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匪王-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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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望了老人。老人的第一句就是：“要不是你爷爷，祈安当年早就饿死了。祈安这条命是你奶奶的命换的……”至于这一点，我会慢慢地告诉大家。

春雨下起来了，而且是少见的连阴天。整个天空黑沉沉的，雨丝不大，但也不停，淅淅沥沥的没完没了。直下得路边的青石板生了青苔，直下得老屋里的椽子头起了白毛。处在这样的天气里，人们的心情除了烦躁还是烦躁，没有半点敞亮。

早就传来了消息，说五月一日前要杀一批反革命，人数为全区之首。

五月一日的前一天，雨突然停了，街上有了行人，小鸟也出来觅食了。但天还没放晴，仍是阴沉沉的，似乎随时都可能重新下雨。

开午饭的时候，突然飘来了红烧肉的香味，每个号子里还破例发了一瓶景芝白干。有经验的犯人马上明白了：这是上路饭！这么说，马上就要……

果不其然，院里响起了美国道奇大卡车特有的轰鸣声。院里一片嘈杂，间或还有拉枪栓的声音。大伙很快听明白了，趁着天放晴，决定提前在今天下午行刑。因为不下雨，可以召集更多的革命群众观看，以壮革命声威。事情就这么简单。

监房里立刻陷入了一片骚动。有人当场大哭起来，有人瘫倒在地上，有的两眼发直，神志混沌。也有的在做最后的喊冤：“报告政府，俺冤哪……”

那位60多岁的老油子哈哈一阵大笑，抓起酒瓶就喝：“不吃白不吃，死也要当饱死鬼！”

一枪准也不免有些忐忑不安，他不相信这是上路饭，更不愿相信这批即将上路的人里也会有自己。他坚信肯定会有人打开牢门喊道：“李丰收，出来……”

也许，大掌柜的正在跟县委书记据理相争。也许，县委书记说，这事还算事吗？我马上给公安局长打个电话。也许公安局长已经接到了电话。也许公安局长正坐着美国小吉普向看守所驶来。也许，这些人要跟自己开个小玩笑，直到枪响前的一刹那，才拍拍自己的肩膀：起来吧，老哥，没你的事……因为那时陪绑是常有的事。

但是，这些“也许”都没有出现。

一枪准还是同所有的犯人一样，被五花大绑押上了第三辆美国道奇大卡车。他这车一共装了20多个死刑犯。

犯人先是游街示众。小小的沂蒙县被游了两个来回。正好是风停雨霁，街上行人正多的时候。很多人朝这些反革命分子扔石头、土块。这些人中小孩居多，越是小孩扔得越起劲。

“贵他爹呀，听说县委书记已经批了……这是咋回事呀……”

一枪准迷迷糊糊中听到车下有人在大声喊，他一个激灵，听清了，是自己的老伴在喊。他急忙循声望去，见自己的老婆正踮着个小脚跟着他的车跑哩。他一下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怎么，县委书记批了？可信呢？”

“批了，肯定的，大掌柜的亲眼看见的……”

“那这是咋回事……”一枪准还想喊，但让押解的解放军战士照头拍了一巴掌。

“俺有县委书记……记的保信……”

“还省委书记呢？谁都想拉大旗……”说话的是押解的班长，最多十八九岁，挎了一支冲锋枪。

“轰……”首先是犯人们笑了起来，笑声里充满了幸灾乐祸。

“不，真的，俺真有县委书记的……啊啊啊……”再也喊不出来了。

原来，一枪准的喊冤声惹烦了押车的班长，班长就熊那个战士对阶级敌人不狠，战士一肚子气就全撒在一枪准身上。他一使劲，将手中的活扣一紧，五花大绑中的制胜一招起作用了。一枪准被勒得脸红脖子粗，根本无法张嘴，只能靠鼻孔呼吸。

直到来到城东关的刑场，一枪准一直没有机会再喊他的“县委书记……”

那么事情的真相又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县委书记真的批示了，而且批语还特别详细：查该犯没有民愤，没有人命，且抗战有功，应予减刑……信写好后。秘书就交与了通讯员。通讯员16岁，还是个孩子，因下雨路滑，就没当时送公安局。反正明天才杀人，今晚送去也不迟。不料，下午老天突然放晴，于是……

