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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三野的战役兼评粟裕的战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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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塔埠战役是山东、华中两支野战军正式合编为华东野战军之后的第一个“大仗”,只当是祭旗了,它实际上是莱芜战役的一部分,但华野“攻郝打援”的目的没有实现,对这种部队,国军根本不为所动。更让人想不通的是郝鹏举还曾经是“我军”,军科战史不仅将此役单独列出,而且将消灭这种伪军——国军——我军——国军的变色龙反复提及,真是无聊得可以。如果郝鹏举再起义,说不定七月分兵华野形势恶化,郝部又会叛变,那么华野以后又可以打一次,再增加些战绩了。郝在被俘后,并没被立即处死。“1947年9月,郝鹏举在胶东紧急转移途中死亡。”当时胶东我军已自顾不暇,哪有工夫来照看他?估计是被毙了。
十一、莱芜战役
1947年2月20日至23日,华东野战军9个纵队24个师及特种兵纵队,由当面国军为:南线由整编第19军军长欧震指挥8个整编师共21个旅组成北进兵团,其中左路为整11师、59师、64师共8个旅,由整11师师长胡琏统一指挥;中路为整74师、83师、第7军共7个旅(师),由整83师师长李天霞统一指挥;右路为整25师、65师、整67旅共6个旅,由整25师师长黄百韬统一指挥。另以整20师、28师、57师、77师等部共9个旅担任陇海、津浦等交通线和要点的守备。北线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第12军、73军、整46师共9个师(旅)组成南进兵团。另以第8军、54军、96军等共9个师担任胶济线、津浦线及各要点的守备。“此役我军歼敌1个绥靖区指挥所、1个军部、1个整编师部、7个师(旅),共5。6万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0余支,轻重机枪1800余挺,各种炮350余门,火箭筒60余具,炮弹5。2万余发。解放军伤亡8854人。”被歼的73军虽说是美械装备,但其重炮营12门美式105榴弹炮都没带来,都在南京,该营后来在济南战役中被缴获。140余辆美制10轮卡车,48辆中吉普,80辆小吉普也没有损失。因此莱芜战役缴获的武器不如鲁南。
北线国军虽是助攻,但把第8军、54军等主力放在二线,而以第73军、12军、整46师这些战斗力较弱,甚至是不可靠的部队摆在一线,给了华野避实击虚的机会,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整编第64师(131旅、156旅、159旅),余汉谋的粤军,半美械,战斗力一般,原属广州行营,此时刚刚调入山东战场。至于整64师的装备,47年9月进攻胶东时有2万余人,最重的武器只有不到10门75山炮。据《广东军事志》记载,抗战胜利之初,64军步兵配汉阳造步枪,每连4挺马克沁机枪,枪榴筒4具,掷弹筒2具。军、师属炮兵连配备82迫击炮6门、团属炮兵连装备60迫击炮4门,营、连迫击炮排2门,军官配手枪。48年辖156旅、159旅,131旅调回广州绥靖公署。
整编第20师(133旅、134旅),杨森的川军,半美械,战斗力较弱,原属程潜的武汉行营,刚刚调至山东战场,数月后即调离,归还华中剿总序列。除了10个月后的确山一役,和整52师一样,几乎看不到它和华野作战的记录。淮海战役中,原计划向华东战场增援,因白崇禧阻挠,虽调至华东,但没有赶上参战,49年属汤恩伯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序列。
鲁南战役后,薛岳被挂了起来(到莱芜战役后才正式免职),由陈诚接替指挥。
