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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ㄑ恫慷印Ｓ谑牵�出动十几架轰炸机，企图一举炸平朱德的驻地古县镇。然而，日本空军驾驶员把安泽的古县和屯留以北的故县弄混了，结果故县被炸而古县平安无事。（31）下午四时，毛泽东来电询问：“总部驻地之古县在何处？是否府城西之旧县镇。”（32）这几天外界完全失去朱德的消息，大后方的很多人，包括对中共和八路军友好的外国朋友，纷纷向八路军驻武汉等地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社探询：朱德将军有无危险？　
　　晚上七时，敌军攻占古县镇，朱德率总部退出镇外，转移到临屯公路以南的刘垣村，并致电彭德怀请他迅速向总部靠拢。这时，从临汾派来了五个营援兵，布置在尧店一带。在日军继续西进时，朱德派他身边的那两个连同尧店的友军夹击日军。这两个连从侧面袭击日军，取得成功，还夺到两门炮和几挺机枪，但正面的友军不但没有出击，反而被日军突破了防线。因此，这两连撤退时，无法将战利品带回，营长刘鹏负了重伤。（33）日军继续向临汾迫进。　
　　二十六日，总部特务团第二营赶来报到，这是一支新扩建的部队，除班长以上人员外，全部是徒手新兵，每人只有一颗手榴弹。朱德决定由这支新兵袭击日军的后续辎重部队。这些新乓“以手榴弹突然猛袭，很勇敢的一致冲入，完全获胜。计缴获步枪三支，军毡二百余床，大衣、食品甚多，文件数捆，新式通讯灯一，烟幕筒一，六五弹千余发。”（34）又一次打击了西进日军。但临汾终于在二月二十八日失陷。　
　　日军从府城沿临屯公路到临汾，中间不过百余里路程。朱德以那样少的兵力迟滞敌军一个旅团达三天之久，为临汾军民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当时在总部经历这场战斗的陆定一在第二年撰文说：“他（朱德）没有官架子，任何人看到他，就觉得他慈爱可亲。但是，当危难到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革命军人的真价值。他坚如磐石，定如山岳；他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危险，他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他不怕反潮流，而总要尽自己的力量，以挽救危局。我亲身看见，当苫米地旅团由长治进攻临汾的时候，朱副司令长官（朱德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只带了两个连，在良马、府城一带与敌不期遭遇。那时，他为了争取时间，使当时山西省会临汾数十万军民安全转移，亲率了仅有的两个连与敌人打了三天之久。”（35）接着，朱德又指挥部队向东北方向转进，打破了日军打算将中国军队逼到黄河边上加以歼灭的企图。朱德曾生动描述过这段经过：“他（指日军）以为可以用大的力量来压，将我们压到黄河转弯的地方，那个小角角里面去，你还往哪儿跑？不是下河吃水还干什么？这个办法倒很聪明，但是我们也聪明。那时候我们八路军已经不单是指挥自己的队伍，同时也指挥着一部分国军。我们就全部向东北打出来，让你去打向黄河边上。结果他打到了黄河边上，朝四处望望，一个人也看不见。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已经失败了。”（36）“同时他也不能过河，是相当的困难，因为我们整个的队伍在敌人的后方，他不敢过河，他只有退回来。”（37）当东路日军进入临汾时，北路日军曾几次攻击军渡、碛口等黄河渡口。　
　　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担忧的动向。如果日军在这里突破黄河河防，就可以进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为了防备万一，朱德和左权向陕甘宁边区的留守部队及当地群众介绍了对付日军进攻的办法：（一）扼守黄河口守兵应少；（二）坚壁清野要做得好；（三）扼隘口并作运动防御；（四）腰击侧击，占领要点埋伏，以手榴弹掷之；（五）尾迫截击；（六）彻底破坏道路；（七）动员群众与游击队四出袭击扰敌；（八）防敌烧杀。（38）这时候，毛泽东又获得一个重要情报，说华中地区的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奉召回国反映了日本战略计划的变更：准备停止在东南的动作而用全力肃清黄河以北，并向西北发展。