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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杀了林彪-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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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人的报告铺天盖地。整个中国大地上饥寒交迫的惨景。可是偏偏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责怪毛泽东，甚至没有人敢如实地反映死亡数字。到一九六零年夏天，毛泽东就从列车路边那些乞丐的眼神中看见了善良人的沉默。大跃进的始作俑者开始感觉到越来越重的压抑。那个夏天，毛泽东的心情非常糟糕，失眠也更严重了。
毛的眼神渐渐变得忧郁，暗淡无光。他披着有三块纱布补丁的毛巾被，经常独自一人沉思冥想。他已经连续六个多月没吃肉了。一个雄心勃勃要在二三十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国，刚刚吹牛两年，就达到了这个高峰——他的最高管理人都吃不饱肚子。饥饿和营养不良使他的两条腿开始浮肿。他不得不每天加些野菜充饥。那个夏天，毛泽东吃的野菜主要是马齿苋。周恩来说：“老是这样不行啊，吃点肉吧。”
毛摇头说：“大家都不吃。你不是也不吃吗？”
那天晚上，他召集身边的七个服务人员来吃饭。没有肉，当然更没有酒。所有的奢侈就是在菜里多加了些盐。毛泽东从一团烟雾中走向大家时，渐渐可以看见他面上的痛苦。他呼吸很重，手里拿着山东省关于饿死人的报告。
当他将筷子伸向那盘马齿苋时，手里的筷子不停止地颤抖。他终于没能夹住那些半紫色半绿的野菜。他极其沉痛地说：“怎么搞的呀！怎么连饭也吃不上了？”
警卫员荆山要给毛泽东烧一茶缸麦片粥。
毛泽东摇头说：“全国都吃不上饭。我，睡不着觉啊！”
荆山小心地叹息着。毛泽东坚持没要麦片粥。他反复问荆山这是不是真的，说明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些都是事实，希望这只是做梦。他在屋子里转悠了好长时间，才把李银桥叫来。
“小李，我决定派周围的服务人员下去搞个调查。”毛泽东面无表情地说。
“需要多少人？”李银桥问：“到哪里去？”
“就去山东。”毛泽东对他们说：“只有一个要求，回来讲真话。”
李银桥报告了周恩来。周当天晚上就把要派的人安排好了。
次日，当杨尚昆前来汇报情况时，毛却变了主意。他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说：“除了汪东兴外，你们都下去。不去山东了，改去河南信阳。那里情况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了一个药包。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六十七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了不起的毛泽东，你还知道体恤自己的服务人员，怕他们饿死！你的决定的确是无比的英明——不去山东，真是太对了！那时的山东，真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尸横村巷。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当他在济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华宾馆时，三分之一皮包骨头的农民正陆续走向坟墓。从天上的飞鸟到地下的昆虫，从草根到树皮，老鼠、蝎子、蚯蚓、蛤蟆，一切可吃不可吃的都吃了，最后就只好吃人。到处都有用死人的肉掺着胡萝卜作成的丸子在出卖，卖丸子的人将猪、狗、牛、驴的骨头放在旁边，以便证明自己的货物不是人肉。鲁南的乡村死人最多，很多人死了没有人去埋，因为丧事事主没有办法提供饭食——如果有，还会死人吗？有一个叫作圣贤道的教会，宣扬说上级派下去的工作人员脱产干部的心可以生吃，有的村庄发生了生吃革命干部的事件。毛泽东想必是知道了那些血腥的故事，才没有派他的勤杂人员去山东。我们的领袖多么伟大！
六个人临行前，向毛泽东告辞，问毛还有什么嘱咐。
