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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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质�当然很少具有深刻的内涵，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反映了建安时代诗歌题材不断扩大，更多地反映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反映了随着文人文学集团的出现，诗歌的娱乐性与社交功能更加明显了。曹植后期，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发生显著变化。那种雍容华贵的诗作极少再出现，一些表达不甘闲置、要求施展才能的愿望的作品，也不像早期之作那样豪迈自信，而是显得深沉悲凉。更多的作品，集中抒写了对个人命运的失望，和对曹丕政治集团的怨恨。这些诗文中，充满受压迫的痛苦，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以及预感生命将在屈辱与碌碌无为中消耗、失去其应有价值而产生的悲哀。
这里有的作品是用比兴、象征的手法写成的，曲折地反映了内心的不平与哀怨。如《美女篇》，形式模仿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但主旨改变了。诗中逐一铺写女主人公的美丽、高贵之后，这样结束：“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透露了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痛苦。又如《吁嗟篇》，以蓬草为风所吹，四处飘荡的形象，象征自己屡被迁徙，不能与亲人相聚的命运，表达“愿与根荄连”的愿望。另有一些作品，则用激切的语言表现内心的愤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赠白马王彪》。这首诗作于黄初四年（２２３），当时诸王循例入朝，曹彰暴死京城，曹植与曹彪返回封地，途中又被强令分道而行。全诗分七章，感情丰富复杂。旅途的艰辛，骨肉分离的悲伤，对人生的失望，对曹丕不敢明言的愤恨，对监视者的诅咒，兄弟之间强作豁达的慰勉，层出迭出，真切感人。
在曹植后期的诗中，还出现一种从根本上对人生表示怀疑、否定的倾向。这是因为他既不能放弃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又看不到现实矛盾有任何解决的可能。《赠白马王彪》末章说：
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
天命可疑，神仙虚妄，人寿不永，现实世界只是一片黑暗。本来，建安文学具有一种开朗亢奋的基调。但这种基调是建立在对追求人生价值的自信的基础上的，当严酷的权力斗争破坏了这种自信以后，诗歌的格调就随之改变。由此开启了正始文学的风气。但从根本上说，曹植早期诗歌的激昂之气与后期诗歌的悲哀情调，有其相通之处。正是因为建安文人对于自由意志和生命的价值有着热烈的追求，当这一追求受到抑制时，他们的悲哀才如此强烈。从这一点来理解正始文学，也是同样道理。
曹植前后期的诗篇，在内容上虽有上述明显的不同，但都感情充沛，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尤其重要的是，通过他一生的创作实践，他把文人的艺术修养、文人文学的传统与乐府民歌的特点结合了起来，既吸取了民歌的长处，又改变了民歌单纯朴素的面貌。《诗品》评他的诗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黄侃《诗品讲疏》又加上“不离闾里歌谣之质”，曹植的诗歌确实兼具这两个方面。具体地说，以下五点很值得注意：
第一，曹植现存诗作中，乐府诗占有近半数。但这些诗基本上都不是配乐演唱的。刘勰《文心雕龙》谓之“无召伶人，事谢弦管”。这是乐府歌辞文人化的明显标志。
第二，和建安时代其他诗人一样，曹植也写了不少沿用民歌题材，模仿民歌风格的诗。但他并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加以适当改造，有时结合骚体的象征手法，在那些游子思妇的形象中注入纯属于个人的思想感情。前面提及的《美女篇》、《吁嗟篇》，以及《七哀》和《杂诗》中的几篇，都是如此。如《杂诗》之四：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
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
这里把《九歌》中所谓“美人迟暮”的哀怨与汉乐府民歌的风格相结合，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对有限生命的惋惜，浅显而雅丽。较之曹丕比较单纯地模仿民歌的《燕歌行》一类，更富于个性，内涵也更为曲折丰富，耐人寻味。
第三，曹植诗的结构大多颇为精致，很少平铺直叙。特别是开头，常常以几句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渲染出特定的气氛，笼罩全篇。如《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二句，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了作者心境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二句，以迷蒙恍惚的景象，奠定了全诗哀怨的基调。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这虽然是从民歌的比兴句学来，但它在全诗中的作用比通常的比兴句重要得多，效果也更为强烈。
