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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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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日上午继续谈判，宋美龄也参加了。谈判的结果是：（一）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负责并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即携蒋介石手令飞洛阳办理停战撤兵的事。（三）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释放事宜。（四）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不开国民代表会议。（六）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七）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八）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十）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此外，宋子文提出，只要蒋下令撤兵，就放他回南京。对此张表示同意，杨、周表示再考虑。至此，谈判结束。
“二十四日晚，宋氏兄妹应周恩来的要求，陪周去见蒋介石，蒋勉力坐起与周寒暄。蒋说，周曾经是他的部下，应该听他的话。周表示，只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周问蒋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说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蒋考虑一下，表示三点：（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二宋及张学良代表他与周解决以前商谈好的问题。（三）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和他谈判。
“蒋介石与周恩来的会见，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牢靠的基础。”⒀
西安事变，作为半个世纪前的一个历史事件，它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已是遥远的往事，这一切也许会觉得难以理解，甚至是非常陌生的。但是，如果仔细地重温这段历史，认真观察和了解在这一事件中各方人士的动向，仍可增长不少见闻，而对一些问题的反思，不是更可获得许多有益的启迪吗？
……………………
①②③⑾⒀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④ 张学君：《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原载《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５第１期。
⑤⑥ 侯雄飞：《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新探》，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⑦⑩ 李传信：《端纳其人》，原载１９８７年９月５日《团结报》。
⑧⑨⑿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出版。
张学良传……再见，西安
再见，西安
谈判基本结束后，决定放蒋的消息象一阵风似的很快传出，人心再度浮动起来。那时，除张学良外，人们都主张必须有可靠的保证，才能放蒋。可是张学良认为，只要蒋原则上承认达成的协议，就可以让他走，并且还决定亲自送他回南京。
突然，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这在当时的西安引起了不小的波动。许多好心的关心和爱护张学良将军的部属和友人都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了，放蒋已够宽大，还要送他回京，似无这个必要。当时他如能对蒋的本质看得更透彻些，特别是若能认真听取一下杨虎城和他的部下的劝说，取消他这次的南京之行，那他原本是不会落入虎口、被罚以终生监禁的，他原本是完全能够诚如他自己所说的，在抗日的斗争中，率师北上，偿我素志，誓灭日寇，虽死不辞地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的，而他的历史，显然就会另是一番景象了。可是，人世间的事，有时常常是身不由己，变幻莫测，甚至是鬼使神差，不可思议的。
