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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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战争中，她对华盛顿的政策极为气愤。美国假借当时在它控制下的联合国的旗帜，不但大规模出兵，并且想倒转中国革命的胜利车轮。它一面向鸭绿江推进，一面派第七舰队驻守台湾海峡。结果是中国也进入了这场冲突。

在整个抗美援朝斗争中，宋庆龄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1952年9月，她的第一部著作选集《为新中国奋斗》出版，她在扉页上题词：

“献给

朝鲜人民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

——人民事业的英勇保卫者。”

她还将全部稿费捐赠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①

①据《人民日报》1952年9月28日的报道。

稍早一些时候。在她新创办的刊物《中国建设》英文版1952年第3期（5—6月号）上，她亲自写了一篇《致读者》，谴责美国在朝鲜作进行细菌战的试验（一些装着带菌昆虫的容器也落到了中国境内）：

“现在美国政府和它的武装力量，在联合国旗帜的掩护下，正企图进行一件可怕的事情，它的发生将会使无数善良无辜的人民感到恐惧，即：想使用疾病和饥饿来杀害成千上万的中朝人民……医务卫生专家、生物学家和昆虫学家经过科学的试验，证明了美国空军在中朝领土上曾散布鼠疫、伤寒、霍乱、牛羊疫菌及其他致命的病菌……又撒下了传染病菌，目的在于毁灭……谷物和牲畜。

“当细菌学家和昆虫学家不将科学用于正途——即对毁灭性病菌进行不懈的斗争，而培养它们来毁灭人类生命时，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人就毫无安全可谈了。”

对那些即使在物证面前仍然怀疑会发生这种事情的读者，她引用了美国军界和科学界有关人士的话来加以证实。如美国陆军化学战争服务处的爱尔登·H·威脱将军就说过，“我相信我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这些话被引用在1949年3月13日《纽约时报》上）。又如，美国陆军参谋学校的《军事评论》杂志在1950年4月的一期上写着，“应当培养和准备好大量的微生物……如果可能的话，要使那些传染到的人都得病”。又如美国的《科学新闻报》在1950年7月8日一期上写道，“假如朝鲜战争再打下去的话，很快就可以试用细菌作战了。”

她进一步问道，“纳粹和前日本军队的细菌战犯究竟在美国实验室内干着什么？”人们是不是忘记了美国和日本都从未在禁止使用细菌战和化学战的1925年6月17日日内瓦公约上签字？（其他大国政府都已签字）①

①这个问题真可说是一针见血。在以后的若于年里，在美国和日本出版的书籍中发表了不少文件和当事人的回忆录，讲述日本在侵华战争中试用细菌武器的情况、用战俘（包括美国战俘）作试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以及在日本投降后美国军方占有日本的资料以用于自己的细菌战研究。为此日的，在二战结束后使日本细菌战专家免于犯有战争罪行的指控。在这方面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多年钻研这一问题的约翰·鲍威尔的著作（他因公开报道这一问题而在美国法庭被控煽动暴乱罪嫌受审）。这些著作（英文）有：《日本的细菌战：美国对一项战争罪行的掩盖》（载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1980年10—12月号）、《历史上被掩藏的一章》（载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1981年10月号）、《人作豚鼠》（载San　Francisco　Chronicle1985年11月3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脱节有时使公众不明真相》（载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1986年7—9月号）。鲍威尔在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上引用目击者的证词证明，美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批准石井四郎中将和他的细菌战部队（731部队）免予战争罪行的控诉，交换条件是他把资料和技术提供给美方进行生物武器的研究（特别是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要塞进行的研究），并稍后在朝鲜战争中进行实地试验。在80年代，在日本也发表了有确凿根据的详尽报道并有专著出版。

宋庆龄不只是谴责。她还提出，细菌战和化学战应该连同核武器一起受到禁止，全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西欧各国、德国和日本人民）为了他们自己的最切身的利益，应该为此而努力。①

