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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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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进行了十一个月，深入地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路线、政策问题，分清是非，统一认识，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重要文件，为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作了极重要的准备。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四项决议：（一）全会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五人为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主席和主席团主席；（二）全会的任务是准备七大及处理日常工作，全会期间，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工作（由主席团代行它们的职权）；（三）同意毛泽东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项意见；（四）七大议事日程。（14）在整风运动进行的这个时期内，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法西斯德国在同盟国军队的强大反攻中节节败退，已陷入困境；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也取得很大胜利，日军的败象已日益明显；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兵力严重不足，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渡过抗战中最困难的时期后，力量更加壮大，普遍展开了攻势作战。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不远了。朱德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进行指导，号召八路军、新四军积极准备反攻。他说：仗打了七、八年了，世界上和我们一起打仗的同盟国越来越多。我们的部队很勇敢，再加上技术，就能天下无敌，要积极准备反攻，把八路军、新四军造成最模范的军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5）美国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时也有所改善。当时担任中、英缅战区参谋长和美军司令的约瑟夫·华伦·史迪威将军和在中国的谢伟思等一批正直的美国外交官，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不满，认为中共是抗日的新的政治力量。为了在中国战场上对日军发动反攻，他们主张同中共领导的军队合作。
当时到延安采访的外国记者很多。一九四四年夏天，美军观察小组又来到延安进一步了解情况，沟通联系。这个观察小组曾派人到朱德领导的军委高参室和作战部帮助做技术工作。有一个美军中士描图员是大学生，天天前来帮助标图。在工作中，他了解到朱德的许多革命事迹，非常钦佩。当他将要离开延安时，提出希望能得到一张朱德的照片。军委机关工作人员向朱德汇报后，朱德满足了他这个要求，还送给他一块当地自织的绒布，使这位中士非常高兴。（16）其他到延安采访或工作过的国际友人，对朱德也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英国记者根瑟·斯坦因写道：“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兵士们敬爱那个六十岁（17）的老农民，象父亲一样。他宽阔的面孔焕发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热烈与乐观，他有力的握手唤起人们的信心。
我所发现的，随处都自发表现出来的士兵与人民的爱戴和信赖中，他同毛泽东实际上是同等的。
朱德和毛泽东一样，穿着没有徽章而对于各阶级都同样的军装，各处走着，不带卫兵或秘书。”（18）爱泼斯坦谈到对朱德的印象时说：“五十八岁的朱德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满头浓密的黑头发，面部宽阔，两眼炯炯有神。他身材健壮，步履稳健，他的直率使见到他的人一下想起了亚布拉罕·林肯的主要特征。从他的外表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和身经百战的战略家。相反，他看上去象一位普通的父亲，在于完一天艰苦而又个人满意的工作之后，回到家中，解开钮扣斜靠在椅子上休息，谈起话来面带安详的微笑，充满成熟而叉淳朴的智慧。这种智慧来自他长期熟悉的生活，并己与他自身融为一体。”（19）美国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写道：“我首次拜会朱德，是一九四五年在中国西北的延安。作为共产主义军队的总司令，他在‘枣园’的生活是极之俭朴的。他当时约六十岁。就好象一位慈样的祖父一样，他亲切的脸孔，时常挂着笑容，使最怀批评性的访客也会消除敌意和顾虑。
在那个年代里，他成为共产主义中国的发言人，接待外国记者、来访的外交官和几乎所有到延安去的人，而且都是持之以同等的幽默感和耐性。当他笑的时候、向朋友递香烟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礼貌，都使人感到一阵阵温暖，冒出很强的感染力。”（20）以上几个外国人对朱德的印象很相似，反映了朱德的特点。可是，不久史迪威同蒋介石的矛盾尖锐起来。在蒋介石的坚持下，美国政府宣布召回史迪威，改派赫尔利为美国总统特使前来中国，并且很快就全力支持蒋介石。
随后，美国驻延安的观察小组成员谢伟恩等也被召回国。史迪威在离开中国前，给朱德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亲爱的朱德将军：由于我已被解除在中国战区的职务，我谨向您，共产党武装部队首脑，为我们今后不能在对日作战中同您合作深表遗憾。您在对我们共同的敌人作战中发展了卓越的部队，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但现在此事已成泡影。祝您战斗顺利并取得胜利。我谨向您致意。
真挚的J·w·史迪威美国将军”
这封信的原件已经遗失，但它的留底仍保存在美国陆军部档案中。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史迪威病逝。十四日，朱德致电史迪威夫人吊唁，电文说：“史迪威将军的死，不但使美国丧失一个伟大的将军，而且使中国人民丧失一个伟大的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他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他为建立美国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并相信他的愿望终将实现。”（21）当历史进入一九四五年时，抗战胜利已经在望，这时，延安正在准备召开七大，在这里集中了大批干部。朱德向中央提议：七大要早开，开了，人好出去工作。各地的历史问题讨论可以先搞个草案，交七大参考，有些争论也容易解决。总之要早点出去，要赶上苏联参战，要有精神准备。对蒋介石谈判也要有精神准备。（22）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推迟多次举行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开幕。朱德在开幕典礼上讲话。他说：二十五年来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大众的党，受到中国人民爱护的党。我们党一开始就作武装斗争，一直没有离开过武装斗争，这是我们党的一个特点。因此，尽管中国的封建势力要杀我们，外国的帝国主义同样要杀我们。很多时间敌人宣布我们的党已经没有了，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们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
