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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五牛图之五:关于林彪-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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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通信，只是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进行探讨而已。从信中看，毛对林完全是关心、爱护、开导的语气，纯属良性互动。林的行为，公开、正派、敢于亮出自己真实观点，无可挑剔。这其实是1959年之前数十年间林彪的一贯作风。黄克诚大将晚年对这桩公案有过十分剀切的评论：
“林彪写信给毛主席，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好事；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是不正确的态度。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这一点来说，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就应该提出来，现在应该提倡这种精神。”
毛泽东这封1930年1月5日写给林彪的回信，20世纪50年代即已加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标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原文长达7千字。
胡适一直认为共产党人文章写得最好的，还数毛泽东。这是不刊之论。谓予不信，请看这篇名文诗一般的结尾：
……我所说的中共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2。论短促突击。
一种战术讨论而已，没有什么不妥，更不必上纲上线。将此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挂钩，不是无知，就是偏见。蒋介石当时已平息内争，统一军政，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红军。在敌强我弱力量过于悬殊的态势下，长征在所难免。林彪向来是主张游击战与运动战并重的。另据李德回忆说，《论短促突击》一文是他约请林彪写的。
3。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上，写信要求毛泽东将前敌指挥权交给彭德怀。
性质同1。毛自己毫不在意，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林：“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完全是一副师生父子的腔调。何况负责具体战役指挥，确非毛泽东所长。
4。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陪同周恩来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曾多次与蒋介石单独见面，策划于密室。
诛心之论，无稽之谈，不值一驳。
5。战锦方为大问题。
辽沈战役，先攻下锦州，关门打狗，最为有利，不待智者可知。毛泽东对此可谓三令五申，强调再四。
确实，酝酿南下攻锦前，林彪迟迟下不了决心。他的顾虑主要是：补给线过长，缺粮缺油，汽车只带了南下单程的汽油；担心华北傅作义派重兵由关内北上援锦；与沈阳的卫立煌分进合击；万一锦州攻不下，大量汽车、坦克、重炮就无法撤出，进退失据。
这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傅作义部不久前就曾到东北出过一次风头，打通了一度中断的北宁线，东野吃了点亏。所以林彪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进行锦州战役的前提条件：须以华北方面的杨成武第三兵团佯攻傅的老巢绥远，吸引傅派兵回援，俾使锦州开战时傅无法或无足够力量援锦。事实上，中央军委采纳了这一建议。这点以往常常为人所忽视。
根据国民政府国防部的作战计划，锦州大战在即，华北剿总傅作义部须以第13军、第16军、第35军（傅的嫡系主力部队）、第94军全部4个军12个师约13万人会同在锦西、葫芦岛的第54军、新5军、第39军等部，组成东进兵团，全力支援锦州；锦州范汉杰部坚守待援；东北剿总卫立煌部以廖耀湘第九兵团为基干，由新1军、新6军、新3军、第52军、第71军、第49军和青年军206师组成西进兵团，自沈阳向锦州攻击前进，切断东野的后路，与华北部队围歼东野主力——这正是林彪忧心所在。
由于杨成武部西攻绥远，傅作义果然派第35军等部回援；出援锦州，则只抽第62军全军3个师、第92军1个师及独立95师计5个师敷衍了事，力量较原计划的4个军12个师兵力连一半都不到，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大为缩水，严重不足。沈阳方面，卫立煌的方针是以不变应万变，根本反对出援，参谋总长顾祝同亲临催促也没用。蒋介石亲自出马，才使得廖耀湘部勉强出发，但早已贻误军机。
淮海战役兵败自杀的国军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临死前沉痛地说：“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阳奉阴违。”这实在是血泪真言。
高岗、李富春、钟赤兵等细致安排好后勤运输，情报方面则已确证敌华北援军大为减少。林彪于是下定决心，进攻锦州。
由于西进兵团离得很远，当时林彪主要就是抓两件事：一是攻下锦州；二是在塔山一线顶住东进兵团，确保攻锦胜利。
结果，攻克锦州只用了31个小时，正是“四快一慢”战术原则的完美展现。
