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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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鹧绯【埃�叹息旧交又少一人，然后借想象写朋友离去、彼此在相隔中相望的情景；
第三节以二个短句起头，在急促的节奏中涌出一腔哀怨，随后节奏放慢，描绘离舟去后斜阳日暮，自己犹徘徊不忍去的情形，再展开往日温馨友情的追思，最后用“泪暗滴”的现实收束。这种反复回环、层层渲染的章法，就像中国的古典园林艺术，曲折变化，避免了一览无余的毛病。在周词中，如《瑞龙吟》（“章台路”）、《六丑·蔷薇谢后作》等许多长调词，大抵都有这样的特点。
再有，周邦彦词十分重视语言的锤炼，做到既浑成自然，又精致工巧。这表现在好几个方面：一是他善于化用典故和前人词句，能把它们融化在全篇中，显得天衣无缝，不留痕迹，所以张炎在《词源》中说他“善于融化诗句”，“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这种例子很多，甚至像《西河·金陵怀古》隐括了刘禹锡《石头城》、《乌衣巷》两首七绝和古乐府《石城乐》，却也写得非常完整流贯，没有让人觉突兀不自然的地方。二是他在善于运用典雅语言的同时，也善于运用浅俗的口语和民间俚语，如《万里春》：
千红万翠，簇定清明天气。为怜他、种种清香，好难为不醉。我爱深如你，我心在、个人心里。便相看、老却春风，莫无些欢意。
而最难得的，是周邦彦无论用雅语还是俗语，都能够化雅为俗，化俗为雅，使它们在一首词中融为一个整体，不显得突出碍眼。三是他对事物的观察很细腻，对意象的选择很讲究，所以语言的表现力很强，如《苏幕遮》上阙：
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后三句历来受人推崇，因为它传神地描摹出了雨后初晴的清晨荷叶在水面迎风挺立那种动态的、疏朗而秀拔的风姿。“一一风荷举”读起来是很浅的句子，实际每个字经过了细心的推敲。再如《玉楼春》中“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在色彩的渲染和空间的布列上，可谓极工致精巧。
总之，周邦彦的词虽说在题材和情感内涵方面没有提供更多的新东西，但在艺术形式、技巧方面都堪称北宋词的又一个集大成者，为后人提供了许多经验。因此，南宋以后的姜夔、张炎、周密、吴文英等人都十分推重周邦彦，有人甚至称他为“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陈郁《藏一话腴》）。直到清代的常州词派，还奉他为词之“集大成者”，认为学词的最高境界，就是到达他的“浑化”（周济《宋四家词选序》）。就连近代学者王国维，也把周邦彦比作“词中老杜”（《清真先生遗事》）。这说明在词的艺术形式和语言技巧上，周邦彦确有出色的贡献与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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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南宋初期文学

一一二七年，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大兵南下，占领北宋都城汴京，徽宗、钦宗被俘并押解到北方，北宋宣告灭亡；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建立了南宋王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之后，南宋朝廷又在金兵的压迫下继续南迁，最后落脚在临安（今浙江杭州）。
这一天崩地坼的大事变，给文人士大夫以极大的刺激。在这过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亲历了流浪逃难的艰辛，目睹了战争的酷烈，接近了普通民众的困苦，这使他们的心理、思想与情感都产生了很大变化。记忆中民族昌盛景象与眼前耻辱地位的对比、昔日享乐生活与眼前窘迫情状的对比、全社会收复失地的激情呼声与朝廷的孱弱懦怯的对比，无不使他们感到悲愤。悲愤成了这一时代文人的最强烈心态，也造就时代文学的主旋律。许多文人的作品——不管他们过去的艺术追求和人生情趣是什么样的——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激奋而又悲怆的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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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陈与义、曾幾等人的诗歌

