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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珀军事历史百科全书-第1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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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失败表明，仅仅依靠核武器存在严重的战略问题。真正用灾难性的手段对付并不是灾难性的威胁或危险，并不合情合理。无论是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都不相信美国会因为不发达世界某个遥远地区发生受克里姆林宫支持的颠覆活动而向莫斯科发动攻击。美国的欧洲盟友们更不敢肯定，一旦苏联入侵西欧，形势危急，他们能依赖美国迅速作出核反应的承诺。到本时期末，这些疑虑影响了西方联盟的活力和稳定。
为防备苏联入侵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于本时期初成立了。北约在单一指挥下的一体化武装力量，以及以美国总统控制之下的美国核力量为后盾，构成了和平时期出现的第一支重要的多国力量，这一点是独一无二的。起初北约的威慑作用还是有效的，但到本时期末，由于法国坚持拒不妥协的“独立自主”政策，将其包括潜在的核力量在内的打击力量独立于北约之外，使这种威慑作用有所削弱。
超级大国间的核僵持导致形成了“互相核威慑的保护伞”，核武器的存在无意中助长了低层次的暴力活动。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本时期末美国战略家们在对付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越南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不过美国已在战略上制定出了对那些希望反对社会主义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政策。尽管在越南和其他许多地方遇到了挫折，但在核时代推行国家战略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突出美国影响力的手段，这种政策大体上还是成功的。
另一方面，共产党的战略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体现在民族解放和保卫共产党政权等的战争中。本时期结束时，中苏关系破裂对该战略可能产生的影响还不太明确。
军事领导
本时期军事领导最独特的一个方面是，政界首脑们越来越多地干预海陆军事力量的日常军事行动。这方面的范例有：杜鲁门总统解除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的指挥权＇参见第二十一章→朝鲜战争（1950—1953年）→1951年的作战行动→麦克阿瑟被解职＇；艾森豪威尔总统在U—2事件中承担责任（参见第二十一章→北美→美国→巴黎高峰会议中断）；法国总统戴高乐干预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参见第二十一章→非洲→北非→阿尔及利亚）；在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中，肯尼迪总统及其文职人员实施的显然不适当的控制（参见第二十章→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古巴）；肯尼迪对所谓“封锁”行动的控制，成功地消除了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威胁（参见第二十一章→东欧→苏联→古巴导弹危机）；约翰逊总统对动用空中力量对付越南所实施的指挥，等等。
这些行动决不是表明要回归到过去那种既是君主又是统帅的传统中去。采取这些行动是由于从政治上承认了一种事实，即任何冲突形势都有可能逐步升级为无法控制的核战争。因此，在应付传统（或非常规）样式的局部军事冲突时，如果军人自主行事，则有可能使冲突升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文职领导人在冲突或接近冲突的形势下加强对军事行动的控制，只是表明有责任感的当局自身必须有能力确定会冒什么样的风险，以及如何冒这些风险。
