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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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了过去井冈山《土地法》所规定的土地所有权属于苏维埃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的规定。“岩、永、杭三县打成一片”，“这些地方都是赤色区域。”（52）广大贫若农民分得土地后，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使闽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十四、古田会议前后　　　　　　　
　　　　　　　　　
　　　红四军第三次攻下龙岩后，得到了一段休整时间。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前委在龙岩城内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到会代表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在会上，由陈毅作报告，毛泽东、朱德等先后发言。会议通过了陈毅起草的决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和士兵代表共十三人为新的前委委员，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七大”是在粤闽赣三省新的“会剿”将要到来的情况下召开的，准备得很仓促，会议开了一天就结束了。在这次会上，红四军内部思想认识上的一些重大分歧尖锐地暴露出来，但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这些分歧的由来已久。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内，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作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一直不断。这年四月前委召开的于都会议后，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　
　　五月初，中央军事部派刘安恭等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是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法国。一九二七年在国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送往苏联学习军事，回国不久就派到红四军工作。他的到来，对加剧红四军内部的意见分歧，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散布说：红四军领导人中有两派，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由于脱离了原有根据地，每天行军打仗，军情紧急，前委和军委显得重叠，所以一度宣布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权力集中于前委，五月间，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地方工作都增多了，前委又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以刘安恭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他刚由苏回国不久，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作法，并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显而易见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是不利于革命斗争的，自然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这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即存在的关于红军建设问题又开始议论起来，一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颇有表露。”①六月八日，前委在白砂召开扩大会议，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表决，通过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也改由陈毅接任。刘安恭对此极为不满。　
　　临时军委撤销了，但要不要设立军委的争论仍在继续，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正如毛泽东在白砂会议后几天所说：“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部要不要的问题。”　
　　②主张建立军委的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即四军党部）”，“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③反对建立军委的却认为“现在只有四千多人的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　