毛泽东指示下一步攻击锦西、葫芦岛的侯镜如东进兵团。林彪根据敌情变化，随机应变，命令东野回头歼击廖耀湘西进兵团。东北国军最精锐的廖耀湘部两天时间就被东野收拾得干干净净，在解放军战史上创造了时间最短、损失最小、战果最大的崭新纪录。
另一方面，因为四平攻坚战（与四平保卫战是两回事）失利的阴影，林彪不无顾虑。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1948年9月24日，粟裕指挥华野攻克济南，对他肯定是一个强刺激。林彪领兵打仗，沉着冷静，谋定而后动；同时也非常自负，好胜心极强。
韩信将兵，高祖将将。林彪的一切成就，与毛泽东实在是密不可分。毛、蒋驭将能力之高下，不可以道理计
战锦问题，不过如此。岂足为病？
需要指出的是，围困长春，饿死大批无辜百姓，作为战区主帅，林彪起码对此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6。反对抗美援朝，拒绝带兵出征。
当初，中共党政大员同意出兵朝鲜的可是极少数，“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是主流意见。毛泽东力排众议，才作出援朝决策。时隔半个多世纪，朝战问题的是非得失依然存在不小的争议。林彪说“苏联才是唯一的赢家”，一点儿都不错。
林彪身体不好，这是公认的事实。实际上早在衡宝战役后期，他就病体难支，不大过问具体战事了。9。13之后，有人从鸡蛋里挑骨头，说林是称病畏战。而据楚成瑞（时任林彪卫士）回忆，林彪其实已经作好入朝指挥作战的相关准备。李智胜（时任朱德总司令机要秘书）也曾在一次会议上听到林彪发言说应该怎么怎么打。至于毛泽东最终选用彭德怀为志愿军统帅，自有最高领袖更深层次的考量。
7。吸毒。
荒唐，不值一驳。
8。1959年庐山会议。
相关评述已见前文。
9。《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是一份文革初期的重要文件，被作为林彪、江青狼狈为奸的重大罪证。其实，这是滑天下之大稽。
1965年，毛泽东下决心搞掉刘少奇，导火索是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顺利点燃第一把火，但在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那儿，却碰了硬钉子。毛觉得北京不听他那一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决定另辟蹊径。但他当时可以信用委任的人确实寥寥无几，于是他打算将江青推出前台。但江青算老几？人微言轻，无人喝彩。正如她自己后来在1967年4月12日说的那样：“我们攻也攻不动呀！……我的话更没有人听。于是想到在解放军中请尊神……来攻他们……”江青几次扬言：“我们没有什么权，说话没有人听，我要借用林总的力量，我要搬尊神。”
这尊神当然是指林彪。
文艺和军队，江青和林彪，一文一武，一女一男，风马牛不相及。能够有硬把他们拽到一起的非凡想象力与超人能力的，非毛泽东莫办。
1966年春节，江青乘专车从上海去苏州，专程给林彪拜年，并转达了毛的口谕：由江青出面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请林彪务必给予配合和支持。江要求林亲自陪同，林推以身体不好，加上对文艺不内行，予以婉拒。因为有毛的招呼，林就叫刘志坚中将（时任总政副主任）协同一下江青。刘问：江究竟想找哪些人谈些什么？叶群说：可能是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吧。可见林彪、叶群根本不知道毛、江的真实企图，林彪始终没有具体过问此事。
后来几经周折，总算找了几个负责部队文艺、宣传工作的干部开了几次会，弄出一份初稿。毛泽东指派陈伯达、张春桥进行加工改造，并赋予其理论高度和现实针对性，标题则一直是《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江青送毛泽东审定。毛毕竟是大手笔，他详细看过修订稿，又亲笔作了15处重要修改。尤关紧要的是，他大笔一挥，将标题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别小看这后加的“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那可是一石三鸟，画龙点睛，使得“纪要”分量顿增，意义大不一样：林彪与毛、江的被动主动关系互相异位，不仅让江青狐假虎威，掩人耳目，师出有名，抬高身价，又可不动声色地逼使林彪走上前台。
这可以作为据称是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写给江青的信中所谓“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一个绝妙注脚。
因为毛、江的特殊身份，林彪除了默认，别无选择。但林彪毕竟是林彪，他以一种特别方式，澄清了自己的难言之隐，委婉表达了对强行“委托”于他的强烈不满，对历史作出了明确的交代。据刘志坚回忆：
江青去找林彪，要林彪支持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但在《纪要》中，又把江青“召集”座谈会，改为江青“根据”林彪的“委托”召开座谈会。而林彪则在座谈会召开之前，就通过叶群电话告知我说，是“江青找林彪，要找部队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并一字一句传达了林彪的一段话，开头就是“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纪要》定稿后，林彪虽不反对“委托”的说法。但在3月22日给贺龙等同志的信说：“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也不说“林彪委托”。这些都是煞费苦心的。
