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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雄师-中国五大野战军-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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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捷满有把握地说：“侦察有误，侦察有误！我们可不能中了共军声东击西的诡计。”
就这样，陈长捷将手中“王牌”一五一师，从金汤桥核心地区调往城北，加强北部防御。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正中刘亚楼下怀。北平方面也派出少将民事处长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苏，第二次与解放军谈判。
双方数度交锋，于1 月上旬形成一个谈判纪要。纪要规定：傅作义所管辖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管辖的地区一律解放区化。在此前提下，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被俘军官一律释放，傅作义及其总部和高级将领一律予以适当安排。
上述条件同意与否，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规定：1 月14日24时前为答复的最后期限。
1949年1 月14日上午，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对天津的攻击，迫使傅作义及早迈出和平的一步。
上午10时，对天津的总攻开始。上千门火炮同时开火，陈长捷这才领教了“共军”炮火的威力。
上午11时，东北野战军5 个纵队、22个师，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在40多辆坦克的引导下，从11个突破口杀入城内。
一纵。是东北野战军一支劲旅。辽沈战役中担任预备队。此次争得由西向东突击的任务，战士们奋不顾身，直插市中心。
由东向西实施突击的是八纵，总攻一小时后，便突破了天津守敌号称“永久性工事”的民权门。
1 月15日2 时，即发起总攻14个小时后，担任主攻、实施东西对进的部队，胜利会师于金汤桥，“堡垒化”的天津被拦腰斩断。
攻克天津之战，历时29个小时，歼敌13万，俘虏陈长捷以下国民党高级将领26名。
天津解放！捷报传至西柏坡，毛泽东对这次战役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创造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一种斗争方式——“天津方式”。
毛泽东说：“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天津方式”，对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直接、关键的作用。
就在发起天津战役的前一天，傅作义派出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周北峰第三
次与中共谈判。在通县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会见了傅作义的代表。
会谈一开始，邓宝珊就问：“你们要打天津了？”
林彪面无表情，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已经下达了命令！”罗荣桓接着说：“鉴于部队已开始行动，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喽。”
邓宝珊又问：“打天津，你们准备用多长时间？”
林彪不屑一顾地从嘴里哼出两个字：“三天！”
邓宝珊一怔，十分不服气地表示：“你们恐怕30天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则说：“30天打不下来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一年，非打下来不可！”
15日下午，天津战役胜利结束。傅作义、邓宝珊目瞪口呆，谁能想，不到30个小时陈长捷就完了。
次日，遵照毛泽东的意思，刘亚楼将被俘的陈长捷送到北平城郊，与邓宝珊相见。
在凛冽的北风中，陈长捷凄楚地说道：“副总司令，回去告诉傅总司令，不要守了，天津的味道不好受啊！”
1 月21日，傅作义终于痛下决心，接受共产党方面提出的一切条件，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营垒，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整编。l 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开进北平，接受城防任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就此落下帷幕。
平津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集团丧失了在华北的最后一个战略集团，其覆灭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1949年1 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在司令员吴克华、政治委员莫文骅的率领下，作为人民解放军卫戍部队进入北平。时至正午，四纵哨兵登上景山制高点，接管了傅作义部队的最后一个哨位。这座千年文化古城终于避免了战火。
2 月3 日，在市民倾城夹道的欢呼声中，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野战军高级领导人健步走上前门箭楼，检阅入城部队。入城式结束后，按照总部的命令，东北野战军转入整训。林彪、罗荣桓合计着：为了庆祝平津解放，开阔干部的眼界，决定组织营以上干部轮流进城参观。内容是：游一次故宫、颐和园，看一场著名演员演出的京剧和一场电影，会一次餐。