毛泽东指着他碗里的一种野菜，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认识这种草吗？它的名字叫马齿苋。这种草为什么营养高？因为它不怕太阳晒。为什么它不怕太阳晒呢？因为它当初保护过太阳。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人都受不了。于是有个叫后翌的人将太阳都射了下来。九个死了，仅存的那一个也受了伤。受伤的太阳落在地上，变成一只乌鸦。它想到树荫下休息，树不同意；它想到草下养伤，草也不同意。因为它们都曾经被太阳晒苦了。只有一种看上去不起眼的草，愿意收留那个受伤的太阳，情愿用自己的叶子掩护太阳。后来，太阳恢复过来，又飞上天空。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
“原来那草就是马齿苋啊！”天真、忠诚而且倍受皇恩的服务人员感叹地叫。
“是的。这种草很有远见。”毛说：“没有马齿苋，我们现在连个太阳都没有，黑古隆冬的多不方便！你们要有远见，也要教育朋友们坚持。去吧，回来告诉我个实际情况。”
这些人回来以后，说：“人民不喜欢吃食堂，下边对吹牛很有意见。”
毛泽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当时我就对那些人说过，产量十万，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可他们还是捅到报纸上去。有些科学家也跟着瞎说，不科学了。都不对我说实话，我就是孤家寡人，事情就得砸锅，是不是？你们说了真话，很好。我党需要诚实的同志。”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五月十四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到河北邯郸去调查。他们发现到处怨声载道，成千上万的人饿死了。邓颖超说：“死了这么多人，我看应当给主席写报告。”周恩来说：“主席不相信有那么多人饿死。”邓颖超说：“可那是事实啊，我们都亲眼看见了，为什么不能说？再说，主席也派人下去调查了，都是事实嘛。主席的指示，前些日子不是传达了吗？”周恩来看看自己的妻子，为妥善起见，补充说：“主席只相信自己看见的。明白吗？当然啦，你是党员，向上反映情况，也是你的权利。但一定要注意措辞，不能说得太冲了。一说急了，他接受不了，适得其反。”邓颖超说：“主席有时就象小孩子似的。”周恩来说：“这事全国都发生了，咱一两个人着急也没用。”邓颖超说：“早听彭老总的劝告，不至于此！”周恩来很不客气地瞪了妻子一眼。
这年夏天，到处都是灾难，黑暗无边无际。
大量人口因饥饿而死亡，到处怨声载道。据各地区的秘密调查统计，从五九年到六一年已有两千万人因为营养不良而死。毛泽东告诉周恩来：“不要用这个数字。敌人看了会高兴，朋友看到会伤心。此即所谓亲者痛仇者快也。具体是多少，你考虑个数字，最大也不能超过一千万。”周恩来答应说一定照办没有问题。
毛又问周：“你看，这样的结果，到底是因为什么？”周眉头紧锁，很认真地说：“原因是多方面的。苏修卡我们，影响了我们的工业生产。我们要独立自主，就得有钢铁。大家去炼铁，就会影响农业生产。加上自然灾害，事情就集中到一起了。当然，我们的干部工作方法也有问题，没有搞好秋收。一句话，苏修卡脖子，自然灾害打棒子。”周恩来见主席仍然沉浸在迷惑和痛苦中，就补充了一句：“一个民族要独立自主，就得付出点代价。而伟大的民族是不会被困难所压倒的。”
“说得对。你说得对极了！我们中国人，是不会，也不可能受制于人的。要想法走自己的路，这就是探险，就得学习。探险能不受到点伤害吗？上学能不交点学费吗？付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我们不应当老是盯着几个死尸哭泣。要看整个民族的利益和民族精神。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想到这么一层的！很多人只是悲天悯人的事务主义者，你不同。”毛泽东着实地夸奖了周恩来，并且约周恩来常来说话。
周恩来是党内外至今最受人们好评的高层领导人。
但是，他也是党内最老辣、最狡猾、最会看风使舵的人。
周恩来生于一八九九年，原籍浙江绍兴的保佑桥。这是个大家族，叫做“百岁堂”——周家曾经有五代人不分家的盛况。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僚家庭，曾经出过一门三举人。作为旺盛而保守的家族，周家人都非常善于处理人事关系。
