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回忆:毛 泽 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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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回忆──毛　泽　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作者：汪东兴【完结】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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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开幕，于9月6日胜利闭幕。在这次会议的前后，比较充分地暴露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主席及时识破并给予了严重的打击。我亲历这次会议的前后过程，有些事并与我个人有关系。因此，我把所知道的有关这次会议前、会议中和会后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使读者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的情况。对于党史部门和史学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了这个目的。我写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　
　　党的九大以后，毛主席考虑把工作重点放到政府工作方面，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等问题。1970　年8月23日至9月6日，党中央在江西九江庐山召开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安排讨论修改宪法、抓国民经济和备战等问题。由于林彪在会议一开始就利用设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问题发难，使会议无法正常进行。毛主席敏锐地发现林彪一伙想利用突然袭击阴谋手段窃取国家权力的企图，很策略地抓住陈伯达的问题，点名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打乱了他们的部署。在全会闭幕会上，毛主席强调要在全党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抓好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要搞好党内的团结。后来，毛主席根据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在南方巡视讲话中提出，希望全党同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并明确指出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主席进一步揭露了林彪集团搞阴谋诡计的实质。他说：“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　
　　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虽然对陈伯达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对多数同志，包括对林彪在内，还是采取批评、教育、挽救的态度。毛主席说：“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可是林彪一伙并没有接受毛主席的批评教育，反而怀恨在心，更加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1971年8、9月间，他们在毛主席到南方巡视期间，干方百计刺探毛主席的行踪及毛主席在沿途同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要他们反革命集团的“联合舰队”按照早在《“571　工程”纪要》中密谋的方案采取行动：一是要杀害毛主席；另是如果此计不成，就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　
　　当毛主席察觉和了解到林彪集团在利用突然袭击阴谋手段夺权失败后，转为进行武装政变时，当机立断，采取措施，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这次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夺取了全面胜利。　
　
　
　

　一、林彪急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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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历史伟人，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他最伟大的功绩，是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总结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总结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验和理论，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主席以他无与伦比的革命胆略，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转折关头，同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智慧，都贡献给了中国革命。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与某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说：“《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九四○年写的。我参加共产党，打了十三年仗，在这十三年之前还有六年，一共十九年的时间，才认识到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要采取什么政治纲领、文化纲领。花了十九年的时间，你看，多困难！认识客观事物是多么困难。”　
　　毛泽东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指明中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胜利的道路。　
　　在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以他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成功地完成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的经济文化取得了巨大发展。　
　　1966年3　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说：“我这个人哪！是开除过党籍的①。当了民主人士。没办法，他们就叫我当师长。井冈山时期，支部会也不能参加，我是前敌委员会的政治委员，都被辞掉了。可谓孤立了吧！十年内战中间，三次赶出红军，有十几次我的意见不能通过，只剩下我一家。我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送我的绰号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世界观上，说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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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是当时误传，实际上是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未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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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陈独秀整我‘左’，十年内战又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正如毛主席所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对林彪反党集团的形成、发展，以及他们所进行的反党阴谋活动，毛泽东主席也是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的。有时，他为了不伤害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做过一些违心的事。　
　　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林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利用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无与伦比的历史功绩，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极力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随着林彪地位的上升，他的野心也急剧膨胀起来。凡是在他看来反对他的人，妨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人，他和他的同伙采取诬陷、迫害的手法想方设法除掉。林彪为了夺权，组织人为他搜集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资料，进行潜心研究。　
　　他从中得出一个结论：“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　
　　1966年　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夺权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无论怎样干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1967年　1月，林彪这样说夺权：“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　
　　林彪认为军权是权中最重要的权，他在军中各军兵种安插同党，培植亲信。他说：“要学习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权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　
　　毛主席对林彪的举动很是反感。　
　　1966年7月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毛主席这样写道：“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干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1969年　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这次会议选出的党的中央领导班子组成不难看出：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利用这次会议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主席坚持要党的领导班子老中青三结合，其中要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参加。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这次大会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写进了“九大”的党章。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　
　　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他说：“烧了？”　
　　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有这样几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　
　　他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下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　
　　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　
　　1969年初，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彪一伙和江青一伙之间的矛盾逐渐表面化。开始，经毛主席同意，“九大”政治报告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起草。　
　　1969年2月下旬，林彪召集他们三人商量起草报告的事，决定由陈伯达先动笔起草。陈伯达不愿意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但他自己又迟迟拿不出政治报告的全槁，拿出来讨论的几部分，张春桥、姚文元看后批评说：陈伯达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毛主席对陈伯达起草的初稿有过批示，陈伯达没有告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便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理由，同陈伯达大闹了一场。眼看“九大”开会的日期快到了，毛主席就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政治报告。毛主席把他们几个都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路和框架。还大致他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康生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初稿的过程中，借口生病，不参加讨论，当张春桥和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他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份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这个时候，陈伯达也在赶写政治报告的草稿不久也拿出了全稿。两个稿子排风清样送给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认为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大体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并对如何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而陈伯达起草的那个稿子便被搁置一旁了。因为政治报告起草迟了，“九大”推迟了一个星期才开会。当时代表都被通知来到了北京，只好先组织他们参观。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林彪对这两个稿子都没有看，只是叫秘书念了毛主席修改的一些段落和加写的内容。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　
　　“九大”开过后，毛主席要着手解决政府工作、修改宪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林彪认为这是争夺更多权力的好机会，在讨论修改宪法时，林彪就抓住“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大做文章，　
　　在修改宪法时，宪法的序言中必然提到毛主席，这就涉及到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原来，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初稿中，都写上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送给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都把它们划掉了。这个情况，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知道，林彪、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也知道。可是，在讨论宪法的序言时，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却支持要把这三个副词再写上。在1970年8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坚持要加上三个副词，康生、张春桥则反对。陈伯达、吴法宪便借此制造事端，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是蓄意贬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在讨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林彪一伙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这显然是有他们自己的打算的。　
　　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第二天，吴法宪把林立果、王飞、周宇驰召集在一起，祝贺林立果“荣升”。吴法宪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王飞、周宇驰又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里作了传达。这样，吴法宪便把空军的调动、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1970年　3月初，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当时，我们陪着毛主席正在武汉视察，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3月7日，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　8日，我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你向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当晚，在周总理主持下，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会议讨论后，大家都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照毛主席的意见办，我们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工作。”这次政治局会议，林彪又没有到会，叶群到了。会上，周总理还特地说了一句：就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然而，住在苏州的林彪，却在3月9日让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3　月16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给毛主席。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再次明确批了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3　月17日至2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3月8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在此期间，林彪却让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4月l1日夜间11点30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他的二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4月12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1970年7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