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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巢-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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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的话让林奇十分震惊，但他仍然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不露半点声色。
“当然，政府也必须得有所表示。”皮特继续道，接着把谈判的条件和要求摆了出来。布斯基自愿退出证券行业，同意缴纳大量罚金，并与政府全面合作。作为回报，他要免予刑事起诉。
林奇对皮特说，他不能替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或司法部说话；显然，首先是要达成认罪协议，否则谈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他说他和同事们会尽力而为。
皮特和同伴们走后，证交会的律师们欢呼雀跃，击掌相庆，差点窜到桌子上跳舞。
林奇迫不及待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卡伯里。劳工节周末，他往卡伯里家打了个电话，这时卡伯里刚从英国度假回来。林奇不敢在电话里说的太多，要求卡伯里过来面谈。卡伯里同意第二天上午飞往华盛顿，与证交会的律师和布斯基的律师们会面。
同一个周末，布斯基给在家里休息的穆拉迪安打电话。“把它们销毁了吗？”他问。
穆拉迪安知道布斯基是指那些与德莱克赛尔有关的账表，那天与布斯基在咖啡店会面之后，一回来他就把这些东西扔到碎纸机里碎掉了。“是的。”穆拉迪安说，“你在说什么呢，当然销毁了。”
“照原样再做出来。”布斯基命令。
穆拉迪安简直蒙了。“伊凡，我不可能再做出来的。”他抗议道。
“你必须再做出来。”布斯基道，说完把电话挂了。
穆拉迪安心中暗暗叫骂，认为这是布斯基又一次提出一个不合理要求。他连那些账表中记录的股票种类都回忆不全，更不用说每种股票的具体数量了。这时他忽然想起了玛丽亚·特迈因，就是那次把原始文件送到他在佛罗里达的休假地，并帮他一起做这些账表的那个年轻女职员，她还留有一些工作记录单。同时，穆拉迪安还支离破碎地找到了一些他曾用来计算有关数据的材料。于是，穆拉迪安和特迈因开始一起忙碌起来，尽力按原件样子把这些账表再做出来。
劳工节过后的那个星期二，布斯基的律师、证交会的律师和卡伯里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办公室会面。皮特把给林奇说的话又向卡伯里说了一遍。
“我们能达成协议吗？”皮特问。卡伯里说他有兴趣，但他得与吉尤利安尼商议。
回到纽约后，卡伯里去找吉尤利安尼，吉尤利安尼给他五分钟时间。吉尤利安尼现在正忙着处理一起关于斯坦利·弗莱德曼的政治腐败案，弗莱德曼是前布朗克斯民主党领袖，这起事件正闹得沸沸扬扬。吉尤利安尼决定亲自审理这起案子，而他必须处理成功，因为这对他施展政治抱负是不可缺少的。
卡伯里对吉尤利安尼说，要达成对布斯基的审理，至少还需要一两年时间，即便到那时也保证不了就能给他定罪；相比来说，布斯基的合作会带来“有趣的事情”。
吉尤利安尼很快就同意了卡伯里的意见，批准他与布斯基的律师商谈认罪协议。同时，两人一致认为，给布斯基刑事豁免是不可能的，要至少对他提出一项控罪。他们还要对布斯基课以重罚。卡伯里最近注意到证交会的年预算额是1．05亿美元，于是他考虑罚布斯基1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会惊得公众目瞪口呆的，而且他认为，这个数字接近证交会的预算数目，对比之下会使人们印象深刻，它可以说明与布斯基达成协议是值得的。卡伯里知道，如果协议显得太宽大仁慈，会引起公众大爆发。
卡伯里还认为，如果安排布斯基与政府配合，保密问题非常重要。他对林奇及其高级助手是信任的，但不了解证交会委员们的可靠程度。卡伯里给林奇打电话通报了与吉尤利安尼的商议结果，同时向林奇强调，与布斯基商谈协议一事必须绝对保密。“我将把任何泄密行为视为妨碍司法，”卡伯里警告说，“并严肃考虑提出指控。”