①参见《宋庆龄选集》，第303—307页。

但是，也就是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和中国人正猛烈厮杀的时候，她仍试图保持同美国人民联系的纽带并建立联系的桥梁。

1952年亚太和会的筹备工作在北京进行时，她对美国人民热情地呼吁，希望他们参加：

“我们诚恳地希望美国人民能够派遣一个很大的代表团出席和平会议。美国人民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的成员，他们热切地关心我们所决定的问题；他们也确实能够作出贡献。会议将使他们有机会了解世界的这个地区在想些什么。已经有人用他们的名义做出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他们也应该了解亚洲及太平洋各国人民把他们和进行这些行为的真正罪犯截然分开的……

“我们要向他们保证，我们或任何人民掌握政权的国家，都不会威胁他们或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美国人民知道，我们各国人民有许多理由应该合作……

“我们这些亚洲及太平洋国家人民要和美国人民一道来答复这个问题：‘在朝鲜、越南和马来亚进行战争、订立把别的国家当做殖民地的片面条约、重整军备、限制贸易和文化交流——这一切究竟使谁发了财？’……

“换言之，我们和他们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一小撮靠战争发财的恶人。……亚洲及太平洋各国人民把美国人民看做一个盟友，看做一个非常重要的盟友……我们希望他们和我们一道缔造和平……”①

①《为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全世界和平而奋斗——为〈人民中国〉而作》（1952年7月31日），载《宋庆龄选集》，第308—314页。

这段时期，在她的中国福利会任职的美国人谭宁邦和西尔维亚·坎贝尔继续照常工作。1952年，她还克服了许多困难，把老友耿丽淑从纽约请回上海，担任中国福利会顾问，一直工作了四十多年。

在1949年以后，词以前一样，她急切地盼望马克斯和格雷斯·格兰尼奇夫妇（抗战前在上海办《中国呼声》时的老同事）能够回到中国来。她在1951年5月12日写给他们的信显示出她在新中国政府中的高位并没有使她对老友们的友情冷淡下来，尽管由于朝鲜战争他们之间的通信曾一度中断。她在信中写道：“我看只要存在紧张局势，情况就会总是这样捉摸不定。老哈利①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根源。不管怎样，有一点你们必须记住：在你们的朋友这边，没有音信并不是因为缺乏忠诚和友爱。她太了解你们了。是的，苏西②是这样的，你们对她永远不应该怀疑。”③她像通常那样在信里谈到了一些旧友们的近况，还谈到她新创办的刊物《中国建设》，她希望格兰尼奇夫妇能参加这个工作，但始终未能实现。

①老哈利指美国总统哈利·杜鲁门。——译者

②苏西是宋庆龄青年时用过、后来对老朋友们仍用的名字。——译者

③宋庆龄自上海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55年4月25日。

在这封及以后的信里，她还谈到了一些有关她自己生活的琐事。有一次，她说，由于眼病，医生禁止她在一个月内看书写字。“但你知道，当人们看到有那么多的工作堆在桌子上需要清理时，这是多么难以做到！”

当她在上海去一位眼科医生那里看完病之后，她满怀深情地给格雷斯写信：“……这位眼科专家正巧就住在你和曼尼（对马克斯·格兰尼奇的昵称）在多年前曾住过的那一幢大楼里。我的心里顿时想起了你和许多往事，我没有先到那位眼科医生那里，而是多上了一层楼，到你们当年住的地方……很自然，现在在我外出时陪伴我的孩子们（指她作为国家副主席的警卫员）对我这种‘心不在焉’的样子，觉得十分奇怪。我不得不向他们解释，我的好朋友在这儿住过，当年我常常来这里渡过一些珍贵的时光，在这里我能自由地说话并且感到‘不孤独’。”