第四，“诗赋欲丽”是建安文学的普遍现象，而以曹植最为突出，对后人的影响最大。与民间乐府不同，他的诗往往有鲜明的色泽，并已较多使用书面语，讲求华美、工整和刻画的细致。只是并不显得深奥。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仗的运用。建安以前，辞赋乃至散文都已明显趋向骈偶化，但在诗歌中，还没有人有意识地运用这一修辞手段。建安时代，曹植、王粲作为辞赋的高手，开始将它引进诗歌写作中来，曹丕等人偶尔也有尝试。和对仗同时出现的，是炼字的现象。像曹植的诗句“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赠丁仪》），“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侍太子坐》），“秋兰被长坂，朱华冒渌池”（《公宴》），其中的动词都经过精心锤炼，以求得到警醒的效果。这样的诗句在他的作品中虽然占比例不大，但在以后的文人诗中，却是越来越普遍。
第五，建安文人诗中，开始有较多的自然景物描写，曹植也是主要的代表。这同样是在汉代民间乐府中很难见到，并对后代文人诗影响很大的现象。下面是《公宴》中的一节：
清夜游西园，飞差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
秋兰被长坂，朱华冒渌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
神飚接丹毂，轻辇随风移。
以上是曹植在其诗歌创作中把文人文学与民间乐府结合起来的五个主要之点。他在这方面的特出成就，使他在建安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
除了诗歌以外，曹植的散文、辞赋也有相当特出的成就。《与杨祖德书》评述当代著名文士，倾吐自己的怀抱，因杨修与他关系密切，所以话说得随便，有较多抒情成分。从文中可以看出曹植自负而又外露的诗人性格。《求自试表》要求明帝给以任用，希望由此得到施展才华、建立功业的机会。曹植本来是个理想很高又十分自信的人，把“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视为人生的目标。长期闲置，使他深感压抑，并且有一种大才未用的遗憾。所以这一篇表文写得慷慨激昂，极富情感。
曹植现存的辞赋，包括残佚的在内，有三十多篇，可见他于此用力甚勤。这些作品可以说代表了建安辞赋的转变。其特点，一是篇幅短小，没有汉代流行的长篇巨制；二是题材广泛，各种内容都有。其中《鹞雀赋》用对话形式写一个动物寓言，是赋作中很少见的；三是抒情性强，与作者的生活、思想关系密切；四是语言华丽而流畅，没有堆砌辞藻的弊病。
《洛神赋》是曹植的代表作。内容虚构自己在洛水遇神女的故事。前人对此篇的寓意，猜测很多，但都无法确实证明。按在曹植以前，陈琳、王粲、杨修都写过《神女赋》，都是模仿旧传宋玉所作《神女赋》、《高唐赋》，可见这一题材在当时很流行。曹植的《洛神赋》，当也是这一风气下的产物。恐怕他只是假托一个神话人物，把世俗的男女之情升华到诗意的完美形态。比较前人所作，《洛神赋》更多地渲染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意缱绻却又因人神殊途而无法交接的惆怅哀怨，避免了这一类作品中常见的掩盖在神话色彩之下的粗俗暗示，格调高雅，感情真切，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对神女容貌、情态的刻画，非常细致生动，为前所未有。如开头一节：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
这里用了一连串最为美好、灵动的形象来比喻神女，华丽的语言中充满生气，给读者以充分的美感上的满足。
二、建安诸子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述当世文人，特别标举了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称为“七子”。七人都是建安时代比较重要的文学家。其中除孔融的情况较为特别，其余六人都依附于曹操。他们与曹丕、曹植兄弟有密切的文学交往，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在其他一些杰出作者的参与下，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兴盛局面。
孔融（１５３—２０８）字文举，鲁国鲁县（今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曾为北海相。有《孔北海集》。曹操奉献帝都许昌，特意征召他为少府。孔融出身高贵，才智过人，又长期浸染于汉末清流的风气之中，养成了孤傲狂放、尖锐彰露的性格，喜欢对各种政治问题发表议论。他不满于曹操的野心，常借题挖苦、嘲讽，最终被曹操杀害。曹丕评他的文章，说是“体气高妙”，这是指他的文章有才情、有个性，思想机警；又说“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杂以嘲戏”，这是因为孔融往往并不是完密地论述问题，而是抓住一点，推向极端，所以辞锋犀利而理不周全。从个性强烈这一点来说，孔融的创作与建安之风还是一致的。不过，他的作品留存很少，主要是几篇书札、杂论①。其中《难曹公表制酒禁书》、《与曹公论盛孝章书》二篇较有名。前者指责曹操的禁酒令言不由衷，加以挖苦，很能表现他的性格。后者写作时间较早，他与曹操的关系还没有明显恶化，内容又是请曹操救助其友人盛宪（字孝章），故辞气较委婉。文章从为友之道和为国求贤两方面打动曹操，语言简洁，感情真实，恳切之中又不失身份，确可当“体气高妙”之评，却并无“理不胜词”之病。
……………………
①以前系于孔融名下的《杂诗》，经学者考证，非其所作。