说起来，谁也没有错，但一条人命就搭上了。

第五部分

第42章

只可错抓，不能错放（1）

我父亲出事那年是1953年，即三反五反深入发展的那一年。如果说以往的一些事端毕竟是发生在我爷爷的故交、朋友、战友身上，因而涉及未深的话，那么，这次可就是他的至亲了。

我父亲是在淮海战役前转业的。这也许让你感到奇怪。不错，当时正是组织干部南下的时候，山东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地方干部随部队南下，准备接收新解放区，当时的一些通讯员、炊事员之类的后来都混到了县团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父亲怎么会转业呢？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首先是因为我父亲有文化，那时正规中学毕业的中学生如凤毛麟角。二是他在部队管后勤管出了经验，而当时的沂蒙县正缺个这方面的人手。三则是我爷爷的影响。当时的县委书记马大林（刚解放时县级领导换得很勤）就认为，凭着我爷爷的人脉，有些工作可以好开展。

就这样，马大林书记亲自找到了部队，要求把我父亲留地方工作。马书记的理由是：南下固然重要，但老根据地的工作也不能偏废。只有把地方工作搞好了，才能有力地支援前方……就这样，我父亲就回了地方，担任了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管县委、县府的后勤保障工作。

你要问当时的干部是愿意南下，还是愿意留下，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百分之二百的愿意留下，尽管他们表面上还要纷纷报名。道理很简单，故土难离，家乡最好。中国人积淀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的思想和小农意识并不是几句漂亮口号就能根除的。至于后来很多人都混成了高官，那是以后的事。人可没有前后眼，况且做官也不见得是件好事。

所以，当时更真实的情况是，很多南下干部还没过江就开始想家，再加上水土不服，很多人开始烂脚丫，生疥疮，大米也吃不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开小差回了家，他们宁肯党员职务不要，也要回家，哪怕下庄户种地。在这些人中，有的甚至是抗战初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而我父亲能有幸被组织留下，并得到重用，的确是件让人喜上眉梢的事情。

我爷爷听说后，更是高兴，连连诵道：“老来有一子陪伴在身边，乃最大的幸福……美不美，家乡水，身在家乡其生可乐，其死可葬，无憾无怨。”

我父亲回到地方后，首先上了山，同我爷爷一起，去我三奶奶及小姑姑的坟前烧了纸，告诉她们，他回来了，可以常来看望她们。同时，还代表他那已杳无音信的国民党弟弟，我那憨憨可爱的叔叔给她们磕了三个头。

晚上吃饭，我奶奶做了几个菜，一家人破例地喝了点酒。我爷爷郑重其事地说：“饮水不忘挖井人。咱欠人家马书记一个人情，你只能好好地干才能报答人家。”

没想到这一个“报答”就出事啦……

当时在我父亲掌管的县机关财政中，有一批土改批斗地主时分得的浮财，其中有件无价之宝的工艺品。这件工艺品由一个汉白玉的白菜叶和一只翡翠绿的蝈蝈组成，玲珑剔透、惟妙惟肖，十分逼真。晴天对着阳光可隐约透视蝈蝈的内脏，阴天时，白菜叶则可渗出细细的水珠。当时，有人说，这是件价值连城的宝物，连不了全城，也能连半个城。

那天我父亲正在仓库里点验浮财，马书记走了进去，一看这宝物，便爱不释手，说，拿去研究研究，几天就送回来。当时我父亲碍于面子，也没办什么手续就让他拿走了，这是1952年割麦时的事。

但从那以后，马书记再也没提送回的事。我父亲也不好意思开口提及此事。此事就拖了下来。

1952年秋，中央一声令下，作出了开展三反五反的决定，其中就有反贪污、反浪费。运动一开展，肯定要查钱和物。一查，那件汉白玉的工艺品不见了。

在这以前，我父亲曾暗示过马书记，要搞运动了，是不是……但马书记顾左右而言他，竟不提这事。

检查结果可想而知，我父亲马上被隔离审查。

在县委机关小范围的批斗会上，我父亲不知如何是好。他多次用求助的眼光看向主持会议的马书记，马书记则有意避开……

在大伙的连连批斗下，我父亲只好说：“我也不知道它跑什么地方了，反正我没贪污……”

