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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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孙中山在廖仲恺主持的一个盛大的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讲，号召工会和其他劳动组织集中力量，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他指出，如果没有民族独立，那末中国、中国劳工大众都不能前进。

1924年7月间，广州工人罢工抗议关于中国人出入沙面岛英法租界均须携带执照的规定（一切外国人则可自由通行），使沙面租界瘫痪五周之久。正如1922年的香港工人大罢工一样，租界里的外国人不得不在没有任何中国工人帮助的情况下过日子，自己做清洁、洗涤等工作（在这些过惯殖民者生活的人心目中，那是可怕的事情）。罢工以取消这项无理规定而结束。

同年晚些时候，工人们以罢工行动和直接参加战斗，协助平定“商团”的叛乱。商团头子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支行的买办，他得到香港的支持并勾结仍盘踞广东东部的陈炯明和北洋军阀，反对革命政府。10月间，由于陈廉伯利用外轮偷运大批军火被截获，商团发动武装叛乱，终被镇压。

到1925年5月，广州工会会员达到54万人（这个城市当时工业较少，大部分会员是运输工人和小工厂及手工业工人。）

另一方面是动员更多知识分子，参与新的革命高潮。1923年12月，孙中山在庆龄陪同下到广州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岭南大学对学生发表演讲。这里的学生大多出身富裕家庭，但当孙中山勉励他们要立志“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民国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①时，全场报以热烈欢呼。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上学时，曾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对留美的中国学生发出过类似的号召。但她当时只谈到现代化而没有谈到革命。现在，岭南的学生们看到在革命领袖孙中山身边的是他的年轻美貌而又富有奉献精神的妻子——在年龄和社会背景上都使他们感到新鲜——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念，即：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的理想应同正在进行的革命相结合。

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无疑是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此文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均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五）历史性的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第二年，即1924年，是关键性的一年。从某种意义来说，孙和庆龄以往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一年的发展作准备。元旦，孙中山主持群众大会，庆祝新命名的“国民政府”成立。会上，宋庆龄为一年半前在陈炯明叛变时保卫总统府有功的将士们授勋。人们普遍承认，在那次事变中，是宋庆龄挽救了孙中山的生命、从而挽救了革命，因此，即使是国民党中的保守派现在也不再反对他们的婚事了。从前还有人故意地称她“宋小姐”，现在普遍称她“孙夫人”了。她经常在公开场合与孙中山一同出现，对于中国领导人的妻子来说，这样做是不寻常的，但现在大家都认为是合适的了。她赢得了声望。

对国家和社会来说都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在1924年1月下旬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距孙中山同越飞和李大钊会谈不过一年时间，孙的新路线（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就被正式订定为党的方针。按照协议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领导人中，作为代表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李大钊、林伯渠等。林是老革命者，孙流亡日本时，他也在那里留学。李被孙指定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另一位代表是毛泽东，当时31岁，与宋庆龄同年。由孙提议、经大会通过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24名委员中，有3名共产党人，最著名的是李大钊。在17名候补委员（也由孙提议）中有7名共产党人，所占比例比正式委员大三倍。毛泽东是其中之一，其他还有瞿秋白、林伯渠（祖涵）、张国焘等。

在国民党的最高职能机构中央党部中，担任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的都是共产党人。工人部长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的好朋友廖仲恺。这三个重要部门的秘书①都是共产党人（农民部的秘书是彭湃）。这些人事安排显示，孙中山希望通过注入共产党人新血液使他的党重新振兴。

①按当时的组织系统，秘书的地位仅次于部长，而在各部门干事之上，实际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译者

在国民党一大举行期间，列宁在莫斯科逝世，大会为此体会三天，以志哀悼。2月24日，国民党举行大规模的追悼大会，高层干部全体出席。孙中山在宋庆龄陪同下到会。大会由廖仲恺——国民党这次改组中的关键人物——主持，祭坛正中上方悬挂着孙中山亲笔书写的祭帐“国友人师”，表达了对列宁的敬重。

孙中山以充满深情和政治含义的文字作了一篇文言文祭文：“茫茫五洲，芸芸众生，孰为先觉，以福齐民。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谁行其实。惟君特立，万夫之雄；建此新国，跻我大同。并世而生，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挈。君遭千恨，我了百厄；所冀与君，并轨并辙。敌则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里，精神往还。天不假年，与君何说；亘古如生，永怀贤哲。”①

①中文引文据《宋庆龄年谱》，第42页。

正如在孙中山坚持下国民党一大所通过的宣言及决议那样，他这篇对列宁的悼词也显示出自从“孙文一越飞宣言”发表以来形势发展之快。那时他还在小心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新的道路，现在他成了在这条道路上走在最前列的发言人和组织者。

