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匪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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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个巴子的我懂，这叫靠山吃山。”呱的一声，韩复榘朝着脑瓜又是一下。

第二部分

第14章

只想当梁先生的好学生

我爷爷真正为官一任，富民一方，则是在“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在沂蒙县推广之时。说到“乡村运动”就要说到中国的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先生。

在笔者看来，梁先生不仅是一位大儒，还是一位聪明人。他是一位同孙中山一样“聪明”的聪明人。孙中山的聪明在于看清了旧中国腐败落后的根子——封建专制，梁先生的聪明在于看透了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即中国的农民过于散漫、愚昧和落后。这种散漫、愚昧、落后的主要表现是：一、缺少最起码的启蒙教育，缺少最起码的文化知识。五四运动之风远远没有吹到农村；二、长久的处于无政府状态，形同一盘散沙。现有的政府机构，也是只知道收税拉夫，远不知道为农民服务；三、经济凋敝，生产长年处于一种原始状态，靠天吃饭已成多年旧俗老约，没有半点“新法治农”的意识（如今讲科学种田）。而农村经济的停滞、凋敝又影响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梁先生的一句话一语中的：中国的历代政府不管农民，农民也不关心政府……

鉴于此，出身书香门第，一直生活在城市的梁先生决心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他力志从最基本的教育、开化入手。试图为中国农村的发展闯出一条新路。一开始，这位性格倔强的大儒先是在李济琛掌权的广东开展试点，名曰“乡治讲习所”。后因蒋介石扣留了李济琛而未办成，便又到河南搞了一阵，并成立了河南村治学院，梁任教务长，并亲自撰写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但因种种原因，效果不甚明显。

1930年9月，韩复榘正式到山东主政。这时，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的宏图也有了新的契机。韩复榘热烈欢迎他率领河南村治学院的一帮学者到山东搞乡村建设。

村治学院的主要课程有：乡村建设理论、农业知识、农村自卫、精神陶练、武术等科目。学院院务组织有：教务处、庶务处、图书馆、乡村书店、招待所、农场、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庄仓合作社、卫生院、凿井队，其中农场和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十分活跃，农场养有波支猪（波兰与中国猪混交种）、荷兰牛，有鸡场、鸭场，另设美棉托里斯种子田。农场领导养蜂、养蚕、领导带头植树造林，成立林业工会。县政府还设有户籍室、承审室、公报处、民众问事处、金融流通处、合作金库、乡村饭店、农民自新习艺所、国术馆等，邹平全县划为14个乡。县政府讲究高效办公，15间办公室实行“合署办公”，县长以下直辖一室五科（你看了以上这些感到吃惊是不是？然而这都是历史的事实）。

梁先生在邹平县的试验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可，遂由内政部召开第二次内政会议，议决县政府改革方案，令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并设实验县。

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沂蒙县离着邹平最多100公里，故邹县乡村建设的经验很快在沂蒙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县长王达礼更是十分积极（王因推广乡村建设经验有功，于1936年升任青州专署副专员，但主要还是兼沂蒙县县长，他与我爷爷之间的故事一直延续到1943年，他死于对日军的作战为止），专门从邹县的乡村建设学院要来了17名学生，协助他工作。

分给我爷爷那个区（第九区，下辖三个乡，40多个村）的学生叫季风，20来岁，有文化、工作积极性高。当时，这批学生的官名叫“协理官”，即协助区长工作。很有权力（不像现在的某些顾问，一不顾二不问）。有时，重大的事情他们有拍板权，我爷爷非常尊重他，尽管他比我爷爷小11岁，大家都称他“季协理官”。而他也很尊重我爷爷，既不像杆子们那样称他“大掌柜”的，也不像老百姓那样称他“王区长”，而是尊称“汉魁兄”。

季风是济宁（府）金乡县人。在乡村建设方面很有经验。因为济宁、菏泽两个地区是全省的第二批模范示点县，季风在没有到乡村建设学进修前，是乡里的文书，已有了不少这方面的实践经验。

他和我爷爷很投脾气，就连看的书也很一致。比如《六韬》、《司马法》、《春秋左氏传》、《诗经》、《论语》、《老子》等等。其他如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之类更不在话下。

那几年里，没了兵乱，没了匪患，妇女也不再缠脚，儿童严禁被买卖，连小偷也不见了。真有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新风尚。