在所有的批斗者中，有一个人是最积极的，他就是办公室的另一位副主任巩海峰。因为他与我父亲都在追求我的母亲，被荣称为“县委一枝花”的打字员李梅。

巩海峰对我父亲是不依不饶：“就你自己保管，你没贪污，那是谁拿了？”

我父亲只好辩解：“我真的没拿……”

“那难道是它自己长翅膀飞走了？”巩海峰挥拳要打，被马书记制止了。但这人马上又抬出了另一个任何人都没想到的问题：“还有，你在青岛上学期间，涉嫌参加国民党的军统组织。你必须向组织上说清楚！”

“胡扯，这是血口喷人！”我父亲的性格决定了他绝不是任人拿捏的人，他马上跳了起来，“这是无中生有的事！当时，我只是参加了一位老师组织的抗日活动，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国民党，更没参加什么军统组织……”

“那你为什么被学校开除了？”

“那是因为我参加了抗日活动，但参加抗日活动并不等于参加了国民党，更不能等于参加了军统组织。”我父亲据理相争，“再说，那时提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我父亲终生不改的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最终在14年后要了他的命。

这时，马书记讲话了，他不紧不慢地说道：“今天是谈经济问题，而非别的，我看这样吧，这事先别急，还是让王世荫同志自己考虑一下吧。王世荫同志也是个老同志了，谅他会有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的政策呢，历来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掉一个坏人……”

“我要见我爹！”我父亲当时吼了起来。

没想到马书记十分痛快地答应了我父亲的要求。书记表了态，其他人也就不便说什么了。

第五部分

第42章

只可错抓，不能错放（2）

消息很快传到崮下村，我奶奶哭了一夜，我爷爷沉默不语。第二天一大早，我爷爷急三火四地下了山。他始终坚信，他的儿子不会干这事的。

一见面，我父亲就嗷嗷大哭起来，趁着看守不注意，我父亲将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我爷爷立刻释然：“噢——原来如此。”

“爹，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爷爷思忖良久，沉稳地说道：“无论如何不能咬出马书记来。因为当时就你两人在场，没人为你作证。马书记来个死活不认账，你也枉然。如此，还得罪了马书记，他再来个落井下石，你就彻底完了。现如今只有一个法，就是咬死不知道，因为同样没人证明你偷走了。事实上你也没偷。这样，最多是个保管不慎，落个无头案。这样，就保住了马书记，保住了马书记，就有希望保住你自己！”

“马书记老是装憨……”我父亲愤愤地说。

“孩子呀，能装憨的人是最聪明的。”

最后，我爷爷这样告诫我父亲：你就来个一问三不知，我在外边再找找马书记。

我爷爷当然要找他！不找他找谁呢？

我爷爷大大方方地提了几斤核桃去找马书记，到县委大院他的家里找的他，大白天的，刚吃过午饭，而且是逢人便问。所以，大院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马书记及爱人格外地客气，又是递烟，又是泡茶，我爷爷一一谢过：“马书记呀，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

“哪里哪里，我正想去山上看您呢。”

我爷爷不亢不卑：“这话我相信。这不，我这主动登门了。”

马书记又是一阵哈哈。

我爷爷继续说：“咱开门见山吧，世荫这孩子是你要来的，如今出事了，怪只怪他没经过什么历练。没什么社会经验。现在，能救他的只有你马书记，还望马书记……”

马书记连连说道：“唉，王老先生呀，这话还用说吗？咱们谁跟谁呀？世荫这孩子有文化，又聪明，将来一定会有前途。你放心，我会竭尽全力的。”

“好！”我爷爷又像是回到了当年的老鹰崮，“有马书记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相信马书记乃真君子，说到做到。在下我先谢了！”

马书记也连连拱手：“理当全力保护。嘿，小巩那里嘛，好说，我知道这里也掺杂了年轻人恋爱的因素，您放心。”

听了这话，我爷爷从骨子深处佩服马书记的城府老道和政治伎俩。最后又搁下一句话：“马书记想必是明白人。世荫万一有差错闪失，恐怕您这当……”

“打住，打住！”马书记不再让我爷爷说下去，“这儿我说了算，我是县委书记，王老先生恐怕还不知道这次运动的政策吧？叫只可错抓，不能错放。所以，我只好……哈哈……”