在我们党发展的道路上，充满了激烈的斗争，这些斗争锻炼了我们的同志，同时在这个斗争中间创造了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他指出：在今后的斗争中仍有许多障碍，要打破这些障碍，就要靠我们武装同志及全体同志的工作。他说：毛主席那一天讲过，我们不想等到儿子一代才取得胜利，我们这一代人就要取得胜利，我们一定要胜利！朱德的讲话博得全场代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四月二十五日，朱德向大会作题为《论解放区战撤的军事报告。这个报告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指出“解放区的战争是伟大的真正全面的人民战争”，论述了解放区战场创造、发展、壮大的历程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分析了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反人民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是两条不同的军事路线”，并从建军原则、兵役制度、养兵、带兵、练兵、用兵、政治工作、军队指挥等方面，对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作了详细的阐述。他指出：解放区军队今后的中心战略任务，是准备“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现在已临到在实际工作上逐渐地去准备实现的时机了。我们全军干部必须善于在思想上、工作上准备实行这种转变，以迎接这抗日大反攻的战斗。”（23）在中共七大举行的日子里，德国法西斯在五月八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战结束。十一日，朱德和林伯渠等欢宴苏、美、英等国盟友，庆祝同盟国在欧洲战场上的胜利。在席间，朱德致词说：欧洲战场的胜利不仅是苏、美、英三盟国的胜利，也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民主的胜利。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后，在东方只剩下一个法西斯日本，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配合同盟国击败日军。（24）五月三十日，朱德在七大上作关于军事问题讨论的结论，对代表们在讨论军事报告时提出的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百团大战，反攻的军事转变，对敌、伪、友、顽军队工作以及军事干部等问题，作了解答。他强调说：“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人民需要武装斗争，中国农民多，武装就是农民武装，武装在农民里面才能产生出来，这就叫土地革命。关于土地革命的思想也可以说大部分是毛主席的思想产生出来的。”
他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对这个军队的重要性。朱德说：这个军队同以往军队的不同在于它“来自人民，取自人民，依靠人民打仗。”因为这些，也就发生了战略战术的不同。他认为，毛主席的这种军事思想，经过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两个阶段，现在已经是成熟了。（25）六月九日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朱德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闭幕。朱德在闭幕式上讲话说明这次代表大会的重大历史意义，指出，“我们以后的问题，就是团结全党争取胜利。”他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胜利是可以得到的，”“只要我们的党团结一致，争取广大群众，一定会胜利的。”他还说到：这一次选举，军队里的负责同志当选的相当多，所以，有些同志担心将来会不会以军治党？这个事情，请同志们放心。因为我们党不是才发展起来的，又经过了整风，又有毛主席的路线，是不可能发生这种问题的。抗战八年来，我们军队是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的。另外，我们军事干部在各方面一定要无条件去服从党。我初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就宣誓服从党。因为我是军人，应无条件的服从党，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现在这些军事干部都是党培养成的，我们每一个军事干部都一定要服从党。“我们的军事干部离开了党，那他就一样也做不成，一样也做不了，一切问题要靠党。”（26）六月十九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核心。由这五人组成的核心，领导着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直到新中国成立的初期。
中共七大闭幕后不久，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兴奋地看到：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三十四、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喜讯传来，革命圣地延安一片欢腾，但是，随着抗战的胜利，蒋介石立刻把注意力转到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对付其他民主势力方面来。朱德一面同延安军民一起共享胜利的欢乐，一面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国内外的政治动向。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使华北、华中日伪军的大部分处在它的四面包围之中。因此，当日本外务省在八月十日通过中立国向中、苏、美、英四国政府表示要求投降时起，朱德就以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在两天内发布七道命令，命令包围日伪军的各解放区人民军队，迅速行动，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伪军投降，如遇到抗拒，应坚决消灭之；命令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所部、张学思所部、万毅所部及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向东北进发。但是，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的蒋介石，却在八月十一日连下三道命令，一面要求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①，一面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同时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收编。他还调动大批国民党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逼进。国民党发言人把朱德发布的命令称为“唐突和非法的行动”；国民党高级将领何应钦、冷欣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约定，趁日军尚未遣散之际利用日军参与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战。内战危险十分严重。
面对着严峻的内战危险，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针对蒋介石不许解放区军队要求日军投降的命令，朱德、彭德怀以延安总部正、副总司令名义在八月十三日致电蒋介石，指出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②八月十六日，朱德又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致电蒋介石，提出六项制止内战的主张并要求蒋介石公开收回他在十一日的错误命令。电报说：“在抗日战争将要胜利结束的时候，我提起你注意目前中国战场上的这样的事实，即在敌伪侵占而为你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地区中，违背你的意志，经过我们八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过一万万的人民，组织了过一百万的正规部队和二百二十多万的民兵”，“建立了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我们至今犹打击和包围着侵华（东北不在内）日军的69％和伪军的95％。而你的政府和军队，却一向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方针，对于我们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不予承认，不予接济，且更以九十四万大军包围和进攻它们。”电报强调：“内战危险空前严重”，制止内战的办法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这不但是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必须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势将引起不良后果。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向你提出严重警告，请你不要等闲。
