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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雄师-中国五大野战军-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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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冈村供称：停战后，“中国官民”对他的态度“出乎意料的友好”。
蒋介石对日本人最集中的北平、上海等地，分别派其嫡系胡宗南、汤恩伯等接收。工作进行得非常“圆满”。汉口的国民党军司令部在重阳节时，特向驻汉口的日军司令部赠送了满满一卡车月饼。
9 月9 日，国民党陆军司令何应钦，率领参谋部一些高级将领，与冈村进行了“亲切会见”。何应钦向冈村表示：“日军并非战败，中国也非胜利。
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
日军侵略头子冈村对蒋政府的“友好态度”真是感激不尽。他说：“当时如此言论在国民党军政官员中到处可闻。可见蒋委员长对日友好合作方针，向部下贯彻得如何彻底。”
接受日军投降，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还闹了大笑话。
像狗一样经常爬着走路的人，让他起来像人一样直立行走，还真有点儿不太适应。蒋介石让汤负责接受上海日军投降。当日军十三军团司令官松井大将到华懋公寓时，汤恩伯毕恭毕敬地起立说：“对不起，松井将军，今天请你来这里谈谈……”
坐在旁边的美国顾问对汤恩伯用如此低下的语气和神情与日战犯说话，非常恼火，立即打断汤的话说道：“汤将军，要注意你的身份！你是战胜者，对于投降的人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应该说：我命令你！”
汤恩伯一时显得非常尴尬，不得不改变语气重新用命令的口吻发言，但腔调十分滑稽。事后汤恩伯单独同松井会见时，居然歉意他说：“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应该预先演习一下才是。”
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秉命效法中央而又有其独到之处。日本国一宣布投降，阎即招揽了原太原市日军司令澄田味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师团长山浦三郎等为第二战区的“总顾问”、“副总顾问”，旅团长板井为“太原市警备司令”。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太原街头，居然出现了由日本军司令官发布的布告，声称：“凡向日军挑战者或者企图破坏铁路、道路、通讯线者便作敌人断然膺惩。”
此外，阎锡山还以“官升三级，兵发双饷”为诱饵，将6667名日军官兵，编为6 个铁路护路大队，由原驻上党日军步兵第十四混成旅团旅团长元泉馨任副司令，原日军参谋田岩清一为参谋长，分别驻太原、榆次、晋源、阳泉等地；还将1000多名日军官兵，编成“大同保安总队”，由日人林大佐担任总队长。后来，阎锡山又用这些日军同人民解放军作战，在1949年4 月太原解放时，被解放军击毙约400 名，被俘约700 名。
蒋介石为了抢夺更多的胜利果实，大量收编伪军，并加官晋爵，委以重用，以和人民的力量对抗。
同是在8 月11日，蒋介石命令伪军就现驻地点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当局明确以北平行辕、东北行辕、第二战区、郑州绥署和徐州绥署5 个单位，负责执行收编伪军的工作。不少汉奸摇身一变，成了重庆国民政府的要员。汪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兼保安司令周佛海和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被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正副司令；汪伪广州要港司令招桂章被委任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汪伪海军部部长、苏浙皖绥靖主任任援道被委任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汪伪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张岗峰、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郝鹏举、孙殿英分别被委任为第三、第二、第五、第一、第六、第四路军总司令，等等。
到1946年初，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共收编伪军238996人，编为7 个纵队，27个总队和73个团；不久，这些部队又被正式收编为“国军”。
抗战胜利，不但蒋介石想发财，而且国民党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官僚，都想趁机捞一把。蒋介石派到各地的接收大员成了“劫收”大员。沦陷区的老百姓给这些国民党的官员们送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五子登科”；第二句叫做“有条有理”；第三句叫做“无法无天”。
所谓“五子登科”，就是说国民党接收大员到达以后，房子、婊子、金子、车子、票子样样都要。
所谓“有条有理”，就是说，不管你是日本强盗还是狗汉奸，以及混帐王八蛋：只要有金条送给接收大员及其爪牙，无论在抗战期间犯有多大罪行，都“有理可讲”。宁沪地区竟公然为汉奸定下公价，小汉奸每名自法币30万元起，大汉奸则为黄金万两以上。只要缴了“条子”，自可逍遥法外，有的还被委以重任。
所谓“无法无天”，就是接收大员每到之处，要的只是法币。只要手中有“法币”，则什么事都好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法币”、金条，那就“无法无天”，难以生存。
被“劫收”后的劳动人民怨声载道：“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当时国民党政府中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人物邵敏麟，曾向蒋介石说道：“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这无异于在国民党政权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蒋介石在后来一次检讨军事失败的会议上也说道：“……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蒋介石不可能真实全面地总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但抗战胜利，国民党不择手段地拼命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使其本来就存在的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更充分地得到表现和发展，确实让人们进一步深刻认识了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本质，加速了它的彻底失败。就此而论，蒋介石亦言之有理。但江山既丢，后悔已为时晚矣！
在反动的国民党之外，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存在。而且此时的共产党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已是一个在政治、军事诸多方面都有相当的实力，和国民党进行抗衡的大党。
“桃子”是好吃的，但桃子不是空中掉下来的，它长在树上，需要有人栽树、施肥、浇水，才可能有机子。“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这自然是不行的。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换来的，抗战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也应当归属于人民。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什么要拉开架式，疯狂地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就是怕抗战的胜利果实落到人民的手里，怕被共产党拿去甚至拿去一部分。因为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土壤，只能培育吃独食的人，蒋介石更不例外。卧榻之侧，连他人安睡都不可容忍，岂能容他人去分享盘中的美味佳肴呢？
