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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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另一个渡河点泸定桥。会后，朱德向各军团发出《关于控制沪定桥渡河点取得战略胜利的部署》，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红一军团指挥部、第二师主力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北上，两路都向泸定桥急进。　
　　从安顺场到沪定桥有三百四十里路程，两岸是悬崖陡壁挂着羊肠小路，又有数十条山涧溪流将小路切断，加上大雨不停，行路更为艰难。朱德同战士们一样，在大雨中跋涉，还要随时掌握整个部队的进军情况，发出新的指令。五月二十八日一时半，他致电林（彪）刘（伯承）聂（荣臻），指示左路先头部队四团“今二十八日应乘胜直追被击溃之敌一营，并迎击增援之敌约一营，以便直下泸定桥。二师部队迅速跟进，万一途程过远，今日不及赶到泸定桥，应明二十九日赶到”，同时指示右路“刘聂率二团亦应迅速追击北岸之敌一营，以便配合四团夹江行动”（45）。同日，他又致电红一、五军团领导人，指示：“我左、右两纵队之先头部队，明二十九日均应赶到泸定桥及其西岸，并力求于正午前迅速袭占铁索桥，消灭该处守敌，以控制该桥两岸，并准备与援敌作战”（46）。　
　　红四团接到朱总司令的命令后，以一昼夜二百四十里的速度急行军，终于在二十九日拂晓赶到泸定桥，抢占全桥。当天傍晚，林彪致电“朱主席”，报告红四团已攻占泸定桥的消息。朱德的警卫员回忆说：“我们走在朱总司令身旁，雨水从他的脸上不断流下，长途跋涉，他的眼窝已经深深的陷下去了。但从他那浓眉下两道奕奕有神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非常高兴的。”（47）朱德来到沪定桥头，看到由十三根铁索组成的铁索桥悬在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上，一些临时找来的木板铺在铁索上连成桥面，桥下急浪滚滚，令人目眩眼花。朱德仔细询问前面的部队过桥时的情况，了解到有些马匹不敢上桥，部队过得大慢，有一匹马还掉下江去了，立即吩咐参谋：“告诉部队过桥时，干部要切实掌握渡河的秩序，务必使部队尽快通过，把马匹拉开。有些马不敢过桥，就把马眼睛蒙上拉过去，以免影响别人过桥，每隔十分钟派人检查一次桥板，踩开的桥板要及时更换。一个人在前面走，后面的人在后面就要及时把桥板弄好。那个部队过完桥，就要负责把踩开的桥板重新摆好。”　
　　轮到司令部的队伍过桥了。朱德从容地走上去，一边走，一边鼓励身旁的人：“沉住气，不要怕，别看水，看桥板。”走在朱德身边的警卫员回忆说：“正走着，朱总司令突然停下来，仔细观察一处桥板。那块桥板和另一块桥板已经脱离开，露出一个大缝。朱总司令弯下身去，把这两块桥板合拢起来。总司令这种行动，给我增加了勇气，我的心情也开始镇静下来，并深深为总司令给我们铺桥板而感到惭愧不安。”（48）抢渡大渡河的胜利，使蒋介石要红军重演七十二年前太平军石达开部失败的历史悲剧，要“朱德、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妄想破灭了，过了大渡河，红军便开创了继续北上的新局面。　　

二十三、艰难的时刻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懋功东南的达维一带，同从岷江地区西进的第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　
　　经过八个月万里征战、历尽艰难困苦、有三万人左右的红一方面军，同有八万之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都感到十分兴奋。夹金山下一片欢腾。　
　　六月二十五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来到懋功以北的两河口，迎接从杂谷脑（今理县县城）前来会见的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等。当天，举行了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在大雨滂沱中，朱德和张国焘先后讲话。　
　　朱德在讲话中热情地肯定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屡挫强敌、发展壮大的英勇业绩，指出：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的胜利！张国焘的讲话语气傲慢，流露出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相左的意向，说：“这里有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①，这给两军会师后的欢乐投下了阴影。　
　　为了统一思想，明确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第二天，即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扩大会议。会上，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分析了两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懋松理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群众条件都不利于红军主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部队向东、向南和向西北都不可能得到发展，应该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以实现“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发展战略。毛泽东、朱德等都发了言。朱德强调：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并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②。张国焘在会上也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顺利向甘南前进。”③为了做好团结工作，朱德在两河口时曾诚恳地同张国焘彻夜长谈。“朱德提醒张国焘，蒋介石虽然派来十万人攻打我们，可是我们也有大约十万兵力。第四方面军经过长期休整，兵强马壮，朱将军建议由它去占领松潘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张国焘说敌军防御工事过于强大，一口拒绝。”④六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的决定，拟订了《松潘战役计划》，规定一、四方面军分组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准备趁国民党堵截部队刚到松潘、立足未稳的机会，迅速、坚决地攻占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按照这个计划，朱德立刻率领红一方面军从懋功一带北上，接连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拖罗岗（仓德梁子）等几座大雪山，先头部队于七月十六日攻占靠近松潘的毛儿盖。　