同时，西南三乡的生产得到了长足发展，主要以山货为主。而且这些东西要比粮食值钱得多。爷爷说，他们多是将山货卖给县里的贸售局或是来山上收货的商人，他们再将山货销往上海、北京、济南、青岛，甚至关外与内蒙。

在这些山货中，首推柿子。我们老家的柿子树有600多年的栽培历史，以果大，肉肥，色鲜，味美而著称。至今，仍有十数棵元、明年代的柿子树展现着玉树临风的美姿。老鹰崮上的孪胞柿树更是出名，年产柿子500多公斤。该树已载入本县的《炫树异木》卷册（县志的一部分）。我们老家的这种柿子特别好熟。温水浸泡10余小时即可去涩，甘甜可口，解热生津，另外它还可晒成柿饼，该柿饼圆扁（就像外星人的飞行器），甘甜性寒，败内火，凉心肺。具有润肺涩肠止血之功能，可治吐血、燥咳咯血、血淋、肠风、痔漏、痢疾等症。再就是山楂，老鹰崮的山楂，外号“大红袍”。这种山楂个大，肉肥，酸中带甜，营养丰富。它的外形特别漂亮，红艳艳，亮晶晶，上边还布满了金黄色的星星，故外号又叫“大金星”。它是健脾行气、祛瘀化痰，消食磨涨的良药。对治疗高血压、冠心病及高血脂症亦有较好的疗效（如今，济南、北京城里大街小巷的冰糖葫芦几乎全是用它作原料）。其次是娃娃蘑菇，我们当地人称它为“线莪子”。因为它形似胖胖的大娃娃，故名娃娃蘑菇。最大的重达五公斤。在七八月份阴雨连绵的天气里，它往往生长在山洞、凿顶，因在一条线上生长，故又叫线莪子。这种蘑菇色泽洁白如玉，肉质鲜嫩，味道芳香，营养特别丰富，其性甘平偏凉，能健胃宁心，调剂平衡，有小人参之称。

那几年里，可以说是沂蒙县经济发展的黄金岁月。我爷爷“统辖”的西南三乡在每年的评比中连连夺魁。

由于生活稳定富足，山上的杆子们大都自动“转业”，当了农民或果农。我爷爷说有一阵子，枪锈得都拉不开栓了。

不仅如此，他们在吃饱喝足的情况下，生意越做越大，以至于走下山来，到城里做买卖啦。

“穆陵关杂货铺”即源于此。

第二部分

第15章

天下第一关——穆陵关（1）

季风有文化、有远见，他建议我爷爷把生意做大。我爷爷很快采纳。他们立刻在沂蒙县城里开了几家货栈，一律以穆陵关开头，如穆陵关烤烟铺、穆陵关炭栈、穆陵关棉花货栈等。为什么取名“穆陵关”呢？这就是我爷爷的主意了。说到穆陵关就要说到齐长城。

原来，在秦长城之前的200年到400年，山东境内就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古长城——齐长城。齐长城西至济南、长清一带；逶迤东延，直至海边。正好它的中间一段穿过我们老家的沂蒙山区。更巧的是，素有天下第一关的穆陵关就在我们县境内。

为什么说它是“天下第一关”呢，因为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西周时期全图”上，惟一标出的关隘就是穆陵关，可见它的历史。齐国著名的宰相管仲就曾说：“齐地南至穆陵。”而穆陵是南北交通要冲和齐长城的中点。我爷爷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解放后的一段时间，站在老鹰崮的崮顶，仍可看到穆陵关关楼的雄姿（1958年大跃进，及至“文革”中的农业学大寨，齐长城遭到严重的破坏）。

中国人历来就讲究什么“八大景”（即每个县都整出八处名胜古迹来，不管这古迹是否有价值）。古老的沂蒙县自然也有它的八大景。仅从齐长城一线望去，就有穆陵关、烽火台、点将台、常将军庙、石门晚照、孔子周游列国时留下的行教堂、威震边关的韩通城等。而在这八大景中，穆陵关最有名，所以我爷爷就取了这个名。

我爷爷他们搞生意如此快当，与当时他们的西南三乡有了丰富的家底有关。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老百姓的日子普遍有了提高。那个时候，普通农民穿绸衣，戴礼帽的已不在少数。出门都是骑毛驴，极个别的还有自行车。老百姓富了，乡里自然也很富。有了家底，货栈自然就办起来了（先期收购需要大量资金，没有钱就是空想）。