三月二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要他们调动部队西移。以加强河防，保障后路，而留一部分部队在晋东南坚持游击战争；并告诉他们。“上述方针政治局会议完全同意，望坚决执行，”（39）这时，彭德怀已回八路军总部。朱、彭联名回电表示：现在留在晋东南的许多国民党部队归我们指挥，此时决不能离开此地。同时，分析当时的形势，指出：在晋西黄河边上的离石、军渡、文水、交城一线的日军不超过一个旅；山西全省的日军也不过四万人，要想大规模进攻西北是不可能的。何况目前敌正集中主力在徐州会战。要想转移乓力到华北，扫清八路军，进攻西北，也得等到攻下徐州以后，至少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们表示：到了真有必要的时候，八路军可以西渡，保卫陕北，目前仍希望去太行前线指挥作战。（40）第二天，他们率领总部转移到安泽县的南孔滩村暂驻。　
　　张闻天、毛泽东、任弼时十分关心八路军总部和朱德、彭德怀的安全，在三月三日联名致电朱、彭：“八路军主力留晋击敌后路，必须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之条件下，否则对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同时，主张朱、彭二人必须回来，即使留一人在前方指挥，也只宜留在吕梁山脉等不被敌人隔断的地区，决不应留在汾河以东。（41）四日，毛泽东又电朱、彭问：“总部现在何处，朱、彭是否已会合？”“望考虑总部取何道移至吕梁山脉，为安全，为便利，如临汾以南现尚无敌，是否迂道临汾以南回来。”　
　　（42）　
　　朱德、彭德怀经过慎重考虑，在三月七日再电中共中央，申述他们东进太行的主张，指出：“现在华北的中国军队共有三十余万人，分东、南、北三路。（43）东路由朱、彭指挥，在此时不宜过河。并提出：“八路军总部准备转移到太行山区的沁县，在那里召开东路军少将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以求得友军同八路军的行动大体一致。要求中共中央重新考虑他们的意见。（44）三月九日，毛泽东电复朱、彭，同意在目前阶段，八路军主力暂不过河，在不被敌隔断的条件下，配合友军作战；但必须巩固吕梁山脉，布置好太岳山、王屋山地区工作，以保障将来转移便利。（45）同一天，朱德等致电一二九师领导人，重申：“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是我们确定方针。（46）”三月十日，朱德率领总部向太行山进发、途经安泽的英寨，屯留的良马、中村、西村，沁县的郭村、白家沟，在三月十五日到达沁县的小东岭。那时，重要的问题是要在太行山区站稳脚跟。朱德在半年后说过：“我们当时在东路上差不多有十个师。我们也不去打他（指日军，作者注）。我们在山里开会，教育我们，讲一条一条的战略战术，同时也补充了自己，把群众也组织了起来，统一战线也做得很好。”“我们把战略战术说清楚了，大家有了胆子。”（47）小东岭在沁县县城东南约十五里。三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朱德在这里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曾万钟、李家钰、朱怀冰、赵寿山等三十多个友军将领参加这次会议。（48）由于交朱德指挥的南路军卫立煌部的几位将领同时参加会议，所以，人们有时也把这次会议称作东、南两军将领会议，沁县是决死一纵队纵队部和山西第三行政公署的驻地，该纵队政委、公署主任薄一波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彭德怀作报告，要点是：（一）必须改造旧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二）军队要实行战时的政治工作：（三）要武装民众，发展游击战争。另外，对俘虏政策和对汉奸的政策，也作了详细说明。（49）朱德在会上讲话，着重分析了抗战形势及敌后游击战和运动战问题，还讲了政治工作、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等问题。（50）会议的议程是：（一）报告、讨论目前战争形势与任务；（二）改善部队政治工作与健全组织；（三）确定与统一民运工作方针及敌军工作方针；（四）确定作战方针，建立根据地，武装民众；（五）由东路军开办地方工作、敌军工作与部队政治工作训练班。（51）这五天的会议，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会前，友军将领因为临汾等重要城镇相继失陷，阎锡山等逃往黄河西岸，而对坚持敌后抗战缺乏信心。通过这次会议，对坚定敌后抗战信心、稳定友军情绪，起了很大作用。　
