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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底波澜-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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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在1936年的言论编年史上所看到的亮色，然而更多的是铁屋中的呐喊，是黑暗中的挣扎、沉埋，是默无声息的消亡。据当时印发的《查禁刊物一览表》及《反动刊物调查表》，仅仅从1936年1月到3月，国民党当局就查禁了24种刊物。这年12月国民党中宣部秘密印发的《中央取缔反动书籍杂志一览》表明，从1929年3月到1936年6月，以宣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及“讥评政府”、“诋毁本党”、“妖言惑众”、“言论反动”等罪名秘密查禁的社会科学书刊就有676种、文艺书籍有309种。
［记事］
1月19日，国民党CC系背景的上海《晨报》发表王新命（署名“林总”）执笔的“星期评论”《树立政府信用——严禁官吏之投机》，公开批评孔祥熙公债投机和他的财政经济政策。蒋介石震怒，亲自下达了“晨报永远不准出版”的手令。
1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艾思奇的《哲学讲话》，不久被禁。
2月20日，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通令全国公私营广播电台，自即日起，每日下午8时至9时05分，必须一律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齐一宣传步骤”。
2月，国民党中宣部查禁了《海燕》、《大众生活》、《读书生活》、《漫画和生活》等23种杂志。2月19日，国民党当局先是下令对《大众生活》禁邮。2月26日，《大众生活》在出了第16期后终于被查禁。
3月7日，继《大众生活》之后，金仲华等又创办了《永生》周刊。6月27日遭查禁，共出17期。
3月18日，刘尊棋等16名北平《晨报》编辑人员为抗议北平市政府的武装接管，全体提出辞职。
4月在上海创刊的《知识》半月刊先后换用过《时代论坛》、《大时代》等刊名，一再遭到查禁，每出一期，几乎全部被邮局检扣，出至第17期后被迫停刊。
6月15日，南京中国日日新闻社、《大华晚报》社以“泄露机密”罪遭查封，《大华晚报》社长殷再为遭秘密逮捕下狱，另有两名职员遭囚禁。
《大公报》上海版以整版报道鲁迅去世
7月15日，被迫离开广东的新闻记者黄士强等17人通电全国，声讨陈济棠压迫记者、摧残舆论的罪恶，呼吁广州新闻界同行重天职以存人格，不要为其利用。
8月23日，邹韬奋再次在上海创办《生活星期刊》。11月23日，邹韬奋被捕。12月4日，国民党下令查禁了《生活星期刊》等13种刊物。《生活星期刊》一共出了28期。
10月5日，沙千里等编辑的《生活知识》半月刊出了一年后被禁。
10月17日，《厦门大报》因语涉日方，受日本领事的压力，被当局勒令停刊一个月。
10月19日凌晨，鲁迅在上海租界病逝，长星陨落。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着译的作品被查禁的至少有28种。凡是研究和纪念他的作品几乎也都被查禁（至少有11种）。1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训令”，肯定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的文化贡献，对他转变为左翼作家表示惋惜，同时“绝对禁止刊载”“盲从左翼分子”的“无谓捧场文章，利用死者大肆煽惑”。
10月，福建仙游县《商报》因刊出国民大会选举舞弊的消息，编辑蔡名良被捕并遭刑讯。仙游各报为此停刊抗议。
11月25日，李公朴主编的上海《读书生活》半月刊遭查禁，共出了50期。
11月29日，素来温和的《独立评论》也因第229期发表反对日本策划“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评论，被国民党北平当局责令停刊。
11月，柳是主编的《大家看》半月刊在上海创刊，只出了3期即遭查禁。
11月，巴金等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文季月刊》也在出了7期后遭禁。
从11月14日起，美国记者斯诺采访陕北归来，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和国内外多家报刊上发表《毛泽东采访记》等大量报道和新闻照片，突破了国民党长达9年来的新闻封锁，让国际社会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主张，成为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新闻界忧心如焚，157家报馆联合发出《全国报界对时局宣言》。
12月18日，《大公报》发表张季鸾执笔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不管后世的人们如何评价，不可否认的是，其言论对西安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
