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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贺龙-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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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孟拢 �

  他下决心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这方圆一百四十余平方公里的地域内打一次歼灭战。

  20日拂晓,吉田大队越过古洋河,向齐会村发动了进攻。

  齐会,是一个有四百多人的大村落。村里有一条南北大街,两旁房屋密集。街东是一片比较坚固的砖瓦房,村南头有一座小石桥,桥下一片大水坑,地势低洼,附近村里的水都往此汇集。齐会因此而得名。村东地形平坦,其他三面皆布满坟地、灌木丛和楞坎,地形较为复杂。

  驻齐会的是七一六团三营,营长王祥发是个很能打仗的老红军。吉田将他包围在村内,他便依照贺龙在旅以上干部会上的预先安排,利用村缘砖房造成有利的固守条件。在群众支援下,将村边各家房屋打通,使村沿所有房屋贯通起来,构成一座便于防守、能够联络、运动的堡垒,与敌人展开激战,坚守齐会村,吸引吉田的全部兵力。

  打这一仗,贺龙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以一部扼守要点,吸引敌人,再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人实行反包围,使八路军在总的内线防御中,实行局部的外线进攻。

  日军没有遇到过这样强硬的中国军队,一个上午,没有任何进展。吉田下令放火烧毁村沿房屋,发射毒气弹。他非要攻下齐会村不可。

  齐会,火光冲天。枪炮声震耳欲聋。

  贺龙担心吉田攻不下齐会,要迅速撤走,那样,他的整个计划便会落空。他带领几个参谋人员来到前沿阵地,拿着望远镜观察战况。看到齐会村大火熊熊,日军愈攻愈猛。王祥发的三营完全吸引住了古田大队,他放心了。突然,凡发炮弹打来,在附近爆炸。这是几颗毒瓦斯弹。顿时,贺龙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呼吸困难,泪流满面,全身乏力。参谋人员也中了毒。医生、护土急忙赶来抢救。所谓抢救,只不过给每人带上一只用尿醮泡过的口罩。他们看见贺龙无力地坐在一块石头上,马上抬来了担架,要把师长抬到急救所去。

  贺龙摆了摆手,拿过一只口罩带了起来,慢慢地说:“莫慌嘛,我没得事,不用管我。”

  他站起来,又去观察敌情。医务人员知道贺龙的脾气,这时,你用九条牛也拉不动他的,只得作罢。

  贺龙观察了一会,觉得很快天就要黑了,他可以走第一步棋了:包围吉田大队。他命令七一六团一、二营,天黑以后与村内的三营相配合,对吉田实施夹击。贺龙也预计到,吉田大队战斗力很强,也很狡猾,只要他一发现被包围,可能马上突围溜走,于是,他立即调动独一、独二旅的四个团,迅速进入预定地域,在更大一点的范围内部署一张网。他说:“这叫做大包围套小包围。”

  晚8时,黄新廷团长下令对正在进攻齐会的吉田大队发动攻击。吉田两面受敌,马上抢占部分房屋和村沿工事,顽强抗击。吉田知道这次凶多吉少,拚命攻击齐会村。战斗十分激烈,王祥发营长的腿被打断,抬下战场后,由白求恩大夫为他动了切除手术。

  这个白求恩,就是毛泽东称赞的那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加拿大医生。贺龙和白求恩是一年前,即1938年相识的。那时,白求恩从延安去晋察冀边区,路过岚县,贺龙尽地主之谊,留他在岚县住了一星期,对一二0师野战医院进行指导。今年2月,他带了一个十八人的医疗队随关向应来到冀中。贺龙帮他为医疗队作了安排:一半去冀中军区,一半随一二0师。贺龙还派了师卫生部长随其左右,处理一切事务。齐会战斗打响后,白求恩找贺龙要求任务。

  贺龙说:“白大夫,你和医疗队就随我行动。”

  白求恩不同意,他说:“我们是医疗队,师长,得往前去。”

  贺龙问道:“白大夫,这为什么?”