　　（六）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在孙中山艰难探索并承受各种压力的过程中，宋庆龄采取了什么立场？虽然她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言论，但她后来坚定明达地保卫三大政策的行动表明，她是一开始就拥护三大政策的。她最要好的朋友和伙伴是廖仲恺和他的妻子何香凝——他们都是三大政策的卓越的支持者，还有就是鲍罗廷夫妇。她自己的回忆是这样说的：

“在这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中，像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样，每当孙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一听到宣布他决定实现这种统一战线，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可是孙中山是吓不倒的。他曾多次宣称，除非国民党有一个真正革命的纲领，否则他就要同这批人分手，并解散国民党。他宣布他将组织一个新党，或者本人加入共产党。”①

①原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2月25日。参阅尚明轩着《孙中山传》，第280—281页及达林着《中国回忆录》（中译本），第147页。

一位美国的传记作者（她的思想一点也不左）在本世纪30年代写的一本孙中山传记中说，宋庆龄“在事实上已成为孙中山同青年运动之间的联络官”，“她在孙晚年的政治方向上有实在的影响，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①

①《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载《宋庆龄选集》。

广州的关键问题是武装斗争和建设一支革命军队。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忽视过武力。在1895年开始的反清起义中，在以后的历次战役（不论是同旧军队内的同情分子联盟、还是同其中的反叛分子作战）中，他在枪林弹雨中从不（炫）畏（书）惧（网）。但他领导的革命党却始终没有一支自己的军队。现在，这样一支军队终于在组建中了。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主持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这所学校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它的任务是为革命军培养军官，这些军官要有献身于革命事业及革命主义的精神并熟习现代战争技术。宋庆龄陪同孙中山登上主席台。有一张著名的历史照片上就是这个场面，旁边是军校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

孙对军队和战争的看法是，它们对中国的革命和国防是必要的。青年时期，他曾想参加海军，因为外国人是从海上入侵中国的，海防是中国的弱点。他的反清革命运动一开始就是用武器来进行的。为了反对北洋军阀，他曾寻求与南方的将军们结盟。因为这方面的努力失败，他才强调要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没有它，中国就不能粉碎内外反动势力所加的锁链。

但是，对他来说，军队是实现文治目的的工具。他厌恶和鄙视军国主义及军队中讲究服饰和派头的作风。

孙的侍卫副官马坤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923年，广州政府要发行纸币，需要用一张孙的头像，请孙中山在一批照片中挑选一张。他把全部照片都给了孙夫人，对她说，“亲爱的，请你挑一张你喜欢的，只要我不穿军服就行。”在此之前，他曾穿了大元帅军服照过一张相，这套军服有金色绶带和帽沿上插羽毛的军帽，当时的总司令都是这样打扮。这是别人要他这样做的，他后来想起来就觉得蹩扭和后悔。

马坤还谈到，孙中山平时虽然非常讨厌军人那套威风，到真正的战场上却显得沉着勇敢，这是他曾亲眼目睹的。有一次在同一个叛变的南方军阀作战时，广州形势突趋危急。孙中山和夫人正在饭后闲坐休息，听到报告，孙马上离开庆龄、乘汽车赶往前线。庆龄逢到这种情况，尽管为丈夫担心，却从不阻止他。一路上，孙中山碰到一些溃逃的军官，他用劝说和自己的示范行动，使他们的情绪稳定下来，转身回向前线。在前线，他的位置在敌人机关枪射程之内，但他沉着指挥，使正趋瓦解的防御阵地重获巩固。他的四周都有士兵阵亡，他的随从中也有人受伤倒下。但他坚决拒绝在战况稳定下来之前隐蔽自己。有人觉得这样不妥当、他却带着歉意地说，“我已经让部下不必要地冒了许多危　3ǔωω。ｃōｍ险。”①

①沙曼着《孙逸仙：他的一生及其意义（评传）》，（英文）。

苏联军事专家A．I．切列潘诺夫曾讲述孙中山只要有机会就去战地，而且有时还亲自指挥。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了解军事的重要性，并且从不躲在后方，让别人去冒险。①

①《双枪科恩》（英文），第97、98—100页。

一位德国作者这样谈到孙中山：“在有些地方，没有人想到会隐藏着对他生命的威胁，却突然出现了危　3ǔωω。ｃōｍ险。……但他丝毫没有惊慌的表现”（作者举了一些实例）。作者接着说，“这种正气凛然的沉着态度，由于孙夫人以无畏精神同他站在一起而更增强。”①孙氏夫妇在为人处世上的勇气也是很突出的。当朋友或部属们受到不公正的攻击或诽谤时，孙氏夫妇总是站在他们一边，并希望他们能站起来为自己说话。

