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匪王-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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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九斤刀已经抡死了五个小鬼子。前些天，他不知从哪儿得了个“偏方”：往大刀上抹枪油，这样刀砍过的伤口好得慢。所以，他每砍完一个小鬼子就要抹一次枪油。当他第六次抹枪油的时候，一个小鬼子突然窜到了他面前，他动作一慢，大刀竟砍在小鬼子的右膀上拿不下来啦！小鬼子疼得嗷嗷叫，扛着刀就往回跑。九斤刀一下急傻了眼：“我的刀，我的刀，我的祖传宝刀……”

他越喊，那小鬼子跑得越快。九斤刀就越急：“哪位好兄弟快开枪，抢回了我的刀，我请客……”

这时，离他最近的就是我爷爷。说实在的，我爷爷真不会打仗，望着满眼的鬼子只知道喊：“打，狠狠地打……”

九斤刀急了：“大掌柜的，你的小左轮，快开枪……”

“对……”我爷爷似如梦初醒，“对对对，快开枪。”这才伸直胳膊，六发子弹一口气搂完。结果，六发子弹全部打中，那个背着大刀的小鬼子一头载到了地上。九斤刀一个箭步冲上去，摘下了自己的刀：“大掌柜的，我请您喝酒。”

第二个被我爷爷打死的小鬼子是真正的小鬼子，最多十五六岁，一张稚气未脱的娃娃脸，在被我爷爷的小左轮打中胸口时，竟不知道喊一声，只是低头看了一眼伤口就倒下了。

他是在押着两个伪军往上冲时，被我爷爷打死的。他们三个冲到十几米远的时候，我爷爷扔了一颗手榴弹，可惜，皮毛也没炸着。他们又往前冲，我爷爷急了，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中国人的躲一边。”这一喊，提醒了两个伪军，两个家伙扭头就往后跑。我爷爷一闭眼搂了火，六发子弹全部打出。但这一次可没上回那么准，五发子弹全部打空，只有一发子弹打中了。可就是这一发，正好击中了那位日本小兵的心脏！

多年以后，我爷爷还一直在想着那个日本娃娃兵，想着他临死前的表情。若他不来中国打仗，兴许会像我父亲和我叔叔那样，呆在学校里念书，家里或许也有一个四岁的小妹妹……

这次战斗的最大收获就是在天快黑的时候，一枪准终于找到空挡，敲碎了鬼子指挥官小队长横二的脑瓜，这使日军陷入了慌乱，加上天色将晚，鬼子们主动撤离了战场。

第三部分

第31章

“重庆地下分子”及赴日留学梦（1）

又该说说我父亲及我叔叔了。因为小兄弟俩都大了，到了该做出人生选择的时候了。

这个时期，正是他们在青岛礼贤中学上学的时期，毫无疑问，这正是日伪时期。

如此，我们就要不可避免地谈及很少有人涉及的日伪时期的教育。说到日伪教育，我们印象中总是这样一番情景：日本人横行校里，强迫中国孩子学日语，别的都不学了，学不好的皮鞭大大的，师生们不能够表现出一丁点的反日言论，否则，宪兵队的干活。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以这一时期的青岛中学为例，大致情况如下：正校长为中国人，副校长为日本人（多为日方宣抚班成员，亦称辅导员）。一般情况下，还是正校长说了算。学校的教师也以中国人为主，日本教师也有，主要教日文，课程之丰富也是难以想象的，共有语文（国语）、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卫生、地理、历史、修身（后改为“公民”）、体育、劳作、美术、音乐、军训、日语、英语共二十门。要求在三年内授完，其中日语课每周为六节。实事求是地说，这六节课并不算多。同时，日本人并不排斥英语。这一点曾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当然，为了鼓励学好日语，校方还实行奖学金制度。学习日语好的学生，每月可以受到一定的奖励。奖品为现金和学习生活用品等。我叔叔就因日语学习好，经常受到表彰，发的奖品用不了，就送给我父亲，我叔叔差点还被选为赴日留学生。当然是公派。如果成行，日伪当局每月发给他生活学习费用80元。这在当时是个很高的数目，须知，那时的一些中小学教师的薪金，亦不过每月50到100元！

只可惜，因我父亲的缘故（他那爱惹事的哥哥参加“重庆地下分子”领导的抗日活动）和他自身的缘故——他跟班上的一名日本女生“拍拖”，受到其他日本男生的忌妒，因而未能成行。若不，他就不仅仅是国军少将了，很可能是当时台湾驻日本大使！