她以无比自傲告诉格兰尼奇夫妇，中国福利会为上海劳动妇女和儿童的服务工作已有很大发展：

“你们如果能来访问我们的中国福利会所属的一些单位，一定会感到很愉快。我们的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儿童艺术剧院和妇幼保健院——工厂女工在怀孕期在这里得到最好的指导和照顾。我们的工作在进步。外国访问者在参观后都得到很深的印象，几位英国客人说，在英格兰也没有这样好的托儿所。脸颊红扑扑的孩子们见到这些外国陌生人时现在一点也不害羞了，跑过去拥抱他们——过去他们会一面喊着‘外国人！’一面逃开去——而且这些孩子现在又是多么爱劳动和有独立性。是呀，我们必须在他们年纪小的时候就训练他们。”

在1955—1956年出访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之前，她给格雷斯写信道：①

①同上，1955年4月25日。

“我得准备一大堆服装……我非常讨厌，因为我对穿着已经毫无兴趣。过去五年里我一直穿制服，身体已经全方位地膨胀起来……想到要穿‘紧身衣’真让我吓坏了！我真希望我能就这样穿着制服去！”

很显然，她喜欢解放初期在衣着方面那种朴素的风气。但她一直未能见到格兰尼奇夫妇，直至1970年（其中情况将在下一章叙述）。

对于那些从中国回去后受到麦卡锡主义①迫害的美国友人，她尽力给以帮助。有吉幸治是一位美籍日本进步青年，40年代在美国史迪威将军麾下服役时认识了宋庆龄。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久，他曾短期派驻延安，发回的报告被赫尔利大使认为过分说延安的好话，因此被遣国美国。他在夏威夷成为工会积极分子并出版友翼报纸《火奴鲁鲁纪事报》。1951年，按照反共的“史密斯法案”，他被捕受审。宋庆龄把一件传家宝——她母亲的一套锦缎绣花结婚礼服送给有吉幸治的亲属，以便变卖后得款进行诉讼（有吉的亲属没有变卖而是留作宝贵的纪念，并在1981年10月送还中国）。②

①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1908…1957），美国参议员，共和党人，50年代初因骇人听闻地而又未经证实地指控共产党在高级政府机构中进行颠覆活动而横行一时，1954年12月参议院通过决议，正式谴责他的不适当行为，从而结束了麦卡锡主义时代。——译者

②请参看本书第三章。这套礼服是由美国人玛格丽特·斯坦利女士带回中国的。这位美国护士在二次大战期间曾参加“公谊救护队”来华，在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和“洛杉矶保育院”工作，这两处都是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前身）资助办理的。

她积极支援为约翰·鲍威尔和他的妻子西尔维亚以及他们的同事舒子章辩护的活动。鲍威尔从他父亲手里接办了已出版多年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英文）；西尔维亚（娘家姓坎贝尔）曾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舒子章曾经当过兵，学过中文，40年代后期作为记者回到中国工作。按美国官方侦查用语来说，这三个人都不属于“共产党员或曾一度为共产党员”之列。但他们从亲身经历中对国民党感到厌恶，因此对中国的革命表示欢迎。他们的《密勒氏评论报》一直办到1953年他们返回美国之前。

回到美国，他们被控煽动罪，因为《密勒氏评论报》公开反对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的政策，发表在朝美国战俘的消息（战俘们的家属赞赏他们这么做，但华盛顿不喜欢），并且认为美国确实在这场冲突中试用了细菌战，而对这一切他们三人要负责任。人们应该会想到，他们返回美国（鲍威尔夫妇还把年幼的孩子们也都带回去了）就是以证明他们的良心是清白的。但在当时美国的政治空气中，这根本没人理会。而对他们提出控诉是在他们拒绝了中央情报局的暗示——如果他们“合作”，把美国进步人士名单提供出来，就可以消灾免祸——之后。很可能，中央情报局还对他们假惺惺表示同情呢。

宋庆龄获悉他们的处境后曾说，她警告过鲍威尔夫妇，如果他们这时候回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她称赞西尔维亚是“一个聪明的姑娘，还是一个勇敢的姑娘”，希望他们夫妇“能很快摆脱这群跟在他们脚边狂吠的恶狗”。她还说，她下次遇到周恩来时将请他支持任何帮助这些中国的朋友的可行措施。①