  “战士们需要我们和他们在一起。”白求恩严肃地回答。

  贺龙听了十分佩服,就在离齐会不远的小店附近一座小庙里为他开设了一个战场包扎所。白求恩在此为负伤的许多八路军干部、战士做过大量手术。

  战斗打响后的第二天拂晓,吉田大队坚持不住,向南逃跑,遭到七一五团的打击,不得已,吉田下令向东进入一个叫找子营的村庄。

  “机会来了,老周,下令第二次包围。”贺龙对周士第说。

  他在走第二步棋了。

  于是,七一五团、三团从三面包围了找子营。经过突击,占领了找子营大部分房屋。吉田没办法,向南留路村发动进攻,图夺路而逃。日军一连对南留路发动了九次冲击。防守在这里大独一旅三团坚守村落,顽强阻击。战斗呈白热化,三团伤亡很大。政委朱吉昆三次负伤不下火线,最后身中数弹,英勇牺牲。吉田无奈,退到了南留路与找子营之间的一个坟地里。

  看到这一情景,贺龙高兴了。平原作战,抢占村落作为依托,至关重要,失去了这个依托,在平原上,,他的全部人马就暴露在外了。吉田现在困守坟地,失去村落的依托,这就造成了全歼他的条件。贺龙知道最后胜利的时机来到了。但是,他考虑到平原地势开阔,吉田一退人坟地,便挖壕筑沟,准备坚守。他们武器精良,白天攻击,易受伤亡,必须扬我之长,避我之短。同时,他还要看一看从吕公堡前来增援的日军,一团能否将其击退。因此,他下令:“白天围困,夜晚总攻。”他认为,吉田大队经过两次包围打击,伤亡惨重,士兵饥渴交加,疲劳万分,已处于草木皆兵的境地,一发起总攻,是可全歼。

  然而,天下事往往难从人愿,有不少突发的偶然事件会毁掉你本已十分完美的计划。这次总攻就是这样。贺龙刚刚下达命令,平原上大风骤起。平原上的大风是很厉害的。大风一起,千里平原沙尘茫茫,天昏地暗。时近黄昏,一时间竟弄得伸手不见五指。吉田是个有经验的指挥官,他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带着残余部队,乘大风偷偷向南突围。从一二0师来说,也许是由于战斗过于激烈,人员疲乏,也许是指挥上有疏漏,有的部队对坟地的包围得不严,留下了空隙。吉田逃跑了。七一五团发现后,尾随追击了二十余里,歼灭一部分残敌。吉田只带了八十来人,逃回了河间县城。

  这次战斗,战果辉煌,三昼夜连续作战、歼敌七百余人。日军是很残忍的。当他们无法运走尸体时,便割下每个死者的耳朵,写上姓名,带回去交账,尸体则全部焚烧。这次战斗,有一百多具尸体未及烧掉,可见其逃跑时之狼狈。

  贺龙指挥一二0师大闹冀中,连战皆捷,在开会又歼灭了二十七师团精锐的吉田大队,引起了强烈反映。

  华北日军大为震惊。人们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日军华北大本营在一份指示中惊呼:“贺将军此来,对北支之威胁更非昔比,尤其直接威胁平津,不容坐视,必须立即覆灭其势,以确永久之治。”

  延安,极为振奋。前一段日子,在重庆的何应钦发表谈话,中伤八路军,指责八路军深入敌后,是“游而不击”。齐会战斗的胜利,完全揭穿了这种谎言。《新中华报》立即发表社论,指出:“消息传来,全国振奋。不但给敌人‘扫荡’计划以有力打击,增加在敌后活动的其他游击队胜利的信心,并以事实揭破了部分别有用心的顽固分子对八路军的造谣中伤、恶意宣传的鬼计。”中共中央书记处专电贺龙对其中毒表示慰问。

  重庆则惊愕异常。蒋介石没有想到八路军如此英勇。他不得不承认八路军战功卓著。他分别致电阎锡山、朱德、贺龙,表彰一二0师。蒋介石致电朱德说;“贺师长杀敌致果,奋不顾身,韩堪嘉奖!除宣战绩外,希转电慰勉为要。”他也致电贺龙,电文说:“贺师长,贵恙致深,系念。兹发医疗费三千元,由总部承须转给,以资疗养,特电慰问。”

  蒋介石能对八路军将领如此“嘉奖”,在抗日战争中实属罕见,可见贺龙大闹冀中之影响,并非一般。

  ………………………………………………
 


16、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毛泽东让他去理财,担任
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办主任,他行吗?