当时日伪教育的方针是：“救助文盲，辅助失学”、“贯彻东西一体之精神”、“中日亲仁善邻，力求共存共荣”、“依据东方道义要谛，彻底消灭共产主义”、“努力实施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为了自卫，中日两国必须亲善，共存共荣，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等。

日本教师同中国学生之间基本可以和睦相处。有时，还会像朋友一样开玩笑。我父亲班上的（这时，他弟兄俩已不在一个班了）日语老师名叫东野三郎，是日本山口县人，在家时就是中学教师。后在关东军服役，因车祸摔断了腿，以后来青岛教日语。任职期间他曾两次回日本探亲，每次回来，总要捎些糖果给同学们吃。东野的汉语比较差，我父亲等几个同学就捉弄他。有一次，他出钱让同学给他买地瓜胶吃（一种土制糖果）：“那稀（是）什么……”

我父亲就说：“那稀（是）狗屎。”

东野就直咂舌头：“好好，狗屎好气（吃），狗屎好气（吃）……”

东野上日语课时，严格要求用日语点名，对话。但课后他又会向同学们学汉语。并用小本本一字一句地记，常常背到半夜，第二天还要求中国同学帮他纠正，他经常邀请同学们去他的住地去玩，只要去了，他就热情接待。他非常喜欢我父亲的“调皮”，还送了他一个从国内带来的小铜佛做纪念。

东野讲课好举实例，用事实说话。比如讲，他说中国首先是政治腐败，全国没有高效统一的政府，官员普遍贪污，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众的生活却一贫如洗，导致社会不公……他又说日本先进，中国落后，所以中日应互相提携，共同发展。他以1937年为例说：日本的钢产品是580万吨，生铁239万吨，石油169万吨，水泥611万吨，发电量303万千瓦，工业总产值是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的80％，已成为工业强国。

“反观你们支那，”东野毫不掩饰自己的鄙夷之情，“4。6亿人口，1142万平方公里（含外蒙），拥有丰富的鸡（资）源，可以上这些项目，你们却连日本的零头都够不响（上）。你们只有13。6亿美元的产值，农业产值就占了90％。我们能造所有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你们只能造汉阳造的步枪，连机关枪都造不了……所以，日本的这个……”东野竖起大拇指，“支那的，这个……”再竖竖自己的小拇指。

这么一比，常把同学们比得灰头灰脸。

尽管日本老师东野同他的中国学生们个人关系很好，但这并不能阻挡同学们日渐增长的抗日情绪。同理，他最喜欢我父亲，但我父亲的抗日情绪也最烈。

说我父亲在上初三时就是光荣的地下工作者，你可能认为我在吹牛，但我要告诉你，这是真事。只是，他并不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而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日本人称之为“重庆地下分子”！

把我父亲发展为“地下党”的，是另一位国民党的地下党。他姓赵，是学校里的语文老师，尤其精通先秦散文及唐诗，而且上课前从不备课，但学生就爱听他讲课。赵老师是军统的骨干分子，也有说他是军统青岛站副站长的。说起他们从事的地下工作，甚是好笑，根本不是什么行刺，暗杀或搞爆破，而是听收音机，记录新闻，然后刻印成传单散发。

当时，日本当局为了控制中国老百姓的思想，对收音机管制特别严。老百姓只能使用伪“华北广播协会”监制的三管或四管收音机。三管只能收青岛的，四管只能收北平的。同时实施收音机登记收费办法，凡有收音机的，电台每月派人收取所谓的“收听费”（大概就像现在的管理费）。由日本宪兵亲自挨家挨户检查收音机。认为没有问题的就在收音机上贴上一张盖有“日本宪兵队检阅济”的纸条（就是“验讫”的意思）。如果发现收音机是“超外差式两个波段”的，那就是反满抗日，收听敌台的证据。灾难将随之而来。

赵老师同我父亲的武器恰好是一台两波段的收音机。那时，赵老师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民房，两人常常以讨论功课为名偷听重庆电台的广播，然后将广播内容记下，再交相关人员刻印成传单散发。为了保密起见，他们一律是单线联系3ǔω　ω。ｃōｍ。纪律一点也不比我党的差！