　　④因此，认为由前委直接领导就可以了。坚持要设军委的还提出，过去前委“太管事了”，“权力集中”了，前委不但“包办了下级党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并说前委领导有“家长制”倾向。而主张不设军委的说，设立军委是不从实际出发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结果，“必定是分权主义”，“分权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⑤在要不要军委这个具体问题的争论背后，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说：“所谓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红军还建设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相反认为现在是‘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管理一切’，‘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并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建立。”他还说：“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⑥这场争论在红四军“七大”前己日见发展。当年曾参加红四军“七大”的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回忆说：“朱、毛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有争论。沿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召开过一些大小会议，在党内展开辩论，朱、毛也多次在小会上作答辩。记得一九二九年六月，部队在新泉休整时，还专门召开过两次红四军前委会，朱、毛对下面提出的批评意见作了答辩。”　
　　⑦　
　　林彪在这场争论中，也起了挑拨的作用。当时，林彪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他在白砂会议开会前五小时（一说是三小时）写信给毛泽东，含沙射影地攻击朱德。他在信上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⑧平时，林彪也常散布对朱德的流言蜚语。朱德同士兵的关系历来很亲密，林彪却指责说朱德“拉拢下层”。这些挑拨性的言词。加深了红四军内的意见分歧。　
　　刘安恭、林彪当时都是纵队一级的领导干部，刘安恭担任二纵队的司令后不久，在十月间打东江时牺牲了。在这场争论中，他们程度不同地起了不好的作用。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对刘安恭、林彪都作了批评。认为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体系到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的。”⑨认为林彪在白砂前委扩大会议前三小时给毛泽东写那样内容的信，“这是不对的”，“不要离开党而谈党的严重问题，因为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更之加重。”指出林彪信内的词句“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测。这是错误的”⑩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也批评了毛泽东和朱德。　
　　参加了红四军“七大”的江华，对这次会议作了这样的评论：“那时召开七大是完全必要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七大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四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等结论，也是基本正确的。六大非一无是处。至于七大未能解决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总之，我国国情复杂得很，在我军初创时期，大家都没有经验，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出现分歧，发生一些曲折，是不可避免的。”（11）红四军“七大”改选前委时，原来由中央指定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只当选为前委委员，而没有当选为前委书记。前委派他带着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去上杭蚊洋指导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给红军的下一步行动带来了重大损失。　
　　红四军二次人闽、三打龙岩的节节胜利，震动了远近。国民党当局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对闽西苏区和红四军实行“会剿”。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六日，也就是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前三天，蒋介石发出“会剿”命令，指令赣军金汉鼎师集中于瑞金、汀州，闽军张贞师集中于连城、龙岩，粤军蒋光鼐师集中于上杭、永定，限六月三十日前都要到达目的地。六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又下令委任金汉鼎为总指挥，三拾会剿”“均归其指挥，受其命令，毋俏延违。”（12）不久，据三拾剿共”指挥部透露：三省参战兵力为“闽省七团，赣省四团，粤省三团，共两万余人。”（13）以赣省为主力，闽粤为堵截。　
　　七月八日，红四军前委决定以游击战争对付国民党军队的“会剿”，将全军四个纵队分赴闽西各县，深入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赤色割据区域，粉碎这次“会剿”。前委认为：“此时东江、赣南皆不能去，只有留在闽西，敌来当相抗对付，现在分兵在永定、龙岩、杭、廷连之一部发动群众的斗争，造成赤色区域之势力割据，敌来当打破一面找出路。”（14）这就是红四军闽西分兵的计划。毛泽东去蚊洋指导闽西党的“一大”后，朱德、陈毅率领前委、司令部及直属队到达连城的新泉，各纵队按计划发动群众。　
　　七月中旬以后，参与三拾会剿”的国民党军队相继向闽西推进。赣军金汉鼎的第十二师的四个团占领了长汀；闽军张贞师分别向华安、龙岩行进，企图占据龙岩；粤军蒋光鼐、蔡廷锴的第三师以永定、上杭为进攻目标，向粤闽边境开进。　