此时,毛泽东开始对战局的发展感到非常乐观,因为在此期间各地我军的一系列胜利都促使他产生这样的感觉,中野的巨金鱼、汾孝、豫皖边,华东的宿北、鲁南,东北的一保临江、一下江南,晋察冀的易满、保南……毛泽东没有理由不乐观。1月24日在给陈毅、饶漱石并告刘、邓的电报中说道:“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4月底为止,准备5月开始(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面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弹药、新兵、干部、经费等)”
现在看来,这的确是天方夜谭。因为国军并未伤筋动骨,被消灭的基本都是战斗力不强的部队,甚至老蒋对有些杂牌军被消灭还自以为得计。毛的过于乐观也给全军各部队造成混乱,华野就传达了他的这个指示精神。皮定钧在1月27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昨天,王(必成)、陈(时夫)由军区开会回来,给我们带回来很多兴奋的消息……在目前阶段再歼灭敌人8至10个旅,我们就要转入全面的反攻了……要在4月份转到外线去作战,……准备在5月份夺回华中的全部原区和大别山等地,……”。在1月31日又写道:“目前敌人的进攻是最后的疯狂,我们的反攻……”,很有意思。华东我军,尤其是华中部队一再发出“反攻”的口号,搞得下面也兴奋异常,而现实却是解放区丢光,一步步退向山东。因此也给后面的战斗行动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许多人发牢骚:“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就是这种心理鲜明的写照,对此毛泽东难辞其咎。但是造成这种错误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些战区报喜不报忧,夸大战绩。
鲁南战役结束后10天,即1月31日,欧震集团开始分三路向北进攻,以临沂、蒙阴为目标。采取集中兵力、齐头并进、稳扎稳打、避免突出的战法,以每日前进不超过10公里的速度稳步向北推进。北线李仙洲集团于2月2日分两路南下,先头部队于2月4日占领莱芜。
和此前的许多战役一样,国军还未行动,我军又获得了其进攻计划。
1月26日,陈、粟等根据国军行动计划拟定了一个方案:先打南线国军黄百韬一路的整25师、65师和整67旅。1月28日军委来电:“陈诚直接指挥的进攻将不不久后发动,我军似以待其进攻后再打较为有利。”1月31日军委又致电华东:“……据南京息,蒋军日内即将进攻,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宜行动过早。”2月4日,军委再次致电华东:“敌愈深进愈好,我军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必须等待敌人进至郯城、临沂之中间地带(比较靠近临沂),然后打一仗方为上策。”避免了华野的冲动。
军委关于“必要时放弃临沂”的指示,给了陈毅很大的启发,据此他提出一个重要的设想:既然南线敌人重兵密集,战机难寻,华野不如改变原定作战方针,置南线敌重兵集团于不顾,主力北上,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北线国军。这一设想得到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等人的赞同,陈士榘等立即着手拟定具体方案。实际上我军想死守临沂也守不住,毛泽东的高明在于他及时给前线指挥员卸下了包袱。
对此,陈士榘回忆道:“敌人南线兵团的兵力、部署、战法,和他们在第五次围剿我中央苏区时的部署、战法非常相似。……我们考虑方案时已吸取了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中线隐蔽转移到东线,突然袭击温坊消灭李延年第3师第9旅的经验。1934年,我接受一军团首长之命,隐蔽到东线,秘密侦察了解和研究了敌人的行动特征,拟出了部队行动和作战部署方案,报军团首长批准后下达命令。随之,部队主力隐蔽转移到东线,待敌人行动后,突然包围袭击,采取‘黑虎掏心战法’,不顾外围敌人尚未解决,直插敌人指挥部和通讯枢纽,强行攻歼敌人。这使四周占领阵地的敌人全部失掉指挥和联络,只好各自为战,无法配合,最后被我攻击部队各个歼灭。它成为第五次反围剿中,消灭敌人一个整旅的有名战例。……这次莱芜战役大体情况和那一次相似,但范围和兵力要大些。”这个“军团首长”当然就是林彪。实际上日后孟良崮的所谓“黑虎掏心战法”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而“先打敌人指挥通讯中枢,造成敌人混乱再乱而取之”的战法,在辽西会战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一点华野却没有学到,每次运动战最后都打成攻坚战。
