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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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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张说张九龄
初唐以来，文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一群社会地位不高的文人。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成功同某些具有远见的权势人物的支持有一定关系。如高宗的股肱重臣薛元超，曾举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杨以“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王勃集序》）之语，称颂薛氏对他们的文学事业所起的作用，四杰因此能在一时间造成很大势头。四杰、陈子昂之后，到了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应制之风大盛，诗坛有故态复萌的趋势。在开元前期，身兼执宰大臣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张说、张九龄对扭转这一趋势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诗，虽因地位关系不免常常作出努力报效君主的表述，但内中同时也包涵了积极求取自我人生价值的热情，因而能脱出徒为虚饰的宫廷文学陈习，具有感人的生气。他们作出的表率和对众多优秀诗人的奖拔，使得唐诗的变革和发展得到有力的延续和推进。
张说（667—731）字道济，又字说之。自武后时代起历仕四朝，玄宗时任中书令，封燕国公。玄宗本人颇有标榜崇儒复古的意识，但实际上他对文艺有浓厚的兴趣和较好的修养，并不以狭隘的功利眼光来看待。所以，就他的态度在文学领域所起的客观作用而言，主要是阻遏了专事辞藻雕饰的浮华倾向。如《新唐书·文艺传》所说：“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而张说作为玄宗长期信任的辅弼大臣，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开元十三年，玄宗改丽正书院为集贤书院，并扩大规模，增设学士，以时任中书令的张说知院事。而张说“喜延纳后进”（《旧唐书》本传），张九龄、王翰等许多著名文士均常游其门下。他实际成为盛唐前期文学界的领袖人物。有《张燕公集》。
张说在玄宗励精图治、国力空前强盛的开元前期出将入相，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一生事业获得极大成功，他的诗主要抒写以王霸大业自许的怀抱。诗歌的语言比较质朴，有时显得粗率，总体说来，艺术成就不是很高。但是，诗中充满豪放自信的情调，显示出具有非凡才略的政治家的风采和气度。如《巡边在河北作》说：“人生在世能几时，壮年征战发如丝。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令人感受到以功业追求不朽人生的豪情。即使在贬谪岳州期间，他对此仍不能忘怀。《岳州看黄叶》写时序之感：“白首看黄叶，徂颜复几何。空惭棠树下，不见政成歌。”暗以西周大政治家召公自况，失意中依然透出劲健之气。
出于同样人生志趣，张说喜欢吟咏各种杰出人物。他在许多诗篇中，对曾在历史上建立殊勋的樊姬、商山四皓等极表仰慕之忱；《五君咏》更直接讴歌了魏元忠、郭元振等功名显赫的当代人物。在这方面，张说写有他最著名的代表作《邺都引》：
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虚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旁高冢多贵臣，娥眉睌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
这首七言歌行写得豪放而不觉粗率。诗中对于古人壮举伟业的缅怀，其实正是诗人自己理想怀抱的写照。比起初唐卢、骆等人的歌行，此诗变铺陈为简洁凝炼，意象更见集中，以气运词的飞跃力量也更为充沛。所以沈德潜评此诗云：“声调渐响，去王杨卢骆体远矣。”（《唐诗别裁集》）意思指它更接近了盛唐歌行的风格。
总之，在张说的诗歌中表现出鲜明的英雄性格和倜傥意气，这正是盛唐诗歌最显著的精神内涵。考虑到他的领袖群伦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其诗作的意义就更显得重要了。
张说又以文章著称。当时朝廷著述，多出他与许国公苏颋之手，人称“燕许大手笔”（李肇《唐国史补》）。他的文章质实素朴，往往在俊爽的文字中展现宏伟的气势。许多在过去习惯以骈体写作的文字，他变为骈散相间，以散为主。这和陈子昂的文章一样，透露了唐文由骈入散的最初消息。
张九龄（678—740）字子寿，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他为张说所奖掖和拔擢，张说去世后，他又于开元二十二年辅佐玄宗为宰相。作为开元盛世的最后一个名相，他深为时人所敬仰，王维、杜甫都作有颂美他的诗篇。他曾辟孟浩然为荆州府幕僚，提拔王维为右拾遗；杜甫早年也曾想把作品呈献给他，未能如愿，晚年追忆，犹觉得可惜（见《八哀诗》）。
可以说，他是张说之后又一个既有权位又受人钦慕的文坛宗匠。有《曲江集》。
张九龄的诗文创作在精神上和张说有一脉相承之处。他高度评价张说以王霸之气充实诗文，在他的诗里，也不时可以读到“中览霸王说，上徼明主恩”（《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怀玉，佩印从负薪”（《叙怀二首》之一）之类的句子。