在纯军事领域，麦克阿瑟在这一时期朝鲜战争中指挥的早期作战行动，尤其是达到其军事生涯顶峰的仁川登陆，表明一位美国名将的不凡气度。而后来他与最高统帅的战略发生分歧，犯了错误。对于1950年后期中国军队出人意料的介入行动而导致其后“联合国军”的暂时失败，他个人必须为此负相当责任。但正像滑铁卢战役不能否定拿破仑的全部军事天才、葛底斯堡战役不能抹杀罗伯特·E．李的军事才能一样，这种过失也无损于麦克阿瑟在军事上的声誉。马修·B．李奇微把由多民族组成的第八军锤炼成一部强大的战争机器，以及后来詹姆斯·范佛里特对该军的控制（管理）也都是对军队实施成功领导的范例。在国共战争中，国民党在中共的打击下迅速溃败，显示出毛泽东卓越的政治、军事天才。
很显然，本时期结束前，在这个局势变幻无常又需瞬间作出决策的新时代，对军事行动的领导正呈现出全新的方式。这种领导已经远不是坦尼森所说的“不要问为什么，只管战斗和死亡”的那种领导了，而是通过日益先进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网络把战场指挥官与其政治首脑联系在一起。除非战场指挥官了解并按照既定的政治目标和文职当局的指示行事，否则战术上的胜利就显得微不足道。也就是说，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军事行动必须受到政治的约束。
插图001
如何既防止因这种严厉的约束而产生的激愤和烦恼，又在未来战场上保持军事平衡，是本时期末各级指挥官（从班长到最高统帅）面临的根本问题。在这些制约之下仍能成功履行职责的例子，是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克莱顿·W．艾布拉姆斯；还有一位是越南战胜法国及最终战胜美国的设计师——北越的杰出将领武元甲，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所受的制约更少一些。
兵器、战争理论和战术
总论
在陆战、海战和空战中，被遗弃了一个世纪之后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火箭，成为火炮主力。火箭的射弹既能装载核弹头，也可装载高爆弹头。导弹的种类包括从实际射程可遍及全球的大型洲际弹道导弹到步兵使用的单兵反坦克火箭。导弹通常分为四种类型：地地导弹、地空导弹、空地导弹和空空导弹。
本时期中期，由于担心远程轰炸机或洲际导弹实施的远程核轰炸，曾进行过旨在使平民免遭毁灭的尝试，但这种尝试半途而废了。到本时期末，民防思想所起的可能拯救生命（或减少重大伤亡）的作用，似乎不如其所起到的与核战略有关的心理安慰作用更重要。
另一个使人对全面战争产生恐怖的新因素是，用化学、生物和辐射等毒化手段污染敌国、毒害空气和植物而形成的威胁。事实上，直到本时期结束，各大国的军事专家们一直在研究查明化学战和生物战的手段和方法。
陆战
本时期，地面作战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反常和矛盾之处。这些并没有使基本的军事原则过时，只是必须改变战争理论和战术。朝鲜战争及后来在东南亚的作战行动表明，在丛林地带和山地实施机械化作战具有严重的局限。在这些地区，战术的机动灵活性（通过运动集中火力）取决于行进速度快的步兵的越野能力。
核战争的威胁及核战争造成的严重破坏，使部队必须分散配置，而部队迅速集中的能力也同样必不可少。这些条件是互相矛盾的。在这些条件下，部队指挥控制所必须的多样化通信手段成了一个重大问题。
适用于侦察、支援、运输小股部队和疏散伤员的直升机，取代丁吉普车，成为普遍采用的越野工具。在美国的作战理论中，所谓的“空中骑兵”部队利用直升机增强步兵的越野能力，使其可灵活作战并得到后勤保障。尽管在统计资料上纠缠不清，说法各异，但越南的游击战清楚地表明，直升机既有灵活性，也存在易遭地面火力打击的弊端。
另一个矛盾存在于手持武器的试验性发展趋势中。密集火力理论取代了依靠训练有素的射手进行单个的瞄准射击。而美国军械理论家似乎把时钟倒转了一个半世纪，又回到了发射“实心弹”的滑膛枪时代，他们为美国步兵装备了一种能发射三种不同弹药的轻型武器。一种是22毫米口径的子弹，这种子弹发射后，不会产生较大口径子弹带来的振荡力；另一种是袖珍榴霰弹（一束优质钢制的箭头——短箭）；另外一种是可容纳两个弹丸的子弹。大量的电子和光学改进措施正日益增强单个射手的杀伤潜力。