“只可错抓，不能错放……”我爷爷对这句话咀嚼了半天。

“哈哈……”最后，两个人全笑了。

。。。。。。

事情的结果是不了了之。这个不了了之是指没有被逮捕判刑。

马书记亲自对这个案子作了批示：没有证据证明王世荫同志贪污，此宝物极有可能被盗。建议加强对此类浮财的管理（以后就由银行统一保管了）。

但宝物毕竟是在我父亲手里被搞出的，我父亲受到了行政和党内处分：撤销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党内严重警告（那时还没有划分行政级别）。

正好国家开始掀起经济建设高潮，枣庄矿区急需大批干部，当时称之为“上企业”。我父亲就被调到了枣庄矿区。名义上说是支援工业建设，实际上还是“变相发配”。凡是调去的干部，大都是有点毛病和不足的。我父亲虽不愿去，但也是不得不去。

好在，一枝花李梅毅然决定同我父亲一块儿调往枣庄。这就给了我父亲极大的安慰。以后，他们两人在枣庄结婚，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就是我。所以，搞得枣庄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李梅的决定大大地伤了巩海峰的面子，他对我的父亲更加嫉恨在心，“文革”中的1967年，枣庄的造反派来沂蒙调查我父亲的问题，身为县革委副主任的他竟添油加醋，说我父亲曾参加过军统。正是这一结论，弄得我父亲至今下落不明。

我奶奶则以为枣庄是在中国的最南边，去枣庄又是“南下”，便急得光是哭，直到我爷爷说枣庄就在省内，不远，坐火车当天就到，这才不哭了。

当李梅第一次以儿媳妇的身份来山上看我爷爷奶奶时，我父亲悄悄地说，他仍没告诉李梅此次事件的实情，我爷爷用力地拍了拍他儿子的肩膀，用我们党内经常夸干部的那句话说：“王八羔子啊，你成熟了……”

第五部分

第43章

反右反右，鬼哭神愁（1）

恐怕谁都没有注意到1957年是农历的丁酉年，这一年又是鸡年。民间早有“鸡年难吉”的老话，故又有“丁酉丁酉，鸡鸣泪流，反右反右，鬼哭神愁”的说法。

但是，当年所打的55万名“右派”中，有一人记住了，他就是当年山东农业口的右派分子之一季风，即我爷爷上世纪30年代在家乡搞“乡村建设实验”时的老朋友。他是因为一个字而被打成的右派。

1990年春的一天，受我爷爷委托，我在济南东郊的燕山小区找到他时，已是耋耄之年的季风老人思路仍十分清晰，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谈了一下午：“要不是您爷爷，我早完蛋了……还有那个小右派路琴……”

“您是说路琴阿姨……”这些故事我已听我爷爷讲过多遍。

“对对，我们还是常见面的，患难之交呀。”季风老人连连点头。

“我已经看望过她了，她也快退休了。”我急忙说，“我爷爷说了，马上就来济南住一段时间，来了就会来你们家的，他说一定要聚一聚。”

季风老人说：“来的时候什么都别带，就带些三龙潭的虾来就行……”

我一听就笑了：“季爷爷，您还没忘了用网打捞红虾的事吧。”

季风老人马上会心地笑了：“哈哈，这是我当年出的洋相啊，一晃都30多年了……”

。。。。。。

其实，我爷爷说，真的不是他事后诸葛亮。1957年那年，他也预感到要出事。因为我三奶奶及我小姑的坟头上的野独蒜又莫名其妙地发黄了。我爷爷一生不信这教那教，但却十分迷信，凡事常常讲预兆，有点什么事就十分过敏。1947年那年，这蒜也黄过，光长叶子不长蒜，那一年，国共两党在我们家乡打了几次大的恶仗，还闹了土改与还乡团。

知道野独蒜吗（也叫贼蒜）？这是一种爱在坟头上长的一种草类。根部只长一个独蒜头，大的有大拇指那么大，味道和大蒜一样。老乡们常常挖来调菜吃。同时，又有种说法，谁家的野独蒜长得旺，说明谁家的人丁就兴旺，家业就发达。