  人的一生,常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

  正当贺龙安下心来,在晋绥根据地干得起劲的时候,毛泽东把他调到了延安,让他当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也就是西北地区八路军的最高军事长官,顾名思义,是统率陕甘宁和晋绥根据地军事力量的。但奇怪的是,毛泽东却给了他三项任务:第一项,“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第二项,“统一两个区的财政经济建设”;第三项,“统一两个区的党政军民领导”。这三项任务中,第一项无容置疑,乃联防军司令员之本职;第三项,从贺龙作为西北地区八路军最高军事领导人,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唯独这第二项,是贺龙来延安时没有想到的。让一个带了一辈子兵的人来理财,而且是在根据地经济最困难的岁月,这是为什么?人们不知道毛泽东是怎么想的。

  调贺龙来延安,肯定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从贺龙来延安后,中共中央让他参预的一些活动来分析,毛泽东调他来延安至少有两个原因:

  一是借助他的威望来解决陕甘宁边区当时存在的军队与地方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朱德《年谱》记载,朱德在中共中央军委检查留守兵团工作的会议上作结论时,肯定了留守兵团工作成绩,同时提出其缺点和错误,希望他们今后更好地服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更加尊重陕甘宁边区政府。贺龙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中说:“过去在部队某些干部中,对西北中央局的领导不够尊重,有个别的只说拥护党中央,不说拥护边区政府。认为1939年以前的政府是好的,1939年以后的政府是不好的。”这年10月,中共中央又将留守兵团并入联防军,兵团司令肖劲光当了联防军副司令。从这些迹象来分析,当时的留守兵团与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之间显然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毛泽东需要一个威望高的人来解决这些矛盾,贺龙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因而,贺龙到延安后的头一件事,就是让他参加由朱德、王稼祥领导的军委考察团,检查留守兵团的工作,不久,中共中央便把留守兵团纳入了联防军。

  二是,1942年由于国民党的严重封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权为困难。毛泽东在回顾1940年和1941年的经济困难时说:“我们曾经弄得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他把经济困难比做“抗日航部今后的暗礁”。解决如此严重的经济困难,单靠陕甘宁边区的力量显得太单薄了,必须借助外力,最可行的是与毗连的晋绥根据地联系起来,这自然需要贺龙的参领。

