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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三国豪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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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兵虽然艰难，回兵却一路坦途。途经碣石的时候曹操在山上饱览了壮丽的沧海景色，写下了著名的《步出夏门行》。碣石在今天的河北省昌黎县，也有人以为此山已沉入现今河北省乐亭县境的大海中，所说的沧海就是渤海。《步出夏门行》又名《陇西行》，是乐府诗词，曹操只是借古题写现在的事。他的《步出夏门行》主要分为《观沧海》、《冬十月》、《土不同》、《龟虽寿》四个部分。其中《观沧海》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学过，当时没觉得怎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解能力也有所提高，对这首诗的认识也和从前不一样了。尤其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一句，充分表露了曹操宏伟的政治抱负和雄心壮志。前面几句是写实景，这两句则是展开联想，在这浩渺无边的大海面前，日月星辰似乎都显得渺小了，它们的运行好像也都取决于大海。在写到这一派吞吐宇宙的宏伟气象时，曹操一定想到了自己。清朝的沈德潜在评论曹操的诗歌时说他“时露霸气”，所谓“言为心声”，大概真正心怀大志的人在一举一动乃至一言一行中都会不自主地流露出这种“霸气”。
这里简单说一下曹操的文学造诣。《魏书》说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而且“登高必赋”。很多诗人、文学家都是这样，在受到外界景色的刺激后很容易产生创作冲动，曹操也不例外。曹操的作品配上音乐后，“皆成乐章”。曹操的散文简洁朴素，他的乐府诗慷慨激昂，他本人更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曹操早年为顿丘令的时候，曾被免官，但随即又“以能明古学”而被拜为议郎，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曹操的文学功底。曹操手下有很多文人，为他起草各种文件。每次曹操都要亲自过目，修改一下，大家都以被修改的次数少为荣。当时曹操有个比较出名的笔杆子叫阮瑀，有一次他写好的文件交给曹操，曹操一看，竟不能增减一字。这本是一件小事，但却被收入史书。这一方面说明阮瑀的文笔确实好，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曹操的文学功力是得到大家认可的。还有，曹操的诗歌很多都是用的乐府旧体，正如沈德潜指出的“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但曹操却不受古曲的束缚，以旧体言新事，这大概也是他“霸气”的一个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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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曹操 第六节
（更新时间：2006…11…26 8：56：00 本章字数：6583）
如果曹操只想青史留名的话，仅凭他的文章就可以做到，但他想要的当然不止于此。建安十三年曹操作玄武池训练水师，他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江东。这时北方已经完全统一了，至少名义上是这样，就连乌桓也派人来，表示愿意接受汉政府的领导。于是曹操想，去年已经封赏过自己手下的功臣了，今年该好好封赏自己一下了。怎么封赏呢？曹操已经想好了。于是这一年朝廷罢三公，设丞相。丞相是谁呢？当然就是曹操了，自此曹操始为“曹丞相”。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丞相这个官职。丞相是皇帝的股肱，典领百官，辅佐皇帝治理国政，为高权重。丞相制度起源于战国。“丞者，承也；相者，助也。”西汉之初设丞相一人，首任丞相是萧何，后改称相国。丞相的权力很大，一般的事情丞相即可决定，有时甚至可以“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汇报”；一些重大问题，皇帝也要首先听听丞相的意见。当然丞相的工资也很高，秩为万石，绝对的高薪。