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是，加快射击速度，使美国野战炮兵率先采用的密集火力思想得以运用到步兵火力中去（自觉或不自觉地）。如此密集而又比较精确的火力足以压制敌人，而且其杀伤效果可与火力较小但更精确的瞄准射击相匹敌或更胜一筹。只要后勤供应能“保障战斗”，则密集火力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势。不过，步兵和炮兵仍需要精确的瞄准射击。朝鲜战争还表明，在白刃战中，决定胜负的显然还是刺刀。很久以前掷弹兵和轻步兵，以及后来的突击队、伞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特种部队预示的精锐部队对付集团纵队的时代，似乎又在重现。在越南的美国特种部队佩戴的绿色贝雷帽成了重要标志，代表着一个高素质的勇士。这种选择是否经得起费效比的检验，或者说从长远来看会不会使起一般作用的步兵产生有害的自卑感，仍是争论未决的问题。
作为地面战场的主战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出现的坦克，在那些地形允许其有效运用的地区，无论其实际所起的作用还是潜在的作用，仍居首位。在印巴战场上干旱的旁遮普地区和恒河流域茂盛的农田里实施的作战都说明了这一点。在第二和第三次阿以战争中，坦克在阿拉伯和以色列的作战行动中都居主导地位。只是第四次阿以战争的结局才使这种情况发生了部分变化。在这次战争中， 由于行动坚决的步兵装备了比较廉价而又有效的反坦克火箭和导弹，坦克的主导作用有所削弱。尽管在那次战争中，步兵和装甲兵差不多势均力敌，但最有效的反坦克武器似乎仍是敌方坦克上的高射速火炮（至少在70年代中期如此）。
海战
本时期，美国海军对公海无可争议的控制表明，海上力量的重要性及其目标实质上并未发生变化。向内陆地区投送兵力，以及利用海上交通线提供后勤补给是海上力量的重要发展趋势。其在朝鲜战争及后来在东南亚和中东水域的行动都说明了这一点。
核动力与火箭技术的进展相结合，使舰艇的武器系统和动力装置都发生了根本变化，舰艇结构因此也同样要发生根本变化。只要能定期从海上流动仓库（美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明的一种利用海上航道增强后勤补给的方法）补充食品与弹药，核动力水面、水下舰艇无需添加燃料，也能长期航行，担负海上作战任务。
尽管有些观察家对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在全面核战争中的生存能力持怀疑态度，但其仍是海上武力的王牌。核动力潜艇，因装备有可从水下发射的“北极星”导弹，其对陆地目标的攻击能力空前增强。对许多海军人员而言，核动力导弹潜艇是未来主力战舰的样板。
两次世界大战中就已出现过的潜艇战和海上争夺战对海上自由航行构成的威胁日益严重，这使猎潜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海军航空兵的支援下，水面和水下舰艇的快速、灵活的武器系统利用精制的电子测试设备发现并摧毁敌水下舰艇。
本时期中期，火箭炮正逐步取代海军舰艇上的管式火炮。然而，正如在朝鲜战争中以及后来在南中国海更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在登陆作战中以及小型舰艇实施的沿海作战中，管式火炮的精确火力仍必不可少。和陆战的情况一样，理论家们面临的问题也是必须在密集火力和精确火力之间，以及火箭炮和管式火炮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
插图002 核动力潜艇
一旦全面战争爆发，常规登陆作战必将被核武器摧毁。然而，对于使用所谓常规武器进行的规模较小的两栖作战，直升机似乎更能发挥威力，这主要是指以垂直攻击来代替地面纵深攻击。但直升飞机又存在着易遭击毁的明显弱点。因此，掌握制空权，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朝鲜战争中显得更为迫切。
空战
空中力量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在有人驾驶轰炸机和核导弹的作战能力这二者间作出正确的选择。这要取决于西方世界威慑理论的效果如何。在这个问题上，到本时期末仍然意见不一，而折衷派占了上风。
同时，空中力量各方面技术的重大发展，使导弹和有人驾驶飞机的速度和航程更快更远。飞机的爬升速度和距离也随之增加。随着光学技术的进步，空中侦察的高度也日益提高。对空中力量和地面部队像战术分队那样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的要求变得更加迫切了。至少在美国，战术空军与地面部队的联系更加密切，脱离战略空军的趋势也愈加明显。