  除此之外,毛泽东对于贺龙理财的能力也略知一二,因为,贺龙已在治理晋西北经济困难上初露锋芒。

  1932年12月,阎锡山制造“晋西事变”。国民党军对晋西北作了一次洗劫,把饱受战争摧残,连年天灾的晋西北,搞得经济极其困难。据调查,1940年初,晋西北的农业劳动力比抗战前减少了三分之一,骡驴等大牲畜减少了十分之八;许多土地荒芜,耕地面积仅达战前的百分之八十四。粮食产量降低三分之一以上,棉花总产量只及战前的百分之三。本来不发达的手工纺织业百分之百地停顿了。吃饭、穿衣成为最严重的问题。粮食的匾乏极为惊人,部队筹措不到食用谷物,只能以黑豆充饥。这种黑豆,本来是用来喂牲口的,现在却成了人们的主粮,而且,就连这种黑豆也供应不足。部队、机关每天只能喝黑豆煮的稀饭。贺龙、关向应他们稍好一些。他们把黑豆的皮去掉,将其碾成小颗粒,煮成平饭,其味苦涩,当地人把这种做法叫做“黑豆渗渗饭”。副官怕贺龙、关向应天天吃黑豆影响身体,想法给他们从别处弄来点白面和小米。贺龙生气了。他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大家能吃,为什么我们不能吃?拿走5”副官只得照办。在财政上困难更大。晋西北原来使用的是阎锡山发行的钞票。蒋介石是不准各省自行发行纸币的。1939年,阎锡山一面向中央政府要钱,一面私自发行钞票,坑害百姓。阎锡山以晋兴出版社作掩护,在山沟里秘密印制他的纸币。由于印刷质量不佳,人们把这种纸币叫做“大花脸”“二花脸”。初发行时,每一无可买小麦三斤,两年后,一元钱买不到一斤。阎锡山在晋西北留下了几千万元“大花脸”。“晋西事变”以后,阎军逃往晋西南,这种钞票一夜之间成了废纸。贺龙、关向应向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报告说:“我军保存的大多是‘大花脸’,故‘大花脸’打倒给了我们以严重打击。”弄得抗日政府一贫如洗。

  为了摆脱如此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贺龙亲自担任了晋西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书记,想方设法,用尽心血,克服困难。

  第一件事是解决金融问题。首先急需筹措资金,以应急需。可是到哪里去弄钱呢?开始他派一二0师的正副供给部长分别到晋中和晋北去筹款,结果,收效甚微,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做生意。他派师供给部副部长范子瑜到绥远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筹集土特产,然后,卖到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去,换回晋西北所需的资金。这个办法很见效。第一次,范子瑜将从大青山筹集来的土特产变卖以后,带回来三四十万块银元。贺龙很高兴,这三四十万块银元至少可以应付眼前的急需。可是,一天以后,新任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和军委后勤部长叶季壮打电报给他,说中央经济困难,特向他求援。贺龙拿着电报,把两位供给部长找来,问道:“你们看这事怎么办?”

  两位部长心想,好不容易弄来的这一点钱,还不够晋西北用的呢!他们怎么表态?可司令员问他们,又不能不说。供给部长陈希云机灵,他说:“一切请老总裁定!”

  得,他把贺龙踢来的皮球又踢了回去。

  贺龙一笑。他明白下级的心思,便问道:“你们从大青山带回来多少钱?”

  “三十万块银元。”副部长范子瑜回答。

  周上第、甘汹淇估计,不给是通不过的,所以,他们说:“老总,你决定个数,送走吧!”

  贺龙沉思了片刻说:“你们从中拿出三分之二,连夜送到延安去。”

  三分之二?我的妈,留下来的钱还好干什么呢?陈希云真急了,马上说:“老总,我们部队还没有棉衣过冬呢?”他反映的是晋西北的实际情况。

  哪知,贺龙把脸一沉,说:“你要头,还是要身子?”

  好一个贺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怀?在他看来,支援中央,支援延安,义不容辞。没有延安,晋西北也不复存在。晋西北再穷也首先要保证延安之所需,它是“头”啊!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晋西北到底向延安送过多少钱?笔者曾向管过钱的老同志询问。他们笑着说:“那多了,谁说得清?”

  筹措资金只能是一种临时的应急办法,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金融机构。他和区党委协商以后,把晋西北绅士刘少白清出来筹建自己的银行。让一个名士绅出来主持共产党的银行,这事也真新鲜。不少人不理解贺龙是怎么想的。贺龙心里是有数的。

  刘少白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律系预科,当过河北省建设厅厅长、天津市商品检验局的科长,虽是晋西北有名的绅士,但是位不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他熟悉金融财政,了解晋西北的情况,将他请出来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刘少白不辱使命,筹建了西北农民银行,发行了晋西北根据地的货币——西北农币,使得晋西北有了一个可以运用有效机制,稳定物价,发展生产,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保证供给的金融机构。