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君权和相权发生了冲突。武帝对位高权重的丞相越来越不信任，武帝末年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位在丞相之上。汉成帝时，更是设立三公。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以大司马、大司空、丞相为三公，这是旨在分散丞相权力的一项措施。到了汉哀帝干脆不要丞相了，改丞相为大司徒。东汉时根本就没设丞相，直接就是三公制。东汉末年的三公是太尉、司徒、司空，其中太尉最尊，曹操的老爸就曾任太尉。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七月，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曹操亲统大军南征刘表。走到半路，传来消息刘表病死了，他的小儿子刘琮继承了他的势力集团。刘琮在襄阳，而一直依附于刘表的刘备则驻扎在樊城。曹操加快了进军速度，他可不能让刘备先占了荆州。九月份就到了新野，刘琮当机立断，立刻派人请降，曹操则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切进行地很秘密，刘备一点都不知道。等他知道的时候，曹操已到了宛城。宛城离樊城很近，可把刘备吓着了。他跑到襄阳城下痛斥刘琮，为什么事先不通知一声，刘琮根本没敢见他。刘备过了嘴瘾之后，才想起还得跑。曹操恨透刘备了，派一支人马专门追他，必欲除之而后快。《三国志》记载这支队伍由曹操亲率，一日一夜急行三百余里。终于在当阳的长坂追上了刘备。经过一番恶战，重创刘备，但还是让他逃走了。这时候益州的刘璋也开始向曹操靠拢，愿意接受曹操的差遣，不但主动示好，还“遣兵给军”。应该说，此时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提到当时的情形：“昔先帝（刘备）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
这时是曹操集团的全盛时期。曹操本人无论是身体状况还是精神状态都处于巅峰，而集团内部的团结也是空前的。文臣积极献策，武将奋勇当先。大家在接踵而至的胜利的刺激下，充满了对战斗的渴望，对胜利的追求，但同时也变得骄傲轻敌，盲目乐观。而刘备和孙权谁都不是等闲之辈，任何一人都够让曹操头疼的了，现在这两人联合到一起更是难缠。曹操恨透了刘备，必欲除之而后快，从徐州打到到汝南，从汝南打到到荆州，刘备已经没有退路了。孙权虽然可以选择投降，而且以曹操对待投诚的态度，应该不会有性命之虞，但“南面称臣”可不是孙权想要的。于是哥俩凑在一起一合计，就把曹操给坑了。决定历史的赤壁之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关于赤壁之战，《三国志 魏 武帝纪》的记载很简略，只有二十多个字：“公至赤壁与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根本没提火烧赤壁的事，但是从《三国志》中其他传记和别的史书记载来看，火烧赤壁应该是有的。
下面简单描述一下赤壁之战。其实早在曹操发兵江东前，孙权就已经多次流露出对曹操的不忿，他曾拒绝曹操要其送子为质的要求。在曹操数十万来势凶猛的大军面前，江东众臣惶恐不安，多数人主降。但孙权还是采纳了以鲁肃、周瑜等少数人为代表的主战派的意见。顺便说一句，鲁肃是个难得的人才，他最先提出了联刘抗曹的战略思想，但他的作用和影响在《三国演义》里被淡化了。周瑜奉命在赤壁与曹操对抗。这时是黄盖提出了火攻计，然后又下诈降书。在约定时间，周瑜用小船系在大船后面，放上引火之物，“引次俱前”。曹军将士还在指指点点，伸着脖子看热闹呢，突然小船同时放火。“时风盛猛”，连岸上都烧着了，“烟炎涨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曹军大败。《山阳公载记》说“公（曹操）船舰为刘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当时道路泥泞难行，又赶上大风。于是让那些老弱残兵背草填坑，骑兵才勉强通过，而那些填坑的老弱残兵却被踩死不少。可是曹操却大喜，他说刘备是我的大仇人，但是“得计少晚”，如果他早些放火，咱们大家就都悬了。曹操战败之后的这种乐观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三国演义》里说曹操赤壁战败后有个“三笑一哭”描写的也很传神。据说曹操兵败逃亡途中，先后经过三处设伏的好地点，可是都不见敌军埋伏，于是大笑。笑敌人的不懂兵法，他说刘备如果在这里设伏兵，我们就会怎样怎样被动。每次都是笑声未落，敌人的伏兵就出现了，搞得曹操手下很是紧张，生怕这位丞相再笑，不知道还会笑出谁来。撤回南郡之后，曹操却大哭起来。众人很奇怪，逃亡路上一波三折，您老一个劲地笑，笑出三波伏兵，现在回到根据地了，您怎么反倒哭了？原来曹操想起了他英年早逝的一流大谋士郭嘉郭奉孝，他说“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搞得手下谋士“皆默然自惭”。当然这是罗贯中先生杜撰出来的，但是却体现了曹操乐观的精神，这也是他的一个过人之处吧，至少保证他不会像袁绍那样吐血而亡。另外补充一下，《三国演义》中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一事所有史书均无记载，应该是老罗的神来之笔。
