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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缜八�写的那种“新诗”视为“诗界革命”的实践，把这些人都列为“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实是一种误解。这种“新诗”，在梁氏看来“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夏威夷游记》）；
黄遵宪的许多诗（如前面提到的《今别离》及《出军歌》、《军中歌》等），确实被梁启超推许为“诗界革命”的成功之作，但黄本人始终讳言“革命”二字，而且他对“新派诗”的解说和梁启超提出的“诗界革命”的明确标准也大有出入。
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就“诗界革命”的方向提出要兼备三长：一为“新意境”（主要指诗的题材、内容），二为“新语句”，三为“以古人之风格入之”。他对黄遵宪诗评价最高，谓诗人之“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但他也指出“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简言之，在较低的标准上，黄可为“诗界革命”的模范；在高标准上，则连他也不合格。而梁氏所期望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则根本就没有发生，他本人后期对诗歌的态度也向古典传统回归，向“同光体”靠拢，更宣告了这一“革命”的结束。
①汉语“革命”的本意是“天命革易”，指改朝换代；日人以“革命”译英语“revolution”，指变革。
晚清的诗歌变革运动成效不大，有多种原因。如过分强调社会功用（这和“小说界革命”一样），片面趋新求异，都有碍于艺术上的成就，但关键一点，还是梁启超所谓“古人之风格”的问题。中国古典诗歌有悠久的传统和辉煌的成就，也有其审美心理、欣赏习惯上的局限。要在充分保持古诗之优长、不背离“古人之风格”的条件下，成功地、富有创造性地表现现代人的生活与心理，实际上是很困难的。这也就是新诗必然要兴起的原因。
与“诗界革命”有关的重要人物还有台湾诗人丘逢甲（1864—1912）。他写过许多悲悼台湾沦陷的诗，又因能以民间俗语入诗，受到梁启超的推重，谓之“诗界革命一钜子”（《饮冰室诗话》）。
在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倡导变革的同时，诗坛上还存在一些传统诗派，这些诗派在当时的实际影响要比新派诗人大得多。最有声势的，有沿承宋诗派、以陈三立等为代表的“同光体”和以王辏г宋�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另外，还有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中晚唐诗派。名士李慈铭不专取一派，但也不脱离传统的范围。
王辏г耍�1833—1916）字壬秋，号湘绮，湖南湘潭人，是清末民初在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很有影响的人物。他的诗善于以传统风格抒写旧式文人的情怀，虽感觉陈旧，但造诣颇高。以《寄怀辛眉》为例：
空山霜气深，落月千里阴。之子未高卧，相思共此心。一夜梧桐老，闻君江上琴。
所谓“同光体”，以这一派主要诗论家陈衍的说法，是指“同、光以来不墨守盛唐者”（《沈乙庵诗序》）。这说得有点含糊，实际这派主要是学宋人，其活动年代也主要在光绪中期以后，影响一直延续到“五四”前后。其中又分为以陈衍、郑孝胥为代表的闽派，以沈曾植为代表的浙派，以陈三立为代表的赣派。陈三立的成就最为特出。
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老人，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官吏部主事。后在湖南辅助任巡抚的父亲陈宝箴推行新政。戊戌变法失败后，父子同被革职。此后他不再参与政事，自称“神州袖手人”。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忧愤绝食而死，有《散原精舍诗、续集、别集》和《散原精舍文集》。
陈三立虽在清亡后以遗老自居，但他的情况和王辏г撕懿灰谎�。王氏抱守旧文化传统颇为安然自得，陈则始终对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变化很敏感，并不排斥新事物。戊戌变法以后，社会处在混乱状态，许多“新派”人物之丑陋更有过于旧官僚，这也许是他不愿再卷入政界的重要原因；而长期处在更为保守和更为激进的两派中间，令他对世事产生很深的失望与无奈。陈三立的诗也常以新名词入旧格律，如《读侯官严氏所译社会通铨》就使用了不少“新学”名词，不过这不是他的主要特色。他的诗以宗法黄庭坚为主，力避熟俗而求生新；其用意却不在模仿，而是通过一种“镌刻”的功夫，凸现他的尖锐的人生感受。
陈三立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种个人被外部环境所包围和压迫而无从逃遁的感觉。《晓抵九江作》以“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写忧国之情，内容是向来的诗歌中常有的；但在这里，引起忧患的“风涛”与“家国”以主动的姿态强行挤压到诗人的内心，却是特异的表现。这种感觉在有些纯粹描写自然景物的诗中，也同样强烈，如《十一月十四夜发南昌月江舟行》：
露气如微虫，波势如卧牛。明月如茧素，裹我江上舟。
露气和水波幻化成活的生命，蠕动着向诗人涌来，而向来作为柔静的意象出现在传统诗歌中的月光，在这里却像无数茧丝要把诗人捆缚起来，还有像“江声推不去，携客满山堂”（《霭园夜集》），“挂眼青冥移雁惊，撑肠秘怪斗蛟螭”（《九江江楼别益斋》），自然都逼向诗人，向着他覆盖、挤压过来，震颤着他的神经。再如《园居看微雪》：