大约一直干到1942年，赵老师终于被发现了。发现他的是另一位老师，教数学的，外号蛤蟆眼。这人的实际身份是南京汪系76号的特务，同时又是日本人在青岛的黑社会组织“地涌塾”的成员。单从“塾”的字义讲，是个学习团体，但他实际上以学习为表象，实为培养为日本人工作的特工人员，他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的老师和学生，地点设在太平路栈桥西边郯城路南口的一个小院内。由日本人提供全额拨款。对学员进行忠君、爱国、爱东亚、灭共产的思想教育，同时还要学习拳道、剑术等等。

蛤蟆眼对赵老师进行了长时间的跟踪，终于在一天晚上逮捕了他。并当场搜出了那部两波段的收音机。巧的是，我父亲那天不在。日本人将赵老师抓进宪兵队进行了严刑拷打，要他说出他的下线。但赵老师死也不说，致使日本人束手无策（赵后来被判处15年监禁，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方才出狱，由戴笠派专机接回重庆）。

蛤蟆眼将怀疑的目光盯向了平时与赵老师“过从甚密”的我父亲，但苦于没有具体证据又不好随便捕人。这时东野老师起了个好作用，他拍着胸膛说：“王的好学生，反日的不回（会）。”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不料这时我叔叔又“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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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第31章

“重庆地下分子”及赴日留学梦（2）

人说性格决定命运，真是一点不假。我叔叔上中学后，老实、木讷、本分的性格几趋形成。平日里，他就知道学习。他数学、三角、几何、物理一般，但日语学得挺好，常常是“优等生”，月月能拿奖学金。兄弟俩星期天下馆子吃海鲜，全是弟弟请客。

顺理成章的，我叔叔的大名上了“赴日留学生预备名单”。这时，班里的一名叫静江美惠子的日本女同学爱上了我叔叔。日本小姑娘的示爱方式丝毫不亚于欧洲女孩，同样的大胆而热烈。她的父亲是青岛一座日本纱厂的老板，家里很有钱，她经常给我叔叔买好吃的，一口一个“续荫君”，喊一声鞠一个躬。她还常常到我叔叔住的集体宿舍里找出他的脏衣服来洗。有时星期天，她还雇上一辆黄包车拉着我叔叔去游玩。

不过，我叔叔的艳福终于招来了他班上几个日本男生的嫉妒，他们抽空子在一天晚自习后，把我叔叔痛打了一顿。

这事让我父亲知道了，他岂能善罢甘休。他专门选在大白天上课的时候，手提一根大木棒（用报纸包好），从教室后门进入，照着打我弟弟的几个日本男生每人一棒，直打得那几个小子躺在地上哇哇乱叫。我父亲还不罢休，吼道：“今天下午大操场，武士大大的，谁不去谁孙子……”

说完，扛起木棒扬长而去。

事情当然闹大了，学校决定开除我父亲。

正巧，日方外调我家情况的人员也回来了（赴日留学生一律政审，日本人的政审同样严厉，家里人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反日背景）。结果令校方大吃一惊：其父系当地有名的抗日武装首领，断不可重用……（此前，兄弟俩的档案填的是“小商人”，父亲为沂蒙县“穆陵关炭栈”老板。）

于是，结果可想而知，兄弟俩均被学校以“打架斗殴，滋事挠学”为名，驱出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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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家的火车上，兄弟俩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先是哥哥问：“怎么样，那个……那个她了吗？”

弟弟不解：“哪个哪个呀……”

哥哥有点急：“那个就是那个呗……”说着做了个下流的动作。

弟弟明白了：“没……没那个。但那个了……”

轮到哥哥不明白了：“那个是哪个呀……”

弟弟又瞧不起了：“那个还不明白呀，真是……”说着做了个亲嘴的动作。

“原来是这个呀？”哥哥马上又瞧不起了，“这个算什么呀，要是我，早干了！不干白不干。”

“她倒是让我干来……”弟弟有几分懊丧。

“傻吧……”哥哥哼了一声。

需要交代的是，静江美惠子一年以后，还专程到沂蒙找过我叔叔，她去了“穆陵关炭栈”。但到那里哪能找得到人呢？最后是几经打探，才知道我们家是老鹰崮的人，但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她一个年轻的日本女孩怎敢贸然上山。这位多情的日本姑娘只好怅然返回。