大家可能还记得，曹操在淯水败给张绣后说过一句话“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以后不复败矣！”应该说，曹操做得还不错，基本上说到做到了，只是赤壁一仗把这个誓言破了。那么曹操这一仗为什么会败呢？原因很多了，首先是曹操太骄傲了。这一阵子曹操的仗打得太顺了。张绣、吕布、袁术、袁绍、乌桓、辽东各个规模较大的势力集团非降即败，那些小一点的割据势力更是不在话下。而且这回出征更顺，刚一出兵刘表就病死了，荆州得来的毫不费力，曹操和他的将士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有些飘飘然了。这真应了那句话“骄兵必败”。其次是孙刘联盟已经没有退路了，必然要全力一搏。这拼命一击势不可挡，曹操终于被击败了。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曹军中当时疫病流行，士卒多染病等等。
除此之外，项飞认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曹操的兵太多了。《三国演义》说曹操统兵八十三万，诈称百万。那么曹操当时究竟有多少兵呢？《三国志》没说，但在《三国志 周瑜传》里提到曹操得荆州降卒数十万。《江表传》中记载了曹操给孙权写过一封信，信中曹操自称大军“八十万众”。根据这些数字，保守的估计曹操当时的士兵数量也要在三十万左右。三十万士兵是个什么概念呢？项飞没见过这么多人，也不知道。记得上大学时学校要求全体出早操，结果弄得偌大的校园全都是人，连树林的小路上都有人练气功，当时觉得场面挺浩大的，其实那时全校的学生总共加起来还不足万人。这样的描述可能会对理解“三十万士卒”有所帮助。冷兵器时代作战兵多将广当然是件好事，但凡事都有一个度，过了这个度好事可能会变成坏事，这里的这个度就是统帅的个人能力。有个成语“多多益善”说的就是这事，出自《史记 淮阴侯列传》。汉高祖问韩信，像我这样的人能带多少兵？韩信回答，陛下不过能将十万。高祖很不高兴，就接着问，那你能带多少呢？韩信也没谦虚，答道：“臣多多而益善耳。”其实不论是谁多少兵都能带，这里说的“带兵”应该是不但带兵还能取胜。同样是统帅，带兵的差距咋这么大呢？古时的通讯很不发达，队伍之间的联系方式主要是举烽火和通信兵，影视作品里常见的“飞鸽传书”基本不敢用于两军作战中，因为谁都不知道鸽子会落到哪里。由于通讯的制约，对统帅的要求就非常高，比如统筹能力，协调能力、调度能力、应变能力还有对战斗进程的预判断等。当然这也要求统帅手下带兵的将领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统帅在派兵前就要把领兵外出的将领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都考虑到，包括地形、天气、战局的变化等各种不确定因素。这一点非常困难，那时的地图不像现在这样准确、详尽，也没有天气预报，对战斗进程的预判断更是考验统帅的综合能力；一旦实际情况与事先设想的不一样，统帅就要立刻做出调整，并尽快通知带兵在外的将领。这点同样困难，当时的通讯太落后了，统帅获知前线的变化不会很及时，做出调整后再通知在外的将领就更不及时了，往往战斗都结束了，调整通知才刚刚送到。当然在外的将领也要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和随机行事的权力，但是这反过来又要求统帅对将领的控制能力。总之，在通讯不发达的冷兵器时代，统兵越多对统帅的要求就越高。曹操此次战败很大原因就在于此，他带的兵超过了他的能力。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度，就连“多多益善”的韩信也不例外，只不过他的这个“度”可能远超过别人。有的人当县长会很优秀，但是当市长就不行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管辖的面积超过了他的能力。而且曹操的情况更为特殊，他统领的兵成分复杂。有他自己的兵，这部分是作战的中坚力量；有荆州的降卒，这些人随时可能反水，需要时刻提防；还有其他割据势力赞助的部队，但别指望他们会卖命。这简直就是一只多国部队，而那时的通讯方式跟现在的美军根本没法比，所以即使曹操带兵的上限是五十万，这样一打折就剩下不足三十万了。带兵一旦超过这个“度”就好像是恐龙，核桃大的大脑指挥庞大的身体，结果灭绝了。