游皇家园林、看名角演戏，大家非常开心。会餐那天，气氛尤为热烈。
开饭前，有人提议：是否可以喝点酒助兴？请示罗荣桓。罗荣桓回答：“今天可以喝一点。不过，有言在先，可不许喝醉。我还要给大家讲个故事。”
酒过三巡之后，罗荣桓向部下讲了明末李自成进京的故事。他告诫部下，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罗荣桓在北平讲李自成，毛泽东在西柏坡讲李自成。
3 月25日，刘亚楼前往涿县迎接来自西柏坡的中央领导机关和毛泽东一行。
一见面，毛泽东便握着刘亚楼的手，说：“呵，10年未见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
刘亚楼一时未明白毛泽东“进京赶考”的意思，在一旁的周恩来副主席向刘亚楼解释道：“主席在离开西柏坡时说，我们进北平，是去接受考试的，共产党将要领导全国政权，这是一种新的考验，我们不能学李自成。”
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在淮海和平津战役结束之前就已在扫视江南。淮海战役一结束，2 月11日，中央军委便作出决定：由指挥淮海战役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3 月上旬，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向到会的中央委员们宣布：我们将要向长江以南进军，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为了适应协调作战和统一指挥的需要，按照中央军委1949年1 月25日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由序数排列的决定，3 月28日，东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第四野战军下辖第十二、十二、十四、十五兵团。
第十二兵团下辖由原第三纵队改称的第四十军、第八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五军和第九纵队改称的第四十六军；第十三兵团下辖由原第一纵队改称的第三十八军、第十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七军和第十二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九军；第十四兵团下辖由原第二纵队改称的第三十九军、第四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一军和第五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二军；第十五兵团下辖由原第六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三军、第七纵队改称的第四十四军和第十一纵队改称的第四十八军。
在东北野战军统一整编的同时，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也分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和第三野战军。全军统一整编之后，第四野战军奉命沿平汉路南下，进抵河南、湖北，于长江北岸，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的渡江作战行动。此时，国民党政府放出“和谈”烟幕，准备通过谈判争取一个划江而治的结局。中国共产党则在北平同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谈判的同时，加紧了渡江作战的准备。
3 月底，全权指挥渡江作战的总前委制订了《京沪杭作战纲要》，决心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战法，分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于4 月15日18时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之间实施渡江作战，首先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然后向纵深发展，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由于渡江作战的主要目标是进攻和消灭位于长江下游南岸的汤恩伯集团，解放南京、上海等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因此，位于湖北、河南境内的第四野战军部队，主要担负佯动任务，占领武汉以北及其以东地区，以积极的行动牵制华中白崇禧集团，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的渡江作战。
随后，考虑到国共北平和平谈判国民党政府方面的最后签字时间，中央军委将渡江战役发起时间改为4 月20日。
4 月20日20时，即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字的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发起了渡江作战。顿时，长江北岸，万炮齐发；长江江面上，千帆竟渡，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所谓“立体防线”顷刻瓦解。
4 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将士：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本来，蒋介石将最后希望寄托于苦心经营的长江江防上。然而，在解放军百万大军牵其头，挟其尾，攻其中间的猛烈打击之下，自汉口以下长达2000余里的长江防线，同时崩溃。
居于国民党长江防线之首的，是盘踞在武汉的白崇禧集团。
按照渡江作战的统一部署，第四野战军之第十二兵团，在萧劲光率领下，于渡江作战发起之日，向白崇禧部在江北的汉川、孝感、黄陂、新洲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击作战，使白崇禧根本不敢有半点轻举妄动的念头。
