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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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馐且恢稚钌畹模�又是只留下眷念而永远无法实现的情意，所以白居易在结尾处写下：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因而《长恨歌》留给读者的，主要不是“惩尤物”式的道德教训，而是对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深深的感动。
写于元和十一年的《琵琶行》，则是一首感伤自己生平坎坷的抒情叙事诗。开头记述诗人秋夜在江州浔阳江头送客，听见江上琵琶声，于是便请弹琵琶女子相见：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在听了一曲琵琶之后，女子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原来这女子与白居易一样来自京都，也有一番由繁华而凄凉的遭遇，同病相怜的白居易深有感触：“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最后，沉浸在哀伤中的女子再弹一曲，声音越发凄凉悲切，而同样沉浸在伤感中的白居易听毕之后，更是泪下沾襟。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这一类叙事兼抒情的感伤诗是写得最成功的一部分。首先，在叙事抒情中，他往往采用精致生动、音声色彩与气氛相和谐的意象来勾勒一个个鲜明的画面，烘托出浓重的情绪氛围。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用最能引起人情思的月色、夜雨、铃声，组成有声有色的伤感情景；“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到凌晨，空殿萤飞、孤灯只影、钟鼓之声、耿耿星河，四种色彩、音声都给人以寂寞孤单感的意象，映衬出了玄宗彻夜不眠的苦苦情思。而《琵琶行》里，一开始就挑选了“枫叶荻花秋瑟瑟”这样的意象，以呈现怅惘伤感的氛围，接着以“江浸月”，即江水宁静地映着团团月色这样的意象，再给人以孤寂的感觉；而听了琵琶后，又以“唯见江心秋月白”这样静谧、萧瑟的意象再次呼应，烘托出凄凉寂寞的心境。其次，白居易很善于掌握节奏，他以变化的节奏把画面连缀起来，造成各种不同的气氛。如《长恨歌》写安史之乱中玄宗西迁的那一段，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回看血泪相和流”，画面变换急促，好像鼓点频敲，构成了紧张的叙事气氛；而写玄宗思念死去的杨贵妃的一长段，从“蜀江水碧蜀山青”，画面变换便舒缓下来，显得沉重缓慢，抒情意味便全出来了。这样的不同节奏与内容结合得十分巧妙。又如《琵琶行》描绘琵琶女的演奏，最妙的不是精巧的比喻——这种比喻在顾况、韩愈、李贺诗中也有，而是善于通过描写音乐节奏的变化来表现情绪的起伏。它开始零散，“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继而“低眉信手续续弹”，出现了舒畅的节奏。此后逐渐由慢而快，用了反复排比重叠的字句写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诗的用字造句与琵琶声响交映成趣。最后在一个小小的回旋跌宕之后进入了高潮：“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然后这惊天动地之后又突然煞住：“曲终收拨当心划，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舟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归于一片寂静。在这里，不仅所描写的音乐是有节奏感的，诗歌语言本身以及诗中画面的变换也都是有节奏感的。这种绝妙的处理，便造成了起伏跌宕的感人效果。此外，这类感伤诗的意脉流畅而不呆板，明晰而不晦涩，抒情叙事结合得天衣无缝，语言也很明白易懂，这些就是白居易大多数诗歌都具有的共同特色了。
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乐府诗创作为核心的一股新诗潮，以其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强烈关注，和与此相关的平易通俗的语言，突破了过去一段时期内狭隘的诗歌内容，改变了过分雕琢的诗歌语言习惯，恢复了中国古典诗歌关心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优良传统，既开拓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也发展了新的诗歌语言。
但是，这一新诗潮过分偏激地强调诗歌的政治意义和理念化的倾向，也造成了另一方面的弊病。特别是在封建专制主义越来越严厉、个性受到的压抑越来越强烈的环境下，文人的真实感情受到来自外部与内心的双重压力，个人的理想、欲望被潜藏起来，而冠冕堂皇的儒家伦理观念便笼罩了诗歌。
白居易等人的诗在政治理念之外，还有真正为生活现实所激发的热情，后来的有些拙劣的模仿者就不免单纯或主要从理念出发，只是把诗歌当作工具，写一些毫无激情的说教文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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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刘禹锡柳宗元