陈士榘根据陈毅的构想和以往的经验,拟定了三个行动方案:以一两个纵队攻歼东南方向白塔埠之郝鹏举的“第42集团军”,吸引南线敌人右路的增援,从而分割在路和中路的联系,并逼迫中路敌之74师迅速北进,尔后我军集中兵力歼灭其中较弱的一路,再寻战机歼灭另外一路;如执行第一方案不能调动和分割敌人,便以一个纵队的兵力在临沂以南地区监视敌人,以主力集中在临沂以北休整待机,从敌人继续北进中再寻机歼灭之;如果南线敌人仍未被调动,我以一个纵队的兵力在临沂地区与敌纠缠,主力部队挥师北上,歼灭李仙洲的三个军。可以看出,第一个方案就是此前的白塔埠“战役”,第二个方案实际上是军委此前的意图,仍显消极。而第三个方案就是陈毅提出的莱芜战役构想。
正当华野2纵攻击郝鹏举时,毛泽东于2月6日来电,“完全同意微未电第三方案”,并在电报中说:“执行这个作战方案可使我军完全处于主动地位。”要求华野“全军在原地整训,对外伪装成决心与南线敌人作战的姿态,待北线敌攻占莱芜、新泰之后,隐蔽地将部队向北转移,迅速歼灭第73、第46、第12等三个军,得手后攻占胶济线。”并严肃地指出:“不能犹豫不定。”
2月6日,北线的整46师占领新泰,第73军进至颜庄,第12军进至吐丝口。由于华东地方武装和民兵的不断袭扰,国军不得不将第12军的绝大部分兵力用于维护交通线和保障后方安全,这样,北线国军深入解放区的部队更加虚弱。而南线国军仍在按部就班缓慢前进。
据此情况,陈毅于2月10日下定最后决心:集中第1、2(欠一个师)、4、6、7、8、9、10共8个纵队分三路迅速隐蔽北上,于6天内到达莱芜地区,歼灭李仙洲集团。同时由陈士榘指挥第3纵队、第2纵队3师、华野骑兵团、华东军区特务1团、鲁南军区第10师及滨海地方部队担任南线阻击和“示形”任务。陈士榘在分析了南线国军北援的可能性后,作了相应的部署,由3纵指挥南线各部队于临蒙公路正面及两侧抗击敌人,自己率前进指挥部北上,参加指挥北线歼敌的战斗。
此前,毛泽东于2月3日电告刘邓:“你们目前的任务是拉住王敬久的主力。”于是,刘邓于2月中旬开始,将国军第5军、整编第72、75、85师等牢牢牵制在民权、兰封和鲁西南地区,有力地配合了莱芜战役。整72师、75师原属武汉行营,自中原围攻李先念部之后,名义上调至华东战场,实际上与第5军一样,和华野还从未正式谋面。
2月15日,南线国军占领临沂,华野如果不能在北线获胜,只有退入胶东或向西“流浪”。
17日、18日,南线整83师一个团和整67旅的试探性进攻被击退。华东军区地方武装发挥了巨大作用。鲁南地方武装伪装成野战军主力,到处号房子、征粮草,并攻打兖州,在运河上架桥,大肆宣传,作出准备向西转移的态势。鲁中地方武装和民兵大力开展游击战,日夜袭击国军后方交通线和后勤机关、仓库。老百姓则侦察敌情,为部队带路,对敌封锁消息……成立滨海支前司令部,建立了运输队,下辖4个支队,共动员民工54万人,小车7万7千辆,大车3万5千辆,担架5万4千副,牲畜近7万头……华野真是很幸福。
2月15日,王耀武判断出华野主力北上企图,急令李仙洲部向后收缩,并向蒋介石报告。16日,李仙洲总部由颜庄退至莱芜,整46师由新泰退至颜庄,第12军新编第36师由蒙阴寨退至口镇,该军主力退至明水。但蒋介石、陈诚却接到南线国军战报“在临沂外围歼灭共军16个旅”,其实这是我军伪装的番号。而且鲁南军区部队在运河上的架桥行动也被国军空中侦察所“发现”,于是蒋介石、陈诚判断华野撤出临沂是因为伤亡巨大,主力并未北移,且有向西逃窜的可能。当接到王耀武的报告后,认为是我军被迫向黄河以北逃窜。于是不听王耀武的意见,令整11师、64师向西移动,占领临城,准备沿津浦路兜击我军,并严令李仙洲部南下。王耀武无奈,只得于17日令李仙洲所率整46师重新占领新泰,73军193师占领颜庄。
18日,陈士榘到达北线指挥所,与陈、粟研究后作了相应的调整。