第四部分

第32章

第三次大围剿（1）

小兄弟俩回到老鹰崮不久，就发生了日寇对老鹰崮进行的第三次大围剿的事件。

这次大围剿源于一位日军飞行员的意外被俘……不久前，一架日军飞机从徐州飞青岛执行任务，不料飞到老鹰崮上空出了机械故障，飞行员只好迫降在了三龙泉附近的一块玉米地里。俘获他时，还费了老鼻子劲，他拒不投降，还用手枪打伤了我们三个弟兄，其中就有牛蛋，这小子的左手中弹，直接影响了他的螳螂拳（左手不便，直接影响右手），把这小子恨得鼓鼓的，恨不能一刀一刀零剐了他。

我爷爷当然知道这飞行员的价值。所以，便派专人守护，任何人不得伤害他。而以前抓住了日本兵，总是要让那些龟孙子受点皮肉之苦。

八路军首先听说了，关庆民派那四亲自上山，要求我爷爷换三位被俘的八路军干部，其中最高级别的有滨海兵工厂的一位副厂长和一位北海银行专管印钞技术的工程师。其次，还有四支队的一位副团长。

王达礼听说了，也立刻亲自上门，要求用这位飞行员换回军统青岛特别行动小组的三名成员。这三名成员是按戴笠的命令，潜回青岛准备搞城市暗杀和破坏日军胶济线运输的。不料行至沂蒙时，被日军抓获。三人都受到了严刑拷打。其中一人双腿被打断，另一人一只眼珠被挖出喂了狼狗。还有一人被打断了三根肋骨。但这三人至死不降。戴笠亲自电示沈鸿烈营救，沈鸿烈又将营救的任务交给了王达礼。

我爷爷跟山上的杆子们一商量，认为不管是共产党的人，还是国民党的人，咱都救，咱行善行到底。

日军也很痛快，同意了我方一换六的方案。

这一切都没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双方交换完人员以后，大约过了两天，那位日军飞行员突然大吐血而亡。临蹬腿前骂道：“支那人……良心大大的坏了，比武的，使了暗器……”

原来，在被释放的前天晚上，被打伤的牛蛋主动找上门来，要与这位飞行员“比武”。日军飞行员傲气十足，欣然应战。两个回合下来，牛蛋“败得很惨”。日军飞行员更加不可一世，一口一个“支那猪”的狂骂。到了第三个回合，眼看就在牛蛋又要被击倒地的时候，只见他大吼一声，来了个黑虎掏心，朝着日军飞行员的胸口重重一掌。那小鬼子不由得一个哆嗦，但很快又稳住了，并将牛蛋再次击倒。小鬼子乐得哈哈大笑。其实懂得武功的人都知道，牛蛋的这一掌击出的是“内功”，被击者看上去没什么损伤，但过去一二天后，内脏就会彻底玩儿完。故武林界早有“一拳不如一掌”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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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吃了亏，当即恼羞成怒，发誓要教训一下这些“不守信用”的中国人。这次日军出动了两个小队和伪和平建国军两个中队。兵力虽不是很多，但有一点是狠毒的，他们事先占领了穆陵关。也就是说，他们挡住了我爷爷他们的退路。迫使我爷爷同他们决战。

形势是严峻的。我爷爷和来顺等几个头目一商量，当下作出三项决定：一是尽快疏散家属和附近百姓，向西南方向的三岔沂源山区转移；二，加修工事，准备决战；三，分别去给关庆民和王达礼送信，要求他们增援。

我奶奶主张她的两个宝贝儿子跟“家属”一块撤。但我父亲和我叔叔都不愿意，他兄弟俩说，我们都大了，又是男人，我们要打鬼子，不能当缩头乌龟。

我爷爷当然同意小兄弟俩的要求，冲我奶奶瞪了一眼：“队伍里不是有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吗？人家的孩子能打，咱们的就不能打？”

我奶奶哭得嘤嘤的，又不敢大声哭：“可他们不会……会放枪呀。”

“我另有任用！”我爷爷说。

原来，我爷爷说的另有任用就是让小弟兄俩分别去送鸡毛信（真正的鸡毛信，用腊封上口，上粘一根血红的鸡毛）。

“六指，你带上你大兄弟去找王县长的保安团。”我爷爷马上点兵布将：“牛蛋，你带上你二兄弟去柿子崮，找八路军的关庆民。”

我父亲和我叔叔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执行任务。我父亲就是事多，他突然提到：“爹，那得发枝盒子炮给我们吧。”