那是谈判条件大体商定后的一个北风凛洌的早晨，西安人民还正为三方面会谈取得进展而倍感欢欣时，张学良刚起身就接到了蒋介石要求当天返回南京的电话。是的，谈判已告一段落了，可由于蒋介石只是口头上表示同意，愿以人格担保，却不肯签字，也不发表任何公开的讲话，甚至连作点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之类的许诺也不答应，就想轻而易举地离开西安，人们怎能不疑虑重重，并对蒋氏对协议如此缺乏诚意而满意呢？为此张学良也有些着急，怕出乱子，所以便于二十四日下午在他的住所召开设计委员会议，向部下介绍谈判情况，同时也透露了蒋介石很快要走，他也要陪送蒋介石回南京等使人不免为之一惊而又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看到人们疑虑重重，他又说：‘昨天开会大家有些意见，现在可以向我提，但不许在外边乱说，尤其不许任意胡闹。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天大的事，做错一点，我们担不起。’张说完，会场沉默，好一会，有人问：‘蒋、宋答应的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张急问：‘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被问的人虽然紧张，仍复述了二十三日会上提的条件（即中央军撤出潼关，解除对西安的军事威胁；释放‘七君子’，取信于民；没有保证，蒋介石不能走等），张说：‘你们提的意见，我考虑过，都行不通。蒋现在关在我们这里，他说的话，何应钦不见得肯听。我们逼蒋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即使生效了，当然得放他，他不是心甘情愿的，要存心报复或反悔重来，怎么办？所以说你们的意见行不通。只要他原则上承认我们的条件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有人问：‘副司令说要亲自送他到南京是什么意思？’张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着是抓他的心，比你们想的高。这次事变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领袖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亲自送他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怪话。总之，人情要做到家，合作得彻底。你们要听我的话。’张又申述：‘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扣下？为的是国内统一，一致对外。假如不把他放回去，国内会有更大的内乱，我就是天下的罪人，我就自杀。’‘我们有本领请神，就有本事送神，不要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只要与国家有利，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牺牲东北军也在所不惜。’还有人问：‘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么样？’张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他是顾大体的。’参加会议的人不好再说什么，会议就此结束。’①
谈到这里，围绕送蒋，作一点插叙。事情是这样的：
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期间，我从一家省报上看到转载的香港《文汇报》江元舟写的《西安事变亲历记——访蒋介石原侍从副官居亦侨》的文章，据文章谈，作者是在苏州访问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的。居先生是江苏人，黄埔军校六期步科生，一九三五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从副官，现为苏州市政协，特约文史员。据江先生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送蒋介石去南京的前夕，张、杨二将军曾举行宴会。席间，张学良敬酒掷杯，侃侃而谈，将军豪情，达于高峰。文章不长，写得也颇生动，转引如下：
那晚，古色古香的大楼里灯火通明，席间有三方人员：张学良、杨虎城等师级以上的将军；蒋介石、宋子文以及随行人员宋美龄、端纳、戴笠等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中共人员。
宴会开始了，张学良首先举杯敬酒，他激昂地说：
“委员长、周主任、诸位老兄，你们受惊了。我采取这个行动，是不得已的，是为请委员长共同抗日。我是有国仇家仇的人。有人说我是叛乱，其实我真心为国家、为民族，要求抗日，希望在座的，为促进抗日运动献策出力，干杯！”少帅把酒一饮而尽，眼眶里饱含泪水，将手中的玻璃酒杯使劲一摔。
接着，周恩来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向大家敬酒，说：
“委员长，汉卿、虎城两将军，百里先生和各位老朋友、老同事，这次事变是个大变动，今天举行宴会是个大团结，在座的为促进团结方面作出了贡献；张、杨两将军的行动仅是个促进团结的武装要求，在促进团结方面贡献最大。通过这件事，希望各方面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我提议，为诸位的健康，为张、杨两将军的贡献，干杯！”
张学良倏地又站起身，猛地站在椅子上，第二次向大家敬酒。说完，他从椅子上跳下来，又一次把酒杯摔在地上，伏在餐桌上哭出声来。
过后，张学良沉吟半晌，又斟满一杯酒，来到蒋介石面前，说：“委员长，我这次行动唯一目的，是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日。我的国仇家仇都没有报，我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你如果与我有共同心愿，也许不会有此事发生。
我的行动不大好，我想结果是好的。委员长同意一致抗日，希望回到南京后，说到做到。我希望能打回老家去，东北不收复，死我也不瞑目！为委员长的身体健康干杯！”
张学良举杯痛饮、蓦地又使劲地把空酒杯摔得粉碎。
蒋介石望着激动的少帅，在众目暌睽之下，沮丧地说：“我身体不好，酒也不会喝……”