初岁仍微雪，园亭意飒然。高枝噤鹊语，欹石活蜗涎。冻压千街静，愁明万象前。飘窗接梅蕊，零乱不成妍。
微雪园亭，向来是诗家所爱的优美景象，在这里却呈现为令人窒息的世界。
现实成为无可逃遁的、具有强大压迫力的存在，而诗人的痛苦无法借语言的虚构获得消解，从客观原因来说，这是由于处于文化变异中的中国前景极不明朗，使人精神不宁；同时也由于个人与社会的关联愈加紧密，难以退回到旧式隐士的情怀。但另一方面，这根本上源于需要自由空间的自我意志与压抑的社会总体环境的冲突，源于个人对外部世界敏感程度的强化。而所谓“压抑的社会总体环境”往往难以实指，似乎是无形的存在，所以诗人多用自然意象来象征它。这种感觉在后来的新文学中继续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实际已包含了现代文化的气质。
在上述意义上，陈三立堪称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最后一位重要的诗人，他的创作也表明在一定范围内古典诗歌形式仍有活力。事实上鼓吹“诗界革命”的梁启超对陈三立也有很高评价，称“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浓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饮冰室诗话》）。
在清末民初，“南社”是一个活跃的革命文学团体，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柳亚子。这一团体在宣传反清革命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与政治上保守的“同光体”诗人处于对立地位。他们的诗歌艺术成就不高，但其中的苏曼殊情况较为特别。
苏曼殊（1884—1918）名玄瑛，字子谷，曼殊为其僧号，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生于日本，母亲是日本人。幼年随父回国，为族人所歧视，多历磨难。后去日本学习美术、政治和陆军，并参与了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二十岁回国后，从事教育及翻译等工作，并与章炳麟、柳亚子等革命者交游。他一生曾两次为僧，踪迹无穷，行止奇特，性情放浪。有《苏曼殊全集》。
苏曼殊是一个极富灵性和浪漫气质的人。他能诗善画，还写小说，且通日、英、法、梵诸种文字，曾译过拜伦、雪莱的诗作和雨果的《悲惨世界》。他既是和尚，又是革命者，而两者都不能安顿他的心灵；他以一种时而激昂时而颓废的姿态，表现着强烈的生命热情。
苏曼殊早期参加反清活动时所写诗篇，常在豪壮的少年锐气中渗透凄清之情，异于一般关涉时政之作。如《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之二：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在后来的诗作中，孤独与伤感的情绪愈发深长，如《本事诗十章》之九：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苏曼殊的情诗最为倾动一时。他一生与许多女性发生过感情纠葛，但既不能以此为归宿，又不能依佛家之说了断尘缘，总在空幻与沉溺中苦苦挣扎。下面是《寄调筝人》之三：
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日日思卿令人老，孤窗无那正黄昏。
郁达夫《杂评曼殊的作品》说：“他的诗是出于定庵的《己亥杂诗》，而又加上一脉清新的近代味的。”此所谓“近代味”，主要表现为抒写感情的大胆坦然，和与此相应的语言的亲切自然。苏曼殊熟悉雪莱、拜伦的诗，他的爱情诗中无所忌讳的真诚放任，以及对女性的渴慕与赞美，融入了西洋浪漫主义诗歌的神韵。只是他不用新异的名词概念，而在传统形式中选出新鲜的气息。在当时那种陈旧的思想压迫开始被冲破却又仍然很沉重的年代，渴望感情得到自由解放的青年，从他的热烈、艳丽而又哀伤的诗歌情调中，感受到了心灵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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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清后期的散文

清后期的散文，主要为两大流派，一是由曾国藩所领导的承桐城派余绪的“湘乡派”，一是由梁启超所提倡的“新文体”。前者在“古文”的传统上求变化，后者则是一种以浅俗的文言写成的恣张飞扬的文章体式，带有向白话文靠拢的意味。但无论哪一派，都看重文章的实用功能，所以这一时期单纯文艺性质的散文并不见发达。
曾国藩作为洋务派的领袖，并不是简单的守旧人物。但在文化思想方面，他确是力图通过发扬儒教义理来为清王朝重建稳定的秩序，倡导宋诗和桐城派古文，均有这方面的意义。王先谦曾说：“道光末造，士多高语周秦汉魏，薄清淡简朴之文为不足为，梅郎中（曾亮）、曾文正（国藩）之伦，相与修道立教，惜抱（姚鼐）余绪，赖以不坠。”（《续古文辞类纂序》）曾氏也一再对姚鼐表示推崇，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圣哲画像记》）。
但桐城派的偏执迂腐，既向来受到一部分读书人（尤其汉学家）的厌弃，又不切时用，所以曾国藩对此作出一定的修正。最重要的有如下三点：一是在姚鼐所提出的义理、考证、文章三要素中，加入“经济”，谓“此四者阙一不可”（《求阙斋日记类钞》）。这是重视文章在政事上的实用性，以纠正桐城派古文的空疏迂阔。二是进一步调和汉学与宋学之争，以争取更多人的支持，扩大桐城派古文的影响范围。三是在强调以儒家义理为先的同时，也重视古文的文艺性质。曾氏对桐城派诸宗师均有批评，尤其对方苞散文的缺乏文采风韵屡表不满。他也不满于宋儒崇道贬文、“有德必有言”之说，主张讲求文采，追求“文境”，并把姚鼐提出的阳刚、阴柔再分为八，“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同上）；他还主张“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同上），在自己的文章中也经常兼用骈偶句法。