1945年8 月11日，在蒋介石命令他的部队“勿稍松懈”抢夺地盘的同时，也给八路军发去了一道命令，称：
“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它各作战区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没收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擅自行动为要。”
蒋介石实在是欲盖弥彰，多此一举。他太小看了共产党的胆量和自立、自主的能力了。共产党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百多万人，什么时候是经过你蒋介石的允许后才发展起来的呢？
对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吃独食”的行径，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8 月13日，八路军给蒋介石发去了反驳他的命令的电报，电报中说：“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当然，这个电报出自毛泽东之手。
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早在8 月9 日，也就是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的当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首脑毛泽东已经给部队下达了紧急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正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方针早已确定了的一样，共产党对付蒋介石国民党的方针，应该说也是早已确定了的，那就是：“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抗日战争在8 月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也是缺乏精神准备的。
为了贯彻党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党提前结束了正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会议。8 月25日，冒着极大危险，用一架美国军用小飞机，一下子运载党的20多个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往山西东南黎城县的长凝机场，为使我军指挥员尽快进入指挥位置。
在此之前，党中央即指示冀热辽军区的李运昌所部，以三路兵力挺进热河和东北，解放了山海关，控制了锦州和辽西地区。9 月6 日进驻沈阳，随即分兵赴辽南、辽东等地区，迫使日伪军投降，清剿政治土匪，初步打开了局面。接着，中央又决定加紧派大批部队和干部前往东北。9 月14日，决定建立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立即奔赴东北。9 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确定党和军队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党为贯彻这一方针，先后派出11万人的部队和2 万名干部开往东北。其中有中央委员10人（4 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10人。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蒋介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保卫了人民的胜利果实，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为后来和蒋介石国民党作更坚决的斗争增加了胜利的因素。
“一山没有二虎”，这是中国几千年反动的政治传统的核心所在，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推行家长式统治的思想基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沉重的灾
难，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极其顽固、沉重的政治思想包袱。蒋介石把反动的封建专制思想和法西斯主义相结合，长期把中国人民带人残酷的战争深渊。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没有民主，是她的历史的一部分。没有民主，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一个：看谁的拳头硬。所以在中国社会内部，人民的起义特别的多，战争特别的多。当然，受害的主要是老百姓。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战死和因战争残害而死的排在饥饿、病亡之首。毛泽东对旧中国缺乏民主的情况，分析得非常深刻，他说：“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的任务。”
他还说，“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八年抗战，实在不是一个短时间。胜利了，是中国胜利了。并且和外国人打仗，是中国近百年来的第一次。消息传来，重庆山城沸腾了，延安沸腾了，整个中国大地，乃至整个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沸腾了。大都认为，小日本滚蛋了，战事不再属于中国，老百姓应该松松神经，过和平安祥的生活。但这实在是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对蒋介石缺乏深刻认识的盲目乐观。善良的中国人民，却没有一种有效的政治制度来保护他们。
抗战胜利了，蒋介石把手伸得老长抢摘本不属于他的“桃子”，要和人民“寸权必夺，寸利心得”。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内战的爆发是必然的。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认识，甚至超出蒋介石本人。这是从个人而言，蒋介石最后败在毛泽东手里的原因之一。当然，根本的问题是二者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一个是反动、腐朽的阶级，是注定要失败的；一个是如日东升的先进的无产阶级，一定获得最终的胜利，直至最后解放全人类。
毛泽东说，从蒋介石的昨天，就可以看出他的今天，从他的今天，就可以推断出他的明天。还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就指出：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
蒋介石既然如此，那么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将何以对待呢？毛泽东说：“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也拿起刀来。”也要杀人，杀尽中国的反动派。
事实也是如此，自打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是没有全面进攻而已。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方针是确定了的。但立时发动全面内战，其“狼子野心”也未免过于露骨，同时也面临诸多实际的困难。
抗战八年，国土大半沦于敌手，国民党的军队被撵到了西南一隅。要把几百万军队运到指定的位置并能即刻开战，根本不可能。
八年抗战中，共产党的军队得到巨大的发展，其实力已今非昔比。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120 多万党员的大党，有正规军120 余万人，民兵200 余万人，解放区的面积达到近100 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 亿人。与如此庞大数量的共产党军队作战，不是儿戏就可以对付的，需要认真的准备。