周的祖父曾经当过江苏淮安知县。周在淮安读私塾，渡过幼年时代。后来，即十一二岁时，随四伯到沈阳，入教会办的盛京小学。在教师中，一位教史地的教师姓高，对章太炎推崇备至，并向周灌输顾亭林、王船山的学说，周对在《国粹学报》上写文章的黄季刚很景仰；另一位老师姓樊，喜欢保皇党，经常介绍周读《新民丛刊》，喜欢读梁启超的文章。这些既为周打下了文字基础，又使得周兼容了不同思想成分。
他相信的，主要是儒家的秩序道德和纵横家的权谋。文革期间，他的弟弟周恩寿因为在政协里头和王光琦（王光美的哥哥）一起学习，被视为反党集团。谢富治呈报拘留，看周怎么办。周签字是：拘捕。周恩来六亲不认的立场人所共知。在后来汹涌发展起来的文革中，他说：“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
周恩来一九一七年留学日本。一九二零年随勤工俭学团赴法国留学。一九二一年组织中共旅欧支部，成员有邓小平、李富春、蔡和森、李维汉、陈毅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共的重要军事将领。次年又介绍朱德入党。这些都是周恩来的权力基础。一九二四年回国，正逢国共合作，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当时的教官叶剑英结为至交。两年后，周出任中共军事部长，成为中共军队最早的实力人物。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与朱德、贺龙等领导了南昌起义，成为中共军队的创始人。
这个资格，使毛泽东不能不看重他。周恩来本身又是那种博问强记，经验丰富，办事细致，口若悬河，机智雄辩的人，毛泽东既戒备他，又不得不倚重他。每当艰难的时候，毛泽东都会从周恩来那里看见简洁的方案，高度的效率和合乎分寸的方法。
虽然周恩来差不多为毛确定了近乎完美的解释灾难的方法，但毛在直感上仍然没有解除那几千万生命的压力。如果那个两千万的数字是确实的，那么实际上因为饥饿而死的就决不是这个数字。毛泽东，怎么会不了解他的部下呢？那些人是只知道向上爬的官僚，什么事情都能够编造出来。说他们是人，那不过勉强顶个人数是了。有了好事，他们将一说成五，说成十。有了坏事，又一再缩小。调查是两千万，实际上至少要翻一翻，四千万。
四千万啊！它等于半个苏联，等于两个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十个新加坡，二十个比利时！然而，这么一些活生生的人，居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突然消失了。四千万饿死鬼的冤魂换来了什么？没换到什么，连一个真实的数字都换不到，连良心的刺激都换不到，连公开的报导都换不到！如果屈死的人能够成为冤鬼，他们一定会释放鬼火吧？那些死骨所燃烧的磷火，应会煽动多少尚未泯灭的良心！他们的吼叫，应能震动多么沉重的历史？四千万生命啊，只换来这样一点点虚假的数字，我们太可怜了！
毛泽东希望很快忘记这个数字。战争已经培养了他冷峻残酷的性格。死人无所谓。要奋斗，要胜利，就会有牺牲。可是这一次很讨厌，四千万生命的沉沦，使毛泽东久久难以轻松。他的心中充满怨恨、不解和不服气。怨恨谁呢？怨恨那些只知道做官不知道踏实做事的官僚。平时有屁不放，只报喜不报忧，到处都花团锦绣似的。实际上呢？狗屎！什么都不是，比不是还糟糕！如今可好，千人吃肉，我一人交钱。老百姓不把帐记在我毛泽东头上吗？！
他迷惑不解，思绪纷乱。当年那个中国，何等的混乱，何等的贫穷，是我和我的朋友领导人民统一了中国大陆，打倒了那些军阀、官僚和资本家，使中国得到了和平。难道和平不好吗？我们党同时也给社会建立了一个平均的分配制度，没有过去那种人剥削人的黑暗框框了。难道消灭贫富间的差别，也不对吗？