但是，和张说的诗歌重在讴歌功业抱负不同，张九龄的诗歌更多地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在遭李林甫排挤罢相以后，这种态度尤其鲜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追求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举，另一方面又力图持超越态度，把“仕”和“隐”这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不愿为追求功业而屈己媚世。这种进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动姿态设计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而功名事业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诗的两条主要轨迹。
在艺术表现上，张九龄的诗歌不像张说那样直抒胸臆，而是以兴寄为主，显得委婉蕴藉。例如他的《感遇》十二首，均以芳草美人的意象，托物言志，抒写自己所信守的高尚品格。
其一云：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以芬芳的兰、桂喻贤者不随俗、不求悦于人的内美。其七咏橘，在屈原《橘颂》赞美独立不迁之人格的喻意中，又增之以用世济人的衷怀，立意更见丰厚。组诗之八、之九又以美人托喻：“美人何处所，孤客空悠悠。”“美人适异方，庭树含幽色。”用来抒写恋阙之心和矢志不渝的操守。这些诗篇受楚辞的影响较多，但情辞委婉，在古典传统上，可以说是兼有“风”、“骚”的情韵。
张九龄夙好山水清赏，喜表现风清月朗的江山与孤高清莹的襟怀的契合。他在艺术上着意追求“言象会自泯，意色聊自宣”（《题画山水障》），即重在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的理想，这就使他的一些写景诗突破了前人多注重极貌写物、工于形似的表现手法，而在主客观的交融中大力加强抒情意味。
他写月夜的诗，情韵最为隽永，如《西江夜行》：
遥夜人何在，澄潭月里行。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外物寂无扰，中流澹自清。念归林叶换，愁坐露华生。犹有汀洲鹤，宵分乍一鸣。
《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这些诗中所展现的澄澈柔美的夜景，处处渗透着婉约深长的情思，分不清哪是景语，哪是情语，诗里的物色和意兴已经浑然一体了。胡应麟说：“曲江诸作，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诗薮》）又说“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同上），认为他下开孟浩然、王维等一路的诗风。这是十分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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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孟浩然王维
孟浩然（689—740），襄阳（今属湖北）人，主要活动于开元年间。他大半生居住在襄阳城南岘山附近的涧南园，中年以前曾离家远游。四十岁那年赴长安应进士试，落第后在吴越一带游历多年，到过许多山水名胜之地。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贬荆州刺史，孟浩然曾应辟入幕，不久辞归家乡，直至去世。有《孟浩然集》。在盛唐诗人中，孟浩然是年辈较早的一个，其人品和诗风深得时人的赞赏和倾慕。李白《赠孟浩然》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于此可见一斑。
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其诗今存二百余首，大部分是他在漫游途中写下的山水行旅诗，也有他在登临游览家乡一带的万山、岘山和鹿门山时所写的遣兴之作。还有少数诗篇是写田园村居生活的。诗中取材的地域范围相当广大。
山水景物是南朝诗歌最重要的题材，经历长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到孟浩然，山水诗又被提升到新的境界，这主要表现在：诗中情和景的关系，不仅是彼此衬托，而且常常是水乳交融般的密合；诗的意境，由于剔除了一切不必要、不谐调的成分，而显得更加单纯明净；诗的结构也更加完美。
孟浩然在旅程中偏爱水行，如他自己所说：“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经七里滩》）他的诗经常写到漫游于南国水乡所见的优美景色和由此引发的情趣，如：
落景余清晖，轻桡弄溪渚。澄明爱水物，临泛何容与。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相看似相识，脉脉不得语。（《耶溪泛舟》）
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万山潭作》）
诗不仅起着纪实的作用，而且融和了诗人新鲜的感受和天真的遐想。在他的眼光中，无论是沐浴在夕照清辉中的人物，还是嬉戏于水下岸边的鱼兽，寓目所见的一切，仿佛都化作会心的亲切的微笑。这些诗境，确有晶莹剔透之感。
孟浩然山水诗的意境，以一种富于生机的恬静居多。但是他也能够以宏丽的文笔表现壮伟的江山。如《彭蠡湖中望庐山》中：“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挂席候明发，渺漫平湖中。中流是匡阜，势压九江雄。黤黕凝黛色，峥嵘当曙空。