宋子文连忙凑上去，神情略带激动：“汉卿，委员长的酒我代喝，干杯！”……②
这里所写的宴会，只说是在“送蒋去南京的前夕”，究竟是哪一天，作者没有写，按一般常识，这个时间当在离开西安前的两三天，再早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而这几天，因为宋美龄刚到，又要谈判，日程排得满满的，会议、应酬无虚日，举行些宴会，并有各方人员参加，是完全可能的，据有关史料记载，在事变前后，乃至张学良送蒋去南京后，这类宴会也都曾不止一次举行过，所以江先生所写的这种场面也不是不可能出现。但三方人员是不是都到得那么齐，特别是蒋介石是否真的象上面所说的也参加了，似有疑问，因从目前见到的有关资料看，并未发现有这方面的记载，一些当事人写的书籍和回忆资料也都未提此事；另方面，宋美龄是二十二日来西安的，她在西安只住了三个晚上，而这次宴会她是参加了，那末，这究竟是哪一天？是二十二号当晚吗？那时还未谈判，送蒋走的问题还谈不上，怎么会举行告别宴会？是第二天，即二十三日晚间吗？谈判还正进行，还未达成协议，就说要走，似也为时过早；另外，据说是因为蒋氏有病，也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二十三日的谈判南京方面只有宋子文出席，宋美龄连谈判也未参加，她还能到新城大楼去赴宴吗？那末，第三天（二十四日）呢，会不会是这一天晚上？这时协议达成了，蒋也答应抗日了，要告别当然是具备了条件的。但这天晚上，事实上是安排了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见，而且，在周未见蒋之前，“两宋告周，蒋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说话。周一进蒋的卧室，望见蒋躺在床上。蒋见周进来，勉强在床上坐起来……”（见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１５６页）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去参加宴会吗？情况究竟如何？因笔者既非当事人，又未掌握更确凿的史料，所以不是要否定江先生的介绍，只是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谈点不同看法，以期进一步促进西安事变历史的研究，谬误之处，欢迎指正。
向部下作解释的会议开过了，为蒋送行的宴会也举行了，但对放蒋下面仍有不同意见。二十四日晚上，受到张学良信任的著明人士高崇民致信张学良，重申有条件放蒋的必要性和无保证放蒋的危险性。二十五日早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一部分高级将领给宋子文也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提出撤军和在协议上签字是放蒋的前提，“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这下，宋子文慌了，蒋介石、宋美龄也十分惊惧，“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所以宋美龄一大早就慌忙派人把张学良找了去，要求当天就让他们回南京。
“今天就要走吗？”
“是的，今天！”
“这是不是太仓促了。”
“不，也该走了。”
“原来不是说还要过几天再走吗？急什么呢？”张学良还想留客。
可客人却一天也不想留了。尤其蒋介石，一说要走，心早飞了，恨不得马上就离开这个使他栽了个大筋斗的倒霉的地方。宋美龄最懂得蒋介石的心意，所以她哪会让步呢？张学良刚表示了一点挽留之意，她马上就摇头了：“不，汉卿，多谢你的好意，不必再停留了，好在谈判已经结束，几方都已达成谅解。另外嘛，你可能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
“啊，是什么事呀？“
“今天是圣诞节，我想今天回南京，图个吉利，你不会使我失望吧？”
“啊，是这样……”宋美龄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张学良觉得是很难拒绝的，加上他早有放蒋之意，所以打算答应她的要求。但转念一想，又觉得放蒋是大事，西安三方面意见还不一致，尤其军内将领和各方人士，几乎是一致反对的，所以又有些犹豫了：“走是可以的，总得准备一下，今天走，怕来不及吧？”
“来得及，来得及！”宋怕张学良再变卦，连忙说：“我来时乘坐的飞机还在西安，要走很方便，还准备什么呢？”说到这里，为使在她看来还是比较重义气、讲交情的这位少帅不再有任何的动摇，又进一步使他放心地说：“汉卿，事情是不是就这样说定了。至于有人顾虑日后共事，多有不便，这就更是多余了，你可以转告他们，委员长说了，他是领袖，是决不会计较的，尤其你们弟兄之间，大仁大义，决不抱怨。”
张学良看宋如此通情达理，即表示同意让他们今天离开，并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不，不要送了。”一直默不作声的蒋介石，看到夫人终于把张学良说动了，暗自高兴，但嘴上还是劝阻，以示宽宏与关切：“唵唵，真的，不要送了，我们兄弟二人好说，都能谅解，不会介意，可你到南京，那里可能会有人对你不谅解，唵唵，怕有不便。”