19日,当我军先头部队逼近莱芜时,陈诚、王耀武已判明我军主力的确已北移,有歼灭李仙洲集团的企图,蒋介石也在南京大发雷霆,后悔没有听从王耀武的意见,急令陈诚、王耀武迅速收缩北线部队。于是整46师又由新泰退至颜庄,73军193师由颜庄退至莱芜,同时其77师由博山迅速南下莱芜归建,以图加强莱芜的防御力量。但为时已晚,我军对李仙洲部的合围态势已经形成,77师南下不过是多送一份礼而已。北线国军在10天内两次南进,两次北撤,来回折腾,部队十分疲劳,军心动摇,士气低落。尤其是整46师,本来对上峰命令其打头阵的部署就十分不满,现在更加不稳。
20日10时,由博山南下的73军77师被8纵、9纵伏击,战至21日拂晓全部被歼。但因指挥上的失误,导致华野4纵、7纵行军路线交叉造成混乱,耽误了时间,“未能按时投入战斗”,颜庄的整46师因而安然退入吴家岭,继而退入莱芜城,守军力量得到“加强”。但是在此情况下陈毅却早有安排。
陈毅定下北上打击李仙洲集团的战役决心后,就令华东局国军工作部想办法与北线国军整编第46师师长韩练成联系,请他从内部进行配合。
2月10日,当陈毅等率华野战军主力北上莱芜地区时,突然接到前线侦察兵报告:“我们在蒙阴前面抓到了国民党一个姓李的‘高级特务’,目前正在向指挥所押送途中。”
陈毅一看,这人就是他派到国民党整编第46师去同该师师长韩练成联络的华东局国军工作部敌工科长杨斯德。原来经过中共南京办事处的工作,解放军早与韩师长取得了联系,并派了杨斯德和刘贯一两人到该部联络。这次是韩师长托杨斯德来通报情况的。
韩练成,是大革命时期秘密打入国民党军中的老***员,已经成为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这么多年来“从未中断过与中共地下党的联系,定期交纳党费,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者。”整46师调山东战场之前,韩练成与南京的周恩来取得联系,但南京特务耳目众多,不便想见,便让韩到上海找董必武。恰巧白崇禧当时不在家,两人就在白公馆见面,由白的夫人在楼下“放哨”,不准任何人上楼。二人会谈两个小时,约定了以后的相互配合和联系事宜。46年秋,整46师调入山东作战,杨斯德以陈毅秘书的身份与其取得联系。47年1月6日,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亲自出马,代表陈毅在整46师驻地平度县与韩见了面,韩当时还带着中共南方局和董必武写的联系证明信。象舒同这样的高级干部亲入敌营作工作是极为罕见的。此次莱芜战役,韩练成希望配合华东解放军作战,来一个里应外合。派杨斯德和刘贯一回来,就是向陈毅通报情况和商议方案的。
陈毅于是派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国军工作部的副部长刘贯一前去韩部协调,并对刘说:“你去告诉韩练成,在我们攻歼李仙洲总部时,他不去增援,必要时放弃部队的控制,以求得此次战役的彻底胜利。”
2月1日,王耀武、李仙洲在博山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南进事宜。当晚,韩练成即将有关情报转交杨斯德,并让其派人向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作汇报。因为联络人解魁没有返回,9日晨,韩练成又派一个排护送杨斯德出了警戒阵地,于是在10日才有了前文所叙述的一幕……
22日上午,经过一天多激战,李仙洲总部率73军两个师和整46师收缩于莱芜,满城是兵,军心动荡。李仙洲决定率部突围,并主张“宜早不宜迟”,73军军长韩浚也主张22日行动。但韩练成“坚决主张23日再行动”,说“部队要准备一天”,李仙洲无奈,只得应允,宝贵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23日拂晓,刘贯一、杨斯德向整46师师长韩练成传达了陈毅的口信,韩当即放弃了指挥,脱离了部队,隐藏在城内。韩的行动使国军产生了极度混乱,整46师参谋长杨赞谟和三个旅长到处派人寻找韩练成……结果李仙洲又耽误了两个小时,在韩浚的一再催促下,才于8时开始行动,但北面截击的我军已准备就绪,战局已不可挽回。整46师群龙无首,军心涣散,先炸了窝,很快又殃及到73军。据第73军军长韩浚回忆,“大批溃兵拥入73军,顷刻之间搞乱了73军的指挥系统,军长找不到师长,师长找不到团长……”。“敌人已完全失去作战能力,成连、成营地缴械投降。”李仙洲已无法控制局面。就连民兵也能“歼敌4个营和交警第15总队大部”。到下午5时,“战斗”结束,李仙洲连情况都来不及上报就被俘获。韩浚率1000余人窜入吐丝口,也被活捉。