林奇对此事的知密范围做了严格限制，在证交会只有他办公室的三个人知道。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卡伯里只把此事告诉了吉尤利安尼和刑事处主任霍华德·威尔逊。后来，卡伯里把此事的一些特殊密情又告诉了一个人，以便如果他万一被害或因其他原因突然死亡，可以有人接着把此案办下去。所有会谈都安排在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进行，而不在证交会或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以免布斯基的律师们在这里出入引起注意。为加强保密，卡伯里和林奇等人在办公室提到布斯基时从不直呼其名，而以代号相称：在检察官办事处为“艾格尔”，在证交会为“欧文”。
布斯基的律师们与卡伯里和林奇等人投入了紧张的谈判。他们的时间非常紧迫，因为布斯基的诺斯维尤公司11月15日需要向证交会提交业务报告，届时公司的任何重大变故都必须公开披露出来，包括布斯基被立案调查。政府人员希望安排布斯基秘密配合他们工作，而这大大缩短了他可以配合的时间。
谈判开始时，卡伯里直截了当地说，布斯基必须接受一项刑期最多五年的罪名。在这方面布斯基的律师们没有提出大的争议，只是要求找一项刑期最多三年的罪名。卡伯里拒不让步，他们就不再坚持。但在给布斯基定什么罪名的问题上讨论时间比较长。可供选择的刑期为五年的罪名有很多。从策略上讲，卡伯里想在布斯基可能被要求作证的问题中找一个，而且他要传递一个信息，即这个案子涉及的问题比内幕交易严重。最后，双方达成选择证券欺诈罪，这个罪名比较合适，它把所有有关方面都包含了。
罚款问题更为复杂。卡伯里和证交会的律师们要求课罚1亿美元，其中5000万为布斯基的非法收益，另5000万为额外罚金。他们认为，把布斯基的非法收益定为5000万美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而且1亿美元也符合他们对布斯基资产净值的估算。布斯基的律师们辩称罚款1亿美元太多了，根据他们的计算，布斯基利用利文的信息所获收益不过3000万美元；既然利文的交易是证交会所了解的全部情况，布斯基不应在自愿揭发更多问题的情况下再接受其他经济处罚。政府的律师们再次拒不让步，坚持要求罚款1亿美元。
皮特知道，这个数字是布斯基能够承受的。政府人员决不会知道布斯基获得的非法收益到底有多少，只有在处罚协议确定下来之后，他们才会发现布斯基非法活动的整体规模。同时，把布斯基拥有的每项财产都计算清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处罚应与违法活动相适合。然而，后来政府收到了关于布斯基资产的计算报告，结果证明政府人员的估算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这份机密的计算报告披露，布斯基的资产净值在1986年1月为1．31亿美元，其中包括现金270万美元、证券价值1．15亿美元、不动产价值690万美元、两辆劳斯莱斯轿车价值10万美元和艺术品价值240万美元。报告披露布斯基的年收入为700万美元，其中包括他作为属下实体的首席执行官的薪水，不过这个薪水只有3．5万美元。据估计，布斯基的年消费为600万美元，可见他生活非常奢侈。
在认罪协议商谈中有一项关键内容，叫“价值预估”，即被告方正式向政府预估被告与政府合作的价值。在第一次会面时，皮特向政府人员提出了口头价值预估，粗略提示出布斯基作为一个重要证人的价值，但没有说出布斯基要供出人员的名字。在最后一次会谈时，在协议的其他方面都敲定后，皮特拿出了一份书面价值预估。林奇需要这个材料，因为他要用它说服证交会委员们批准与布斯基的协议。
最后那次会谈也是在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举行。在会谈最后，接近凌晨4点时，皮特出示了那份大家期待已久的材料，林奇、卡伯里和其他政府律师们急不可耐地先睹为快。然而，卡伯里看了之后感到很失望，里面显示的内容比他期望的要模糊得多。上面没有写出布斯基要供出的人员的名字，只以甲、乙、丙等指代，而且对这些人都犯了什么罪也语焉不详。卡伯里从材料中抬起头来，神情忧虑。他说：“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是在找真正的主角儿还是找似是而非的替身儿。这个材料可不怎么样。”