以烤烟为例，当时，沂蒙及周围几个县推广美国烤烟已成气候。一到烤烟收购的季节，周村辛店的几家外国烟草公司便来当地设立收购点，收购当地农民的烤烟，我爷爷他们的“穆陵关收烟铺”便以价高，量多（不压斤两），付现钱等优势，获得了丰富的货源。当地的农民也乐于把烤烟卖给我爷爷他们。我爷爷他们一旦收集到了一定数量的烤烟，就用一辆雇来的美国道奇大卡车运往青岛，卖给当时的大英烟草公司（现在的青岛颐中烟草公司的前身，青岛足球队的球衣上的“颐中”二字便是这家公司）。有时也卖给周村的日资南信、米星等几家烟草公司。我爷爷还顺便说，日本人做生意很实在，只要质量高，价钱绝对高（日本的三家烟草公司在1938年统一合并为“华北烟草公司”）。

再就是收购棉花。棉花收上来就只有一个买主了，即青岛的九家日本大型棉纺厂。我爷爷说，说良心话，七七事变前，日本的生意人及日本企业大都能礼貌经营，合法经营。他们对中国工人都很客气，青岛棉纺厂的中国工人有几次要求加薪，日本老板都同意了。他们也会照章纳税，从不耍滑头。

位于城西关的炭栈（现沂山宾馆处），则主要经营从临朐五井挖出来的煤。临朐五井一带出煤炭是远在清朝的事。清朝中叶，这儿的煤炭生产即已成气候，故有五井之称。但当时的煤矿主只顾采，而顾不上外卖，所以，先以低价买下，再转手卖出，利益还是相当可观的，但这需要大批资金，正好我爷爷他们做到了。他们成立了沂蒙县的第一家炭栈。

季风还建议成立了手工业合作社，专门生产手工艺品和小型的手工业产品。比如用弥边河上的苇子编成草帽，用红柳条编成菜篮、礼品篮等。

尤其是他们制作的一种“马扎”更是传到了海外。我爷爷将它命名为“季风牌”，并让他一人独占两成的股份。他们以高工资（当天支付现大洋）招来附近的能工巧匠制作。

该“马扎”用木质坚、纹理细、色泽紫红的檀木、柘木、长枣木组成撑梁、撑底，放锅内蒸馏熟煮，直至木性固定不再变形或干裂，然后，晾干加工。撑子用材轻、负荷重，要经得起人体的摇摆晃动。在这里，卯榫是最关键的部位。要上下内外，直冲斜靠。为了确保质量，我们不用通常的阴榫和明榫，专用难度大的“包榫”（也称插皮），使卯眼和榫头浑为一体，永不变形和松动。撑子的各件榫合后，再用潍县、周村特铸的“竹节铜轴”贯连起来，以两爿撑扎。最后用细白线为经，蓝白两色棉纱合股线为纬，顺撑梁两侧孔眼交织成几何对称的各种图案，做成美观舒适的撑面。当时，这种产品远销青岛、烟台（有烟台人又带入了韩国）、徐州、天津等地。在1935年举办的山东手工业产品展览会上，老鹰崮展出的撑子获得特等奖。

。。。。。。

季风鬼子点多，我爷爷就十分佩服他。但凡他出的主意，我爷爷都采纳，为此，县长王达礼还想来挖墙脚，要把季风调县府规划局，统一全县的发展规划。我爷爷当然不放，说季先生是乡村建设研究院派到我这儿的，你要要人，请找梁先生（指梁漱溟）。这么一说，王达礼就无话可说了。

可他俩毕竟是拜把的兄弟呀，所以，只要县里有事我爷爷总是让季风赶过去帮忙。而季风只要下山，一准的是王达礼的那辆美国中吉普来接他——这是王达礼的专车，是韩复榘为了肯定他的工作而奖励他的。此事在当时的沂蒙县传为美谈，人人都知道韩主席奖了王县长一辆专车。

知道这辆车到沂蒙的第一天拉的是谁吧，我爷爷！王达礼拉上他说，走，老兄，到你修的马路上兜风去。我爷爷当然高兴，欣然上车，不料车没跑多远，不行了，赶快停车。怎么了？奶奶的晕车！我爷爷居然不能闻汽油味（正是这一独特的原因，断送了我爷爷以后的为官之路）。