战斗结束后,韩练成见到了陈毅。陈毅高度评价了韩对战役胜利起到的作用,鼓励他再为党的事业立新功,并考虑到韩练成将军还须留在国民党军中工作,继续发挥作用,便让他带了卫队等数十人从莱芜东南山区“逃出共军的天罗地网”,向青岛方向而去,而其中的三个特务则为保障韩的安全均被处决。我军还帮助韩练成精心编造了一整套对付蒋介石、王耀武的谎话。新华社发表的华东前线战报中提到被俘的国军将领时,唯独没有提到韩练成,实际上也是为了配合韩练成回去交差。而杨斯德等人在战役后被授予“特殊功勋”,发了一万元奖金。
韩回到青岛后,向济南的王耀武、南京的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急于了解前线战况,派飞机将韩从青岛接到南京,韩对蒋说:“前线将领情报不准,判断失误,指挥失当,致我部身陷重围,虽经死战,仍无法挽回败局,最后只身化装逃回。”蒋介石也没有再深究,甚至还称赞其为“独胆英雄”,先是委任其为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兼重建的整46师师长,后又委认其为总统府参军长,虽无兵权,但各方消息仍很灵通,仍然可以“为革命继续做贡献。”南京中央社也对韩的“脱险”作了宣传报道。
王耀武对此也一直蒙在鼓里,只有李仙洲越琢磨越觉得输的窝囊,渐渐对韩的只身脱险起了疑心,但早已时过境迁。其实在莱芜战役之前,特务系统已经发现韩练成行动异常,有通共嫌疑。蒋介石、陈诚密令王耀武对韩练成加强控制,但李仙洲则不以为然,用“尚未发现可疑迹象”回复了王耀武。对于李仙洲的试探,韩练成均巧妙地搪塞过关。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战犯实行第二批特赦,周恩来在接见李仙洲时终于为他解开了压在心中10多年的谜团,并告诉他韩当时就在北京,估计李仙洲也没有心情见故人了。
整46师“被俘“官兵后来均编入华野两广纵队,整46师后来在安徽重建,属夏威的第8绥靖区(合肥),不久被白崇禧要回武汉。73军也恢复了番号,整编为整73师,但战斗力更差了,仍然属王耀武指挥。
对韩练成在莱芜战役中的作用,战史中这样评价:“在此战役中,李仙洲集团所属整编第46师师长韩练成与我党有联系,对我取得此战役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84年3月,韩练成去世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悼词中这样写道:“……他设法避免同我军作战,积极配合解放战争,特别是在莱芜战役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陈士榘在回忆莱芜战役时对此深有感触:“统战工作、敌军工作,平时在表面上很难看到其作用,到了节骨眼上却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远的不说,仅以解放战争期间来看,在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都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好事全让华野摊上了。
战后,王耀武感到不可理解:“老子就算是放5万头猪,也够共军抓一个礼拜的。”但到济南战役后,他就理解了,因为他也尝到了吴化文临阵倒戈的苦果。
莱芜战役最关键的战役构想为陈毅所提出;具体行动方案由陈士榘拟定;南线示形、阻击任务由陈士榘部署、指挥;北线歼敌作战由粟裕、陈士榘共同指挥;搞乱国军阵脚的统战工作更是陈毅一手策划。粟裕在此役中的功劳比鲁南稍强一点,没有再坚持错误的战略,也没有资本再坚持了。但他也只是负责其中一个方面的具体操作而已。和鲁南战役打枣庄一样,华中改编的部队在此战中的表现也不好,反映了其一贯的战术水平低下,这倒是与粟的调教无方密切相关。
前面所讲的4纵就出现过“没有按时投入战斗”的低级错误,导致整46师安全退入吴家岭、莱芜,如果整46师是铁杆的国军,如果不是陈毅事先有安排,恐怕我军又要费一番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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