总之，在桐城派系统的理论中，曾国藩的观点视界较广，在不少地方克服了前人的偏狭，有较多的合理性。他本人的创作，也被梁启超赞为“桐城派之大成”（《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但他并没有放弃桐城古文以阐发儒家伦理以根本宗旨的立场，在封建政治极度衰弱、西学日兴的形势中，“桐城派中兴”表面上热闹一时，其生机却是有限的。到了曾氏嫡传弟子那里，就已不能不对变化的形势作出更积极的反应。
曾国藩门下曾汇聚众多文士，不少人负一时文名，尤著者为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世称“曾门四弟子”，而吴汝纶更被视为桐城派最后一位宗师。但吴氏不仅关心西学，甚至声称“仆生平于宋儒之书独少浏览”（《答吴实甫》），并预言“后日西学盛行，六经不必尽读”（《答姚慕庭书》），这在前代桐城派人物中，实属不可想象。此外，以“古文家”自命的严复和林纾，前者翻译《天演论》等多种西方社会学著作，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后者与他人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西洋小说。在他们身上有旧派人物的色彩，但又有很多新思想（特别是严复），对于社会文化的变革起了很大作用。
在曾国藩重振桐城派古文的前后，反对这一派的意见也并未消歇。如以古文著称而不为桐城派笼盖的冯桂芬（1809—1874），虽主张“文以载道”，却要求扩大“载道”的内涵，以为“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谓，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不可著之于文”，同时要求打破“义法”的程式，以为“称心而言，不必有义法也；文成法立，不必无义法也”（《复庄卫生书》）。他的看法在推进文体解放上有一定意义。而王韬（1828—1897）作为较早以私人身份漫游海外、深入接触西方文化的人物，他对文的看法距桐城派更远。其《彛�园文录外编自序》说：“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在《彛�园尺牍续抄自序》中，他把讲究家法、师承、门户的程式化的古文称为“今世之时文”，说自己为文“以胸中所有悲愤郁积，必吐之而始快”。这些意见上承袁宏道、袁枚、龚自珍等人重性情和自我表现的理论，又同作者接触西方文化有关。王韬后来在香港主办报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并广泛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类报刊文字，可视为从旧式散文到梁启超新式“报章体”文字的过渡。
在戊戌变法前夕和变法过程中，梁启超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时务报》的主笔，发表了大量宣传变法的文章；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他继续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撰文，议论政事、宣传西方学术文化。这种文章当时人称为“报章体”或“新文体”，虽还属于文言的范围，却和历来的古文不同，与桐城派古文更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其主要特点为：从内容来说，它视野广阔，包容了着眼于世界范围的新事物、新思想，并大量运用新的名词概念；从结构来说，它讲究逻辑的严密清晰，不故作摇曳跌宕之姿；从文字来说，它力求通俗流畅，为说理透彻而不避繁复；从风格来说，它感情发露，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和桐城派古文肃敛雅洁的基本特征相比，正是背道而驰。下面是梁氏《少年中国说》的结末：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洲，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画面绚丽，文采飞扬，朗朗上口。虽是得于骈文的修养，但它的恣肆热烈，却和向来讲究渊雅的骈文不同。又如《新民说·论私德》：
私德与公德，非对待之名词，而相属之名词也。斯宾塞之言曰：凡群者，皆一之积也，所以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谅哉言乎！夫所谓公德云者，就其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也。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故一私人而无所私有之德性，则群此百千万亿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其理至易明也。盲者不能以视于众而忽明，聋者不能以听于众而忽聪，怯者不能以战于众而忽勇，故我对于我而不信，而欲其信于待人；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交涉而不忠，而欲其忠于团体，无有是处，此其理又至易明也。若是乎，今之学者日言公德，而公德之效弗睹者，亦曰国民之私德有大缺点云尔。是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
逻辑严密，层次分明，说理透彻。