第二部分

第15章

天下第一关——穆陵关（2）

这辆中吉普王达礼一直用到了日军来侵。他把它变卖给了烟台的一位商人，筹的钱用来拉起了抗日武装。这是后话。

王达礼因敬佩季风的人格，还主动戒了酒，并尊称他为“大学士”。说起来，这又是个小故事。有一次，王达礼把季风接下山，让他帮着筹划件事。季风给他出了三个点子，都很好。王达礼十分高兴，为表示谢意，便在德顺楼宴请季风（不过这次不是临朐全羊）。酒过三巡，王达礼又热闹起来，他非要那位60多岁的跑堂坐在他的首席喝酒，自己去替人家上菜。那老头哪敢，直是推脱。王达礼见他推脱，反而更上了劲，非要让老人“当一次县长”。如此推来让去，闹翻了整个酒楼。吃饭的不吃了做饭的不做了，统统地围了过来看热闹。

就在这僵局时分，季风说话了：“王县长，可否听我几句话？”

王达礼愣了愣：“当……当然可以。”但他手里还端着上菜盘子。

季风不动声色地说道：“县长大人一贯亲民爱民，没有官架朴实可亲，并为百姓办实事。此等美谈想必不说大家也知晓。”

围观的人群一阵鼓掌。

王达礼高兴得直晃脑袋，一仰脖子又灌下一口景芝白干。

季风接着说：“但今天之事，却有所不妥。这位大爷的工作是跑堂上菜，你不该在他的工作时间打扰他。如果真想请他吃饭，应在他不当班的时候……”

“嘘……”人群中一阵嘘声。

话不多，但在理。王达礼的脑瓜有些冷了下来，他放下了手中的菜盘：“对……不起，今天我喝高了。对……不起，我……这儿给这位老哥赔……赔不是……”说着，朝那位老跑堂的深深鞠了一躬。

那位老者也赶忙向他鞠躬。

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掌声。

人们散去后，王达礼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季先生，不，大学士，你，是第一个敢当面说我不是的人，说得好，说得对，我王某敬佩。我知道，我喝点酒就上劲，不然，大伙不会叫我王鞋底。我想利用今天这次机会正式宣布，我王某今后戒酒！”

此话一出，举座哗然。

季风慌了，赶忙站起来说：“别，别……王县长，少喝一点还是可以的。”

王达礼却上了劲：“不，不，我想试试看，不喝酒到底行不行。如今，蒋委员长号召开展新生活运动，本县长也该带个头。蒋委员长为当今皇上，却只喝白开水，我一个小小的县长为什么不可以喝白开水？好，就从今天开始，我要试一试。全县的大小官员都试一试，掀起新生活运动新高潮。”

从此后，王达礼真的戒了酒，尤其是在宴会上，他一律是以水代酒。在县府机关中，他也推行戒酒运动。尤其是对于喝醉了误事、闹事的官员，一律严惩不贷（当然不再是抡鞋底）。以此为发端，沂蒙县的民风也为之一新，打老婆的少了，打群架的少了，不孝敬父母的少了，老百姓们一个个的都跟着王县长“文明”起来（王达礼不喝酒的戒律一直到日本鬼子打进来才破戒，因为他喝了酒才能打仗，端着机枪第一个往前冲）。

关于季风，我还想交代几句。由于他的工作认真出色，梁先生想把他调回到乡村建设学院的乡村经济系做系主任。但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梁漱溟先生的整个乡村建设研究系统南迁，季风却错过了这一机会。当1938年1月11日日军占领沂蒙后，他回了他的金乡县老家，并拒绝伪职，在县城街头卖烤地瓜为生。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民省政府主席何思源先生筹办省农业厅下属的乡村经济研究所。何思源是菏泽人，与季风算是同乡，他很快得知了季风的大名，遂命人持亲笔信邀请季风来济南工作。季风欣然前往，开始了他人生的一个新阶段。

至于他解放后如何，以及怎样戏剧性地被打成了“右派”（因为一个字），以至又回到了沂蒙县劳动改造，并得到我爷爷的暗中照料，以后我还会详细告之。

总之，若不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中日两国兵戎相见，沂蒙的发展是非常可观的。就这一点而言，他又特别痛恨日本人。可以这么说，日本的入侵既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他以及同时代的很多人的命运（季风遭贬，王达礼殉国，关庆民则死于党内的“肃托”）……