我爷爷是在去县里开政协会时，无意中碰到季风的。那个时候，已经是第二届政协了。建国前的参议员几乎全部进了政协，大部分都没有实际职务，只是领的工资不少，我爷爷就领97。46元，按内部的说法“相当于17级”，因为他的资历老。

那天，县委会议室里很热闹，县委马书记（此人不久后调地区任副专员）正在讲话，说讲话有点客气，实为训话，每训几句，还念一段毛泽东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会议桌前围了十几个人，人人都低着头，面色难看，萎靡不振。在他们的后边，还放着些铺盖、行李等。我爷爷一问才知道是省里统一分下来的“右派”，县里劳动改造的，这些人要一直分到各村。

在没有发现季风前，首先引起我爷爷注意的倒是个小闺女“右派”，那闺女最多不过20岁，黄黄的脸，扎了两条小辫。说她是黄毛丫头吧，可她又像是个刚刚做了母亲的，因为她的两个乳房鼓得老高，胸前的花格上衣明显有被奶水浸透的水迹。她始终泪眼汪汪，隔不一会，就要在办公室一位女打字员的陪同下去厕所一趟。我爷爷天生的心善，便拉住打字员问：“这闺女怎么了？”

打字员小声告诉他，她不是个闺女了，是个六月大的孩子的母亲，是济南文化口的一个“右派”。因在哺乳期突然下放，奶涨，需要经常地挤挤奶。她哭是可怜家中的孩子没奶吃。

“真可怜……”我爷爷脱口而出。

“老政协，这话只能您说。”那打字员说完急忙溜了。

那时，人们称呼公家的人（拿工资，吃皇粮的），都习惯是姓氏加上职务或职业，如张书记、李县长、王记者、赵技术员。我爷爷是个政协委员，县里的人便称他为王政协，年轻点的便尊称他“老政协”。

“这个小闺女我要了……”我爷爷当即决定，将这位小母亲要到崮下村去。他刚一定下这一念头，心里又咯噔一下，怎么了？原来他看到了季风！

不错。是这老弟，还是当年那个样，只是胖了些，眼镜也换了，似乎还不如当年的气派。怎么？他也成了“右派”？嗯……随后我爷爷释然，是呀，不打他的“右派”，还打谁的“右派”呢？梁漱溟老先生解放后受批，韩复榘是个军阀……

还是那句老话，别看我爷爷身居山乡僻壤，但他有文化，有看报纸和听广播的习惯（这时资讯传播的途径又多了项广播）。所以，对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时事要闻，他都能知道个八九。对于反右运动他始终也有自己的看法，共产党的有些人气量太小，号召人家提意见，人家提了，又说人家反党……

“马书记，分我两个‘右派’吧。”会议一结束，我爷爷就拉住了马大林。马大林因在我父亲的问题上有愧，对我爷爷始终是尊重有加。

马大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老哥，这些“右派”是下乡来改造的，谁都不想要，您怎么……”

“我最会改造人了，谁不知道？哈哈……”我爷爷示意嗦。

“好好好，就依您的办。”马大林也乐于送个顺水人情。

第二天，一男一女，一老一小两个“右派”就被接到了崮下村，接人的事是我爷爷亲自安排的。当时的村支书姓穆，不到30岁，是个复员兵，村里人都称他穆蛋，他对我爷爷十分尊重。同村里其他人一样，称我爷爷为“三爷爷”。当天一大早，他就派出了村（这时，已称高级社）里惟一的一辆胶轮大车。接回来时，村里才刚刚吃过晌午饭。

在这以前，我奶奶已经听我爷爷说了有个名叫路琴的“小闺女正奶着孩子被打成了‘右派’”的事。所以，车一停，我奶奶首先接过了路琴的行李：“来，路‘右派’，跟大娘走……”

村里人一开始仍按老规矩，称这两人为“路右派”和“季右派”。只是过了一段日子里，在两人的“强烈要求”下，才改了称呼。

“大娘，上哪去……”

我奶奶踮着个小脚说：“先找个孩子吃吃奶，别鼓着，这个时候不能鼓，要不会落下病，再生孩子就不好办了。”

那位小母亲当时就哭了。

以后，这位叫路琴的小母亲就被穆蛋直接安排到了自己的一个侄子家里，他侄媳妇刘英（这位“花木兰”的故事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