①A．1．切列潘诺夫着《一个苏联军官在中国的札记，1924—1927年》（俄文）。

宋庆龄在1924年5月写给朱卓文的一封信说明了这一特点。朱是美籍华裔，老同盟会员，1915年曾同女儿慕菲娅一起帮助宋庆龄离开上海到日本同孙中山结合，1922年任广州兵工厂厂长时曾运送机关枪给总统府卫队以抵抗陈炯明叛军的攻击，从而保卫了孙氏夫妇的生命。但这时国民党内有人诬陷他在广州兵工厂长任内有财务不清的问题。朱一怒之下写信给孙氏夫妇，说要辞职返美。庆龄在5月26日复信道：

“我对你的友谊使我不能保持沉默……”

“我知道你同我一样，对这些卑鄙的家伙深恶痛绝，但为什么你就应该被他们的卑鄙行径赶到外国去呢？你是不是明白，你去了外国只能使你自己受到更加恶劣的攻击？别人告你把公款拨给私人。‘一走了之’是你想用来回答他们的攻击的办法吗？博士（指孙中山）在这些人面前几次三番说你是清白的，并且告诉他们，他对你的正直和诚实是绝对相信的。

“你去国外，只能使他们越来越猛烈地攻击你……你要是走了，你就永远不能洗刷你的名声或为你自己辩护。

“你在这里有几百元钱薪水。但是你却喜欢到国外去而不帮助博士。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什么呢？那就是你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钱过日子，不要别人帮忙了。

“我知道我这封信写得十分粗鲁。但我的目的是要激起你的感情。面对那些告你状的人，不要让他们有机会损害你的名誉。但不管你做什么，请记住：博士绝对地相信你，你一定不要使他感到失望，而是要证明你决不辜负他的信任和热爱。”

　你的忠实的朋友，

　R．S．（宋庆龄英文名字的缩写）

“又，博士想见你，要你明天下午随便什么时间来一趟。——R．S。”

朱卓文这件事情的结局如何，没有材料说明。这封信所显示的庆龄的性格是很清楚的。文雅，但绝非软弱。对所信任的人充满热情。在原则问题上坚定不移。一个鼓励别人在困难面前不要退避的战士。

对公款分文不沾、私生活极端俭朴，孙中山和宋庆龄无论在当权的时候、还是在流亡的时候，始终如此。他们的一个朋友的女儿①，在到广州大元帅府去看望他们时曾问道，为什么他们房间里不装纱窗以防蚊蝇。庆龄告诉她，“孙伯伯没有钱”。他们又不允许用公款来装修自己的住处。他们留她吃便饭，她见他们吃得很简单、很省。在仪态上，“孙博士平易近人，也很文雅。同他们两人在一起，我感到很自在——一种毫无拘束的感觉，丝毫不觉得是同‘高级’人士在一起。”

①古斯塔尔·阿曼着《孙逸仙的遗教》（英文），第108—109页。

她还接着说，“孙夫人很美。别以为只有男人才喜欢看美丽的女人，女人也同样喜欢看。”

　（七）犯难北上：为了团结和斗争

1924年秋，南方的革命在北方引起了一次强烈的回响。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控制了北京，赶走了由“猪仔议员”贿选出来的“总统”曹锟，还捎带着把已经退位的清帝溥仪逐出了紫禁城。体格魁梧的冯玉祥是行伍出身，一个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同帝国主义没有瓜葛。当时他刚同一位有进步倾向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结婚。①他对原来的上司直系军阀吴佩孚发动了一次突然的反抗，然后进军首都，将所部易名为“国民军”，并联合吴佩孚的对头、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现已年老的皖系军阀段棋瑞，组成一个政府。他取得张、段同意，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统一大计。孙中山虽对此不抱幻想，但还是同意北上。他觉得举行这样一次谈判不会有什么损失，而且随着全国民族和民主情绪的｛炫｝高｛书｝涨｛网｝，可以借此使全国振奋起来。但有一点他决不妥协，即统一的目的是为了取消军阀主义和同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召开国民会议是必需的。

①据1987年在北京对年逾八旬的徐英（琼·徐）的访问。徐英（弗兰克司徒夫人）是一度为国民党左派及中国基督教界名人的徐谦（乔治·徐）之女。他们父女俩风云变幻的生活反映了中国的万花筒式的变化。徐谦（1871—1940）安徽歙县人，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法部参事，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位法官，曾主持对汪精卫企图谋刺摄政王一案的审判。但

后来他自己也参加了国民党，曾任司法部长。他的女儿在中国的美国教会大学上学，本世纪20年代曾在北京参加一次遭到警察开枪镇压的学生反帝反军阀示威游行。后经苏联协助离开北京并赴苏联政治避难。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登“永丰”舰启程北上。这条忠诚的军舰三年前在抵抗陈炯明叛军和援救孙氏夫妇脱险中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它又要在革命｛炫｝高｛书｝涨｛网｝的形势下，送他们登上去首都的旅程，到那里去同朋友们会商、同敌人们谈判。他们在黄埔军校作短暂停留，受到全校师生热烈欢迎和欢送。这次活动是由周恩来组织的，孙中山发表了讲话。