看，蒋介石话说得多么好听呀，姿态是多么的高呀，可这诺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兑现，只有天晓得了。但那时，年轻的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这一套两面派手法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警惕，他只是考虑到，普通的人，尚讲信义，何况堂堂委员长？他不是倡导新生活运动、大谈“四维八德”、对“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的信条背得滚瓜烂熟吗？不是口口声声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绝不报复吗？所以他答应了他的要求，至于送不送蒋回南京，刚才蒋氏所言，显系激将法，正因为他这样说，张才不能不送。所谓南京有人“不谅解”，“不要送”等，并非真言，可以把它看作是欲擒故纵之策；而唯恐他改变主意不去南京，那末他想把张学良“这小子弄起来”的打算就会落空，这才是蒋的真正动机。有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学良居然相信了他的好话，义无反顾地亲往南京送蒋，是不是太幼稚、也太无知了呢？也有人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不了解蒋的为人，是一时心血来潮，是个偶然的决定，这有无道理？我看说他考虑不周，这是符合实际的，说他对蒋的为人和本质看得不透，也是可能的，但若说他未加考虑，是一时冲动，根本不了解蒋的为人，那也不符合实际。当年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栗又文在忆及此事时，曾说过：“平时我们与张闲谈时，曾涉及到蒋的一段故事。他说在北伐前，蒋曾给国民党元老许汝为（即许崇智）写过一封内容不大妥当的信。后来蒋当了总司令，认为这封信是他的盛名之累，就派人疏通想要回这封信，许答应退还。但当原信退回时，蒋仔细观察发现信纸的四角有图订痕迹，知道已经拍过照，就把原信退给了许，从此两人一直不睦。张说蒋疑心太重，是睚眦之怨必报的人。张当时曾把蒋介石和张作霖相比，他说：‘大元帅（指张作霖）有雄才而无大略，蒋先生有大略而无雄才。’意指蒋的气量狭隘，缺乏一领袖人物宽宏大量的气魄。”③这个事例说明，张送蒋是作过一番考虑的，对蒋也并不是不了解（当然也不是很了解），他的这个对比，就颇有见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蒋“在某一方面是个强者，遇到乾坤一掷的大事，他那畏首畏尾的懦弱性格，即表现无遗！因此换来‘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讥讽。他的格局类似袁世凯，擅长小动作，小权术，缺少冲天一击的大智慧大气魄”，这难道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吗？正因为他了解蒋的为人，为了使他不疑，使他放心，同时也是为了保全他的面子，并向世人表明，他此番扣蒋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也不是什么权利之争，而完全是为了抗日，为了国家民族大义，所以他今天就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他不仅敢捉、敢放、也敢送他回南京！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对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事，不仅他的一些部属反对，杨虎城也不赞成。本来，在联合抗日、共同发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他们是观点一致、配合默契、合作得很好的。但在西安事变后，在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如何对待蒋介石以及要不要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和究竟送不送蒋等问题上，就有所不同了。有同志在论及此一问题时，曾提到端纳的评述，并作了如下的分析：“和平商谈结束后，达成了六项协议，关于是否让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发生了分歧。曾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外国人端纳曾有这样一段评述：‘对于签字问题，张、杨之间也有争辩，张认为只要抗日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其它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也不应再影响到主要目的。要迟放蒋只会使事情转到错误方面而背离原定目标。显然，张、杨在争辩时也失去耐心而彼此以尖锐字眼相加。张曾对杨等威胁说：‘如果不能政治解决，张某将独行其是。’”事实确是如此。对于如何处置蒋的问题，张、杨认识不尽相同。张果断，有胆量，对民族利益考虑居多，对自身后果考虑甚少，认为只要蒋答应联共抗日条件，就放他回南京，并且还拥护他当领袖。他以君子度小人，认为自己出以公心，不怕蒋报复，或蒋不会报复。杨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蒋出身流氓，从大革命以来的行动，充分暴露出蒋的阴险狠毒，认为稍有处理不当，必将招致残酷的打击报复，故不能轻易放蒋。纵然不使他丧命也要他失势。所以他有点倾向惩办蒋。但根据以后事态的发展，结果还是依照张学良的意志行事。可见，在关键时刻，在重要问题上，总是取决于张学良。”④至此，问题就很清楚了，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倡导者，也是贯彻实施这一方针的关键人物，那种认为南京送蒋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根本没有考虑到去南京后可能带来的严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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