　　小东岭会议快要结束时，八路军一二九师计划在河北涉县和山西东阳关之间的响堂铺打一次伏击战，在日军侵占临汾后，从邯郸到长治再到临汾的大道成了日军的重要后方交通线。响堂铺的地形条件好，一侧是悬崖峭壁，不易攀登，一侧是起伏高地，便于隐蔽和出击，是邯长公路上理想的打伏击战的地方。朱德批准了一二九师的作战计划，由徐向前担任这次战斗的前线总指挥。为了加深友军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术的认识，朱德邀请会议参加者到战场附近的高地上，实地参观这次战斗。（52）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当日军第十四师团所属的两个汽车中队进入伏击圈后，战斗立刻打响了，在两个小时内干脆利索地全部解决。接着，又打退日军的增援部队。这次战斗，把日军两个汽车中队共约一百八十辆左右汽车全部焚毁，护车队的日军官兵一百七十多人大部分击毙，缴获迫击炮四门、各种枪几百支。通过这次观战，增强了友军将领对游击战的认识和抗战的信心；而组织这种观战，非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是办不到的。　
　　朱德任东路军总指挥时期，可以说是抗战期间国共领导下的两军团结御敌的最好时期。　　
　
二十八、佇马太行　　　　　　　
　　　　　　　　　
　　　抗日战争初期，对八路军说来，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完成了在山西的展开，在地方党配合下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和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着重向敌后发展，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队的作战。　
　　朱德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几乎一直移动在大行山区的武乡和沁县之间。大行山脉北起滹沱河，南抵黄河，绵直在山西、河北等省之间。它居高临下，地形险峻，向东可以控制河北、山东；向西同太岳山相接，中间的盆地是晋中富饶之地；北面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邻。朱德佇马太行，便于从这里指导整个华北敌后抗日军民同日本侵略军的斗争。　
　　八路军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广泛开辟敌后游击战争，是极端艰难的壮举。如果没有建立起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是根本不可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坚持下去并得到发展的。它对整个抗战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朱德在《八路军抗战的一年》的报告中，对八路军为什么能坚持并发展敌后抗战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第一期抗战中，虽参加不久，已尽了大力，如平型关，娘子关。第二期抗战中更起新的作用，即建立游击队和敌人后方作战。我们在晋北、晋东都在敌人后方打。第二期我们三个师都在敌人后方，包围敌人，并切断平汉路。”敌后抗战的环境是极端艰苦的，“别人无论如何不能把军队放在敌人后方，而我们以实际例子起了好的作用和影响。别人争相退去，而我们则反伸向敌人后方去。”八路军的战术，不用死守的办法，而是独立自主的灵活地行动，这是在长期经验中学习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军队和人民的关系。朱德说：“八路军是由人民中产生的。”“灵活战争没有人民是不行的。所以说军队是鱼、人民是水，鱼离水亦不能生存，有人民才活动自如。人民不是都了解八路军的。经过各种的多次的实际行动，军民打成一家，灵活战术由此发挥了。”他说：“我们在敌人后方已立定脚跟了，建立了支点，我们在吕梁山、太行山、恒山、五台山等建立了根据地，我们的各司令部都能站着指挥作战。此等作战队伍在华北不下十余万人。”　