动身的前一天，在各界欢送会上，孙中山说，他这次北上的目的是“拿革命主义去宣传”。他还勉励大家“同心协力把广东的基础弄得很巩固，做一个革命的好策源地”，“并且要把北伐军前进到武汉，和北方响应。”①同军阀谈判没有实力作后盾是不行的。

①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以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冯于建国前的1948年去世。

孙中山和宋庆龄在香港换乘客轮于11月17日抵达上海。他们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1922年他们回到上海时实际上是作为逃亡者回来的，这次完全不同了。他们是在革命力量正在加强的形势下，为了统一和和平而来的。他们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四天，同支持者们就召开国民会议的问题进行商讨。

上海最有地位的英国报纸《字林西报》对孙中山的“欢迎”，却同当时中国民众的情绪完全唱反调。它发表了一篇神志不清的社论，居然说，“孙博士在政治上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他目前在上海居留将会毁坏上海的中立地位并危及安宁”，因此必须禁止他进入上海由外国人管理的区域①。孙中山立即针锋相对地驳斥道，“以外人而发为是言，实太不自量。上海为中国之领土，吾人分明居主人之地位，彼辈不过为吾人之客，一般宾客并无拒绝主人入门之权利，倘租界当局有意阻碍在租界之居住，则吾对之有出坚决手段之决心”。外国在华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应该同不平等条约一起取消。②

①中文引文据刘家泉着《宋庆龄传》，第96页。

②引自“萨奇塔里乌斯”（H．G．W．伍德里德的笔名）着《孙逸仙博士的奇异的神化》（英文），116页。这本殖民主义著作对孙中山采取完全敌对的态度。

他们从上海乘船到日本神户。在海上，他们一定想起和谈论过去来往于上海和日本之间的多次航行。为准备应付将要来临的局面，他们一起工作、商量，作为锻炼，还认真地在甲板上散步。

神户是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孙和庆龄曾在这里度过蜜月。这次他们在这里停留了近一周。老朋友们，还有其他许多同情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人都来欢迎，但没有一个重要的日本政界人物。即使像大养毅（他这时是交通大臣）这样的老熟人也觉得以躲开为妙。另外一个老熟人，留着白胡子的黑龙会激烈分子头山满倒是来看了他们，并且据说还曾请他们到他家住。但是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发展现在已肯定地分道扬镳了。

不管怎样，孙中山在日本发表的演说，仍然强调泛亚反帝合作，日本作为第一个在近代获得独立和富强的亚洲国家理应帮助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奴役。孙说，如果日本负起这个责任，它将成为一个解放者，而不是掠夺者。但局面已经定了。日本已经走上一条帝国主义的道路。从前，当日本自己还受不平等条约之苦时，它是赞成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现在，它对此已不感兴趣了，因为它在分享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所给予外国的好处。

至于孙中山关于组成包括日本和苏俄在内的反帝大联合的新思想，犬养毅公开表示，他很讨厌孙的转向苏联。他私下里对孙提出，如果孙同意把中国的东北（满洲）送给日本统治，孙将得到东京的支持。孙当然加以拒绝。

多年以后，在30年代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们（包括一些国民党中曾显赫一时的人物）把孙中山的一些言论——特别是1924年在神户的演说，作为“中日共存共荣”的依据。实际上，这次演说以及日本对它的反应（或者说，无反应）已经标志着那个梦想的破灭。只有在1949年以后，中国从所有帝国主义那里赢得了完全独立（抗日战争的胜利包括在内），中日两国才能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

宋庆龄在神户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发表了演说。孙中山同她一起前往，并题字留念——这幅题字至今仍在该校珍藏。这是宋庆龄第一次单独发表公开演讲，主题是妇女解放。她说：“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我高兴地发现日本妇女积极关心与其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以及有关国家的公共福利事业。中国妇女正同你们并肩战斗，去推倒歧视妇女的古老围墙——反对妇女参与公共事务。”

她接着强调了今天通称为第三世界的妇女：“我们妇女对正义的要求，并不限于在某些欧美国家，这种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印度、土耳其、埃及和波斯的妇女也开始起来维护她们的权利。今天……在土耳其，妇女当上了教育部长。妇女无意于那类政治荣誉，但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

她最后说，“不论是种族或信仰，没有任何东西比共同的利益更能把人们维系在一起，因为这种共同的利益是为正义而斗争。我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妇女必定会取得成功。”①

①同注25，第100页。

11月30日，孙中山和宋庆龄乘一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