1937年：《大公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2月14日，以通讯《中国的西北角》而名动一时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从延安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在《大公报》发表了述评《动荡中的西北大局》。时值国民党三中全会，当天下午报纸一到南京，“与会人员对于西北大势之实况皆大为震撼”，因为和蒋介石上午讲的完全不一样。“蒋介石大怒，把当时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顿”。1941年，已脱离《大公报》的范长江发表回忆文章说：“此文本不为上海新闻检查所通过。……胡政之先生也认为此事非常重要，也当夜亲为我改稿，并坐等检查结果，检查所对此稿不敢放行，他乃决定‘违检’一次，发表再说。”沈谱编：《范长江新闻文集》，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页984。胡政之虽然将蒋介石发怒一事告诉了范长江，但没有批评他。国民党特务机关却从此开始检查范长江的私人信件，并严密监视他的行踪。
2月18日，《大公报》发表长篇社评《论言论自由》，然而接踵而来的是国民党政府7月8日公布的《修正出版法》、7月28日公布的《修正出版法细则》、8月12日通过的《新闻检查标准修正案》，以及秋天制定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标准及办法》，是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各省市分会的相继设立。
从1927年到1937年，被国民党查禁的书刊，仅载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档案的就有2058种，其中社会科学书刊1028种、文艺书刊458种。左翼作家蒋光慈一个人被查禁的作品就有27种，郭沫若被查禁的着译有25种，钱杏邨被查禁的着译也在20种以上。甚至以写多角恋爱着称的小说家张资平的许多小说，也未能幸免同样的命运（如被黎烈文在《申报·自由谈》“腰斩”的《时代与爱的歧路》等）。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6月“七七事变”前夕，至少就有130种书刊被查禁。
1937年，范长江（左一）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采访时与当地的郡王及其夫人合影
阴云低垂，中华民族正面临着日本侵略的严重危机。以裙带关系位居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在参加英王加冕典礼时，向英国借款300万英镑，其夫人宋霭龄不顾国难当头，竟私用公款在上海操纵纱布市场，结果引起纱布暴涨风波。内幕被京沪各报披露后，龚德柏在国民党背景的南京《救国日报》发表社论，严辞抨击孔家豪门。蒋介石勒令《救国日报》停刊三天。
许多不同背景的报纸都报道了“七君子”案的开庭情况及他们在狱中的生活。《大公报》和文摘刊物《月报》等还全文刊出了“七君子”的长篇辩护词，堂堂正正地驳斥了国民党当局罗织的种种罪名。《新闻报》记者陆诒曾到苏州狱中采访了邹韬奋，初露头角的《妇女生活》记者子冈也曾以堂妹名义到狱中采访了史良。
面对强敌压境，中国言论界的表现真更是可歌可泣，足以感动后世。8月4日，天津沦陷以后，《大公报》发表“暂行停刊”启事，宣告停刊。《益世报》继续在租界出版，坚持主张抗日，8月18日，经理生宝堂被日寇绑架，因不屈服，终遭杀害。
9月18日，上海战火正炽，张季鸾主持创办《大公报》武汉版，他不顾病弱之躯，以如椽之笔先后写下了《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振奋人心的社评，影响极为深远。
10月5日，上海10家以社会花边新闻着名的小报联合出版《战时日报》，令人耳目一新。12月11日接到租界工部局的禁令被迫停刊。上海沦陷后，《战时日报》主编冯梦云遭日军逮捕、枪杀，以身殉国。
1937年8月3日，救国会诸领袖出狱后和马相伯老人等合影，自左至右：杜重远、沙千里、章乃器、史良、邹韬奋、沈钧儒、马相伯、王造时、李公朴
11月28日，日军强占了国民党中宣部设在上海的新闻检查所。12月13日（也即南京陷落之日）向上海各报发出通知，迫令从14日晚上起，所有稿件小样必须送交审查，否则不准刊载。《大公报》、《申报》等拒绝送检，自动宣布停刊。12月14日，《大公报》上海版同时发表《不投降论》和《暂别上海读者》两篇掷地有声的社评：
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记事］
1月，交通部以设备简陋的借口勒令上海的华光、新声、同乐等8家电台停播，2月，上海私营广播电台同业公会发表抗议宣言，认为即使民营电台取缔规则中也无此明文规定。
2月26日，北平市报业公会致电南京政府和全国新闻界，呼吁当局增加纸张进口数量，缓解纸荒，并准许报社与国家银行保持经济往来，以获得必要贷款。
2月，陈子展主编的《读书》半月刊在上海创刊，仅出2期即遭查禁。
3月1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令上海书业公会“对于新文字任何书刊一律停售”。11日，南京国民政府通令禁售上海出版的《新认识》、《读书生活》、《文季月刊》等13种刊物，限定2日内焚毁所有存刊。16日，钱俊瑞主编的上海《现世界》半月刊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共出15期。
3月，夏征农主编的上海《新认识》半月刊遭查禁，共出6期。
4月11日，江西《商报》和《健报》记者因在新闻中涉及教育厅长，被南昌警察局关押。南昌新闻界为此向南京当局呈诉，并呼吁全国新闻界声援。
4月25日，汉口记者协会致电江西省要求保释两报记者，以爱护新闻事业。
4月中旬，车耀先在成都创办的《大声》周刊出至13期后，被国民党当局以“消息言论多不正确”为名查封。不久，改名《大生》周刊继续出版，5期后，当局又以“更名出版，言论更为荒谬”为由，再次查封。7月9日，化名《图存》，出了3期，第三次遭查禁。11月5日又复刊。
4月，胡适回国不久，复活了已停刊四个多月的《独立评论》，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7月18日）才停刊。从1932年创刊，《独立评论》共出版了243期，始终坚持“说平实的话”，发表“负责的言论”。
5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传讯开明书店经理章锡琛，宣布禁售开明经销的发行过万份的《民众周报》，并罚款30元。