曹操打败之后，把刚得到的荆州也丢了。接下来的几年，他好好休整了一段时间，还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下了一道求贤令，鼓励人才的推荐和自荐，并表示自己愿意不拘一格的欢迎和使用人才。这期间还修建了铜雀台。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大宴铜雀台时有一段讲话，可以看作是他的内心表白，事实上这段话确实有，而且还记载史书上，当时还是以“令”的形式发布于天下。原文比《三国演义》中的讲话更详细、更感人也更长，项飞就不抄录原文了，简单地评述一下。曹操说我刚举孝廉的时候，年纪还小，生怕自己这点德行被人看不起，所以就下决心好好干。那时的愿望只是做个郡守而已，希望能够有个好的名声。可是当时宦官当政，我又得罪了很多豪强，“恐至家祸”，因此辞官不做。辞官时我的年纪也不大，后来看到有些人五十多岁了也没做官，就想再过二、三十年天下清平了，那时我也就是五十几岁，再出来做官也不迟。于是我回到故乡“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还想“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但是不久朝廷征我为督尉，“迁典军校尉”，这时我的愿望变成了为国家讨贼，以功封侯，做征西将军。死后我的墓碑上写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我就满足了。后来董卓作乱，我首举义兵。当时我如果多招兵也能招得到，可我没那么做，还时常裁员。因为“兵多意盛”，就可能会与豪强相争，如果那样，可为祸不小。后来几次招募，都不超过三千人，这是我的“本志有限也”。后来我做了兖州牧，“降黄巾三十万众”，势力渐大。这时袁术在九江欲称帝，准备得差不多了，这时有人劝进，袁术却说：“曹公尚在，未可也”。后来我剿灭了袁术，袁绍又来了。袁绍势力强大，我“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考虑到“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以垂后”，于是与之战，“幸而破绍”。随后又平定刘表。我现在身为丞相，位极人臣，早已大大超出我当初的愿望。“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有人看我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所以“妄相忖度”，认为我有“不逊之志”。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之所以流传至今，是因为他们虽然强大，但“犹能奉事周室也”。当年燕国的乐毅跑到赵国，赵王想让他攻燕。乐毅“伏而垂泣”，拒绝了赵王。秦二世下诏杀蒙恬时，蒙恬说：“我的先人、我和我的子孙积信于秦已经三世了。我现在统兵三十万，足以背叛。但我宁死也要守义，是因为我不敢忘记先人的教诲和先王。”我每看到这里都会“怆然流涕”，从我祖父到我，“皆身当亲重之任”，不能不说是“见信者”，到我儿子曹植几个兄弟这一辈已经超过三世了。我不是只对大家这么说，对妻妾也这么说，让她们都知道我的心意。我常说，我死之后你们“皆当出嫁”，“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我这些话，“皆肝膈之要也”。但是如果让我交出兵权，回到封国，那可不行。为什么呢？“诚恐一离兵权，为人所祸”。而且如果我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以前朝廷因为我的功劳而封我三个儿子为候，当时我没接受。现在又要接受，这不是为了荣誉，而是想要他们成为我的后援。我“奉国威灵”，荡平天下，这是“天助汉室，非人力也”，可我却受封四县，食邑三万户，“何德堪之”？天下未平，不可以让位，但愿意退还三县，二万户，只保留武平县和一万户，这样多少可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曹操的这番话似乎是他的内心独白，但如果真是这样，也没必要以“令”的形式晓谕天下呀。应该说，这篇“令”理解为曹操为自己的辩护更为贴切。虽然这里有给自己脸上贴金的成分，但在很大程度也是事实。曹操在这里先是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他一开始没有太大的野心，做一个太守就满足了。