梁启超的这种“新文体”，主要是宣传性而不是文艺性的，要指出它的某些方面的缺点也很容易。但在当时，它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古文的束缚，灌注了思想解放的精神和作者内心的热情，造就了新的文风。在古代散文向现代散文推进的过程中，它的作用极为重要。梁氏后来对此总结说：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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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清代后期的词

清后期词学很盛。在词集的整理方面，谭献选辑清人词为《箧中词》，王鹏运校刻五代至元人词总集、别集及《词林正韵》共五十七种为《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校刻唐至元人词总集、别集一百七十九种为《彊村丛书》，都是词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朱刻尤为集大成者。在传统词论方面也出现众多著作，较著名的有谭献《复堂词话》、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等，立论多以常州派为宗，重视有寄托而表现含蓄。
这一时期诗文的创作与时事关联密切，面貌多变，词仍以传统的面貌出现，显得比较陈旧。但词也并不是完全与时代脱离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变化，尤其是传统文化所面临的深重危机所引起的伤感，也渗透在许多词作中。如以一般的标准来衡量，清后期的词不仅较多地保持着纯文艺性质，而且写作的技巧也相当高。但缺乏全新的创造，却是它致命的弱点。在那一时代，词比其他文学样式更像是哀婉的“古典”回声。比较重要的词人有蒋春霖、文廷式、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等，后四人并称为“清末四大家”。
蒋春霖（1818—1868）字鹿潭，江苏江阴人。曾为淮南盐官，一生落拓。少年工诗，中年后专力为词，负盛名。有《水云楼词》。他的部分作品在反对太平天国的立场上，写出由战乱而引起的世事衰残之感，其余则多抒发个人身世的哀伤。情调低徊，语辞精丽。下面是他的《唐多令》：
枫老树流丹，芦花吹又残。系扁舟、同倚朱阑，还似少年歌舞地，听落叶，忆长安。哀角起重关，霜深楚水寒。背西风、归雁声酸。一片石头城上月，浑怕照，旧江山。
王鹏运（1849—1904）字佑遐，号半塘，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同治举人，官至礼科掌印给事中。有《半塘定稿》。他的词颇有关涉清末时事之作，透露出伤感的情调。
《念奴娇·登旸台山绝顶望明陵》以怀古形式写一种现实的感触：
登临纵目，对川原绣错、如接襟袖。指点十三陵树影，天寿低迷如阜。一霎沧桑，四山风雨，王气销沉久。
涛生金粟，老松疑作龙吼。惟有沙草微茫，白狼终古，滚滚边墙走。野老也知人世换，尚说山灵呵守。平楚苍凉，乱云合沓，欲酹无多酒。出山回望，夕阳犹恋高岫。
朱孝臧（1857—1931）原名祖谋，字古微，号彊村，浙江归安（今吴兴）人。光绪进士，官礼部侍郎。词风近姜夔、吴文英，有《彊村语业》。下面是他的《鹧鸪天·庚子岁除》：
似水清尊照鬓华，尊前人易老天涯。酒肠芒角森如戟，吟笔冰霜惨不花。抛枕坐，卷书嗟，莫嫌啼煞后栖鸦。烛花红换人间世，山色青回梦里家。
朱氏词作多闪烁其辞，不易理解。此篇写对世情的不满和厌倦，算是比较明白的。
另外，文廷式（1856—1904）有《云起轩词钞》，词学苏、辛，与时流有异，多忧时伤政之作。郑文焯（1856—1918）有《樵风乐府》，词风近周邦彦、姜夔，词作多写作为一个遗老对于故国覆亡的痛切。况周颐（1859—1926）有《蕙风词》，所作《蕙风词话》对常州词派的主张有所发挥。
王国维作于清末的《人间词话》，是具有新的文艺观念的词论，我们将在终章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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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清代后期小说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各种思潮的纷纷涌起，小说的创作发生了显著变化，不但数量有惊人的增长，从内容到形式，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清后期特别是到了清末的一二十年间，小说印行之盛是前所未有的。据统计，仅清末小说（包括翻译）就在一千种以上。造成小说如此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商业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市民对这种主要娱乐性读物的需求不断增长；二是新式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成长。清代后期以外国租界为主要基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报纸和期刊，据统计，至一九一二年，全国有报纸约五百种，期刊约二百种。这里面除了专门刊登小说的期刊如《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之外，许多报纸为了吸引读者，也以副刊的形式登载小说，随报纸分送。这些报刊为孕育和传播小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同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