5月23日，《申报周刊》发表主编俞颂华采访延安的通讯《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全文1万多字，被删节成5000多字。
6月，陈子展主编、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生活学校》半月刊只出了7期即遭查禁。
“七七事变”发生后，张友鸾、张恨水主办的《南京人报》在发表中央社消息时冠以《南口剩一兵》的标题，激怒国民党当局，导致两名记者被捕。
10月29日，共产党的《解放》周刊西安分销处遭查封。30日，《解放》1卷21期发表时评《抗议解放周刊的查禁》。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同意共产党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创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11月中旬，经反复交涉先后办理了出版登记手续。12月11日《群众》周刊首先在汉口问世。
11月12日，中学教师李敷仁等在西安创办了通俗报纸《老百姓》报，宣传抗日。
11月22日，上海《救亡日报》被迫停刊，共出85期。
12月1日，《大美晚报晨刊》在上海“孤岛”创刊。12月9日创刊的《译报》出了12期，就被日军通过租界当局强行取缔。
12月12日，南京《兴华报》总编辑萧韩榘惨遭日寇杀害。
1938年：邹韬奋提案“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
1月11日，共产党在武汉公开出版大型机关报《新华日报》（10月25日迁至重庆）。尽管创刊仅7天（1月17日），国民党的特务流氓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捣毁了营业部、排字房和机器房，一则说明情况的“启事”等到19日才刊登出来。但迫于团结抗日的巨大压力，国民党毕竟允许这份极不喜欢的报纸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公开发行了9年之久。
5月14日、22日，《新华日报》先后发表两篇社论：《查禁书报问题》和《抗战期中言论与出版的完全自由》。7月29日，又发表专论《反对查禁救亡书报》。共产党人正是充分利用《新华日报》这个公开的载体，高举民主大旗，大力呼唤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以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的面目，倾倒了无数知识分子，赢得了万千人心。
负言论重望的《大公报》，在天津版、上海版相继停刊之后，一度只剩下汉口版一枝独秀。8月13日，《大公报》香港版创刊，胡政之在发刊词中郑重地说：“虽然备历艰危，而一枝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10月17日，《大公报》汉口版在出了最后一期报纸之后向重庆撤离，12月1日，重庆版在张季鸾主持下创刊，他在当天的社评中表示要在民族抗战的大旗下“尽言论界一兵卒之任务”。
强敌压境，抗战成为当务之急，这是包括《大公报》在内的民间报纸和一切有识之士的基本共识。但当政的国民党一刻也不想放松对言论的控制，长沙《观察日报》成为抗战后第一家被国民党当局封闭的报纸。7月21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了不得人心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7月底对外公布，9月起执行。
范长江1938年为《新华日报》创刊纪念题词
8月3日、6日，邹韬奋在汉口《全民抗战》三日刊连续发表《审查书报的严重性》、《再论审查书报的严重性》等社论，予以严正抨击。
7月10日，参政会通过邹韬奋等22人提出的《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案》，反对图书杂志的任意查抄和原稿审查。
8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生活书店等20多家出版机构联名发出呼吁，要求取消《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保障言论出版自由。9月3日的《全民抗战》三日刊和10日的《群众》周刊都报道了这一消息。
10月1日，由国民党中宣部、社会部、行政院、教育部、内政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共同组成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重庆出笼。11月4日，邹韬奋以参政员身份向国民参政会提出《请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案》，列举了六条理由，其中第三条指出：
政府对于广开言路，听取公意，原已注重。但为更增效率起见，有使舆论得到充分反映之必要。审查原稿办法，因奉令审查者往往以过于小心拘泥或怕多事，即对于政府原定之许可范围内亦尚须大打折扣，以致舆论得不到充分的反映，减少贤明政府的耳目效用。《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页349。
然后，他提出了“实行出版后审查”、“对出版界加紧领导”、“加强思想领导”等三条办法。提案共得到74位参政员联署，并得到罗隆基等参政员的“桴鼓相应”。经激烈辩论之后，提案获得了通过，但国民党当局并不把参政会的提案当回事，结果还是“忙得一场空”。
从3月到12月，国民党当局至少查禁了230多种书刊，其中包括宋庆龄的《中国不亡论》、李公朴的《民众动员论》以及《周恩来论抗战诸问题》、《毛泽东自传》、《朱德传》等。在日本占领下的北平，据1938年7月1日上海《众生》半月刊转载的《北平市政府警察局检扣书籍刊物一览表》，共有786种书刊被查禁。这大概是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最大的共识。