无独有偶。1968年9月16日，江青操纵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报送了三大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这些材料的批语中，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29日，林彪批示：“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话里有话，皮里阳秋，语涩心艰，用心良苦。
李银桥（曾长期担任毛泽东卫士长）回忆说：“我在毛泽东身边的期间，林彪来见毛泽东时，总是正襟危坐，板着面孔，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敢发表意见，甚至当面否定毛泽东的意见。像这样毫无拘束，在毛泽东面前敢说敢争的军事将领，彭德怀和林彪是比较突出的。”
为什么林彪后期不再直言？是林彪变了，毛泽东变了，还是整个政治气候变了？
10。九届二中全会。
已见前述，后文仍有论及。
值得注意的是，吴法宪回忆说：“（即便是）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没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吴法宪的女儿金秋转述过一个故事，不妨作为旁证。吴晚年有一次对金秋说：“昨晚我梦见主席回来了，总理打电话，说主席的飞机要在西郊机场降落，让我准备一下去接他，可是，我都这个样子了，怎么见主席呀。”
十几年牢狱、折辱，都拆不散化不开这种数十年戎马生涯形成的生死不渝的忠诚、信仰和深厚情感，这算不算是个人崇拜？
有朋友要问了：人无完人，莫非林彪就没有什么缺点和问题吗？
非也，非也。林彪的身心缺陷，至为明显。
百、百年五牛图
华夏近百年来，内乱不断，国运不昌。三大曾令人欢欣鼓舞、如大旱之望云霓的政治领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都是高开低走，虎头蛇尾，有的甚至走向反面，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无穷的后患，理所当然地为时代与人民所唾弃，被牢牢钉入历史的耻辱柱。中国社会若干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迄今尚未真正理顺，一些结构性、深层次的矛盾，仍在修修补补，得过且过，不被正视，更没得到妥善解决。中华民族这条内在生命力充沛的巨舰，正在内外交困危机四伏中艰难航行。
正如鲁迅所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2005年中，机缘巧合，开始写作《百年五牛图》。克尔凯郭尔说过：如果非说不可，那么现在就说。好的，那么在下就不揣冒昧，开始说话。先是蔡锷，而后轮到林彪——这是两个武人。另三牛，鲁迅是文人，张季鸾是报人，陈寅恪则是学人。百年中国，能让我由衷尊敬、感觉凛然肃然的，这五位大佬允称首选。
国画大师李可染自署其画室曰：师牛堂。他曾在一幅《五牛图》上题跋：
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终生劳瘁事农，而不居功。纯良温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皮毛骨角，无不有用。形容无华，气宇轩宏。
——这是《百年五牛图》得名的另一个由来。
既然以鲁迅、蔡锷、张季鸾、陈寅恪、林彪为所谓“百年五牛”，虽属一家之言，也自然有我的标准、尺度和理由。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和局限，也不等于我对他们所有的思想和作为都予以认同。
扯得有点远了。言归正传，话题还是回到林彪。
前文列举了林彪不少优点，本章说说他的缺陷。
1。不知自忌。
这主要指叶群进入政治局和林立果出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窃以为这是林彪的最大败笔。
林彪性情恬淡，身体也不好，常常置身事外，连政治局会议都很少参加。毛泽东亟需林彪支持，有意逐步将林推出前台，主动提出让叶群代替林彪出席各种会议。叶群恰巧像江青一样，也是个做事越权、说话啰嗦、不甘寂寞、志大才疏的好事之徒。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江、叶联袂进入政治局。叶群其实是江青的陪衬人，叶不入，江势难独进。在老干部被大批打倒、不少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怨气冲天的情势下，这大大强化了毛、江的力量和地位，又使林、叶成为替罪羊与众矢之的。毛一箭双雕，林则里外不是人，政治上看似得分，其实殊为失算。
林彪反对过好几次，但最后还是依了毛泽东的主意。应该承认，这件事，周恩来起了穿针引线、推波助澜的作用。
无论如何，这事毕竟是毛主动提名并促成，尚不致犯忌。而林立果就不同了。
林立果，1945年生，林彪的独子，小号老虎，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1967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当年7月1日入党。1969年10月17日，24岁的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副师级）。10月18日，空军司令吴法宪召集林立果、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发出指示：“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周、王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和机关作了传达，一股吹捧林立果的旋风，在空军刮起，一时间，铺天盖地甚嚣尘上。一个初出茅庐、聪明颖悟，但缺乏资历与经验、不知天高地厚、据说还有几分腼腆的小伙子，居然被捧为“天才”、“全才”、“超天才”、“全局之才”！他自己也飘飘欲仙，自我感觉超好。后来，正是林立果的轻举妄动胡作非为，为帅府招来灭门惨祸。