①这一段内的引文都根据宋庆龄1953年在上海给邱茉莉的两张便条（日期不详）。

当起诉这几位美国年轻人的检察官把她的名字也拉扯进案件时，她在纽约出版的《民族》周刊上撰文严正斥责。①她在文中写道：

①《给美国（民族）周刊的公开信》，英文发表在该刊1955年5月19日一期，中文载《人民日报》，1955年5月20日，收入《新华半月刊》，1955年第6期。

“……在最近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的一次关于约·威·鲍威尔夫妇——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有过长时期关系的受人尊敬的美国记者——的意见听取会上，参议员真纳认为……凡是多年来和我或我的工作有过联系的美国人——这样的人有好多——无论怎样都是他们国家的卖国贼……

“凡是熟悉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我有幸在不同时期领导过的那些团体——保卫中国大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使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有可能同我们一起，在我们历史上的危难时期……对中国人民提供医药和其他方面的服务……这项工作也成为各国人民在彼此有权铸造其本身命运的基础之上的友谊的象【炫｜书｜网】征。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的保卫中国同盟的赞助人中包括具有各种观点的美国人……后来，在当时帮助我们的工作的一些美国人开始认为，他们能够指令中国接受怎样的政府统治，因此，我们就分手了。另外一些人因为在美国受到了压力而离开了。有些继续根据他们认为中美两国人民能够而且应当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和平相处的信念行事的人……都受到只能称为恶毒的迫害的遭遇。

“各地人士将认识到鲍威尔夫妇的案件是这种迫害的显著的例子。鲍威尔夫妇在中国出版了三十年之久的美国杂志赞成上述的意见，他们并不害怕在回国后把这种意见在本国同胞之间传布。鲍威尔先生正被指控为犯有‘叛国’罪。他的夫人因受到公开迫害而失去了工作，甚至他们的几个年幼的孩子也遭到牵累……

“是否要我们认为，美国政府认为唯一爱国的美国人是那些对我国的关心仅限于追求战争和颠覆我们在斗争了一个世纪之后才建立起来的、而且我们在实践中发觉非常适合我们的制度的美国人？……就我本人而言——我知道我国大多数同胞也是这样——我不相信，有理性的和爱好自由的美国人也是持有这种见解的。

“在中国，主张国际间保持良好关系和和平共处，即‘自己活也让人家活’这一颠扑不破的原则，已经认为是同起而维护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安排各种事务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一样，同是爱国主义的一部分……

“我国的大多数同胞肯定地不相信美国人民会允许他们的理性和勇气被淹没，像德国人和日本人的理性和勇气曾一度被淹没那样。”

在她的主持下，在北京组成了一个“鲍威尔一舒子章后援会”，由耿丽淑任秘书，成员中有中国人、美国人及当时在中国的其他外国人，大多是同鲍威尔夫妇相识或与《密勒氏评论报》有关系的人。后援会成功地使这三个被告所聘请的“公民自由事务”律师威林来到中国——这次旅行本身便是一个突破，因为当时美国政府一般不许持美国护照的人到中国旅行。中国提出愿为证人去美国加州法院作证，为被告辩护，证明被告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的内容属实——特别是在细菌战问题上，因为许多人是在现场目击的。但要这样做，必须由美国同中国根据国际惯例签订司法互助协议。当时的美国政府甚至拒绝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故对此不作回答。辩护律师于是申诉，被告团召唤为他们作证的证人受阻，被剥夺了得到公正审讯的权利。这可能成为这个明目张胆的政治迫害案件在法院拖了多年之后终被放弃的主要理由。

　（五）家常聚会

不论在北京或在上海寓所，宋庆龄都喜欢在家里招待客人——还常常是用自己家里做的菜。客人中有贵宾、也有私交；有高级人物，也有普通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在中国人这方面，这样的家庭式聚会使她同别人的交往——官方的或非官方的——变得温暖和活跃。在同外国人交往中，这样的聚会为她在人民外交中的作用增添了一种特殊的活动空间。