对于中唐诗人来说，如何摆脱盛唐诗风的笼罩，开创新的诗歌境界，是他们的重要课题。所以，很多诗人都在各自的角度摸索，在不同的方面创新，由此而出现了一种多元化艺术追求的趋向。以韩、孟和元、白为代表的两大新诗潮固然最为引人注目，但在此之外，还有不少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独特建树的诗人，其中比较杰出的，是刘禹锡和柳宗元。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今属河南），贞元九年（793）进士，贞元末任监察御史时，与柳宗元等人参与了由王叔文、王伾领导而很快宣告失败的革新活动，因此被贬为朗州司马，此后长期在外地任职。至大和二年（828）才回到长安，先后任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此后又曾出外任苏州、汝州刺史，继而迁太子宾客。有《刘梦得文集》。
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那么，皎然、灵澈的诗歌主张是怎样的呢？皎然有《诗式》论诗，特别注意两方面，一是主张苦思锻炼，要求诗人在对词句加以精心锤炼之后复归自然，他认为这种自然才是诗的极致；二是极重视诗歌意蕴深远而气韵朗畅高扬的境界，认为“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而这“境”即意境来自创作主体的心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答俞校书冬夜》），即诗人主观心境与审美观照乃是最重要的。灵澈没有诗论传世，但据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州序》说，他“心冥空无而迹寄文字，故语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诸生思虑终不可至……知其心不待境静而静”；又说他常“拂方袍，坐轻舟，溯沿镜中，静得佳句，然后深入空寂，万虑洗然”，可见灵澈也重视在主体的静默观照中赢得意境的空灵深邃，而且语言也是追求自然的。这些见解一方面受到大历、贞元诗风影响，讲究字词锤炼，不露痕迹，一方面则来源于佛教重视“心”即主观体验感受的思想。刘禹锡深信佛教，得其中三昧，在很多年以后他还说，写诗的人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提出“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
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刘宾客嘉话录》）；
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主体的观照与冥想，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中他曾说：
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于词。……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
定，是排除杂念的观照，慧，是一种灵感的获得。这样写出来的诗，便能容纳更丰富的内涵，有着更深的意境。因此，刘禹锡的诗大多自然流畅、简练爽利，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都是他对历史、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不仅有开阔的视界，而且有一种超时距的跨度，显示出历史、现实、未来在这里的交融。
刘禹锡的咏史诗十分为人称道。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如《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都是名篇。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西塞山怀古》）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
前一首是诗人站在西塞山远眺的感慨，在他心中，是一种永恒与短暂的强烈对比：千帆竞发、铁锁沉江，无论是战降治乱、分裂统一，这一切比起默默无言的大自然来，都不过是过眼烟云，瞬间即逝。后一首则通过王谢这些士族的旧迹变为寻常百姓家的历史变迁，呈现了人们心灵深处常有的对一切繁华与高贵都会被时间洗刷净尽的叹息。
刘禹锡的山水诗，也改变了大历、贞元诗人襟幅狭小、气象萧瑟的风格，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如“水底远山云似雪，桥边平岸草如烟”（《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缭乱碧罗天”（《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再如《望洞庭》：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在这静谧空灵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构成了一种恬静平和的氛围。
不过，虽然刘禹锡说过“能离欲则方寸地虚”，但是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其实还是要在社会中实现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较倔强，所以尽管受佛教徒影响，他却不像后期的白居易那样，时而满足，时而颓废，诗中倒是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如《秋词》二首之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同乐天登栖灵寺塔》：“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杆。忽然语笑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都有一种高扬的力量。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内涵、开阔疏朗的境界和高扬向上的情感，刘禹锡的诗歌便显得既清峻又明朗。