王粲（１７７—２１７）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年轻时避乱荆州多年，后归曹操。他出身世家，少有才名，锐意进取，然生当乱世，羁留他乡，故作品多感时伤事，自悲不遇。其诗、文、辞赋均有成就，前人常与曹植并称，刘勰《文心雕龙》则誉之为“七子之冠冕”。诗歌的代表作有《七哀》二首，第一首作于从关中到荆州时，记下了战祸的惨况：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诗中将个人的不幸与社会的不幸、民众的苦难结合起来。“路有饥妇人”一节，采用乐府民歌的手法，以具体而典型的情节，刻画出乱离的惨状，尤其感人。末四句以渴望明主作结，使诗意深入一层。《七哀》之二作于荆州，写漂泊之中思乡怀归的心情，主要通过写景来衬托内心的孤独与苦闷，汲取了辞赋的长处。王粲诗的某些特点与曹植相似，如喜用对仗，辞采华丽。《七哀》之二的写景部分，基本上都是对仗的。
从写作时间来说，他运用这一修辞手段还早于曹植。《杂诗》中“曲池扬素波，列树敷丹荣”，“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之类的诗句，可以明显看出追求华美的倾向。
王粲当时即以擅长辞赋著称，作品也多，但是大都只存片断。完整的只有《登楼赋》，是在荆州登麦城城楼所作，写羁旅之愁与怀才不遇的悲哀，与《七哀》之二内容相似。其篇幅短小，语言精美，多用骈句，写景与抒情结合紧密，是魏晋时期辞赋转变阶段中的代表作之一。散文中较好的作品，有代刘表所作的《与袁谭书》以及《难钟荀太平论》等。
刘桢（？—２１７）字公幹，东平宁阳（今属山东）人。在当时以五言诗著名，所作语言简洁，注重气势。钟嵘《诗品》称赞他的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这大约是因为这些诗多抒发个人情怀，而表现出高远的志趣。如《赠从弟》三首之二：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木性。
陈琳（？—２１７）字孔璋，广陵射阳（今属江苏）人。阮瑀（？—２１２）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他们都曾为曹操掌管书记，当时军国书檄，多出于二人手笔。这些文章都是应用文，但却很讲究文采，多用排偶，句式整齐，又喜广引史事为证。这标志了魏晋文章在汉代文章已经骈偶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向骈文的方向发展。他们也擅乐府诗。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以对话形式，写秦代筑长城者家破人亡之苦；阮瑀有《驾出北郭门行》，写一个孤儿为后母虐待，在亲母坟前啼哭哀思的故事。二篇均模仿汉乐府民歌，语言也很朴素。这种故事性很强的乐府诗，在建安时代已经不多见了。阮瑀另外有几篇风格不同而颇值得注意的诗，如一首佚题之作：“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虽称百龄寿，孰能应此身。犹获婴凶祸，流落恒苦辛。”又如《七哀》：“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这些都是从普遍的意义来写人生的可悲，认为不幸是生命的最终结局，思想和曹植后期的诗有些相似。这显然也是正始文学的先导。尤其是阮瑀之子阮籍的诗，多有“忧生之嗟”（《文选》李善注语），与其父不无关系。
七子中的徐幹在当时以赋见称，但作品流传者少，倒是保存在《玉台新咏》中的《室思》诗较为有名。应瑒的诗以现存的几篇而论，较少特色。七子之外，杨修、吴质、丁仪、缪袭、繁钦等，在当时均有文名，但也都少有作品存世。其中繁钦的《定情》诗，以一连串排比句写女子对情人的挚爱和期待，显然受到民歌的影响。
三、建安诸子以外的作者

通常所言建安文学，主要是指曹氏父子和他们周围文人的创作。但此外还有一些作者，是应当注意的。
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蔡琰，字文姬，是一位杰出的女诗人。她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在文学、音乐等各方面均有较高修养。汉末军阀混战中，被董卓的军队掳走，后流落到南匈奴，滞留十二年，生有二子。曹操与蔡邕为旧交，遂出资将她赎回，重嫁董祀。今传署名为她所作的诗有三篇：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篇，骚体《胡笳十八拍》一篇。三篇的真伪问题都有争议。一般认为五言《悲愤诗》确为蔡琰之作，《胡笳十八拍》系后人伪托。
五言《悲愤诗》记述了她从遭掳入胡直到被赎回国的经历，将纪事、抒情、议论密切结合，写出时代的动乱，胡兵的残暴，民众的悲惨遭遇，和个人不幸的命运。犹如一幅血泪绘成的历史画卷，以强烈的感情，真实的笔触，反映出那一可惊可怖可痛可泣的社会情状，令读者不能不为之感动。如记述董卓军队掳掠平民的一节：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
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
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
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且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这里有高度的概括，也有细致的描写，深刻有力，触目惊心。又如记述自己与亲儿永别，准备回国的一节：
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
“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
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