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清人潘德舆以此诗和《早发渔浦潭》为例，说孟诗“精力浑健，俯视一切”（《养一斋诗话》），正道出了其意兴勃郁的重要特征。
盛唐著名诗评家殷灿谩靶讼蟆币淮事凼谄朗雒虾迫坏牧骄涫保菜怠拔蘼坌讼螅娓垂适怠保逗釉烙⒘榧罚Ｋ健靶讼蟆保侵甘说那楦小⒕穸晕锵蟮耐成悖怪褪诵牧榈牟谖惶澹佣竦蒙⒕哂懈鲂院突盍ΑＶ亍靶讼蟆逼涫狄彩敲虾迫皇毡榈奶氐恪Ｕ馔ü甘撞煌淖髌分涞谋冉希梢钥吹酶宄�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山暝闻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
这三首诗都写了江湖水景，但性格各异。第一首作于孟应聘入张九龄幕府时。他为自己的抱负能够有一试的机会而兴奋，曾写下“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书怀贻京邑同好》）、“故人今在位，歧路莫迟回”（《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之类诗句。正是这种昂奋的情绪，使他写下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样气势磅礴的名句。第二、三首均作于落第后南游吴越之日，前者以风鸣江急的激越动荡之景写自己悲凉的内心骚动，后者则以野旷江清的静景写寂寞的游子情怀，它们的神采气韵是很不相同的。本之以“兴”，出之以“象”，突出主要的情绪感受而把两者统一起来，构筑起完整的意境，这是孟浩然写景诗的重要贡献。
孟浩然诗歌的语言，不钩奇抉异而又洗脱凡近，“语淡而味终不薄”（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他的一些诗往往在白描之中见整炼之致，经纬绵密处却似不经意道出，表现出很高的艺术功力。例如他的名篇《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通篇侃侃叙来，似说家常，和陶渊明的《饮酒》等诗风格相近，但陶写的是古体，这首诗却是近体。“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一联句，画龙点睛地勾勒出一个环抱在青山绿树之中的村落的典型环境。还有那一首妇孺能诵的五绝《春晓》，也是以天然不觉其巧的语言，写出微妙的惜春之情。
另外，孟浩然在诗体的运用上往往突破固有程式的拘限，读来别有滋味。例如《舟中晓望》诗，平仄声律全合五律格式，但中两联不作骈偶，似古似律。胡应麟《诗薮》认为此类诗“自是六朝短古，加以声律，便觉神韵超然。”又如《夜归鹿门山歌》：
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夜来去。
这是一首歌行体的诗，但通篇只是把夜归的行程一路写下来，不事铺张。其篇制规模类似近体，并吸收了近体诗语言简约的特点，而突出歌行体的蝉联句法，读来颇有行云流水之妙。
这些出入古近的体格饶有洒脱自在的情致，也是孟诗创造性的表现之一。
王维（700？—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是在盛唐时代文化全面高涨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他精通音乐，早年曾为大乐丞；书法上他兼长草、隶各体；绘画才能尤为特出，他曾自负地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其六），而后人甚至推许他为南宗画派之祖。他的文学创作就是建筑在这样全面的艺术修养之上的，因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有《王右丞集》。
王维诗歌的风格、情调，前后期有明显的不同。这种变化与开元、天宝年间的政治形势有重要关系。在前期，他怀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写出了不少意气风发、充满豪情的诗篇。他在《不遇咏》里自述其志云：“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在《少年行》其一、其二中，对少年意气进行了热烈的礼赞：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即使是《老将行》里的主人公，也是老当益壮的英雄，一旦边境有事，“犹堪一战立功勋”。他还反复表述了布衣寒士在政治上的要求，如《夷门歌》热情赞颂了战国信陵君礼贤下士的作风，和侯赢、朱亥乐为知己者用、不惜以身命相酬的慷慨意气；而《西施咏》、《洛阳女儿行》则以比兴托意的手法，抒写了寒士失志的不平。开元末年，有“贤相”之誉的张九龄被李林甫取代，这一人事更迭潜伏着政治的危机。作为诗人的王维对此是敏感的，他于是转而以半仕半隐的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精神上的逋逃薮，对佛教禅寂之说的兴趣也日益浓厚。因此，王维后期的诗歌并未朝“使气公卿座，论心游侠场”（《济上四贤咏》）的豪荡方向发展，而多吟咏寄情山水间，“已闻能狎鸟”（同上）的情趣，和社会政治的距离越来越远。但即使如此，王维的诗与盛唐时代具有浪漫气质的总体文化氛围仍有相一致之处。在山林溪壑之中，既寄托着诗人高尚其志、不与俗世合流的人生理想，也倾注了他对自然之美的衷心喜爱。包括那些体现禅宗哲理、给人以极端幽静之感的诗篇，同时也有生趣盎然、鲜洁明丽的意境。如《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直到安史之乱发生，王维被迫任伪职，后又因此受到朝廷的处分，乃心灰意冷，专以焚香禅诵为事，诗歌创作也告衰微。