正是为了长治久安，保卫这个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我们才实行了公有制，在城乡普遍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不是为了共产党的私利，而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地位与幸福。历史上只有陶渊明写过一个桃花源，可没有实行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也失败了。只有我们真正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难道我们坚持得不对吗？我们对大同理想的向往难道必然带来这样的灾难吗？我们能消灭地主、资本家、流氓、吸烟鬼、盗贼、花柳病，难道就不能消灭贫穷吗？正如周恩来说的，苏修卡我们，难道我们不应当自力更生搞好工业？抽调一些人去炼铁，难道就必然造成这样大的灾难？四千万人没有饭吃，难道那些做具体工作的人根本不知道仓库里有多少粮食？难道农民自己不知道粮食是好的，会让粮食撂在地里白白烂掉？如果那样，这个民族就得狠狠地整！
第二章 多病的狮
继彭德怀以后，林彪执掌国防部，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实际指挥者。
这个平民出身的贵族，身材矮小，其貌不扬。除了他的两道浓重的眉毛之外，看不出来有什么惊人的地方。但他是中国当代、尤其是中共历史上非常重要而且有点神秘的人物。几十年里，他身边一直围绕着千军万马。他靠战绩和忠诚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林彪的主要住所有三：毛家湾、苏州的别墅和大会堂。春天，他喜欢住在苏州。那里气候温和，空气湿润。比乡村要丰富方便，又不象大都市那样喧闹。苏州有艺术高超匠心绝妙的人工园林，也有气象万千的太湖、忙碌的运河与和无边的绿野。那里集中着古今文化的精华，处处赏心悦目。游人只合江南老。这千古一致的吟唱，委实是出自对江南的真感受。不仅江南的春天叫人神往，四季风景其实无不精彩。林彪虽然不常出来，但大自然的只鳞片爪还是感觉得到的。有时他会一直在那里度过冬天。只有天高气爽时节，北京才有别处难以比拟的神韵。那时他会回到北京，在毛家湾住上一段时间。如果夏天又不得不回北京，林彪通常也不到毛家湾，而从官邸搬到大会堂，住上两三个月。
夏天炎热，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主要首脑大都搬到人民大会堂避暑。首长们喜欢大会堂，因为那里有空调，冬暖夏凉。不仅房子宽敞，而且也安静。各个大院的服务员也都喜欢住人民大会堂，因为这里有严密的警卫、方便的交通和完美的厨房，不仅首长的生活容易调节，他们也有更多的休息和娱乐。和当时很多首脑级官员一样，林彪也常在那里消夏。
林彪通常住浙江厅。其他首脑也都有各自喜欢的部分。浙江厅是一间长方形的大厅，面积不亚于一个篮球场。两架高大的屏风伫立在门的前端。屏风上绣着孔雀展翅的图案和放大了的毛泽东诗歌《满江红》的手迹。大厅的整面墙壁都被墨绿色的金丝绒帷幕掩住了，大红的沙发显示着王室自在的高贵和故意装点的热烈。每天的情景都是这样：工作人员进进出出，轻重不同的说话声、缓急各异的电铃声、自制的咳嗽和风格不同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各种华贵的吊灯和壁灯照射着这个密封而高贵的世界。那是一个多么奇特的环境！这个环境集工作与生活与一起。上层社会的封闭、紧张与严肃，必须和生活的随意、轻松、安适结合起来。一边要过滤从五湖四海汇集来的消息，和所有的贵族交换意见。一边又要寻找机会休息。每个首脑都不得不随时理顺纵横关系以便保卫自己的安全并力求取得更大利益，同时又不能刺激或惊动任何有力量的对手。纠缠与和解，冲突与松弛，倾斜与平衡，黑幕后面的勾心斗角与光天化日下的招摇过市，从共产党掌权合理的自觉论证到不得不注意的平民温饱，从瞬息万变的世界风云到花样翻新的丑闻逸事，都在四周发生。即使不在这里发生，这里也应当知道。常言说，侯门深似海。这个海深不可测，整天浪花翻腾。不然的话，那些车队司机、厨房师傅、分管各种事务的秘书和管理员，不会整天都那么忙忙碌碌。
唯独林彪的办公室安静。
处于林家中心地位的那个人，好象总是那样寂寞，甚至可以说是太寂寞了。他不仅将秘书放在办公室的帷幕后边，连自己妻子的休息室也安排在很远的地方。他诚心是要避开喧闹，独自欣赏安静。在云水翻腾的海洋里，他就象紧贴着海底的巨石，牢固地趴在阴暗冷寂的深水里。有时帷幕轻轻抖动一下，人们可以瞥见他银灰色便装和光秃秃的头顶。可马上就消失了。
他慢条斯理地踱出来，如同可遇而不可求的神灵，倏忽一闪就不见了。他怕光、怕风、怕水、怕剧烈的声音，怕骤变的温度，怕人多，怕疲劳，怕罗嗦，怕很多常人不怕的东西。尽管很多人在紧张地为他奔忙，可是这个无往不胜的战争之神并不喜欢那些不得要领的助手。他不喜欢轻易地麻烦他们。他不喜欢热闹。有人说是性格，有人说战争留给他太多的毛病——有些毛病已经渗透到心理和神经之中，一般的医疗方法对其已无济于事。