　　七月二十九日，前委在新泉得到有关敌情报告后，为了商讨应急计划，朱德、陈毅立刻赶到上杭蛟洋，同正在那里的毛泽东等一起举行前委会。经过讨论，决定改变原来分兵计划，“积极准备反动派三省会剿之到来，如三省合兵进攻闽西，红军可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发动沿途的群众；或人闽省腹地到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分兵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15）前委并决定第一、二、三纵队到上杭白砂集中，向闽中出击；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斗争。　
　　红四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拾会剿”。一九三七年，朱德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介绍这段历史时说：“红军这时也分成两支队伍，毛泽东率领一支留在闽西骚扰敌军，朱德率另一支展开大规模牵制战，深入敌区，直到沿海，以切断敌军主要补给线，至少要压迫福建军队离开苏维埃根据地。”（16）前委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央四月五日来信中所要求“派一得力同志”“来中央报告与讨论一切问题之后，再回到你们那里工作”的精神，陈毅经厦门转道香港赴上海去向中央汇报。陈毅走后，红四军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　
　　前委会议决定兵分两路的计划，在实施中有一些变动。第二、三纵队，在八月二日按时赶到白砂集中，由朱德率领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宁洋县城挺进，计划出击闽中，在外线打击敌人。但林彪率领的第一纵队，在上杭一带活动却因汀江水涨，过江迟缓，没有能按时同第二、三纵队会合，仍留在闽西，会同第四纵队同国民党军队周旋。这样，由朱德率领出击闽中，从外线打破“会剿”的兵力就比原计划大力减少。　
　　朱德判断：“在前来进攻的赣、闽、粤三路敌军中，“蔡廷锴、金汉鼎是比较很难打垮的，张贞是比较有把握打的，结果就准备着打他。”（17）八月四日，朱德指挥红四军第二、三纵队，攻占宁洋县城，在城内住了三天，做了三件事：一、刷制并张贴了标语和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宣讲红军的宗旨和工农革命的道理。朱德在大会上演说，号召广大工农群众起来暴动闹革命。二、打击当地三个土豪，没收了他们的粮食和其他财物，分给贫苦群众。　
　　三、烧毁国民党宁洋县的衙门，处决了从连城押来的两个土豪劣绅。　
　　八月七日，朱德率第二、三纵队离开宁洋县城，沿双溪南下。在过罗溪渡口时，朱德亲自到前沿阵地观察，选择有利地点，指挥部队泅水强渡，一举击溃守敌，乘胜追击，于第二天进入漳平，消灭了当地民团和张贞的一个营。　
　　朱德在漳平召开了群众大会，他在会上号召当地的工农群众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会后，又把从土豪劣绅那里没收来的财物，分给贫苦群众。他还召集手工业工人和农民代表，分别座谈，进行调查研究。　
　　然后，组织了漳平县工会、漳平县农民协会和城防第一赤卫队，并武装了城区赤卫队。十五日，红四军前委开会布置跳出外线，出击闽中。十六日至十九日，分两批离开漳平。　
　　闽中，是福建土著军阀卢兴邦的地盘。他有十几个团，上万的人马，还有个可造枪弹的兵工厂。他依仗着人多枪多，霸占着闽中、闽北和闽西二十多个县，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分庭抗礼。（18）当红四军人闽时，他的部队据守在各个县城里，以逸待劳。前委发动党员进行讨论，广泛听取群众对作战的意见。“朱德军长冷静地分析了形势，集中大家的意见，决定暂时不与卢兴邦匪部交战。好在红军与卢部没有直接打过仗，还可以‘礼尚往来’。在大田县城附近，朱军长派出信使到卢兴邦司令部，称‘借道过境’，卢兴邦这个‘山大王’毕竟老好巨猾，怕我们‘暗渡陈仓’，借口‘本乡地僻土瘠’，没有答应。”（19）八月二十日，朱德率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围攻大田县城不克，又转入永春、福鼎一带。　
　　这时，闽中、闽西的形势对红军都不利，加上盛暑高温，病员急增，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在二十天内接连攻占了宁洋、漳平两县后，国民党当局立即从德化、安溪、华安等地调兵向红军进攻。闽西特委这时也写信给红四军前委，要求“调四军回闽西，在漳平一带工作。”　
　　八月二十八日，红四军突然回师到漳平境内的杨美村驻宿。第二天。在当地农民带领下，从溪南后面的打鼓岭发动袭击，一举占领溪南圩，全歼张贞部的张汝劻旅一个团，击毙团副一人，俘敌二百余人，缴获大批枪枝弹药。　
　　红军乘胜前进，在八月三十日第二次攻占漳平城，又消灭张汝劻一个团，俘敌一百多人，缴获一部分军用物资。当时，《时报》有一段报导：“二十九日朱德突率部二千余猛袭漳平，宁洋也同时受袭。漳平守军以朱已远去，无戒备，且众寡不敌，应战一日，至三十日遂不支，退至永福。朱部复陷漳平。”　
　　（20）　
　　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在漳平一带活动二十八天，足迹遍及十三个乡镇，近百个村庄。红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一律住宿在词堂、庙字、桥亭、市场等公共场所，买卖公平，一律付现款。有时用了群众的东西，群众不在家，就留下信和钱。有的红军战士用了杨美一家粮店的米，老板不在家，就在墙上写下：“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了二十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观泗老板手礼（里）。”有些红军战士喝了茶水，也留下铜板和银毫子。　
　　当地人民群众盛赞红军战士纪律严明。　