她在家中招待过的中国客人中有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情况许可，她会同时请一批人来。如1963年保卫中国同盟（她所钟爱的中国福利会的前身）成立25周年时，她就同时邀请了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朱德和夫人康克清、董必武（同她一样，是国家副主席）、陈毅和聂荣臻元帅，还有中国红军最早的军医之一傅连障大夫。她请这些人并不只是考虑到他们的地位。他们有的同保盟有关系、有的接受过保盟在战时的援助（通过辖区内的国际和平医院）。

曾赴宋庆龄家宴的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有胡志明（越南）、伏罗希洛夫元帅（苏联）、尼赫鲁（印度）、苏加诺（印度尼西亚）和恩克鲁玛（加纳）。

其他在历史上和社会上声望卓著的贵宾中有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和思想进步的比利时皇太后伊丽莎白。

在非官方的来访者中有一些美国人，他们用不同的办法（包括改变国籍）绕过了中美建交前美国政府关于禁止来华旅行的规定。在这些人中有几位是美国黑人——年逾九旬的杰出学者和民权运动领袖杜波依斯博士（他为了抗议美国的政策已移居非洲）和他的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曾为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后在英国以非洲及加勒比事务专家著称的克劳迪娅·琼斯；黑人斗士罗伯特·威廉斯和他的妻子梅贝尔。宋庆龄在会见这些客人时感到特别亲切，因为她对美国南部（黑人在南部很多）很熟悉，也有很深感受。她多次对未能会晤伟大的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他的护照被没收了）表示遗憾。她对他是非常敬重的。1940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罗伯逊曾在纽约一个露天音乐厅里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次年又灌制了包括这首歌曲在内的一套中国爱国歌曲唱片，总题为《起来》，宋庆龄为这套唱片集写了序言。她写道，“保罗·罗伯逊唱出了全世界人民的声音，他灌制的这套唱片使美国人能够听到中国的爱国歌声”，她为此感到高兴。这套唱片有中国合唱队的伴唱，由中国救亡歌咏活动的创始人之一刘良模指挥，他当时正在美国。保罗·罗伯逊的这一套、还有其他的唱片，她是常听的。

她在家里再次接待了她的朋友埃德加·斯诺——他在1960年和1964年是作为作家经特许到中国来的，而不是作为记者，因为美国国务院当时仍然禁止美国记者前往“红色中国”，也不准中国记者去美国，尽管北京提出了交换记者的建议，华盛顿害怕作出可能被认为“承认”中国的任何暗示。所以当时两国交流的障碍并非到处谈论的所谓“竹幕”而是美国的政策。这在现在听来可能觉得奇怪，因为现在美国坚持，世界各地不管愿不愿意，对美国记者都应该敞开大门。

她在家里款待的客人中还有一些在地下活动期间就结识的朋友如陈赓将军（关于她在30年代初期在上海秘密为陈赓治伤及在陈被捕后亲往南京面见蒋介石进行营救的经过在第十三章中已有叙述）。1953年陈赓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时，她不但宴请陈赓和他的家属，还亲自去采购食品。1955年陈患心脏病到上海治疗，她又一次这样做。

她家的常客是一些完全属于“民间”的人士，其中有保卫中国同盟和其他团体的老同事，还有外籍或外国血统的朋友（如路易·艾黎、马海德和本书作者及他们的妻子），还有著名舞蹈家戴爱莲等等。她在家里放映电影时总要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及她相识的人把大一点的孩子带来一同看，因为她喜欢同孩子们在一起。为小一点的孩子，她在复活节时请他们到家里来“找彩蛋”、在其他节日则请他们来玩别的游戏——这些游戏都是她自己小时玩过的。

在上海和北京的寓所，她在节日和重要的周年纪念日会邀请各种级别的同事们来聚一聚——有时并非节日或周年纪念日，她只是觉得想见见他们。我记得有一次她邀请《中国建设》英文版的中外同事们去。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她还请了周恩来总理，他轻车简从地来到，还同女士们跳了舞。

她的亲戚们——或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