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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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大，已经不适合作为普遍使用的文体。所以，以更自由灵活、能够充分表达思想感情的散体文来取代它的主导地位，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当注意到古文运动的两重性，而加以区别对待。
总的说来，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成就辉煌的阶段。富于生气，富于创新精神，摆脱宫廷和贵族趣味的束缚，以更广大的社会阶层为基础，适应更广泛的人群的需要，是唐代文学的显著特点。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对文学的价值、作用的理论认识上，儒家以教化为中心的文学观也正在重新兴起。虽然这种文学观对整个唐代文学的妨害不是很明显，但这确实是遏制文学生命力的因素。它预示着一个文学——特别是传统的文人文学——衰退时代将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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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隋与初唐诗歌

自北朝以来，南方的文学风气就深深地影响了北方的创作。所以，隋唐的统一，政治和军事力量虽起自北方，但自隋初到唐睿宗景云中约一百三十年，南朝诗风继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唐初相当长一段时期里，诗歌没有明显的进步，非但南朝诗歌固有的一些弊病没有得到纠正，而且，由于诗歌创作的中心几乎完全在宫廷，其内容又大抵是歌功颂德或以文辞为娱乐的，自由抒情的意味尤其显得淡薄。不过，在诗歌的表现形式方面，唐初宫廷诗人们汲取和总结了前代的经验，并且有所发明、有所发展，使之日臻丰富和完善，这对唐诗走向成熟还是有重要意义的。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代新的诗人对已经变得陈腐、缺乏生气的诗歌风气日益感到不满，发出强烈的要求变革的呼声。诗歌创作也随之逐步摆脱宫廷藩篱，终开一代新风，促进了唐诗高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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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隋代诗歌

隋朝立国短暂，二世而亡，前后不满四十年，在文化方面没有太多的建树。但由北朝入隋的三位诗人——卢思道（535—586）、杨素（544—606）
①、薛道衡（540—609），仍旧留下一些颇有特色的诗作。
①杨素生卒年据《考古与文物》1991年2期刊潼关出土《杨素墓志》。
贯穿了一种深沉悲凉的情思。
北方诗人的创作一向以南方诗歌为典则，但杨素的情况则稍为特别。他本身是一个豪杰式的人物，心雄志大，不可一世。他的诗今存多为五言，风格“雄深雅健”（清刘熙载《艺概》）。诗中虽亦有些细巧的文笔，如“兰庭动幽气，竹室生虚白。落花入户飞，细草当阶积”（《山斋独坐赠薛内史》）
之类，为南朝诗中所常见，但过于艳丽的词汇，却是很少用的。而且从每首诗的总体气象来看，无论是写边塞题材，还是向至友叙旧述怀，都寄寓了一种人生的悲感，诗境苍凉老成。前者如《出塞二首》其二：“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
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
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后者如《赠薛播州诗》十四章，感慨良深，举凡时世之变迁，故人之远谪，全身远祸之意念，刻骨铭心之思念，尽收笔底。如其十四：“衔悲向南浦，寒夜黯沈沈。风起洞庭险，烟生云梦深。独飞时慕侣，寡和乍孤音。
木落悲时暮，时暮感离心。离心多苦调，讵假雍门琴。”诗中卢思道、薛道衡的诗则大多偏向齐梁风格。如卢思道的《采莲曲》中“珮动裙风入，妆销粉汗滋”，《后园宴》中“媚眼临歌扇，娇香出舞衣”一类诗句，显得宫体气息甚浓。薛道衡的诗亦多以富丽精巧见长。他的名作《昔昔盐》，是写传统的闺怨题材，并无多少新意，不过抒情的委婉细致，可以说较好地发挥了南朝诗歌的长处。如“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以女子独居的凄凉冷落，衬托其哀苦的心情，一向为人们所称道。
但作为北方的诗人，他们的诗在以南朝诗风为主导的同时，多少也体现了北方文人重“气质”的特色。薛道衡在行役途中写的一些咏怀诗，颇为慷慨有力，如《渡北河》：“塞云临远舰，胡风入阵楼。剑拔蛟将出，骖惊鼋欲浮。雁书终立效，燕相果封侯。勿恨关河远，且宽边地愁。”而卢思道的《从军行》，更为人称道：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使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以七言歌行体写边塞风光、军旅生活，并结合以闺妇怨思，本来是梁、陈诗中已经很流行的。但大多色彩过于艳丽，情调偏于低沉。而卢思道这首诗在时空的腾挪迭换中展示了恢宏辽阔的境界，而句式的灵活多变，虚词的承接和韵脚的流转，又为诗坛提供了充沛的气势和活泼朗爽的节奏，堪称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诚如明人胡应麟所说：“音响格调，咸自停匀；
体气丰神，尤为焕发。”（《诗薮》）