“在与证交会达成协议之前，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皮特说，并表示他不能把情况暴露得太多。林奇和卡伯里离开了会议室，他们确信拿这个材料游说证交会委员有困难。他们必须要有能显示出布斯基价值的东西，必须要有诱人的大鱼。
将近早上6点时，卡伯里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到他入住的宾馆。这个宾馆档次非常低，进出连服务生接待都没有，但他的政府津贴使他只能住这种店。他刚要躺下电话响了，是林奇打来的。
“他们要再抖出一些东西。”林奇激动地说，“皮特刚才打电话说了。”但卡伯里已经知道了。
“我不管他们要再抖出什么。”卡伯里说，“上午10点以前我什么也不做。”说完放下电话，侧身而卧，进入了梦乡。
皮特决定铤而走险，做出让步。第二天上午，他提出把价值预估中提到的那些人的身份披露出来，但只口头提供，不形成文字。于是，他道出了一些在金融界如雷贯耳的名字：垃圾债券之王迈克尔·米尔肯、投资业务之星马丁·西格尔、西海岸经纪人博伊德·杰弗里斯和公司袭购手卡尔·伊卡恩。卡伯里、林奇和其他政府律师们简直惊呆了。皮特本来可以再多说出一些，但他宁可有所保留，不愿承诺过多，以免政府日后声称价值预估的条件没有完全兑现。因此，其他人他没有披露，比如穆赫伦。
这下子，证交会委员们批准与布斯基的协议没有问题了。布斯基会给他们提供一个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非常之宝”。就在几个月前，当丹尼斯·利文被抓住的时候，证交会委员们还认为他们侦破了这起80年代的内幕交易案。
卡伯里把与布斯基的律师达成的协议呈报吉尤利安尼。吉尤利安尼仍在忙于弗莱德曼腐败案，他很快就批准了这个协议。9月10日，林奇拿着达成的协议向证交会委员们汇报。自从批准对布斯基进行正式调查以来，委员们还没有得到任何后续情况。他们对与布斯基的律师们商谈协议一事一无所知，就是主席约翰·沙德也被蒙在鼓里。听了林奇的汇报，他们似乎对布斯基将要揭露的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可能引发的反应深感震惊。
根据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在利文案子上的合作情况，林奇和证交会委员们确信，一旦问题揭露出来，该公司会立即开除米尔肯，同意与证交会合作。如果德莱克赛尔企图包庇米尔肯，合法商人们谁还会再与该公司打交道？他们感到，由于布斯基将要揭露的问题非同一般，像德莱克赛尔这样的公司难以在证交会的执法行动中挺过去。他们还认识到，随着布斯基和米尔肯两人被逐出市场，经济上将会发生巨大变化，他们必须审慎准备应对。收购浪潮推动股市居高不下，而布斯基和米尔肯是搅起这股狂潮的哼哈二将。
即使在批准了与布斯基的协议后，沙德好像还不相信他们控制住了布斯基。他几乎每天都不放心地给林奇打电话，似乎担心证交会得不到那1亿美元罚款。他喋喋不休地说：“我肯定伊凡会逃往国外，随时都可能跑掉。怎样阻止他？我们拿不到钱怎么办？我们现在就得让他把罚款交了。我们可以冻结他的资产。”
林奇尽力不表现出不耐烦。他说：“约翰，他正在和我们合作。我们会拿到罚款的。如果我们现在就对他采取强制行动，每个人就都会知道，秘密调查就没法做了。我们要先这样坚持一下，等调查结束后再说。”
林奇意识到，协议被批准后，知情者已不限于参加谈判的几个人了；随着消息的扩散，保密会越来越难。布斯基的丈人穆丽尔·斯拉金就听到了布斯基被传讯的事。随后，圣地亚哥一家报纸上出现了关于布斯基收到传讯的一条短消息，这加剧了林奇等人的忧虑。接着，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丹·多夫曼在《今日美国》一个栏目上提到布斯基接受传讯的事。每天，政府律师们都仔细检查全国的媒体，寻找泄露消息的迹象。比这些再严重的情况倒没有出现过。林奇和卡伯里等人知道，他们必须抓紧时间行动。