这里要介绍的是生活横跨北宋与南宋的一批诗人。在北宋末年，苏轼、黄庭坚的诗风影响最大，正如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说：“元祐以后，诗人叠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苏轼的诗不易学，所以这些诗人大都是走黄庭坚的路子。但他们的诗也有两点重要的变化。一是在时代巨变的冲击下，他们的许多反映时事、抒发感愤的作品，情绪大多表现得直率而强烈，已不是“情性远”的面目了；一是在艺术风格方面，像吕本中、曾幾、陈与义等人，虽然深受江西诗派的影响，甚至通常被划归于江西诗派，但他们也在不同方向上试图改变以黄庭坚为代表的那种过于艰深拗硬的毛病，使南宋初的诗风开始有所转变。
吕本中（1084—1145）在诗歌创作方面成就不高，但他的诗学观点颇值得注意。曾幾向他请教如何作诗时，他告诫说：“不可凿空强作，出于牵强。……楚辞、杜、黄，固法度所在，然不若遍考精取，悉为吾用，则姿态横出，不窘一律矣。”他看到黄庭坚的毛病，试图从李白、苏轼那里汲取一些以意为主、不拘泥于字句的方法，以求“澡雪滞思，无穷苦艰难之状”（《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同时又试图借禅宗的所谓“活法”——不拘一格、不强调规定程式的自心体验——
避免诗歌中板滞僵硬的现象。这种观点在当时有一定的普遍性，是南宋以后诗风转变的先兆之一。吕本中本人的诗，大多比较轻松自然。而反映时事的如《兵乱后杂诗五首》感慨流离，斥责奸贼误国，《连州阳山归路》“儿女不知来避地，强言风物胜江南”，以儿女的无知反衬自己心中的酸楚，都写得很悲凉。
曾幾（1084—1166）字吉甫，自号茶山居士，赣州（今属江西）人。有《茶山集》。他在南宋初是一个坚决的抗金派，曾受到秦桧的排斥。他推重黄庭坚，自己说曾把一部《山谷集》读得烂熟（见《寓居有招客者戏成》诗），又极佩服陈师道，还曾向韩驹和吕本中请教过作诗的方法，可见他受江西诗派影响之深。不过他较多接受了吕本中求变的思想，常有些写得轻快清新的诗作，尤其一些近体诗写得饶有情趣，开了杨万里“诚斋体”的路子。如《三衢道中》：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在南宋初，曾幾心中如焚，据他的学生陆游说，他每次去拜见曾幾，都要听到曾幾的“忧国之言”（见《跋曾文清公奏议稿》）；而曾幾的《雪中务观数来问讯，用其韵奉赠》中“问我居家谁暖眼，为言忧国只寒心”等诗句，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忧国之情常常发于诗歌，如《寓居吴兴》：
相对真成泣楚囚，遂无末策到神州。但知绕树如飞鹊，不解营巢似拙鸠。江北江南犹断绝，秋风秋雨敢淹留？低回又作荆州梦，落日孤云始欲愁。
这首诗无论结构还是对仗和用典，都很讲究，但诗中满溢的悲愤之气，使诗的感情力度大为增强，显得深沉而又苍凉，近于杜甫的风味。这对他的学生陆游有很大影响。
南宋初最出色的诗人是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今属河南）人。在北宋末年曾任文林郎、太学博士等职，金兵南侵，他从陈留向南流亡，经数年颠沛，才抵达南宋都城临安，历仕至参知政事。有《简斋集》。
陈与义很推重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的诗，也和江西诗派中人一样推崇杜甫。但他不以追效苏、黄为止足，而是要通过他们追溯到杜甫。他说：“要必识苏、黄之所不为，然后可以涉老杜之涯涘。”（见《简斋诗外集》）意思就是要看到苏、黄不及于杜甫的地方，才能学到杜甫的真谛。他也常常说起崔鶠告诫他的关于作诗的两个要点：一是“忌俗”，一是“不可有意于用事”（见徐度《却扫编》）。前者是从杜甫到黄庭坚他们都很强调的，而后者则已注意到江西派的弊病，与之有所分歧。