　　从懋功北上后，环境十分艰苦。这不仅因为雪山连亘，雨雪无常，道路泥泞，自然条件恶劣，而且因为这里是藏族区域，没有多少做买卖的，藏民由于受到反动当局的恐吓而大多藏匿起来，部队粮秣得不到接济，连两餐青稞、养麦、红薯也难以为继。许多部队常常每天只吃上一顿，也只能吃个半饱，或者以野菜充饥。成仿吾回忆说：“朱总司令最善于找野菜，他先组织一个‘野菜调查小组’，亲自带领着小组到山上或原野，找出一些认识的、可以吃的野菜，挖出带回来，分类洗干净，煮着吃。然后他又动员大家去找，把大家吃过的野菜都挖来，这样经过大家的努力，最后竟找到了几十种可吃的野菜，解决了不小的问题。”⑤在则格、黑水、芦花一带沟谷地带，七月中的青稞麦已呈淡黄色，勉强可以割来吃了。由于部队已近绝粮而又遇不到当地居民，红军总部不得不命令各部队进行十天割麦，筹备粮秣，同时派人去四处寻找藏民回家，按当地粮价付给现款。“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朱德“不仅同战斗员一样割麦和打麦子，并且割下以后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他还常对一般战士和工作人员说：‘你们这些青年人挑不到四五十斤，唉！什么青年？’大家只好很不好意思地对着他笑。”⑥可是，在一方面军出发后，张国焘却迟迟不指挥四方面军北上，他在两河口会议上虽曾表示同意北上方针，但看到红一方面军兵力比红四方面军少得多，个人野心进一步膨胀，在会后又致电中央提出另一套主张：“一方面军南下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⑦并要求首先“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⑧，唆使他的追随者致电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的权力，企图将红军置于张国焘的控制之下。　
　　红军总部在七月十日到达芦花后，见四方面军没有跟上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立刻致电张国焘，望他按照原定的“迅速北上原则”把部队“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⑨。为了顾全大局，维护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政治局于七月十八日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将周原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同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仍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⑩。二十日，中央军委又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命的决定》，将一方面军一、三、五、九军团分别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番号不变；并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这时，张国焘才率领红四方面军到达芦花。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两天，中央政治局再次在芦花开会，听取关于四方面军情况的汇报，并讨论对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通南巴根据地及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等问题的看法。朱德在发言中认为，对四方面军“应以正确的估量”，他肯定了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多次打破敌人“围剿”中取得的成绩，也分析了在部队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存在的缺点与不足，希望总结教训加以改进。他没有提出过于尖锐的批评，主张目前正处在行军作战期间，一切服从战争的胜利，暂缓讨论军事以外的问题（11）。　
　　但张国焘却在暗地里进行反中央的活动，他不区别遵义会议前后的不同，而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等流言蜚语。在中央和一方面军中，有少数人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错误地提出“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等批评，还公开写文章抨击，这也引起了四方面军一些干部的反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这些复杂的情况，使朱德对两军会合后的团结问题感到忧虑。　
　　为了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他同四方面军指战员接触时，总是多讲他们的长处，多说鼓励的话，并推心置腹地以诚相待，因而受到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拥戴。徐向前回顾当时的情况说：“那时我和总司令接触最多，几乎天天在一起核对敌情，调动队伍。”“他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年青、有朝气，部队生龙活虎，纪律严明，是支难得的有战斗力的队伍。他说一方面军过去也是这样的，但经过万里转战，损失不小，十分疲劳，亟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他希望一、四方面军指战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他的这些话，完全是顾大局的肺腑之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朱总司令作风朴实，宽厚大度，平易近人，为接近过他的干部、战士共同称道。”（12）徐向前从朱德那里得知，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兵员较少，便同陈昌浩商量，建议从一方面军派些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调几团兵力补充一方面军。经中央批准，原在一方面军的张宗逊、陈伯钧、彭绍辉、李天佑、李聚奎分别担任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参谋长或政治部主任，还调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这些干部的调配，对加强四方面军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特别是后来对抵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月底，朱德和红军总部、中央机关到达毛儿盖地区。这时，敌情已出现不利于红军的变化：蒋介石调往川北堵截红军北上的嫡系主力胡宗南部已在松潘集中，基本完成了堡垒线的构筑，控制住经松潘北去的大道，原来担负追击任务的薛岳部和川军也从东南方向压来。由于张国焘的拖延，时机贻误，松潘战役计划已难以实施。八月初，中央军委决定以红军主力西指阿坝，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阻敌，进入甘南。三日，制定《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十几天后对编组又作了一些调整，规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辖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军委纵队一部，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北进，首先占领阿坝，再北进夏河；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辖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包座、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　