4 月27日，萧劲光率四野十二兵团进抵长江北岸。此时，陈庚率二野四兵团兼程前进，向赣东北追歼逃敌，威胁白崇禧的侧后安全。鉴于这种形势，白崇禧惧怕被歼，遂采取避免与解放军作战的办法，干5 月初开始收缩武汉外围的防务，俟机撤退。
5 月15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部在武昌以南的贺胜桥、金口一带起义，迫使白崇禧慌忙南撤。
同日，四野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在军长李作鹏率领下，于湖北团风与田家镇之间约200 余里宽的江面上发起渡江作战。南岸守敌临阵举义，四十三军顺利渡过长江。 16 日，该军激战一天，攻占了黄石、鄂城、大冶、阳新，有力地配合了第二野战军在九江、南昌方面的战斗。
5 月17日，四野十二兵团第四十军在军长罗舜初的率领下，顺利解放了汉口、汉阳和武昌。
华中重镇武汉解放后，中央军委任命谭政、陶铸为武汉军管会正、副主任，萧劲光任警备司令。
5 月下旬，已经就任四野第十四兵团司令员的刘亚楼，在北平办完了原职务移交工作，正准备南下率部作战之际，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让他去毛泽东主席的住地，领受新的任务。“是什么重要任务，主席亲自交待？”
在急驰而去的吉普车里，刘亚楼闷不作声。吉普车出西直门，过颐和园，奔香山而去。
一个小时后，车至幽静的皇家园林——静宜园内。在毛泽东主席的住地双清别墅，刘亚楼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开门见山他说：“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色，要你从陆地上天，负责组建空军怎么样？”刘亚楼怔了片刻，略带吃惊地回答：“主席，我在苏联是学陆军的，虽然在东北兼过航校校长，但那是瞎凑合。要动真家伙，去搞空军，怕是做不了。”
毛泽东微笑着说：“好嘛，我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做不了的人去于空军，怎么样啊？”
刘亚楼知毛泽东决心已下，慎重地说：“那我就只有边干边学，边学边干了。”
毛泽东笑了。
从此，刘亚楼离开了第四野战军，开始肩负起新的使命，承担起了组建空军的重任，成为共和国人民军队第一任的空军司令员。渡江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各路劲旅挥戈南下，势如破竹。在长江中下游，第二、第三野战
军联合作战，予防守京沪杭地区的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以沉重打击。4 月23日，南京解放，伪国民政府逃往广州。5 月3 日，杭州解放。5 月22日，南昌解放。5 月27日，攻克上海。
华中方面，第四野战军继5 月中旬解放武汉三镇后，分兵南下，于7 月至8月间发起宜沙、湘赣边、赣西南等战役，穷追白崇禧集团进入湖南地界。
下野“隐居”奉化溪口的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他急忙出面指挥调度退守在华南、西南、西北的残余国民党军队。
蒋介石坐着“美龄”号专机，忽而海口、广州，忽而成都、重庆，妄图把退集华南、西南和西北的部队组织起来，以尚存一些实力的白崇禧、胡宗南集团为骨干，建立防御体系。华南方向，以白崇禧集团和粤系余汉谋部，组织“湘粤联防”，阻止解放军向广东、广西进军；西南方向，以宋希濂、孙元良兵团布防川湘鄂边，防守川东门户；以胡宗南集团扼守秦岭、大巴山一线，防止解放军由陕西入川（奇*书*网*。*整*理*提*供）。打算以川西平原为核心，以川、康、云、贵为后方，割据西南，建“都”重庆，静候国际事变，期待卷土重来。
5 月下旬，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做出了渡江作战之后向全国进军的部署，明示其麾下的各位大将：我军实施战略追击时，对敌应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动作，断其退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为此，确定：首先以第四野战军配属第二野战军一部，进军两广，歼灭白崇禧集团，尔后西出云南；令第二野战军主力，于四野在广西作战的同时，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逃往云南的退路；以第一野战军之第十八兵团，在二野断敌退路之后，由秦岭入川追击胡宗南集团，会同二野主力聚歼敌人于四川盆地。
按照这一战略意图，南下两广，当务之急就是围歼白崇禧集团于湖南境内。
7 月16日，毛泽东又专门致电第四野战军：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国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
8 月初，根据这一战略意图，第四野战军决定兵分三路，直捣湘西、湘南及广东敌人的巢穴。
西路，由程子华、萧华率十三兵团主力，沿芒江、黔阳方向前进，直插广西柳州，切断白崇禧集团西退入滇或入黔之路；中路，由第十二兵团司令萧劲光率兵团主力及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一部，待西路军行动后，在衡阳、宝庆地区展开攻击，寻歼白崇禧集团主力，尔后进入广西，解放广西全境；东路，由第十五兵团司令邓华、政委赖传珠率兵团主力，在二野第四兵团的配合下，南下广东，解放广东，尔后西进广西，与西路军达成规模巨大的“钳形包围”。
8 月4 日，第四野战军部队兵临长沙城下。
在中共地下党长期策动和解放军强大压力下，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程潜及第一兵团司令、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
程潜、陈明仁的起义，使白崇禧仓促构筑的“湘赣边防线”迅速瓦解，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创造了有利条件。