然而，问题远没有解决。在战术上用固定翼飞机实施近距离支援时，存在如下复杂情况：由于喷气式战斗机飞行速度加快，在极短瞬间就会超过目标，这样不仅限制其火力效能，也会大大降低驾驶员对目标的辨认能力，有碍火力的发挥。这种情况的存在还影响了高速飞机进行侦察的价值。另外，尽管飞机的速度有所提高，地面防空炮兵在射程、火力控制和指挥等方面也普遍有所改进，其防空能力有所增强。由于在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样式和方法上争论不休，而且如果要取得空中优势和封锁战场（一个可能发生核战争的广阔区域），就必须有高度自动化和可靠的指挥控制通信系统，这些使得近距离空中支援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了。
不过，主要通过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的试验，到本时期末，美国已探索出多种对地面部队实施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方法。这可能是战争史上军种间最复杂的协同。这种支援行动大多由战术空军司令部组织实施，一部分任务则由陆军建制武装直升机完成，海军舰载机也可实施某些很有效的支援。然而，在越南，美国作战飞机的这种支援能力受到了苏制地空导弹（萨姆型）和轻型自行多管高射炮的抑制。第四次阿以战争中，埃及人和叙利亚人有效地运用了这些防空武器，从而进一步显示了它们的防空潜力。
对于拥有空中优势的军种间协同分队，还没有出现能与其巨大的优势相匹敌的地面武器。
重大战争
本时期发生过五次长时期的大规模对抗，其中最重要的是超级大国间进行的“冷战”。尽管出现过多次危机以及军事动员，但全面对抗却从未发生。在这些几近冲突的形势中，最重要的是1948年和1961年的柏林危机＇参见第二十一章→西欧→西德→柏林封锁（1948—1949年）＇、古巴导弹危机（参见第二十一章→北美→美国→古巴导弹危机）和1973年十月战争中双方进入战备状态（参见第二十一章→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十月战争→超级大国的卷入）。
另外四场更接近传统意义的大规模“热”战都发生在亚洲。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国共战争＇参见第二十一章→东南亚→中国（国民党政府））。其他三场大规模战争（印度支那战争，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和朝鲜战争）将在下面作详细论述。
1967年的阿以战争（以及较低程度上的1956年战争）是典型的先发制人的战争或者说是预防性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一方（以色列即是如此）在认识到潜在的敌人正计划发动战争，且这种冲突实际上不可避免时，便决定按己方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开战，以掌握主动权。
印度支那战争
背景
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或许会把1945—1975年间整个印度支那地区持续不断的冲突称作第二次三十年战争。尽管主要的作战行动都发生在越南，但老挝和柬埔寨也都深深卷入了与越南战事有所不同、但又有密切联系的冲突。1965年美国积极卷入时，那里发生的主要冲突久拖不决，强度起伏不定，但基本上是一场激烈、残酷的局部性殖民战争和内战。
尽管越南的冲突样式与老挝和柬埔寨略有不同，但这场盘根错节的冲突仍可分为四个时期：法国时期（1945—1954年）、日内瓦时期（1954—1965年）、美国时期（1965—1973年）以及停火时期（1973—1975年）。其中，前两个时期和最后一个时期实质上是局部的内部冲突，后来又涉及包括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在内的东南亚地区（参见第二十一章→东南亚→印度支那）。下面论述的是第三个时期，一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直接参加的大规模国际性战争。
美国在越南的战争（1965—1973年）
1965年1月这一时期共产党在南越（南越，指由美国控制的南部地区吴庭艳政权——编者注）活动频繁。北越（北越，指越南共产党控制的越南北部地区政权——编者注）军队对南越境内的城镇和军事基地发动袭击，使南越部队遭受了重大的伤亡，并从中央高地向东推进到海边，暂时把南越分割成两部分。2月初，北越军队在中央高地攻击一个美国设施和直升机基地。2月8日，约翰逊总统命令南越空军和美国空军以及美国海军舰载机，对北越和在南北分界处非军事区以北精心选定的目标实施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轰炸。3月8日，美国第九海军陆战旅在位于东京湾非军事区以南约112公里处的南越第二大城市岘港登陆，并迅即采取军事行动，以击退北越军队对美国军援设施的攻击。
