解放区，这极有可能让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莫须有的借口，从而给谈判的结局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其实，国共双方早已对谈判破裂的结果有所准备，并且都做了下一步的打算。当时，国民党方面参加和谈的主要是同意“无条件投降”的张治中派以及主张“有条件投降”的李宗仁派，而在没有参加谈判的派别中，蒋介石和阎锡山等死硬派的态度是既不投降也不合作，可何应钦派则表示愿意建立联合政府、主张“有条件的合作”，这样的立场虽然与共产党的要求还相距甚远，但毕竟可以作为分化瓦解的重要目标，因此，何应钦也就成了当时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

被伞兵带到新海连的这些个国大代表都属于何系的人物。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与其让他们留在解放区接受革命教育，倒不如送回国统区发挥统战作用更有意义一些。于是，从4月18日这天起，蔡智诚们的身份就从“和平起义的参加者”变成了“访问解放区的客人”。当天，他们出席了伞兵起义的祝捷大会，观礼了伞三团发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致敬电（毛泽东主席很快回复了贺电），并且还观看了由地区文工团表演的歌剧《白毛女》。

对陈丽君来讲，《白毛女》的剧情显然比伞兵起义的意义重大得多。她在看戏的时候就哭了个稀哩哗啦，回到住所之后又拽着几位立法院的国大代表讨说法。

“你说你说，那喜儿有多可怜呀，你们为什么要帮着黄世仁？”

“由法理而论，欠债还钱……”，张志韩被这喜儿的粉丝纠缠得无可奈何：“当然，若以民情而言，地租是过重了些……这个这个，值得检讨……”

“检讨，检讨，谁耐烦你们检讨。反正黄世仁祸害了喜儿，大春就要来报仇！”蛋蛋女士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俨然成了劳苦大众的代表。

蔡智诚当然也很同情杨白劳一家，但他却把更多的心思放到了伞兵的事情上。

在伞三团祝捷大会的会场，蔡智诚听见团部连的两位军官在谈话。一个说：“在船上的时候，我以为你肯定是个共产党呢，原来不是的呀”，另一个回答：“哈哈，当时我还以为你才是共产党呢”……事实上，参加中字102号起义的中共地下党员总共还不到十个人，所谓“船上有五百名共产党”的消息完全是虚张声势的说法。

从技术上讲，伞三团起义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三点。一是巧妙利用LST型坦克登陆舰的构造，把绝大多数官兵封锁在了船舱里；二是事先调走思想比较顽固的监察人员，从而顺利地掌握了甲板和舰桥的控制权；三是布设疑阵、虚张声势，摧毁了其他人的意志。当伞兵团长刘农畯、军械所长陈家懋和中校团附李贵田等高级军官突然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且宣称船上还隐蔽着大量的共产党员的时候，各级部下立刻在震惊之中陷入了相互猜疑，从而无法再采取有效的抵抗措施。

在祝捷大会上，刘农畯把自己的成功经验讲得头头是道，但蔡智诚却不以为然。他觉得有些事情仅仅靠刘农畯的团长职权是难以办到的，比如把伞兵军械所和伞三团安排在同一条船上，比如把政工人员调离部队……这些举措如果没得到伞兵司令部的支持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所以这位督察官出身的前国军中校的心里总是怀疑事情的背后还另有文章。

——蔡智诚当时的怀疑其实不无道理。

中共地下组织策反国民党伞兵的计划是从49年初开始实施的。当时，陈家懋的主要策反对象是伞兵司令张绪滋（陈与张是同乡，并且还当过他的副官），而地下党的主要力量大都集中在了伞兵第二团，所以当伞兵部队由上海转运福建的时候，起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