　　在准备北上时，中央政治局于八月四日至六日在毛儿盖以南不远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作出决议，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是正确的，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是实现这个方针的基本条件，指出：“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13）。同时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反对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动遥朱德在发言时指出：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对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坏，存在缺点是可以改进的（14）。　
　　沙窝会议后，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总部赴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这以后，朱德同多年来一起并肩战斗的毛泽东、周恩来等暂时离别。要同张国焘共事，朱德深知，这“不是一件容易小事”。他后来曾回忆道：“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也听说到他是一个‘机会主义’，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两河口去合后，在那儿革命军事委员会、党以及苏维埃政府代表们都开了会议，讨论了几天，作下了决议要继续北上。当面张国焘他并不提出反对，却在背后去阴谋来反对这个决议，不执行这个决议——当时我们还不了解他素来就是反对中央的这种情形。他开过会回去以后马上鼓动自己部下的队伍来进行反对了。”　
　　“当时他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坐？？，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他却不晓得，在那里人口稀少，地理条件虽然好，只想取巧，采用脱离群众的办法。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中央完全否决了他这些意见，中央决定还是北上。”　
　　“张国焘的领导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15）朱德与党内同志共事一向以宽宏大度、谦虚礼让著称，而张国焘这个“独裁者”一贯是目空一切、专擅用权，在担任红军总政委后，便尽力排斥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而以个人意志挟制总部领导，进而同党中央对抗。　
　　朱德和张国焘率总部去左路军后，党中央来电，准备改变原定主力经阿坝北上的方案，“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16）但张国焘仍坚持西出阿坝，甚至提出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于八月二十日在毛儿盖索花寺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夏挑战役和以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指出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17），它正好适应敌人希望把红军赶到人烟稀少的西部边睡地区的需要。《决定》要求红军迅速夺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向东发展，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要求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　
　　会后，党中央和前敌指挥部立刻率领右路军进入艰难的草地行军，同时，将毛儿盖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电告张国焘和朱德。随右路军前进的徐向前、陈昌浩也几次致电催促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向夏、洮、岷前进。八月底，右路军走出草地，攻占包座，在班佑、巴西、阿西、包座地区等候左路军的到来。　
　　朱德指挥左路军先头部队于八月二十一日攻占阿坝，但张国焘无视中央关于左路军应向班佑靠拢的决定，部队在阿坝延宕不动。在党中央和右路军一再催促下，八月三十日，朱德、张国焘率左路军第一纵队向东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同时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等地的第二纵队发出北进向右路军靠拢的命令。　
　　部队在进入草地后的第三天，被一条南北流向的噶曲河挡住了。这条河本来很浅，由于下了一场暴雨正在涨水，一时显得水势滔滔。它却被张国焘用来作为拒绝继续穿过草地到班佑会合的借口。他独断地以“朱、张”名义致电中央，说噶曲河涨水，“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还提出要右路军“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18）朱德和刘伯承坚持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为了弄清噶曲河涨水情况，朱德亲自到河边，派他的警卫员潘开文去探测河水深浅，潘开文后来回忆道。　
　　噶曲河离班佑很近，只要走三、五天就可以与毛主席、党中央会合。但是，张国焘却借口河水上涨，说部队过不去，在噶曲河停止不前。朱总司令在河边看了看，便叫我去试一试河水的深浅。虽然当天下了一点雨，河水涨了一点，但是，我骑马蹚过了河又返回来，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朱总司令看到这种情况后，多次提出要部队过河北上。　
　　可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张国焘总是按兵不动。（19）这样，朱德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陈明义回忆道：“在总部的一个帐篷里，张国焘和他的秘书长黄超同朱总吵，要朱总同意南下，态度很激烈。当时我是总部一局一科参谋，不知道他们吵得对不对，但总觉得他们用这样态度对待总司令不对。张国焘还煽动个别人员给朱总施加压力，但朱总一直很镇静，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　
　　（20）　
　　张国焘置朱德、刘伯承的反对于不顾，重新布置左路军的行动。九月五日，他在由噶曲河返回阿坝的途中，电令正要北上的第二纵队就地巩固阵地，备粮待命。　
　　那几天，等待在巴西的党中央几乎天天开会，谋求妥善解决矛盾的办法。　
　　徐向前、陈昌浩也致电朱、张，说明“胡（宗南）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21）。但张国焘一意孤行，又在九月八日以“朱、张”名义致电徐、陈，要右路军准备南下。当晚，中央政治局在周恩来住处开会，向左路军发出电报，电文如下：朱、张、刘（伯承）三同志：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炉，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求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