第二部分

第16章

我的父亲及我的叔叔

到了该说说我父亲和我叔叔的时候了。

这两位岁数仅差一岁多，性格迥异，命运也大不相同的兄弟，是我爷爷一生的牵挂。他们一个在“文革”中生死不明，一个在台湾做了高官。

我的父亲生于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阴历三月（具体日子我爷爷记不清了，反正是桃花乍开、杏花落败的时候）。我的叔叔生于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阴历五月（具体日子我爷爷也记不清了，反正是刚刚过了端午）。兄弟俩就差了十四个月。

当时我爷爷还挺害怕，哟，生得这么密，这不成了生猪崽了吗？不料想这担心竟成了多余。无论是我奶奶，还是我后来的那位三奶奶，都没有让我爷爷的担心变成现实。尽管我的三奶奶为我爷爷生下了一个长得非常俊秀的女儿，可惜的是，我的这位小姑死于日军扫荡，死的时候才4岁，不然的话，我也会有一位姑姑了。

我父亲“文革”中被斗，生死不明，令我爷爷惆怅无限。而我叔叔呢？家里人一直认为他早死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从台湾军界退休后，才给我爷爷寄来了他的几张照片和一张全家福，从相片上依稀可见我爷爷的模样，有一张是他身着少将戎装，在桃园机场视察国民党空军部队的照片，这张照片大些，更能辨出我爷爷的模样。

山上的杆子们及附近的老百姓都尊称我父亲为“大少爷”，尊称我叔叔为“二少爷”。他们的大号王世荫和王续荫却无人叫起。

。。。。。。

人们公认的是“大少爷调皮”，“二少爷老实”。

我爷爷说，我父亲从小就调皮，不安分。小时吃奶的时候，不知道换气，只知道一口气地吃，憋极了就哇哇大哭，我爷爷不明就里，就熊我奶奶。当时山上没有别的女人，更没有懂得侍弄小孩的女人，所以也是干着急。一到了阴雨天，我父亲还烦躁不安呢，不愿在屋里呆着，偏要我奶奶举着雨伞抱着，站在屋门口，听雨打雨伞的声音才不哭。而我叔叔就不，只要吃饱了，就不哭不闹光睡觉，睡醒了也不闹，只知道看着屋顶傻笑，除非是尿了床才知道哼叽两声。我爷爷说我叔叔最省心，我奶奶可以放心地干点家务活，只要屋里放只猫就行，放只猫是为了防老鼠。有一回，猫被我父亲抱出去玩了，几只老鼠就围着我叔叔吱吱地乱转。亏了我奶奶正好回屋拿东西，才赶走了老鼠，不然，我叔叔的耳朵和鼻子未必就是完整的。如果只有半个鼻子或半个耳朵，他就不可能在抗战后期参加国民党山东游击总队的沂蒙保安团（团长就是王达礼），更不可能在多少年后升任国军少将。

在我父亲五六岁的时候，我奶奶已经看不住他了。他一有空便满山的乱跑。后边还要跟着我叔叔——他的“小护兵”，高兴的时候兴许还封他个“副寨主”的称号。“寨主”当然是他的。兄弟俩满山地跑，我奶奶就颠着双小脚在后边追，边追边喊，但这都没有用。

为了管束这对小冤家，我爷爷特让杆子里的“字匠”（即文书一类的人物）“半车书”来当他兄弟俩的启蒙老师。“半车书”是这位老字匠的外号。当年50多岁，原是位清末的举人，自称“学富五车”，人很正经，正经得有点酸腐。故杆子里的众弟兄便开他的玩笑，称他为“半车书”。那四车半呢？让他老爹吃喝嫖赌糟蹋光了。他是在穷困潦倒之际上的山，我爷爷看他挺可怜，便收他做了“字匠”。杆子里的“字匠”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他负责队伍里全部的文书工作，如造花名册、籍贯表，起草公告、帖子与官军的联络文书、奖罚文书等等。尤其对那些大字不识半个的文盲匪首来讲，“字匠”往往是半个军师。

我父亲及我叔叔倒还聪明，尤其是我父亲，脑瓜最好使，教他的字与文章，很快就能记、背。什么三字经、百家姓统统不在话下。我叔叔往往要慢半拍，但在我父亲的提示、帮助下，也能很快跟上。

我父亲有时提些问题，总搞得半车书答不上来。他问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