1986年9月17日，星期一，布斯基与证交会签订了处罚协议，正式开始秘密配合政府进行调查工作。第二天，他与司法部签订了认罪求情协议。9月15日晚，当布斯基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上与加特曼的其他客人一起狂欢的时候，他的律师们正在紧张地与政府人员商谈最后的协议。皮特在那个星期天晚上只睡了两个小时。
认罪求情协议除写明要求布斯基接受一项罪名和与政府合作外，还对要求布斯基必须从实招供做了严格规定：
你的当事人必须始终如一地提供彻底、真实和准确的信息和证词……你的当事人承诺不再犯任何其他罪行。如果你的当事人再有任何犯罪行为，或者本办事处认定你的当事人蓄意不提供彻底、真实或准确的信息和证词或以其他形式违反本协议的任何规定，那么，你的当事人将根据本办事处所了解的情况以相应罪名受到刑事起诉，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作伪证和妨碍司法的罪名。任何这种起诉都可能以你的当事人所提供的任何信息为前提，而且这种信息可能被用作起诉他的证据。
接下去的那个星期天，政府律师们得到了测试布斯基的第一个机会。虽然过去四个月来布斯基成为这些政府人员工作的主要内容，但他们还都没有与这位套利人见过面。那个星期天，林奇和斯特克从华盛顿飞往纽约，布斯基的律师亦然。卡伯里和杜南在麦迪逊大道上的韦斯特伯里饭店与他们会见，布斯基在这个饭店租了一个套间。
由于是星期天，大多数人员——包括卡伯里——都穿着很随便，但布斯基还像往常一样穿一身黑色三件套西装。他看上去很疲倦。在整个见面过程中，布斯基手里一直转一只小金属球。他很拘谨，甚至有些呆板。
每个人都做了介绍之后，卡伯里开始导入正题。他说：“布斯基先生，你惟一的义务就是说实话。不然，判刑时会被重判。”卡伯里要布斯基给大家讲一讲他的犯罪活动，从利文开始讲起。他想看看布斯基讲的与利文叙述的一致程度有多大。让卡伯里感到高兴的是，布斯基没有试图淡化自己的罪行，他的叙述与利文的很接近，只有几处细节不大一样。
接着，卡伯里引导布斯基依次讲述西格尔、杰弗里斯和伊卡恩的情况，最后讲米尔肯的情况。在布斯基讲述过程中，卡伯里没有过多地打断他，也没有探究细节问题。布斯基讲完后自己还做了一个总结，卡伯里感到很满意。卡伯里的讯问用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杜南做记录，边记边留意安排布斯基配合秘密调查的机会。
然后，林奇和斯特克向布斯基问话。由于证券法范围比较广，而且民事案所要求的证据标准比较低，所以他们的讯问面比较宽。他们要布斯基把所参与的非法交易一件一件地讲出来，前后用了约三个小时。
布斯基在讲述中所涉及的人物没有仅限于价值预估中的那些人。他不仅讲了他和伊卡恩拜访海湾和西部公司的情况，而且在叙述操纵该公司股价一情时把穆赫伦扯了进来，并接着讲述了穆赫伦替他进行的其他交易。同时，布斯基还讲出了价值预估中没有提到的交易，例如他参与的英国基尼斯（Ｇｕｉｎｎｅｓｓ）丑闻。另外，他还说他怀疑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罗伯特·弗里曼也从事内幕交易。
卡伯里开始恢复了对证券法律智慧的钦敬。布斯基的讲述使他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秘密权益入股和股价操纵丑闻，但布斯基透露出来的东西比这些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有虚假收购威胁和人为逼售公司。卡伯里从来没有想到证券市场上的违法活动如此盛行、如此五花八门。
卡伯里和林奇等人还对布斯基圈子里的权力等级与各人影响感到惊异。他们一直认为布斯基是华尔街上的大腕儿，但现在他们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即布斯基是二流人物，他得依靠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布斯基的律师们也这么看。
布斯基反复对卡伯里等人说，米尔肯已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他唯米尔肯马首是瞻，因为米尔肯可以成就他，也可以毁掉他。
对布斯基的综合讯问进行了数周。为了保密，他们从一个饭店转移到另一个饭店，所选择的饭店大都不在曼哈顿，而是在韦切斯特县，离布斯基的家不远。在讯问会间隙，布斯基像往常一样到他的办公室去，小心不让他的雇员们觉察到情况异常。政府人员在布斯基的通信系统中安装了精密监听装置，使他们可以了解和记录布斯基的每一次通话内容。