从陈与义对晚唐诗的批评来看，他认为学杜诗主要是学其“韵格”（《韵语阳秋》），即杜诗的内在气质和艺术境界，而不是从表面上去模仿；另外，他还在杜甫和江西诗派之外广采博取，当时人称他“上下陶、谢、韩、柳之间”（张嵲《陈公资政墓志铭》）。所以，陈与义的诗虽然讲究字面的研炼，奇巧的构思，但很少是写得艰深拗硬的。刘辰翁《简斋诗笺序》说他的诗“光景明丽，肌骨匀称”，葛胜仲《陈去非诗集序》又记载说，他的诗为当时人争相传诵，“号称新体”，可见他在江西派诗风笼罩诗坛的情况下，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新鲜感。
在陈与义许多抒写日常生活情怀的诗篇中，常常可以看到既新颖精巧、又显得自然清丽的特点，如“墙头语鹊衣犹湿，楼外残雷气未平”（《雨晴》）写雨后初晴时的变化，“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怀天经智老因访之》）写客居他乡的心理，都是如此。《雨》“燕子经年梦，梧桐昨暮非”，前句说燕子在秋日即将南去，感觉前迹虚渺如梦，后句说梧桐在雨中凋零，已非昨日之态，都是跳开一层，从景物写出自己的心情，用意是深刻的，语言却很清俊。这些都吸收了江西派之长，而避免其短处。至于下面两首诗，同一般江西诗派风格的区别更显著些：
飞花两岸照船红，百里榆堤半日风。卧着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襄邑道中》）
山空樵斧响，隔岭有人家。日落潭照树，川明风动花。（《出山二首》之二）
在陈与义诗中，另一类感怀世变、苍凉悲愤的作品更引人注目。他在国破家亡、辗转逃难的经历中，情感上与杜甫有了直接的契合，也更亲切地理解了杜诗的精神内涵。在他逃难时所写的第一首诗《发商水道中》里，就说到“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诗”，而《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中，更痛感“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认为自己过去对杜诗的理解实是浅薄。所以，他南渡以后所写的诗中，都出现了杜甫那种忧患意识和深沉感慨的风格，如《伤春》：
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这是叹息建炎三年临安失守、宋高宗逃亡海上，并赞叹向子諲敢于抗金的诗。此外如《登岳阳楼》“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沧波无限悲”；《除夜》“多事鬓毛随节换，尽情灯火向人明。比量旧岁聊堪喜，流转殊方又可惊”，都是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错综在一起，写得慷慨悲凉。特别是七绝《牡丹》：
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以十分鲜明的形象写出深深的家国之念。牡丹是陈与义故乡洛阳的名花，离乡十年，人已老去，故乡犹收复无期，所以当他凝视着异乡的牡丹时，心中的痛苦难以言说。
北宋自王安石以后，学杜诗渐渐成为风气，而随着黄庭坚的崛起，这种风气也更加兴盛。而在同时代人物中，陈与义最能得杜诗的精髓。不过也应该说，杜诗中属于唐人特有的雄壮浑厚，仍然是陈与义很难企及的。另外，由于元代方回把陈与义列为江西诗派的“三宗”之一，习惯上多把他划入这一诗派，但我们必须注意到陈与义和江西诗派之间的差异。
在两宋之交，以一种悲愤的心情感慨时事、指斥权臣误国的诗作很多。较著名的，像王庭珪有《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二首》，赞颂胡铨敢于上疏要求诛秦桧的男儿气概；理学家刘子翬（朱熹之师）有《汴京纪事》二十首，悲叹北宋的沦亡；朱弁在出使金国被扣押的十余年中，写了《客怀》、《炕寝三十韵》、《送春》等许多诗篇，抒发对故国的怀念；曹勋在出使金国的往返途中，有《入塞》、《出塞》等诗记述在金人统治下的汉族民众的痛苦处境和期望南宋王朝收复失地的心情，这些都反映着那个时代的面貌。包括以词著称的张元幹、张孝祥，也都写有类似的诗作，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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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南宋初期的词