1938年5月，《新华日报》社欢迎战地记者纪念留影，前排右一为范长江
在上海“孤岛”，1月25日诞生了一份挂英商牌子的《文汇报》，不久，刚被《大公报》遣散的徐铸成出任主笔，他执笔的社评迅速在“孤岛”放射出灼人的光华，“徐铸成”这个名字几乎一夜之间就让世人瞩目。2月10日，《文汇报》创刊第17天即遭炸弹袭击，整个营业部被炸毁，职员一死两伤（陈桐轩被炸死）。但炸弹、断臂、注射了毒汁的水果……，这一切都没有吓到《文汇报》，无论是实际创办人严宝礼，还是主持笔政的徐铸成。《文汇报》以其鲜明的言论风格，异军突起，发行量从1万份飙升到6万份，最后突破了10万大关。
［记事］
1月中旬，厦门的《抗敌导报》杂志因国民党当局阻挠被迫停刊。
1月，胡愈之主持的上海复社翻译出版了斯诺（Edgar Snow）的英文着作《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为免过于直露，改名为《西行漫记》。《鲁迅全集》也在这一年问世。
3月20日，日军“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监督处”宣布自4月1日起取代原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3月31日发出指令，要求所有电台于4月15日前前往登记。5月3日，命令未登记的电台停止播音。5月8日，上海租界工部局召集各民营电台负责人，要求他们再次具结保证不播放反日宣传及一切政治性内容。5月20日，日军“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监督处”要求租界当局封闭未登记的电台。
4月13日，新知书店常德分店被封闭，经一个多月的呼吁、抗议才获启封。
7月15日，日军扶植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公布《出版法》。
8月13日，成都《大声》周刊第四次被勒令停刊。
10月23日，《新华日报》有17名编辑、记者、职工在敌机轰炸重庆时殒命。
10月，中央社、《大公报》、《新民报》、《新华日报》等发起报界联谊会，轮流做东，集会商讨纸张、燃料、粮食等物质供应问题，以便集体要求政府当局解决，同时协调各报广告收费标准、印刷工人工资标准等。
12月18日、25日，重庆《新华日报》和《新民报》分别举行报纸义卖，支援抗日，盛况空前。
12月24日，有共产党背景的西安《西北》周刊出至第29、30期合刊后被迫令停刊。
1939年：朱惺公正气凛然的公开信
抗战进入第三个年头，蒋介石对言论自由的恐惧和战前如出一辙，甚至以“战时”的借口加紧出台一系列管制舆论的措施。2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印刷所承印未送审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及《检查书店发售违禁出版品办法》。26日，国民党中宣部秘密传达《禁止或减少共产党书籍邮运办法》、《查禁新知、互助及生活等书店所出书刊办法》。
3月15日，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决定从4月1日起，凡未送审的出版物一律禁售。同月，又秘密制定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工作纲要》87条。5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修正《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
5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因日机连续轰炸、被迫暂时停刊，改出油印的《新华日报壁报》，国民党当局要求送检，并专门颁布了《壁报检查条例》。
5月26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拟定《战时新闻检查办法》。6月，国民党中央统一全国新闻检查权，由军事委员会成立“战时新闻检查局”，在全国设立五大特级新闻检查处，各省设新闻检查处，省以下设立新闻检查室。
6月14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公布《印刷所承印未送审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11条。29日，军委会公布《邮电检查实施规则》9条。7月19日，国民党中宣部制定了《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拥护抗战到底”、“劳苦大众”、“救亡运动”等词语一律不准用。8月2日，国民党中宣部密令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群众》周刊是共产党公开杂志，可准予刊登共产党的宣言或毛泽东、朱德、王明等名义的文字，不必检扣。其他人员化名发表的文字或化名的刊物，“而与中央政策法令有抵触者，自可予以查扣，不必顾忌。”
11月30日和12月13日，国民党中宣部、行政院发出审查戏剧、歌曲的饬令。12月11日、18日，先后公布《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连“开天窗”都算“违检”，并将惩罚分为“口告、警告、严重警告、定期停刊、永久停刊”五种。
但文化界、新闻出版界并没有屈服，而是不停地发出自己的呼声。2月14日，桂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北新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25家书店、出版社、杂志社及其他文化团体集会，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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