9 月13日，程子华、萧华率四野第十三兵团由常德出发，担任野战军进攻的左翼，分两路沿湘川公路和资水前进。将士们不顾饥劳路险，在湘西南的崇山峻岭中急速前进，一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连克湘西南重镇沅陵、溆浦、辰溪，直逼芷江。
芷江，是白崇禧新构筑的“湘粤联合防线”的左翼主要支点，是湘、桂、黔三省门户。程潜、陈明仁起义后，白崇禧在该处成立了伪湖南流亡政府，并以第十七兵团驻防。
10月1 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时，第四野战军之十三兵团开始向芒江外围展开攻击战斗。10月5 日，十三兵团解放湘西南重镇芷江。
四野西路大军直取芷江的同时，担任东路左翼进攻的第十五兵团和二野第四兵团亦在湘粤边境突破敌人防线，分数路进军广东。
9 月30日，在东西两路顺利出击之后，担任中路进攻的第十五兵团和二野五兵团一部也开始行动。十余万解放军将士以排山倒海之势直趋衡阳、宝庆。在不到两天的时间中，敌军外围据点被扫荡殆尽，衡阳、宝庆的敌军主力全线动摇。10月3 日，四野十五兵团和二野五兵团各军齐头并进，与在衡宝公路以北进行防御的国民党军形成对峙局面。
“共军要与我在衡阳、宝庆间决战？”
白崇禧一看解放军摆出的这个阵式，知道利害，情急之中，号称“小诸葛”的他亮了一手不凡功夫，让林彪见识了一下他的“障眼法”。
10月4 日，在第四野战军前线指挥所里，关于白崇禧部兵力频繁调动的情报不断传来：“3 日，位于衡阳的白部第七军，位于耒阳的第四十六军沿衡宝公路西进。4 日，位于广东乐昌的第四十六军、郴县的第九十七军陆续北上。这样，至目前为止，加上原在衡宝线上的敌五十八、一○七、七十一和十四军，白崇禧在衡宝公路百余公里的地段上猬集了近七个军的兵力。”
“白崇禧要干什么？”按照野战军的原定方案，东、西两路率先出击，在广西对湘南的白崇禧部达成合围，然后，以中路军予敌主力以大量歼灭。
可是，眼下，东、西两路正在攻击前进，战役上的合围态势并未形成，而白崇禧又在四野中路军的当面集中了七个军，摆出了一副决战的架式。
假如白崇禧是以进为退，那么，四野部队按原计划行动，中路军迅速出击，乘敌调整部署的时机，一举插向白崇禧部署纵深，将其包围分割，即使无法将其一口吃掉，也可以拖住，为东、西两路合围赢得时间。如此一来，在湘南一战解决白崇禧集团，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如果白崇禧不是虚晃一枪，真要与解放军决战，那么，当四野部队发起攻击时，国民党军队决不会轻易后退，其在广东、广西的援军也会北上。于是，在局部战场上便会出现白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而第四野战军中路的四个军没有必胜的把握。还有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让中路军暂时停止前进，以现有之兵力再加上增援而来的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再待西路军第十三兵团进至衡宝侧后之时，同时展开攻击，这样便可以万无一失，稳操胜券。
可是，这一方案也有风险。假如白崇禧真是以攻为退的话，那么，解放军部队将会坐失歼敌良机，无法实现在湘南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任务。
各种可能都有，各种理由都成立，当失败与成功的概率难分伯仲时，充
满风险的决策就成为最痛苦的事情。
林彪沉默良久，权衡再三，终于作出决定：“为稳妥起见，准备与白崇禧集团主力在衡宝地区决战。”
10月5 日，两份特急电报从武汉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传到了位于长沙的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手中：各部即在原地停止待命，严整战备以待我兵力之集中。
如敌向我大举进攻时，各部可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以一部抗击敌人，主力后移。
担任西路作战任务的第十三兵团亦接到电报，命令程子华、萧华率部停止南进，由芷江、会同转向宝庆、祁阳，准备于衡宝地区寻敌主力决战。
林彪此举的意图是：以西路军之一部，达成对衡宝地区的东西合围；以中路军四个军，会同二野五兵团主力，从正面展开攻击，与白崇禧决战衡宝。
正当双方调动兵力，调整部署之时，一个纯属偶然的事件，导致了战局出现戏剧性变化。
10月5 日，当林彪命令中路和西路各军停止前进，转入决战准备时。担负中路军先头部队的第四十五军一三五师，由于没有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仍大踏步挺进，并于5 日夜在衡阳西北越过衡宝公路插入敌人侧后，进至宝庆东南地区。6 日，该师楔入敌后，在灵官殿地区与白崇禧部四个师激战一天，站稳了脚跟。此时，白崇禧已开始向第四野战军的东、西两线展开反击。
正当反击不利、出师未捷之际，解放军一三五师当胸插了一刀。中路军按兵不动，西路军疾速东进，防线正中又被捅了一刀，白崇禧一时对林彪的“部署”大感疑惑。于是，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白崇禧于7 日凌晨下令全线南撤。顿时，决战的“底气”全无，数十万大军一路逃奔向两广。
针对白崇禧的全线突然撤退，林彪当即命令中路正面四个军全线出击，分别沿衡阳、耒阳、零陵方向加速前进；令西路军抢占武冈一线，堵截白崇禧的西退之路。一场大规模追歼战在湘南地区展开。
10月8 日，第四野战军解放湘南重镇衡阳。
当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正率领部队南进歼敌时，他接到了新的任命，有幸成为年轻的共和国第一任海军司令员。衡宝战役后，第四野战军主力如雷霆万钧之势，直下广西，横扫退踞广西的白崇禧残部。至12月10日，共歼灭国民党军白崇禧部28。2万余人，胜利地解放了广西全境。
1949年12月中旬，横扫粤桂的两广战役还未结束，中央军委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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