词经过长期的发展、题材不断拓宽，技巧日益成熟，地位也得到提高。南宋初期，它与诗歌、散文一样，已经成为文人惯用的文学体裁。而由于靖康之变的巨大冲击，文人的悲愤心态也同样反映到词的创作中来。而且，由于词的形式上的特点，它比诗更适宜于表达那种激奋的、跳荡的和变化不定的情绪。有很多记载表明，一些反映出当时社会共同心态和期望的词作，一旦问世，便广为传诵，脍炙人口。它们的社会影响要比同类的诗歌更大。这样，以感怀时事、抒写抗敌壮志为中心，词的题材和风格在南宋初期又出现了一次新的重大变化。
张元幹（1091—1160以后）字仲宗，号芦川居士，长乐（今福建闽侯）人，北宋末为太学生，曾被抗金名将李纲辟为属官，不久随李纲免职而被贬斥。南宋初，因“避谗”而辞官。有《芦川词》。绍兴年间，胡铨上书请斩秦桧，遭到流放，当时士大夫大都畏祸钳口，只有张元幹等几个人敢于写诗词为他送行并抒发不平之慨。这首《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是张元幹词中最著名的一篇：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这首词打破历来送别词的旧格调，把个人之间的友情放在了民族危亡这样一个大背景中来咏哦，因此写来境界壮阔，气势开张；既有深沉的家国之感，又有真切的朋友之情；既有悲伤的遥想，又有昂扬的劝勉。这些情绪纠结在一起，形成了悲壮激昂的情调，在通常尔汝呢喃的送别词中确实不同寻常。因此，尽管词中用了不少典故和前人诗句，布局简率，也有些俗套子语，但饱满的感情和流贯的气势所造成的强烈的感染力，把这些都冲淡了。这首词在当时曾广为流传，并激怒了秦桧，张元幹因此而被除名。
张元幹在北宋末年即以词著称，其题材和风格，都是属于旧有传统的。南渡以后，虽然仍有这样的作品，但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除了上引《贺新郎》外，如《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水调歌头·同徐师川泛太湖舟中作》等，都往往把对民族危亡的关注与对个人身世的感伤融合起来，写来慷慨悲凉，波澜起伏，境界阔大。
这类词在艺术上明显受苏轼的影响。张元幹很善于采摭历史典故和前人诗意，把它们与现实的社会生活和眼前的景物风光相间交错，构成一种纵横的空间感与历史感；又很善于把心中低沉悲伤的情绪与激昂高亢的热情错综交织，形成情感脉络的起伏流动。如《水调歌头·同徐师川泛太湖舟中作》头两句“落景下青嶂，高浪卷沧州”，一是眼前实景，一是心中想象的虚景，一落一起；接着“平生颇惯江海，掀舞木兰舟。百二山河空壮，底事中原尘涨，丧乱几时休”，又是一起一落，一虚一实，把境界拓得很宽阔；下面再收回来，“泽畔行吟处，天地一沙鸥”，用屈原的典故和杜甫的诗句，写自己满腹的悲怆。下阕则承接上阕，“想元龙，犹高卧……”，用了一个典故，从高昂转入消沉，末句“莫道三伏热，便是五湖秋”，则扫尽前面的情绪，以旷然豁达、似乎不相干的话语，表现了壮怀激烈、痛苦悲怆之后的无奈心境。又如《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也同样如此，从登高眺远，海阔天空，到眼前“宿雁落寒芦深处”，再由“怅望关河空吊影”和“正人间、鼻息鸣鼍鼓”的对映，引出深深的孤独：“谁伴我，醉中舞。”下阕更时而伤心，时而激昂；时而“唤取谪仙平章看”，壮心未已，遥想古代文人飞扬的风采，时而“过苕溪、尚许垂纶否”，想高隐远遁，追随古代高士旷逸的踪迹；最后以一句“风浩荡，欲飞举”收结得飘逸超尘。在张元幹的词中，这种情绪起伏变化、视境变幻流动的作品屡见不鲜，读者由此可以深切地体验作者在当时处境下复杂的心情。
南宋初期另一位以豪放风格著称的词人是张孝祥（1132—1170），字安国，号于湖居士，乌江（今安徽和县）人。
他出生时北宋已灭亡，由于受家庭的影响，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后，即投入力主抗金的官员的阵营，屡屡上书言事，从为岳飞辩诬到献策抗金，从改革政治到整顿经济，几乎涉及当时所有最敏感的问题。因此，虽然他年纪很轻，影响却很大。有《于湖词》。