　　“华北人民当时甚希望中国军队再来，八路军常去收复各城市，影响民心甚大。民众因此才能更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因为八路军创造了七个根据地，华北抗战由混战转为坚持局面。”①日军在二月下旬发起徐州会战，在台儿庄遭受沉重打击。当徐州会战吃紧时，日军曾想从别处抽调部队进行增援，却难以抽调。对这个问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氏陈诚曾说过：“此盖因我国自采用游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其小部，袭击其后方，即如山西境内，我方有二十万之游击队，遂使敌五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路沿线，不能远离铁路一步。其他平汉线及江北、江南、浙西各战场均自顾不暇，遑言抽调以远水救近火乎？”②日本侵略军也深深感到八路军坚持的华北敌后抗战对它已构成巨大的威胁，认为八路军“扰乱我占领区，其威势已不容轻视”，决定“在占领区内进行肃正讨伐。”③从一九三八年四月初开始，日军以很大的决心，以第一○八师团为主力，调集三万以上兵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九路围攻。它的主要目的是企图把八路军总部逼到辽县、榆社、武乡、襄垣地区加以消灭。　
　　对日军准备发动九路围攻，八路军总部在三月底就从许多迹象中觉察到了。他们注意到：日军在晋东南修筑机场，打通公路，运送物资。频繁地调动兵力。这些情报都不断送到朱德那里。在一二九师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又发现一张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的作战计划图。因此，当日军发起攻击前，朱德已筹划了对策：“以一部兵力箝制日军其他各路，集中主力相机击破其一路。”④参加这次反围攻的部队，有一二九师和配合该师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还有决死第一、第三纵队以及属于东路军序列的各友军部队。　
　　朱德把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率领的一二九师作为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主力，命令他们转入外线，隐蔽集结，寻机歼敌。同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由地方游击队和自卫军不断袭扰敌军，破坏道路，捉拿敌探，肃清汉奸，并帮助八路军和友军搬运伤兵，进行联络，筹粮，运输，配合作战。由于事前已有准备，晋东南军民对日军的这次大规模围攻便能沉着应付，朱德说：“当时敌人的九路进攻，当敌人追到我们，近起来了，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惊慌的，这是在第一期抗战中是不同的地方，”“从前他们说山西的民众是顺民。现在估计起来，从前因为他们没有枪；现在有了枪，经过了我们的组织，山西的民众已经不是顺民了，也能够起来干，打仗。”⑤四月初日军出动后，一二九师主力和三四四旅的六八九团立刻遵令向东转移到日军合击线以外的山西麻田至河北涉县一带集结待机。朱德还派左权去沁县统一指挥三四四旅主力及决死一纵队阻击从西面进攻的日军。　
　　各部已遵照总部命令作好了迎击准备，但到四月六、六日，却发现日军部署有所变更：各路日军放慢了进攻速度，南面日军停止北进，转向南攻，进犯阳城；另一路日军转向河南，进占该省的温县、孟县。鉴于这一变化，朱德决定暂不发表已经起草好的动员和部署反围攻的训令。情况很快就弄清了。原来日军得到一个错误情报，误认为刚从晋西脱险人陕的卫立煌将从垣曲渡河回山西，所以重新调动部队，准备再次截击卫立煌。⑥事实上，卫立煌到陕西后，接到蒋介石的通知，要他去洛阳开会，卫决定乘机绕道延安，拜访毛泽东等后再去洛阳。⑦此时已在去延安途中。当日军发现情报不准确后，重新发动向晋东南的九路围攻。　
　　四月八日，朱德、彭德怀命令左权、刘伯承指挥各部以机动、坚决、勇敢的精神，乘日军分进之际，集结优势兵力，从侧背给日军以各个打击。朱德对八路军各部的指挥，可说是得心应手，但对东路军友军部队就很难如此。　