此外还应该提到他受民歌影响所写的一些诗篇。皎然、灵澈等人生活在民歌兴盛的吴地，而在禅宗看来，民歌率直自然、活泼朴素，正是语言的极致，所以他们也曾汲取民歌的特色来写诗，这无疑对刘禹锡有一定影响；刘禹锡又多次贬官南方，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刘禹锡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它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如《白鹭儿》：
白鹭儿，最高格。毛衣新成雪不敌，众禽喧呼独凝寂。孤眠芊芊草，久立潺潺石。前山正无云，飞去入遥碧。
诗以隐喻方式写自己孤高的情怀，但用的是轻快的民歌体。还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等，都很朴素自然、清新可爱，散发着民歌那样浓郁的生活气息，以下两首尤为传神：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堤上行》三首之二）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竹枝词》二首之一）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人。
他与刘禹锡同年中进士，又一起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先贬永州，后贬柳州。他的遭遇比刘禹锡更不幸，一直到元和十四年，这种贬斥的厄运还没有离开他，而当唐宪宗因裴度的请求下诏召回他的时候，他却与世长辞了，年仅四十七岁。有《柳河东集》。
柳宗元留下来的诗歌仅一百多首，但历来评价很高。尤其是宋代大诗人苏轼，他曾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应物）上。退之（韩愈）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评韩柳诗》）又说，柳宗元、韦应物的诗是“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
柳宗元诗确如苏轼所说，兼有简洁、靖深、温丽、含蓄之长，在自然、朴实的语言中蕴含了幽远的情思。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柳诗中常常出现的是一种空旷孤寂的意境，如《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月是寒的，露是寒的，远处微渺的泉声和山鸟偶尔的一鸣，映衬出寒夜的清冷静寂，在寒夜中呈现了诗人所感受到的孤独与寂寞。又如著名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在广袤的雪原上，没有人迹，在茫茫的天空中，没有鸟影，只有一叶孤舟载孤零零一个渔人，在雪漫漫中独自垂钓。又如《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全诗表现的也是一种空旷悠远的感受，只是孤独感不是那么浓厚罢了。这些诗，都有幽深清远的意境，都包含了空旷孤寂的感受，又都是以经过精心锤炼而又不显得做作的语言和清丽朗洁而又平凡朴素的意象来表现的。
形成柳诗特色的原因很多，较为重要的是：第一，他与僧侣的交往。柳宗元崇信佛教由来已久，他自己曾多次说，“吾自幼好佛”（《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余知释氏之道且久”（《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而他的诗大都作于被贬之后，他所贬谪的永州、柳州又是禅风极盛的地方。在永、柳二州期间，他常与禅僧往来，从禅僧那里，他接受了“乐山水而嗜闲安”、对一切都以“平常心”对待的人生哲理（《送僧浩初序》）。《巽公院五咏·禅堂》一诗中说，“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窅然喧中寂。心境本自如，鸟飞无遗迹。”《晨诣超禅师读禅经》又说：“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都表现了对超越尘世而无所滞累、空灵淡泊的心境的追求，因此，他写诗也就要努力表现这种心境。第二，永州、柳州秀丽山水的影响。十余年间，他在这种美丽而又荒疏的自然山水中生活，“傥荡其心，倡佯其形”（《对贺者》），使他对自然山水有亲切的感受；特别是在政治上受打击，心情压抑的情况下，他更感到山水对心灵的安慰。他不仅写下了许多优美清新的山水散文，也把这些山水景色融入诗中，如“梅岭寒烟藏翡翠，桂江秋水露鰅鳙”（《柳州寄丈人周韶州》），“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岭南江行》），“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乱莺啼”（《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这些富有南方风味的自然景象给柳宗元的诗增添了一种新颖绮丽的美感。同时，这些景象在柳宗元主观心理的作用下，呈现出静谧旷远的意趣，成为构成柳诗独特意境的重要因素。
但是，柳宗元毕竟不能忘怀现实政治和自身遭遇，失败的悲愤和被贬的怨艾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这种心情常常与恬静闲适的追求纠结在一起，流露在诗中，使诗在闲适中有寂寞，在恬静中有孤独，在平和中有悲伤。如《夏初雨后寻愚溪》：
悠悠雨初霁，独绕清溪曲。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