隋代另一群作者，主要是围绕在隋炀帝杨广周围的宫廷文人。杨广为晋王时，便喜爱招引才学之士，即位之后，这些人也大多成为宫中的文学之臣。其中主要人物，如柳瓨、王眘、王胄、诸葛颖、虞世基、徐仪等，都是从梁、陈入隋的。
他们本来就熟谙绮丽文风，作为文学侍臣，作品大多是“应制”、“奉和”一类，其才能只能是用在絺章绘句上，这就更引伸了南朝文学为文造情的一面。从《暮秋望月示学士各释愁应教》这一类题目，不难看出其无病呻吟的倾向。比较起来，倒是杨广本人的某些诗篇还有些可观之处。如一首失题的小诗：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
意象的配置相当巧妙，画面简单而富有情味。
这时在宫廷圈子之外，也曾出现过一些风格不同的诗人，如孙万寿等。孙氏于配置江南时，作《远戍江南寄京邑好友》，长达四十二韵，盛传一时，诗随意抒写，不事浮华，而情意真切。又《东归在路率尔成咏》一篇，则以寒士的失志不平为题旨：
学宦两无成，归心自不平。故乡尚千里，山秋猿夜鸣。人愁惨云色，客意惯风声。羁恨虽多绪，俱是一伤情。
这类诗，与宫廷文人的繁缛作风迥异，而以质实真切取胜。虽成就有限，在当时也未能形成气候，却昭示了诗坛变革的主力必来自宫廷之外的重要事实。
隋初还发生过一桩企图以行政手段改变文风的事件。据《隋书·李谔传》载，开皇四年，文帝下诏改革文体，同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而交付有司治罪。文帝改革文风的主要宗旨，是提倡“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着眼点在于要求应用文去掉华艳的藻饰，讲求实用。就此而言，与文学尚无太大关系。但引伸开来，却发展到完全否定文学的极端态度。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指斥自曹魏以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主张对此绳之以法：“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隋文帝对李谔的主张也表示赞成，将此表“颁示天下”。以前有人认为这件事对隋唐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事实上，即使它涉及前代文学的某些弊病，但根本上，却是企图用文字狱的手段，把文学完全纳入有助于皇权统治的轨道。
与此相应，到隋末又有在野的王通（号文中子）的文学观。王通聚徒讲学，虽不反对诗歌，却力主汉儒的诗教说，认为诗当“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中说·天地篇》），因而对南北朝以来的著名作家如谢灵运、鲍照、庾信、徐陵等，几乎全部一笔抹煞，这也是很鲜明的反文学理论。虽然，无论是隋文帝、李谔还是王通，都没有对隋唐文学的进程发生太大影响，但他们所显示的思想倾向，却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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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初唐宫廷文人和律诗的完成

唐初统治者对文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以李世民本人为代表，他虽然也主张文学为政教所用，对前代帝王如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等虽有文才却不懂得管理国家大为不满，但作为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却懂得文艺同政治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他也不相信所谓“亡国之音”的陈词滥调。而且，李世民在文艺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能够从艺术上欣赏文学。他亲自撰写的《晋书·陆机传论》，就大力称赞陆机“文藻宏丽”的创作。这虽不能直接引起文学的兴盛，至少也是为之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唐初的几代君主，不仅太宗如其自称喜“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帝京篇·序》），高宗、武后、中宗等，也都如此。
为了炫耀大唐帝国的治世气象，他们又广引天下文士，编纂类书，赋诗唱酬。由此在唐初先后出现了几个宫廷文人集团。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有太宗朝的虞世南、许敬宗，高宗朝的上官仪，武后时的“文章四友”（李峤、杜审言、苏味道、崔融），中宗时的宋之问、沈佺期等。这些宫廷文人，或位居显贵，或为帝王所奖掖，每有所倡，天下靡然成风。他们的大量创作，内容也不外歌功颂德、宫苑游宴，既无须亦难以深入抒发情思。与南朝及隋代宫廷诗相比，可以说稍归于“雅正”，但也因为这种“雅正”而更显得苍白无力。其意义主要在于维持了一种艺术风气。但在他们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却有时透露了诗歌沿革的消息；其中有的诗人，还对诗歌体制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初唐的宫廷诗人在艺术上所追求的是繁缛绮错的装饰风格。这种装饰性的重点，起初是对偶的修辞技巧，尔后又增之以调声的技术，并且最终把对偶技巧和声韵技术结合起来，从而在形式上推进了律诗的完善和定型。早在齐梁时期，诗坛上便已出现对偶说和声病说，但前者失之粗略，后者又失之琐细，且两者各不相侔。至北朝后期和陈隋诗人，五言诗的律化更进了一步，有少数诗篇已经符合唐人定型格律的规定，但在理论上没有提出新的总结，有些问题（如粘附规则）还没有完全解决。七言诗的律化，更处于幼稚阶段。唐初的上宫仪提出“六对”、“八对”之说，在刘勰提出的“事对”、“言对”、“正对”、“反对”之外，又增之以“双声对”、“叠韵对”、“扇对”等，把原来仅限于词义的对偶又扩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对偶。稍后的元兢，不仅提出了字形和词义的对偶，而且提出了调声三术，表现出将声律与对偶紧密结合的新努力。从武后至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在当时的一批宫廷诗人笔下已大量涌现平仄协调、又合乎粘附规则的全篇合律的诗篇，标志着五、七言律诗的完全成熟。可以说，在律诗形式的完成过程中，宫廷文士起了规范化和统领风气的作用。