　　因此，他必须分别准备两种对部队和民众动员的工作纲领。⑧四月十日，南路日军先头部队进占沁源、虒亭、襄垣一线，即将向北发动进攻。八路军总部从沁县小东岭移驻武乡马牧村。这一天，朱、彭向东路军友军将领发出《粉碎日军围攻的战役战术指示》，考虑到友军不善于打游击战和运动战，所以指示比较具体，要求他们：“应乘其进攻我军时，采取灵活的、运动的游击战术，在敌未进入利害循环变换线时，采内线作战姿势，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其一路，余路箝制之。如已进入我利害变换线内，则应由间隙中转入外线，袭击敌侧后，仍以各个击破之。”“敌之任何一股前进时，我军应以小部，以一连或一营为单位，采取运动防御之姿势，配合本地自卫军。游击队，昼夜袭击，疲劳敌人，分散敌人，迷惑敌人主力，出敌不意，突然袭击而消灭其一部。”⑨朱德还发布了《粉碎日军大举进攻之部队政治工作纲领》，号召东路军各部深入进行战斗动员，并协助地方政府切实动员民众作好战斗准备。　
　　大行山峰峦起伏，山高路险，日军的机械化装备难以发挥它的优势，当地民众实行坚壁清野，处处给八路军以帮助。在朱、彭的统一部署下，各路日军到处都遭到中国内线部队的猛烈拦截阻击，一时不敢深入。　
　　四月十一日，南路日军北进至下良镇。这一路日军是这次围攻的主力，由骄横的苫米地旅团长指挥。苫米地在日军中是一员善战的猛将。这年二月间，朱德在临屯公路上就曾同他交过手。他因比北路日军先攻入临汾，曾得意地写信给他女儿说：“天皇因我先人临汾，赐了我一个勋章，我已挂在左胸前，我的右肩也高起来了，你看我象不象墨索里尼？”⑩朱德早已判断这路日军有经沁县、武乡进攻榆社的可能。他们在进占沁县后果然向武乡进攻，在十三日占领武乡县城。朱德准备在武乡、榆社间夹击消灭这股敌军。　
　　沁县和武乡县城失陷后，八路军总部的处境相当艰难，经常处在敌军的包围中，需要不断地移动驻地；而朱德身边只有一个警卫排，再无别的部队。　
　　在一次转移中，朱德率总部来到漳河边的一座小山上，发现三面都是敌军，一面又是临河，情势非常危急，朱德立刻决定把总部移到漳河对岸去。当时河水猛涨，渡河很困难。他披着雨衣，亲自在河边察看水势，决定让水性较好的孙泱泅渡过河去联络部队，还要他带过去一根大绳子，固定在对岸。随后，朱德一手抓住马尾巴，一手抓住绳子，和其他人一起渡过漳河，脱离危险，并同附近部队取得了联系。（11）在武乡、榆社附近的东路军友军部队有曾万钟的第三军、朱怀冰的第九十四师和武士敏的第一六九师。朱德命令朱怀冰部集结在榆社、武乡一线两侧的云簇镇附近；武士敏部除在驻地阻击敌军外，以一部向沁县方向游击；曾万钟部以一部向武乡以北边战边退，而将主力隐蔽集结于附近山地，待日军通过武乡后，立刻猛烈尾攻，同朱怀冰部夹击日军。同时，命令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及三四四旅一部迅速赶到战地参战。（12）由于有的友军没有按照朱德的指示行动，这次夹击计划没有实现。　
　　苫米地部日军进抵榆社后，因为群众空舍清野，破坏道路，又退回武乡。　
　　四月十四日，朱德、彭德怀致电按总部计划跳出日军合击线外隐蔽待机的一二九师及三四四旅负责人，指出从榆社退回武乡的日军，下一步行动有两种可能，一是退回长治，一是去子洪地区救援被友军武士敏部包围之敌。　
　　命令他们迅速向武乡靠近，寻机打一个歼灭战。（13）一二九师主力及第三四四旅的六八九团，接到总部命令后，在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率领下，在四月十五日傍晚飞速赶到武乡县城西北，原来在武乡的日军刚从这里带了辎重骡马弃城沿浊漳河向襄垣方向退去。刘伯承下令分左、右两个纵队迅猛追击。第二天拂晓，左、右两路纵队超越日军并把他们夹击在武乡以东的长乐村地区。日军被截为几段，困在狭窄的河谷里无法展开。已通过长乐村的日军回头救援，又遭到八路军顽强堵击。激战到当天黄昏，共歼灭日军下元熊弥（第一○八）师团的柏崎联队和苫米地（第一○四）旅团的工藤联队及炮、骑、工、辎各一部，共二千二百余人，击毙战马五、六百匹，并缴获一部枪枝和其他军用品。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苫米地因这次战斗失利而受到处分。（14）在这次战斗中，八路军打得很艰苦，并付出了相当代价，伤亡八百余人。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团长、优秀的年轻指挥员叶成焕的在战斗中负重伤后牺牲；这是八路军的重大损失。朱德以非常悲痛的心情，亲自前去向叶成焕的遗体告别。　
　　在粉碎日军围攻的战斗中，根据地的民众已经起来，游击队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