我叔叔也跟着叫劲：“我想要枝小点的王八盒子。”

我爷爷说：“不行，山上要打仗，缺枪，再说你们也不会使。这样吧，一人两颗手榴弹。”

小兄弟俩虽然不高兴，但还是接受了，有家伙总比没家伙强嘛。四个人刚刚下山，小鬼子的进攻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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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小鬼子的兵力虽不多，但却带来了两门八二迫击炮。这玩意儿专打躲在大石头后边的目标，一般情况下，一敲一个准。而且这玩意儿不同于日军班一级携带的掷弹筒，它可以躲在三四百米远的地方，悠闲自得地敲你，而你要想打它，却不那么容易。

鬼子还是老战术，先炮轰，后冲锋。

迫击炮弹带着“嘶嘶”的刺耳声，一颗颗落在老鹰崮上。一时间，老鹰崮上硝烟弥漫，弹片横飞。山上的弟兄们不时有人伤亡，有人在骂，有人疼得嗷嗷大哭。

我爷爷有点沉不住气了：“来顺兄弟，你在这儿盯着，我去阵地看看，这小鬼子的炮实在邪乎。”

他专门到四门土炮那里查看了情况。如今老赖疤不在了，就由他的几个徒弟来放炮。“炮长”是那个上次被那四救过的枣孩，这小子机灵，放起短捻炮来，不比老赖疤胆小。但这小子会保护自己，他让所有的弟兄，每人耳朵里塞了一块小猪肉，以防震聋耳朵。这小子凭着这种机灵，以后当了我军的师长。（我就是当的他的兵，时间是1973年，呵呵。）

枣孩大声地对我爷爷说：“大掌柜的你放心，我这四门炮今天全部要喝血……”

我爷爷什么也没说，只是拍了拍枣孩的肩膀……

第四部分

第32章

第三次大围剿（2）

我爷爷又跑到了一枪准趴着的地方，一看，火了：“你怎么躲这么个小地方，炸伤了你怎么办，过一会全靠你点名了。”

一枪准狡黠地眨眨眼：“大掌柜的外行不是？这小鬼子的迫击炮专捡大石头打，我这小石头正好。你数数，我周边有一颗炮弹吗？”

我爷爷捶了他一拳：“要不就说你是老油子呢。”

一枪准还忘不了说笑话：“大掌柜的，我要是再敲个小队长，你得请我喝酒呀。”

我爷爷说：“你别敲小队长了，你等会就敲那几个放炮的吧，这炮让咱吃亏不少。”

一枪准说：“太远，这我没把握。再说，他们躲在一片凹地里。”

我爷爷说：“我不要求你打中，你就给我一枪一枪地放，只要不让他们顺顺当当的……”

“我懂，我懂，这叫火力压制……”一枪准马上明白了。

一枪准的枪是枝三八大盖，这是队伍缴获的第一批日军装备，他平时擦得贼亮，谁也不让碰，只是把刺刀给了别人：“我用不着这玩意儿……”

话未落定，小鬼子们的冲锋开始了。小鬼子穿的是米黄色的军装，黄压压的一片，和平建国军穿的是灰军装，灰压压的一片。如同电影里看到的一样，和平建国军的士兵冲在前边，小鬼子压在后边，不同的是，冲在前边的伪军并不是胆小怕死，畏缩不前；而是都很勇敢（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正是这支伪军（炫）（书）（网），在几年后的济南战役时，随吴化文起义，后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一年多后，又是这支部队，第一个冲上了南京的蒋介石总统府）。

伪军同小鬼子冲得都挺放心，觉着轰了大半个时辰，山上的活人该是不多了。但没想到，刚刚冲上前沿，山上的步枪、机枪、土炮就一起开火，一下打倒了一大片。

不知是谁出了个主意，说放火烧，因为这会儿刮的是顺山风。于是，就有弟兄点起了山火。这山火一烧，伪军和日军都沉不住气了。一个个全从草丛、石后站起来。山上又是一阵乱打，伪军和小鬼子又倒下一片。其余的全撤了丫子。

山上的弟兄们一看敌人退了，高兴地欢呼起来。一个弟兄有点太得意忘形了，竟站起来欢呼，被趴在下边的一个负了伤的伪军一枪把嘴打烂了，疼得呜呜的直叫。

这一下把枣孩惹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