其中，尤以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三人的成绩最为显著。
杜审言（约645—708）字必简，今存的诗主要系五言律诗，也有少数七律。他的诗，句律精严而笔力雄健，无论是五律还是七律均完全合律，无一失粘者。他在武后天授初所作的五言排律《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长达四十韵，完全合粘，可见他对律诗这种新体制驾轻就熟的功夫，所以深为时人所重。杜甫曾称引李邕对审言的评价：“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八哀诗》）意即指此。明人许学夷称其为“律诗正宗”（《诗源辩体》）。他在江阴任职时所写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一诗，曾被明代的胡应麟誉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诗薮》）：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诗以大地回春的绚丽风光反衬游宦者有家难归的悲哀，用声色俱现的外景点醒时不我与的苦涩情思。“偏惊”、“忽闻”两句，顿挫有力；“云霞”、“梅柳”一联，感觉何其明快。从诗情来说，在当时也算是较为充实的了。
与杜审言同称为“文章四友”的，还有李峤、苏味道、崔融，他们均在武后朝任过凤阁舍人。李、苏曾为执宰大臣，位显名高，所写的多为奉诏应景之作，李峤并有咏物诗百余首，均了无情致。但在诗律上他们却是高手，在当时频繁的应制活动中，他们的诗合律率最高，宜为“一时学者取法”（《新唐书·李峤传》）。
宋之问（约656—约713）、沈佺期（约656—713），主要活动在武后和中宗两朝，尤其在中宗神龙、景龙年间，他们均以修文馆学士的身份频频出入于宫廷文会，堪称词臣班首、文场勍敌，时人号为“沈宋”。据《唐诗纪事》载：“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同书又载：“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既进，唯沈、宋二诗不下。又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及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盖词气已竭；宋诗……犹涉健举。’沈乃伏，不敢复争。”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在宫廷文人集团中的地位。
沈宋的主要贡献，在于完成律诗的体制和扩大律诗的影响。他们倾大力于律体的写作，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总结了五七言近体的形式规范。一方面，他们完全避免了五律中的拗涩之病，另一方面，他们又进一步推进了七言歌行体律化的过程，截长挈短，使之趋于凝炼和完整，脱胎为较为严格的七律。沈佺期早在武后时期，便已写出全无失粘现象的七律，他的为数甚多的七律，在合乎规范方面堪称宫廷诸诗人之首。
由他们所倡导的“沈宋体”，实际上就是“华藻整栗”（王世贞《艺苑卮言》评沈、宋语）的五七言律诗。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说：“沈、宋之流，研炼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这是“律诗”之名首见于文献。可见是先有沈宋合轨表率在前，尔后律诗一体才为人们所公认，从而确立其在诗坛的地位的。自齐永明以来两百多年，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化过程终于完成。
沈、宋以后，律诗的规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神龙以还，卓然成调”（《诗薮》），当时应制诸题已大多合律，风气之盛，并已越出宫廷圈子之外了。
当沈、宋把生活实感注入到这种律体诗中去时，他们也写出了一些颇为精警动人的篇什。五律如宋之问的《题大庾岭北驿》：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
又如沈佺期的《杂诗》其三：
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
宋诗抒发贬谪之悲苦，借风物以寄兴，以虚拟的望梅之举将归思委婉写出，唱叹有情；沈诗虽是传统题材，却也写得真切动人，中二联以时空交错的手法，把相思双方叠影在一起，于对偶整炼中又见飞动之致。
沈、宋的七律，虽尚不能同后世大家之作媲美，但这种规整的形式，在他们手中已是挥洒自如，不觉有何束缚，说明他们对律体的运用，已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兹举沈佺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一诗为例：
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