视之。”③
针对蒋、日、伪的暗中合流，朱德在八月十五日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④同日，朱德还向美、英、苏三国政府发出说帖，阐述了中国解放区、沦陷区抗日武装力量和广大人民八年抗战的实绩，揭露国民党政府“主要的是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方针，其军队的大部不打敌伪，退至大后方，保存实力，准备内战”，请三国政府在处理日本投降问题时“注意目前中国战场这样的事实。”并向三国政府提出下列声明和要求：“一、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协定及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又未事先取得我们的同意时，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
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中国解放区及其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五、为减少中国的内战危险，请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站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上。立即停止对中国国民党政府之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如果国民党政府发动对中国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内战（此种内战危险，现己极其严重），请勿予国民党政府以援助。”⑤蒋介石对朱德提出的警告置若罔闻。但他的精锐部队在抗战期间大多退到西南和西北的大后方，一时来不及调运足够的兵力到北方，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因而只好作出和平谈判的姿态。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延安，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
这时，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建议毛泽东去重庆同蒋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在枣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去重庆谈判问题。尽管蒋介石主张和平谈判只是一种姿态，但中国共产党还是力争能借此实现国内和平，从事国家建设。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后指出有可能争取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要学会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
朱德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和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这次去谈判是必要的，蒋介石可能作些让步。毛主席去谈判是有利的。有无危险？看来比过去保险得多了。我们要保持军队，要保住人民已得到的胜利果实。东三省我们一定要去，要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也要派干部到国民党的大后方去工作。还要把准备打仗作为重要的任务⑥。
会议决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由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确定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依靠人民力量，同蒋介石的反动方针作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以和平途径实现一定的政治改革，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决定朱德继续兼任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兼任副主任。会议还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
力争实现和平民主，又准备在不得己时进行自卫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制订的明确方针。
战争与和平，风云变幻莫测。在这个历史关头，中共中央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为了表明自己争取和平民主的诚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二十五日决定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代表，一起前往重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作了应付局势万一恶化的准备。
同一天，一架绿色的DC型美国运输机从延安东关机场起飞，飞机上坐满了中共高级军事将领，共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薄一波、陈赓、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滕代远、宋时轮、杨得志等二十多人，他们将分赴各解放区战场，准备在遭受对方武装进攻时以军事斗争来保卫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
行前，中央领导人分别同他们进行谈话。杨得志回忆说，他是由朱德向他交待任务的，当时他正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教导一旅旅长，朱德通知他：“中央决定你离开陕北，回冀鲁豫去。”还告诉他：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以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地区统归刘邓指挥。
杨得志问：“什么时候走？”
朱德说：“尽快，要尽快。你先走，部队由其他同志带着随后。怎么样，有这个思想准备吗？”
杨答：“有的，不过没想到这么快。”
朱德说：“是呀，毛主席在七大闭幕时讲过，把中国引向黑暗还是把中国引向光明在互相斗争着。这个斗争今天更现实更尖锐了。日本人愿意到蒋介石那里去，而不愿意向我们投降的！蒋介石已经行动了，杀气腾腾。他是决心要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的，我们当然不答应。所以，你们的任务很急。
冀鲁豫的地理位置你是知道的，很重要呀！”⑦八月二十八日，朱德送毛泽东、周恩来等前往重庆谈判。当天下午。朱德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对将要出发去东北工作的干部作报告，谈了他对形势的看法：整个世界要和平，中国人民也要和平，国民党虽然不要和平，要消灭我们，但事实上行不通。这次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安全回来的可能性大。谈判会有结果，但不会那么顺利，我们是要民主、团结、和平，建设新中国。
如果他要打，那就消灭他一部分，再来谈和平，无论时局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准备好，使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不致被人家抢去。
朱德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作。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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