在政府人员的授意下，布斯基给他牵涉到的每个人打电话。卡伯里等人指导他在电话中不要逼问，也不要套问太明显，要尽可能表现得自然。同时，卡伯里对布斯基说，他在秘密调查中配合得越成功，出庭作证的可能性就越小。
布斯基先后打出了两个电话，都没有结果。后来，在给博伊德·杰弗里斯打电话时取得了成功，诱使杰弗里斯说出了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话。给西格尔的电话失败了，他特别机警，甚至连布斯基的电话都不接。与米尔肯的通话令人沮丧。他虽然接了布斯基的电话，但总是急着挂掉，而且只谈直接关切的事。同时，米尔肯说话还总是支离破碎的，一句话不直接说完，而是分成几个部分，这样虽然他旁边的人明白他的意思，别人却不知所云。最后，卡伯里等人决定让布斯基寻找一个与米尔肯面谈的机会。
那年夏天，布斯基去丹佛参加一个为联合犹太诉求会举行的筹款会，其间去ＭＤＣ公司（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客户）董事长拉里·米泽尔家小坐。后来，布斯基刚离开，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人出现了，盘问米泽尔到他家来的那个人是谁。当米泽尔确认布斯基是他的客人时，那个人要他提供电话纪录。
米泽尔给吉姆·达尔打电话说起这事。“你不会相信，”他紧张地说，“联邦调查局的人刚离开我家。”他解释说那个人向他询问布斯基的情况。
达尔把这件事告诉了洛厄尔·米尔肯，洛厄尔把他哥哥迈克尔叫过来，让达尔把此事又整个重复一遍。迈克尔·米尔肯听后惊得脸色煞白，像见了鬼似的。从那以后，米尔肯指出，与布斯基打交道应该小心，和他说话可能都有监视。但是，当后来布斯基打电话约米尔肯在10月中旬见个面时，米尔肯答应了。
不久，加里·莫塔斯克接到查尔斯·瑟内尔的电话。莫塔斯克原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员，后调到纽约总部，但仍负责米尔肯债券的交易。瑟内尔负责米尔肯与布斯基交易的纪录，他把这些纪录都销毁了，并打电话让莫塔斯克把这方面的东西也销毁。莫塔斯克问发生了什么事，瑟内尔支吾其词，但提到说米尔肯计划与布斯基在贝弗利山饭店见面。
第二天，米尔肯给莫塔斯克打电话。莫塔斯克在说起米尔肯与布斯基见面一事时说：“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米尔肯让他不要担心，说他自己会小心的，就当是“有录音”。
10月中旬，布斯基和杜南在贝弗利山饭店皮特租住的小房间里与皮特会面。他们三人是此前分别来到洛杉矶的，为的是不引起注意。
杜南要布斯基脱去衬衫，好把微型麦克风和电池装在他身上，但发现布斯基昂贵的白衬衫下面却没有穿汗衫。杜南不想把麦克风贴着布斯基的皮肤绑，于是把自己的汗衫脱下来让布斯基穿。布斯基有些犹豫，但杜南命令他穿上。
“伊凡的皮肤接触250美元以下的汗衫会出皮疹。”皮特风趣地说。
布斯基只好穿上了杜南的汗衫，然后杜南把监听装置在他身上装好。太平洋时间下午1点，布斯基将在一楼的套房里与米尔肯会面，到时候这套装置会把他们的谈话发送到皮特房间的一个录音机里。
“如果他知道我在录音，被发现怎么办？”布斯基紧张地问。他仍然很憷米尔肯。布斯基还担心有人可能想杀掉他。
“那就跑开。”皮特建议道。
布斯基回到一楼他的套房里等米尔肯去了。该吃午饭了，皮特订了一份快餐，问杜南要不要让服务员顺便给他也送一份。杜南听说这里的汉堡包一个要16美元，大为吃惊。他拒绝了，因为工作纪律不允许他接受别人吃请，而他的每日津贴又买不起饭菜单上的食物。其实，杜南这时早就饥肠辘辘，他只好在皮特大快朵颐时眼巴巴地在一旁看着。
布斯基焦急地在房间里等。这时，服务员敲门，送来满满一桌子食物。过了一会儿米尔肯到了，布斯基起身迎接。服务员仍在摆弄碟子、银器和冰块，布斯基紧张地来回走动，等着服务员赶紧走。他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行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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