他的大部分时间是沉思。在无声、无光、无色彩的氛围里，他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静默着，如老僧入定，似老叟承蝉。连向来深居简出，话语不多的铁腕首领邓小平，也不止一次赞扬过他：我佩服林彪的沉思和寡言。
是的，所有形式的沉思都是他所喜爱的。坐着，站着，不时地走动着，自言自语着，咀嚼着炒熟的黄豆，偶尔划一根火柴，黄昏时到院子里的小道上，下雨天在厚重的窗帘后……每天他都会那样默默地坐上五六个小时，上午三个，下午少则两个，多则三个。只有在无风的黄昏，他才到院子里或者大厅中走一会儿，光线强烈时则绝对不行。即使在睡梦中，他也不会停止思考。他有时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叫秘书记录梦中思考的结果。这些结果和白天形成的文字往往丝毫不差。为了防止过错，他立下规矩：所有他批阅的电报和文件，一律压三个小时后再发。
在神圣的大会堂里，他这样静默；在幽深的别墅里，他这样静默；在毛家湾的家里，也是这样用沉默打发日月。毛家湾的院子里有几棵高大的皂角树，螺旋状的大皂角在树上吊着，当皂角摇晃但互相不能碰撞时，当夕阳的光辉不能清楚显示物体的边缘时，那风和光的度数就是他可以忍受的，这时是他出来散步的机会。一旦那些皂角能互相碰撞并且发出声音，环境就已经不适合了。这是个标志。没有皂角的时候，就看烟囱里冒出来的烟。
毛家湾四周都是高墙。东边是一家医院和解放军总部，向来安静。北边是地安门西大街，平常车子少，噪音不大。毛家湾北部并不临街，它的邻居是解放军出版社，即平安里三号。当时有人曾要设立一一五路电车，终点站就在毛家湾和平安里三号之间，据说没得到毛家湾的同意，原因是声音。毛家湾的西边是一些民房，要有好远才达到西四北大街。那些民房通常是非常安静的，连吵架的都很少。毛家湾的南边更安静，如果不是茅屋胡同那里有个解放军文艺社，来往的人更少。在毛家湾和大红罗厂大街之间，有一家小工厂，工厂里有个烟囱，一天到晚上都冒着懒洋洋的半黑半白的烟。当那里的烟能够向正上方升三四米时，是林彪可以散步的时候。但他对这种美好的室外散步并非十分在乎。如果室外不行，他就在室内散步，而且好象那是他更喜欢的形式。
一句话，他的整个生活就是静思默想。绞尽脑汁地想，搜肠刮肚地想，不遗余力地想。他很认真，但是不奇怪。几乎所有的高级首领都是这样决策。除了听从上边的指示，就是自己琢磨。每天的生活就是琢磨怎么对付人，怎样搞到更大的权力并且保持这个权力，一直到死。他们没有别的机器可以使用，也不相信别种办事程序，即使死在那种形式里他们也在所不惜。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喜欢的事情神圣化，就一定会相信，那个形式能拯救一切美化一切。医生以为只要人人健康，这个世界就好了。鲁迅不相信，要救人的灵魂，以为劣根性一除，中国就强大了。平民百姓以吃穿为先，艺术家则相信审美才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品德。政治家，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家则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他们那种独特的看来极枯燥极乏味的生活。他们与外界联系的神圣道路是那些不断传来传去的文件。
林彪也一样。他从那些文件里发现政治的冷暖阴晴，在文件里观察每个人地位的高低变化，欣赏自己和别人的能力、性格与精明程度。每一条批示里都能寻找到权力变化的蛛丝马迹，每一个圆圈中都有远近亲疏。那是真正的贵族游戏，上层社会的杂耍，非常严峻，非常复杂，稍微掉以轻心就会掉进人为的陷阱和魔鬼的圈套。这是最残酷、最难控制的战争，所以他们一般都需要尽可能的安静。
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别人突然打乱他的思路。突然的干扰能使他产生一种情绪反射。他一生最不能控制的就是这种情绪，连他的妻子叶群都说不清那种情绪是什么。这种情绪不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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