这样，美军同北越的对抗开始逐步升级，而后者又得到中国和苏联的支援（这种支援是两国各自进行的，并未协同配合）。美国参加的这场战争，是其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为奇特、最不得人心的战争，也是一场没有固定战线、四处出现敌人的战争。敌方的军事行动由曾领导越南部队成功地反抗法国的武元甲将军指挥。他把游击战争发展成了一门科学，而美国地面部队只能在千百次野蛮战斗中，固守已占的地盘。在这些战斗中，没有一次是现代常规意义上的大规模战斗。从美国家庭的电视中所能看到的越南战争，是由残酷的战斗、社会政治矛盾激化和令人不安的军事挫折交织而成的一幅变幻不定的场景。民用飞机把军人源源不断地运到南越，而华盛顿的政治顾虑、国防部不时出现的盲目乐观情绪，以及国务院、美国新闻署、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文职部门在严阵以待的南越的所作所为，都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军事行动。
尽管美国又迅速投入了7个营的地面部队和1个中队的空军部队，美国的B…52轰炸机也开始空袭南越的越共军队的基地，但到1965年中期，军事形势并没有多大改观。约翰逊总统认为，只有大规模投入美国作战部队，才能阻止南越军队的失败。
美军的作战，一般是从构筑的基地出发，执行寻歼任务，以求消灭北越的有生力量，扫荡游击队根据地，而不是以争城夺地为目的。除包围战外，一般作战只动用排到营的兵力；有时即使是较大规模的作战，也只动用不大的兵力。美军在作战中广泛使用直升机运输枪炮、人员和物资，营救和疏散伤员，从而大大提高了美军和盟军作战的灵活性。
1966年中期，美军发动了第一次长期攻势，旨在寻歼北越军队的主力，并摧毁其根据地。这次攻势与以往执行的寻歼任务有所不同。不是近距离突然袭击，而是长时间不断扫荡。但越共部队在被迫无奈时，一般都能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化整为零，隐蔽于丛林之中。当扫荡结束时，北越军队大都又返回其原来所占据的地域。
尽管1967年实施了“雪松瀑布”和“城市枢纽”两次大规模作战行动，在湄公河三角洲还建立了第一个美军基地，但北越军队仍能重新集结力量，并继续围攻非军事区以南和与老挝、柬埔寨交界地区的美军基地。这些行动使北越军队的活动能量迅速增强，并在其1968年初发动的新春攻势中达到了顶峰。
北越军队的这次攻势是紧接着美国前线指挥官公开发表乐观的战报后发动的。其规模、范围和强度震惊了美国公众，许多人要求美国从越南撤军。因此，尽管对北越军队而言，新春攻势是一次战术上的失败（因为他们遭受了严重伤亡，既未巩固住新占领的立足点，也未能加强对南越军队的支援），但对北越和越共而言，却是一次战略上的重大胜利。
北越军队1968年的攻势过后，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离任回国，改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克莱顿·W．艾布拉姆斯将军接替了他在越南的职务。北越军队在其最近发动的攻势和美国在阿绍谷地采取的行动中损失惨重，为给其雪上加霜，同时进一步增强南越军队的战斗力，艾布拉姆斯将军制定了一个“越南化”计划，通过向南越军队提供现代化武器装备，把美军承担的保卫南越的沉重作战任务转交给南越军队。
到1969年，美国在越南已集结了543482人的庞大兵力，东京湾的海军第七舰队以及从关岛和泰国的基地起飞的战略轰炸机也担负了作战支援任务。为满足100多万人的需要，新建了许多港口、道路、机场、营房和仓库。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也加入了美国和南越的联盟。当美国在南越的地面部队快达到极限时，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泰国和菲律宾派出了总计约62000人的部队，澳大利亚的一艘巡洋舰还参加了美国第七舰队在东京湾的巡逻行动（在作战中，这些盟国遭受的伤亡约8500人，其中2500人阵亡）。西德、台湾和马来西亚也提供了一些非作战支援。美国为所有盟国部队提供了后勤保障。
与此同时，在南越，黑市规模不断壮大。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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