由于时局的变化，曹操被朝廷征为督尉，心中的志向也随之改变，但也只是“封候”和做“征西将军”，因此他一直控制着自己势力的大小，使之不会太小也不能太大。但是随着时代大潮的淘洗，曹操逐渐浮出水面，成为朝廷重臣，并把握了历史的走向。而他对国家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正如他自己所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确实，如果没有曹操，以汉室之衰弱，称帝称王的不知道会有多少。袁术就不说了，袁绍虽然没有称帝，但他“矫制”封乌桓的首领为单于，由此可知其志不小，如不是被曹操击败，他一定会称帝。实事求是地说，曹操至少给了国家一个相对的安定、统一，给了黎民百姓一个相对的和平、安宁。
接着曹操委婉地说出自己没有“不逊之志”。他借齐桓公和晋文公的事迹，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此举旨在让那些背后理论他的人闭嘴，也让那些忠于汉室的人放心。曹操还引用了《论语》的一句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他大概想告诉天下人，我会学周“以服事殷”的例子，大家就别瞎操心了。其实这一点上不怪大家怀疑，曹操所说和所为差得太远，别的不说，单是他对汉献帝的态度就让人说三道四。还不顾献帝的求情，处死了怀有身孕的董贵人，哪里有一点“服”的样子，更别说什么“至德”了。
但是曹操既然提前、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也就是他“封侯”的愿望，为什么不急流勇退呢？不行啊，同志们！曹操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我没有兵权就会被他人所害，我死不要紧，国家就要“倾危”，黎民百姓就要重新陷入战乱。一开始朝廷封我三个儿子为候我没接受，现在接受了，也是这个道理，是让他们成为我的后援，保证我不“败”。曹操的这个解释看似牵强，却很有道理。他现在是国家的支柱，他确实不能“败”，他一“败”国家就又要陷入到无休止的战乱中。而且老子有大功，儿子封为侯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事，那时有“祖荫”一说，就是指的这种事。更何况父子天性，相互为援，天底下大概没有比这更叫人放心的后援了。据《魏书》记载，袁绍曾派人劝降曹操，来人说：“今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天下英雄，谁逾于此？”可见当时的观念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权重，儿子必须带兵，既为羽翼，又是后援。曹操的意思是告诉大家，别指望我会退休，天下不定我就不会交权。
最后曹操表示愿意上缴大部分的封地和食邑，“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依项飞看，曹操的这道“令”的目的就是要表明心迹，减少不必要的猜测，安定人心。在那时候，统治阶级牢牢地掌控着话语权，更何况“成者王侯败者贼”，只要你把敌人都消灭了就没人说你坏话了。但是曹操不这样想，他不但要敌人不说他的坏话，还要争取民心；不但要捞到政治上的好处，还要得到舆论的支持。顺便说一句，自汉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学的主导地位，人们所受教育以儒学为主，曹操也不例外，他的这个“令”通篇以儒家思想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论曹操的目的是否达到，它确实使曹操集团内部一些为了“保汉”而“保曹”的人得到了心理慰籍和理论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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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曹操 第七节
（更新时间：2006…12…1 20：46：00 本章字数：4972）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马超、韩遂率众反叛，并占据了潼关。《三国演义》里说，马超是因为父亲马腾被曹操杀了才反叛的，事实正好相反，当时马腾活得好好的，在京师做卫尉，是因为马超造反，他才被杀的。这年的七月曹操西征，与马超“夹关”对峙。他一面吸引马超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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