被称为“愚溪”的“荒泉”自具美质而不为人理解和重视，它成为诗人自况自慰的对象。所以，柳宗元说“寂寞固所欲”，自称要“息营营”、“静炎燠，心里却是一腔无可奈何、只得如此的苦衷。又如《南涧中题》这首被誉为“平淡有天工”（曾吉甫《笔墨闲录》）的诗，却以“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呈露了他的心情。苏轼说这首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苕溪渔隐丛话》引），其实“忧”才是其中的主要情感。这种闲旷与忧郁的交织，使柳宗元的诗中出现了陶渊明、王维、韦应物等都没有的清峻。尽管他的很多诗写得很淡泊，但透过去一层看，那空灵淡泊往往是一种自觉的追求，而悲凉却是不自觉的内心呈露。而当这种悲凉侵入心头而不能自己时，那闲适淡泊便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种悲愤之气，像《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而当激愤到了极点时，他也会写出《笼鹰词》、《行路难》这样借困在笼里的雄鹰和追日而死的夸父来比喻自己的悲壮诗歌。
刘禹锡、柳完元的诗，虽不像以孟郊、韩愈及李贺为代表的和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两大诗派那样具有十分显著的创新特征，但他们在扩展和加深诗歌内在意蕴方面是有着特出成就的。从表面上，人们很容易察觉形式、语言和内容的变化，却不太容易体会到诗歌内在蕴含量的变化及与此相关的观物体验方式的变化，事实上，诗歌内在蕴含量的扩展和加深往往是直接影响诗歌艺术性的原因，中国诗歌讲究以含蓄取胜，以意境取胜，因此，刘禹锡、柳宗元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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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是韩愈等人针对“时文”即魏晋以来形成、至初盛唐仍旧流行的骈体文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先秦两汉时单行散句、没有规定形式的文体。
诗的格律化、文的骈俪化，同是六朝文学的结晶和主要特征，而前者为唐人所继承发展，后者到中唐以后却受到严厉的批判，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原因：诗歌，尽管也有人会强调它的政治和伦理作用，但它的艺术性、抒情性总是不可否认的，它具有某种特殊形式、特殊要求，也似乎是无可非议；文章则不同，它作为一切文化的最基本的语言载体，形式上的过分束缚会使它的多种功能受到很大妨害；而从政教需要的角度来看，骈文更显得不切实用。
从六朝文章的发展趋势来看，是越来越显示出以下几方面的严重的弊病：第一，是骈体文的过度膨胀。本来，六朝人提出“文”、“笔”之分，包含着区别艺术性与实用性文章的意识，但士人好尚丽藻的风气，不仅使抒情写景一类文章完全骈偶化，而且把骈文的写作推进到奏议、论说、公文、信札等各种实用文的领域，使用散体文的几乎只剩下历史、地理等不多的几种著作类型。第二，是骈体文的束缚越来越严重。本来，骈文的基本特征只是使用对偶句式，而且也不妨散句和骈句杂用，到了后期，不仅对偶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句式也定型为四字句和六字句交错，还要讲究用典、声律，实际成了一种“格律文”。第三，对文章形式的极度讲究，原本和南朝文人回避社会矛盾的心理有很大关系；而形式的严重束缚，又推进了程式化和好用陈词滥调的习气。因此，文章的抒情、叙事、说理等各种功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削弱。能够在层层束缚中自由挥洒的骈体文不是没有，但这毕竟太困难，大多数人只能靠套用陈旧的程式、典故、语汇来写作，造出大批不痛不痒、半死不活的文字。由于以上弊病的存在，文体的改革就不可避免。不但实用之文要恢复其实用性，就是艺术之文，也需要有更自由地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的形式。何况，文章的所谓实用性和艺术性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因素。
由上述情况就可以知道，所谓“古文运动”，其实并不是单纯的文学运动。从基本的特征来看，古文运动是要改革文体；而改革文体，却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一方面，古文家企图以此来复兴儒道，恢复散文宣扬正统思想的功能、以挽救唐王朝的衰亡；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以此来更好地表达个人在实际生活中的思想感情，而这一种需要同前一个目的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古文运动”之所以有文学史上的价值，主要还是因为后面这一点。
骈体文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的贡献，但它是带着偏颇和弊病发展起来的；古文运动也是如此。而且，尽管古文运动以一种“矫枉过正”的面貌出现，也并没有对前者彻底“取而代之”。后代是骈体文与散体文两者共存，并互相融汇。我们需要知道：文学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从来不存在不偏不颇、十全十美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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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古文运动的兴起

在中唐以前的一、二百年里，不是没有人看到六朝骈文的弊病，也不是没有人写质朴的散文。西魏文帝时宇文泰、苏绰等和隋初的隋文帝、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