初唐宫廷诗人虽然在诗歌形式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建树，也偶有情致动人的佳作，但其总体面貌，却是在华美的形式中呈现出情调上的苍白平庸，这是宫廷文学很难避免的。使诗歌摆脱宫廷的羁縻，面向更广阔的时代生活，焕发新的蓬勃生机，这个任务，不能不主要落到了那些来自草野闾里的作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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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初唐四杰的崛起

当宫廷文士仍把诗歌当作点缀升平的风雅玩物时，诗坛上逐渐崛起了一批锐意变革的新进诗人。他们志同道合，互通声气，使诗歌重新担负起歌唱人生的使命，而展现出新的时代风貌，唐诗由此获得了真正的转机。他们就是被称为“初唐四杰”的卢照邻（约630—680后，有《幽忧子集》）、骆宾王（约638—？有《骆宾王文集》）、王勃（650—676，有《王子安集》）、杨炯（650—693后，有《盈川集》）。
四杰活动于高宗、武后时期。以年辈言，卢、骆大约比王、杨年长二十岁左右。在他们之前，诗坛上也曾出现过不与宫廷诗风合流的人物，如太宗贞观年间的王绩就是一例。他有感于隋唐丧乱之际变故迭生，无意于仕途争逐，遂在隐逸生活中追求桃花源式出世理想的满足。他的一些吟咏村居生活的诗篇，语言质朴，不事雕琢，显示出与宫廷诗迥然不同的特色。如《野望》：“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以即目触兴的写实手法，描绘田园生活的恬静，透露出对世乱的隐忧。但王绩的诗在当时只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且其风格主要踵武陶渊明，缺乏四杰那种开拓一代新风的内在力量。
初唐四杰都是英姿逸发的少年天才。骆宾王生七岁即能诗，被称为“神童”。杨炯年十岁即应童子举，翌年待制弘文馆。王勃十六岁时，被太常伯刘祥道称为神童而表荐于上，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卢照邻二十岁即为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张�｜《朝野佥载》）。但是在仕途上，他们又都是坎坷不遇的。
四人中，仅杨炯官至县令。年少志大，才高位卑，这种人生经历与我们在《概说》中已有说明的时代特点相结合，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性格和文学创作。
初登诗坛，他们就表现出睥睨古今的锐气和勇气。卢照邻说：“圣人方士之行，亦各异时而并宜；讴歌玉帛之书，何必同条而共贯？”（《南阳公集序》）“其有发挥新题，孤飞百代之前，开凿古人，独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粤在此乎！”
（《乐府杂诗序》）王勃说：“孔夫子何须频删其诗书，焉知来者不如今；郑康成何须浪注其经史，岂觉今之不如古。”
（《感兴奉送王少府序》）这种强烈的自信心，当然得之于时代的激发。他们看到“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才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卢照邻《南阳公集序》），激起了他们敢作敢为的热情。“莫言贫贱无人重，莫言富贵应须种”（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恃”（卢照邻《行路难》），这些出自他们笔下的诗句，表现了社会中下层人物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期待。他们正是由此展开了自己的文学生涯。
四杰不仅以诗文兼长齐名海内，而且相互呼应，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改革文学风气，以“开辟翰苑，扫荡文场”（王勃《山亭思友人序》）自命。他们的攻击矛头，集中指向当代的宫廷文学。从杨炯的《王勃集序》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基本态度：
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琢。……
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蔽，用光志业。
所谓龙朔初载的“文场变体”，是指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又称“上官体”），其特点是“绮错婉媚”（《旧唐书》本传），致力于修辞性装饰性的美，而缺乏诗歌所应有的激情和生气。这其实也是宫廷诗歌的通病。四杰一方面汲取前人之长，一方面对诗坛陈旧保守的遗风陋习发起挑战，在这过程中，以刚健壮大的审美追求，开始改变唐诗的面貌。
初唐四杰拓新了诗歌的主题和题材，使诗歌摆脱了颂隆声、助娱乐的虚套，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用现实的人生感受，恢复了诗中清醒而严肃的自我。
他们以寒士的不平批判上层的贵族社会，否定了贵族社会秩序的永恒价值。四杰中较早的卢、骆，都写过一些长篇巨制如《长安古意》、《帝京篇》等。这些诗对帝京的风物以及豪贵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极尽铺张排比之能事，吸收了齐梁以来的歌行的特点，但其思想情调却有迥然不同之处。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极写车骑、宫殿、林苑、妖姬、歌舞的豪华后，笔锋突然一转：
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