有一种辩解意见认为，这一切都是叶群伙同吴法宪私下搞的，林彪并不知情。又说升职后的林立果也就是一副师职干部，不过是参照肖力（即毛泽东和江青的独生女李讷）在《解放军报》享有的级别罢了。这是缺乏说服力的。无论如何，林立果平步青云，林彪难辞其咎。储贰之难为，潜心读过不少史书的林彪本应一清二楚的。
田家英曾对好友说，他离开中南海时，打算向毛泽东进言三条意见。第一条就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这是相当严厉的。
我认为，林彪其实也存在同样问题，不过表现形式不尽相同罢了。叶群、林立果、林立衡离心离德，各自胡来，9。13事件弄得不可收拾，如果说林彪一点责任也没有，完全无辜，难以让人信服。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曾向彭德怀咆哮：“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毛下决心整彭，跟彭若干情绪化的言行，如“操娘”、“请苏联红军”、“有失有得”等，亦不无某种因果关系。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吴旭君、张玉凤、孟锦云等人回忆，毛晚年偏爱阅读低回凄婉慷慨激昂的古典诗词，时常老泪婆娑。他不止一次喃喃自语：我对不起开慧！我对不起开慧！
9。13事件前夕，毛南巡期间，多次对地方军政要员提及：一个毛头小子，捧为“超天才”，没有好处。
在毛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将唯一的亲侄毛远新从沈阳调到北京，不离左右，助理一切。
1970年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一反常态，对林吹毛求疵，翻脸不认人，原因复杂，非止一端，窃以为其心理因素不容忽视。分析政治斗争，不可不体察世故人情。绝对不可低估林立果的窜升和风光对老年毛泽东的心理刺激作用。
需加说明的是：林立果在空军并不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解放军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谁都别想乱来。那两个“一切”，只不过是吴胖子为了讨好鼎盛时期的林、叶，献媚取宠罢了。
2。不够谨细。
主要指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它历来被作为林彪的一大罪证，被诬称是“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和“迫害老干部的动员令”。
1969年10月18日，总参谋部根据林彪的电话命令，为预防苏联突然袭击、提升全军战备，下发了一个紧急文件。根据业已披露的史料，此事与发布命令的国防部长林彪和传达命令的总参谋长黄永胜都没有多少关系，只是由当时值班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按照常规办理而已。千不该万不该的是，阎擅自加上那么一个招摇的标题，令雄才大略、乾纲独断的毛触目惊心。
10月19日，林彪得知后，有所不安，采用电话纪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泽东、周恩来。
毛泽东一脸的不高兴，居然亲自将它烧了，这让前来汇报的汪东兴非常吃惊。汪当晚接到周的询问电话，周得知毛将林的报告烧了，也很是惊诧。
天意高难问。这或许是毛泽东对林彪真正产生戒心，进而认为他“迫不及待”、试图“抢班夺权”的起点。
林低估了毛的雄猜，高估了倍儿铁的哥们关系。失察于前，马虎于后，没有主动将这个疙瘩解开，殊为失策。如果更为谨慎细致，这样的问题本来不难防患于未然；事发之后，如果估计充分，措施及时得力，亡羊补牢亦犹未为晚。严格地说，作为政治家，职业军人林彪未必很合格。
我注意到，真正敢于当面对抗甚至斥责江青的军政大员，如林彪、谭震林、黄永胜等，无一例外，都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兵，出自朱毛嫡系。个中意蕴，发人深思。
与“一号令”相关的是“战备疏散”。张云生、迟厚泽、阎铭、苏采青等人的相关文章早已将两个问题辨析得一清二白。
苏采青写道：
“中苏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定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
“党中央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怀疑苏联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
“因此，党中央讨论决定，在10月20日前必须将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完毕。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工作是在周恩来主持下进行的。为此，周恩来让汪东兴暂时留在北京协助其事。关于疏散安排的报告是由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王良恩签名上报的，由周恩来指示下达的。该项报告包括以下的内容：中央集中到北京某地办公，由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林彪都在疏散之列。毛泽东到武汉（已去）。林彪到苏州。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后辗转于岳阳、湘潭、广州等地）。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愿计划疏散到郑州，后接受本人意见改到邯郸。列入疏散计划的还有一些领导人。”“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是由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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