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一面是久别的故国，一面是亲生骨肉，不能两全。这种选择，确实令人肝肠寸断。孩子一连串的责问，使诗中的感情气氛显得无比沉重。
从写作特点来说，这首诗结构严谨，剪裁精当，语言具有高度的表现力，足以代表当时五言诗的发展水平。
与曹魏鼎峙的东吴、蜀汉，文学都不发达。但诸葛亮的《出师表》，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诸葛亮（１８１—２３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水县南）人。他帮助刘备建立了蜀汉，任丞相，是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蜀后主建兴五年（２２７），诸葛亮准备从汉中出兵北伐曹魏，临行时向刘禅上这篇奏疏，劝诫他尊贤纳谏，推荐朝中可以信赖的大臣，并陈述自己的心迹和志向。通常臣下写给皇帝的奏疏，多谀美恭谨之辞，写作很拘束。但诸葛亮受刘备遗命辅佐刘禅，位高权重，所以能够畅所欲言。此表虽无意为文，而感情自然真淳，既有谆谆叮嘱、反复教导的意味，又不失忠诚恳切的态度，成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内心表白，在奏疏文中颇为难得。此外，还有一篇题名为诸葛亮作的《后出师表》，一般认为出于后人的伪托。

第二节　正始诗文

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２４０—２４９），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正始以后直到西晋立国（２６５）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
正始时期，玄学开始盛行。玄学中包涵着一种穷究事理的精神，导致了对于社会现象的富有理性的清醒态度，破除了拘执、迷信的思想方法。同时，庄子所强调的精神自由，也为玄学家所重视。当时，有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派，即崇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德，而反对人为的外在的行为准则；也有主张名教与自然相统一的一派，即要求个性自由不超越和破坏社会规范。但至少“自然”这个前提是人所公认的。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却极其严酷。从司马懿用政变手段诛杀曹爽而实际控制政权开始，到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十多年间，酝酿着一场朝代更替的巨变。他们大量杀戮异己分子，造成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许多著名文人死在这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另一方面，司马氏集团为了掩饰自己的行为，并为夺取政权制造舆论，又竭力提倡儒家的礼法，造成严重的道德虚伪现象。以清醒和理智的思维，面对恐怖和虚伪的现实，知识阶层的精神痛苦，也就显得尤其尖锐、深刻。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前面说过，对于建立不朽功业的渴望和自信，奠定了建安文学的昂扬的基调。但是，也存在另外的一面，就是对于个体生命能否实现其应有价值的怀疑。阮瑀的诗已有这样的内容，曹植后期的某些作品更为突出。正始文人面对远为严酷的现实，很自然地发展了建安文学中表现“忧生之嗟”的一面，集中抒发了个人在外部力量强大压迫下的悲哀。换言之，建安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正始文学中已经基本上消失了。
由于周围环境危机四伏，动辄得咎，也由于哲学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针对政治现状发表意见，而是避开现实，以哲学的眼光，从广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来观察事物，讨论问题。也可以说，他们把从现实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广为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思考。这就使正始文学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
正始时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他们的主要成就在哲学方面。后者又称“竹林七贤”，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
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有《阮嗣宗集》。他博览群籍，尤好《老》、《庄》。
为人旷放不羁，任情自适，鄙弃礼法。正始年间曾任尚书郎、大将军曹爽参军，二次均以病免归。司马懿执政，召为其太傅府从事中郎，以后相继为司马师、司马昭的僚属。晚年做过步兵校尉，故世人又称之为“阮步兵”。阮籍年轻时“有济世之志”（《晋书》本传），自视很高，世人对他也很器重。曹爽、司马懿请他去做幕僚，就是一种借招纳名流以扩大自己声望的手段。但随着司马氏篡权图谋的显露，政治风云日趋险恶，阮籍只能放弃了往日的雄心。他的处境十分艰难。他对司马氏集团的行为极为不满，但不仅不能公开反对，而且身为司马家的幕僚，被卷入政治漩涡而无法摆脱。所以他只能用醉酒佯狂的办法来躲避矛盾，一方面可以少做违心之事，多少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