诗歌到盛唐已经众体皆备，王维于各种诗体无所不长，堪称全才。他被人称为“五言宗匠”，今存数量也最多。其中五古如《送綦毋潜落第还乡》、《渭川田家》等，五律如《山居秋暝》、《观猎》、《使至塞上》、《终南山》、《汉江临眺》等，五绝如《辋川集》二十首、《鸟鸣涧》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七言诗中，七绝《送元二使安西》和《伊州歌》为当时的梨园乐工广为传唱，七律《积雨辋川庄作》被后人誉为“得山林之神髓”、“空古准今”，取为唐人的压卷之作（《王右丞集笺注》引澹斋翁语），七言歌行也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如《同崔傅答贤弟》，全诗“写疏荡于队仗之中”（《唐诗别裁集》），极具跳宕飞跃的力量，洋溢着一往无前的青春气息。明代高棅在《唐诗品汇》中，论五、七古以王维为名家，五、七律和五绝以王维为正宗，七绝以王维为羽翼。其实，王维所写的六言诗、杂言体乐府和楚辞体等，也莫不具有深厚的造诣。就这一点而言，王维可说是盛唐时代表了各种诗体所达到的成就的一个全面的典型。
王维对各种不同的题材的驾驭和把握亦复如此。他现存的边塞诗有三十余首，艺术处理上往往表现出高度的概括力，如《陇西行》：
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
在险急的军情后面略一点景便戛然而止，把酷烈的酣战场面一并隐去，全部付诸读者的想象。全诗以歌谣式的明快节奏起头，收煞处截断众流。突兀的起结造成了饱满的张力，用语寥寥而效果强烈。又如《陇头吟》：
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身经大小百余战，麾下偏裨万户侯。苏武才为典属国，节旄落尽海西头。
诗中用“关”、“月”、“笛”这些边塞的典型物色，巧妙地绾合少年的壮怀和老将的悲哀，从历史的深度上写出一代代志士不断重蹈壮志难酬的遭遇，立意精警而意味深长。王维写相思别情的诗也很出色，他善于用民间歌谣的素朴语言和自然音调，表现出单纯而又隽永的韵味，如：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相思》）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杂诗》其二）
明朗活泼如日常生活的语言，却又那么新鲜、浑厚，传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情思，因此千百年来传诵不绝。
王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山水田园诗，他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和惊人才华，甚至掩盖了他在边塞诗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的创作正是在诗情和画意的互相渗透和生发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艺术。
同样是追求浑然一体的意境，陶渊明、孟浩然的写景诗喜用简淡的笔墨，随意点染的表现手法，王维则讲究构图布局、设辞着色，常以彩绘的笔触传达出清丽丰润的美感。例如著名的《终南山》：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诗中的视角一直在变化：首二句概述山的绵延广袤的总貌；
三、四句由进山前的眺望，变为置身山中的环顾；五、六句是居高临下的俯视；末两句又下到林壑之间，极写溪涧萦回曲折之致。通过不同角度的观察，把这座耸立在中原的山岭的面貌充分展示出来。这种不固定在一个视点而力求把握景物整体境界的方法，正是中国山水画特有的构图方法，如宋人沈括所说：“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
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梦溪笔谈》）
为了求得诗中画面之美，王维调动了各种手段。他善于表现景物的空间层次，每每通过一些点睛之笔写出错落有致的纵深感和立体感，如“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田园乐》）、“千里横黛色，数峰出云间”（《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前者以“孤烟”、“独树”的细节勾勒拉开景的距离，后者则以群山连绵和数峰高耸构成横向与纵向的配合。他还善于敷彩。这些色彩并非是单纯的消极的涂饰，而是活跃地晕染着整个画面，清新鲜润，给人以愉悦之感。如“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辋川别业》）、“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送元二使安西》）等等。王维还着意在动态中捕捉光与色变幻不定的组合，如“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逶迤南川水，明灭青林端”（《北垞》）、“瀑布杉松常带雨，夕阳彩翠忽成岚”（《送方尊师归嵩山》）等，都富有灵妙的生气。前人说王维诗“在泉为珠，着壁成绘（《河岳英灵集》）、“典丽靓深”（元范梈《木天禁语》）等等，都指出了他的诗特别富于视觉之美的艺术个性。
当然，诗与画毕竟是不同的艺术，它既不能取代画，也不应该停留在视觉形象的描绘上。王维的诗描绘景物，不仅有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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