　　张贞的“进剿”部队本来兵分两路：一路进攻漳平，一路再陷龙岩。当朱德率部回师闽西，再克漳平后，龙岩的守军弃城而逃。九月六日，红四军重占龙岩。这样，三拾会剿”中力量最薄弱的闽军张贞部己被击破。粤、赣两军无心恋战，也各自撤回本剩八月底，蒋介石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便以失败而结束了。　
　　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出击闽中，时间只有一个月，取得了重大胜利。　
　　回师闽西后，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到上杭白砂同第一、四纵队会合，准备攻打上杭城。　
　　上杭，位于汀江中游，汀江绕城而过，城垣三面环水，有砖石建造的三丈多高的坚固城墙，易守难攻，素有“铁上杭”之称。上杭是闽西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铁打上杭，固若金汤。东无退路，西无战场，南有河道，北有池塘。嘱咐子孙，莫打上杭！”　
　　那时盘踞在上杭城里的是卢新铭部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卢新铭是上一年长岭寨战斗中被红四军打败后逃到上杭的。　
　　九月十八日，朱德率红四军和地方武装一万余人秘密向上杭运动前进，前委会作了周密布置，同城内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并要求各地赤卫队配合攻城。第二天，朱德带着有关人员登上山头，仔细察看地形，制定具体的攻城方案。红军主力部队，趁夜间能见度低，由当地赤卫队带路，从汀江上游水浅处渡过汀江。第一纵队攻西门，第二、三纵队主攻北门，第四纵队在赤卫队配合下攻东门，另一部分赤卫队佯攻南门。　
　　战斗打响时，卢新铭部还蒙在鼓里。当赤卫队乘着无数竹筏，划过汀江，用机关枪和土枪进行轰击，同时在洋铁筒里燃放鞭炮。卢部分不清真假，只得扼守城池，胡乱放枪。当第一纵队的炮火把守军的主力引到西面后，第二、三纵队立刻在北门发起猛攻。朱德在北门外一个小高地上指挥作战。红军战士架起云梯，翻入城内。当卢新铭发觉中计，调兵增援北门时，北门已被突破，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蜂拥入城。朱德也随军进入上杭。这次战斗，除卢新铭带着十几个贴身警卫从南门冲出重围逃走外，城内守军全部被红军俘获。二十日，朱德在县衙门前的广场上主持召开了上杭军民祝捷大会。　
　　红四军打下上杭，不仅粉碎了三拾会剿”，而且又为红军争得了一个休整的机会。红四军人数发展到七千人，每个纵队由两个支队发展为三个支队。　
　　九月下旬，朱德在上杭城太忠庙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召开这次会议的本意，是想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论问题。但是，由于前委领导不健全（陈毅已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尚未回来，毛泽东在闽西特委所在地蚊洋养病），会议又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在事前不能拿出一个意见，就让大家讨论。结果，会议开了三夭，七嘴八舌，毫无结果。这时，大家都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便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但毛泽东没有回到前委。　
　　正在这时，广东的政治局势又发生重大的动荡。九月十六日，张发奎在湖北宜昌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反蒋活动，率部南下，试图配合广西俞作柏部进攻广东。十天后，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在南宁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反蒋，同拥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开战。有着长期革命历史的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村游击战争重新活跃起来。中共中央鉴于时局的变化，在九月二十八日写信给红四军前委，要求他们利用两广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南下，同时也估计到局势发展有几种可能性，允许他们可以根据情况灵活地采取行动：“在军阀战争开始爆发之际，红军应以全部力量到韩江上游闽、粤边境游击，以发动群众。至两广军阀混战爆发东江空虚时，红军可进至梅县、丰顺、五华、兴宁一带游击，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并帮助东江各赤色区域的扩大，相机围缴敌军枪械，集中东江各县赤卫队建立红军。”“如军阀战争结束较快或蒋系军队得胜时，红军仍留粤、闽、赣边界一带游击，以发动群众。”（21）但福建省委在十月六日给闽西特委转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却只提出全军开往东江的要求：“当此两广军阀混战爆发，广东西北江风云紧迫，东江防地较弱，同时东江丰顺、大埔、五华、兴宁、海陆丰等地广大工农群众起来作剧烈的斗争时，省委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朱毛红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22）“开往东江并不是放弃闽西，反是，要扩大我们的工作到东江来，与闽西互相呼应，取得很好的联络，使闽西、东江连成一片。”（23）“四军开往东江的路线是应当加紧向梅县、大埔、丰顺、兴宁，五华前进，与海陆丰联络起来。”（24）并主张“在这次斗争中要尽量扩大红四军本身的力量，充实本身的基础，同时要帮助东江群众建立并扩大群众的武装组织。”（25）省委还派谢汉秋前去巡视工作。　
　　朱德对进军广东原来是一直持慎重态度的。这年四月十五日，东江特委曾给红四军写信，提出东江反动军队因蒋桂混战而调走一部分，计划发动东江暴动，但又觉得自己力量不足，要求红四军前往帮助。朱德在五月三日给他们写了回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