张孝祥的词作很多，其中大部分是应酬性的和咏物纪事之类的，艺术上比较一般。但他的一部分感怀时事及吟咏人生情怀的作品却很出色。前一类有《水调歌头·和庞祐父》及《六州歌头》等，以《六州歌头》最为著名：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
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
冠盖使，纷驰鹜，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张孝祥的这一类词，论情感的深沉和艺术表现的波折变化，都不如张元幹，词意比较直露，理念的成分和议论也比较多，因为他毕竟年轻，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风霜变故；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词中的情绪更显得激烈，充溢着一种猛锐的阳刚之气，所以更能给人带来振奋。
在吟咏人生情怀的词作中，以《念奴娇·过洞庭》最为出色：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
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泛舟在一片晶莹澄澈、浩渺无垠而近乎于无迹无相的世界中，词人的心灵与宇宙的永恒本质似乎达成一种默契，于是心中飘过“难与君说”的微妙感受。从词中可以明显看到苏轼前后《赤壁赋》与《水调歌头》词的痕迹，只是张孝祥写得更单纯些。
在南宋初期，张孝祥的词最接近苏轼的风格。无论是它的观照方式、宏大境界，还是流动的布局结构，都显示出他对苏词的有意效仿。不过，他常常写得过于草率粗糙，优秀之作为数不多。
南宋初期还有不少词人写出了反映时代巨变的作品，其中有些是当日的抗金名将①，如李纲有《水龙吟·光武战昆阳》等一组借咏史感怀时事的词作及《苏武令》（“塞上风高”）等，赵鼎有《满江红·丁未九月南渡，泊舟仪真江口作》、《花心动·偶居杭州七宝山国清寺冬夜作》等；有些是在北宋就有词名的文人，如朱敦儒有《芰荷香·金陵》、《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等，叶梦得有《水调歌头》（“秋色渐将晚”）、《八声甘州·寿阳楼八公山作》等，向子諲有《秦楼月》（“芳菲歇”）等。这些词或壮烈慷慨，或哀伤凄楚，但它们共同构成了南宋初词坛上以悲愤为情感基调的主旋律，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时代既改变了词人的艺术风格，也改变了一般读者的审美趣味，宋词中追求壮大雄阔之美的趋向开始变得强烈起来。正像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所显示的，即使与时事并不直接相关的作品，也开始向苏轼所开创的方向靠拢。这一趋势影响了后世包括辛弃疾在内的不少词人。
①传为岳飞所作的《满江红》，其真伪问题尚有争议，暂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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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李清照

李清照（1084—约1151），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属山东）人。有《漱玉词》。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是学者兼散文家，母亲出身于官宦人家，也有文学才能。李清照多才多艺，能诗词，善书画，很早就受人注意。王灼《碧鸡漫志》说她“自少年即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朱弁《风月堂诗话》也记载晁补之常向人称赞她的诗句。李清照十八岁时嫁给太学生赵明诚，赵爱好金石之学，也有很品高的文化修养。
婚后，他们过着美满而和谐的生活，夫妇在一起常常诗词唱和，欣赏金石拓片，尽管其间由于政局变化使他们两家长辈经历了一些变故，但他们自己的生活大体上是安宁的。
但作为一个才华出众、情感丰富的女子，难免对人生抱有更多的理想主义态度，所以尽管生活是满足的，李清照也常常会感到一种惆怅。这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