  贺龙做事一步一个脚印。请出刘少白以后,他就去抓生产。生产是解决经济困境的根本呀!他亲自召开了晋西北财经会议,把发展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作为中心任务,为此,他亲自动员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联合起来,组成晋西北春耕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区党政军民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抓粮食生产的同时,他又发动部队多种棉花,建设了河西被服厂;又要求部队建立油榨房、粉房;晋西北煤多,又动员各部队抽出人力开矿挖煤,用以解决部队、政府和群众急需的燃料。贺龙是个很有经济头脑和市场意识的人,他懂得只抓生产,不搞流通,经济无法活跃,人民群众供给也得不到保证,因此,他同时指示各部队开办商店,开拓物资流通、活跃经济的渠道。半年内,晋西北各部队在发展生产基础上开办了十六个商店,赢利法币七十万元、农币六十万元,方便了群众,改善了部队生活。

  在贺龙这位财经委员会书记的领导下,到1943年他离开晋西北时,经济状况已有了显著的改善。

  这些,毛泽东心里自然十分明白,因此,才点名让这位老总来陕北理财。

  1942年6月8日,西北财经委员会成立,委员由陕甘宁和晋西北两区域主要负责人和从事财经工作的负责干部共十九人组成。林伯渠任主任,贺龙任副主任。晋西北高级干部会议后,又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作为财经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管理边区财经工作。贺龙以财委副主任身份兼任财经办公室主任。

  当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中突出问题是政府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边区政府穷得无法负担必要的开支。

  贺龙上任后的头一斧头,就是采取了一项临时应急措施,解决边区政府的困境。他的办法是:给边区各军分区拨款五百万元,让军分区自行包干本区的经济支出,也就是说,让军队来负担政府的开支。这当然加重了军队的负担,军队干部能想得通吗?不少人意见纷纷。

  贺龙把军分区的领导找来,对他们说:

  “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43年,要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饭吃,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啊!不找你们找谁?”“从我们延安来看,北门外住的是中央、军委,南门外住的是边区政府、西北局,他们有什么东西?而我们军队却开了许多商店,有西北商店、河口商店、恒丰商店、金隆客栈、大生客栈,等等。所以,靠上头是没有办法的,相反,要靠你们养活,靠你们吃饭,因为,第一、你们有地盘,陇东、关中、绥德和直属区等;第二、你们能挣钱;第三、你们有群众;第四、有枪杆子;第五、有商店;第六、有工厂;第七、有几百个骡马大店;第八、有运输站;第九、你们也有钱。这些东西都在你们手里。还要上头来养活你们,从道理上也讲不通。”他指出,我的包干办法,就是“你们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吃什么;你们穿什么,地方干部穿什么;地方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办公纸张就向你们要。上面总共补助五百万元,其余的要军队来负担。过去,上面养活你们,现在有困难,你们要挑这付担子,而且要排好。”他指出,各分区要成立个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集中财力,分区包干,渡过难关。

  你也别说,他用行政命令搞的这个财经“包干”,的确起了相当作用。虽然加重了军队的负担,但也提高了他们发展全区生产和解决本区财经困难的责任感。

  不过,贺龙心里明白,这只能是一种应付困难的权宜之计,并非长远之策。根本的问题,一是要设法增加边区政府的收入,二是要发展生产。来延之后,他深入实际,广为调查,发现边区政府入不敷出的原因,在于收人没有保证。陕甘宁和晋西北根据地当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别的各种土特产品。但是,这几年来,由于领导不统一,管理不科学和各自为政,各做各的生意,只管自己小单位赢利,不管政府受损,政府得不到应有的收益,,因此,贺龙向财经委员会建议,成立边区政府物资局,统一领导境外贸易,对食盐和土特产实行统销政策。这样一来,边区政府的收入逐渐有了保证。

  发展生产,一直是贺龙大力提倡的。1942年12月,毛泽东亲自出马,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作了一番调查,写出了一份历史文献《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方针。毛泽东想听取更多的意见,委托贺龙向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进行传达,以期展开讨论。

  贺龙在传达发言中说,毛泽东“把发展生产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环节”“我想,他这个想法很正确。如果不生产,让天上往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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