中国人被战争折磨得太惨了，这八年受尽了日寇的残酷蹂躏，想起“战争”二字，让人不寒而栗。甚至当时的许多中国人，祖宗几代以来，都是在连年战乱的社会中度过的，没有过一天让神经松弛的和平生活。抗战胜利了，人们最渴求的是和平、再和平！不论蒋介石以何种理由发动内战，都是与人心相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世界各国，也希望和平。这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也是个限制。
曾经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阻碍社会进步的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彻底摧毁，英法等国在战争中受到削弱，元气大伤。在东欧和亚洲出现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长期受战火熏燃的世界各国人民，都不愿再看到血淋淋的战争。
由于苏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特殊作用，战后逐渐形成了由苏美等少数国家规定世界政治格局的状况。苏美的对华政策也直接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产生影响。
对于中国问题，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历来看重国民党，远远超过共产党，一直把蒋介石政府看作代表中国的合法的政府。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即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并就关于外蒙古问题等进行换文，这些条约，实际上恢复了沙皇俄国时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些特权。苏联领导人一方面企图藉此防止美国势力向东北伸入，以屏障其远东国防的安全；另一方面则是纯粹为苏联从中国想获取一些不义之利益。很显然，条约及有关协定的内容是危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的。条约签订的同时，苏联领导人还声明：“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第二天，蒋介石对美国人赫尔利说，理解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有意支持中国政府”。
美国政府也认为，这些“协议之存在，一如国民政府所承认的，已经给国民政府以精神上和法律上的利益。”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严重的破坏，它担心如中国再发生内战而会被卷入其中，并且对其获取中国的利益也不利。因此，它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
作为美国，在竭力维护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的前提下，也不赞成中国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发展，在中国维护蒋介石的统治，进而把中国作为反苏的一个重要阵地。但是，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并不满意，希望它推行一定的民主改革，使它成为可以容纳共产党及其它民主力量代表的、类似欧美国家“代议制式”的“联合政府”。
同时，也借此机会，诱使中国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限制以及扼杀中共的发展，并加紧拉拢苏联，使之支持国民党政府。
如果通过改革，能使国民党政府在中国人民中获得威信，能不战而屈共产党之兵，美国不赞成中国打内战。
然而，不论从中国国内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实际来看，美国对中国问题开出的药方，都是无效的东西。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已是一个腐朽透顶、不可救药
的政权。只要蒋介石及其一伙在台上执政，就断然没有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也就没有中国的正常发展。况且，蒋介石也断然不会允许有人对他开刀割去毒疮。
从共产党方面来讲，她已是一个成熟的、拥有100 多万党员的大党，又掌握有100 多万的军队，也不会上这个当。因为，美国人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美国人一方面积极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压迫共产党；一方面又希望共产党主动交出自己手中的军队，屈服于蒋氏的一统天下之下，这是断然不可能实现的。
不可否认，蒋介石是中国历史上有点“聪明”的人物之一。他阴险狡诈，诡计多端，嗜杀成痛。因有“小聪明”而发家，也因此而最终败党亡国。
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立刻发动全面内战有困难，又因为发动内战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在这种局势之下，他又耍了一次小聪明。这就是“主动、热情”地邀请毛泽东进行重庆和谈。
从1945年8 月14日至8 月23日，蒋介石连续给中共发了三次“万急”
电报，特邀毛泽东亲临陪都，共商国事。三封电报全文如下：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能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8 月14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报破坏我对同盟军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重大，对内妨碍统一，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于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军，只有严守纪律，恪守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8 月20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来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辽，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8 月23日蒋介石在10日之内，给毛泽东连发了三封电报，而且电报内容“情真意
切“。单从表面现象来看，蒋介石要和共产党”和谈“的态度不可谓不诚，要和毛泽东”共商国家大计“的心情不可谓不迫切。
蒋介石追求的就是这种表面效果，也正是他自认为此番表演的过人之处。因为他和他的幕僚都百分之二百的认为毛泽东不会来重庆进行谈判。如果按预料的毛泽东真的不来重庆，就可以把不愿和平的屎盆子扣在共产党的头上，蒋介石发动内战就有了理由，就可以争得国内国际上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退一步讲，如果毛泽东来了重庆，也正好利用谈判的时间，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蒋介石主动对中共首脑“诚挚”相邀，先声夺人，把球首先踢给中共，不管结果怎样，对国民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当然，这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罢了。
日本尚未正式宣布投降，重庆就给延安发去“和谈”的邀请电。这一阴谋的突然性，也着实出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意料。蒋介石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毛泽东一清二楚，犹如洞中观火。但共产党怎么审时度势，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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