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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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细雨漾漾的夜晚，他来到参谋刘达伍的居室，请他代表自己去广州面见孙中山，面呈贺龙的主张。

　　刘达伍，原为黔军袁祖铭帐前参军，1920年，同贺龙相识。因钦佩其为人，脱离黔军，来贺龙处担任参谋，成了贺龙的好朋友。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一师一团团长，后随贺龙参加了南昌起义，任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1928年在石门县遭国民党军袭击，身负重伤，返回了云南老家。关于这件事，在五十年代，刘达伍有一段回忆，生动地反映出贺龙那时的内心世界和追随孙中山的心情。笔者在这里引述一段。

　　刘达伍回忆说：

　　这天晚上他一进来，我就觉得有什么公事要谈。说了几句闲话之后，他果然就提出问题来了。

　　“达伍兄，”贺龙将军今天对我的称呼很客气。“我们相交几年了，你对我贺龙有什么看法？”

　　这个问题叫我怎么回答呢？我告诉他：“我在军队里干了二十来年了，要是我愿意跟着袁祖铭或者杨来问，都可以升官发财。我不愿跟他们，千里迢迢来投奔你，这就是对你的看法。”

　　“你认为我走的路子对吗？”

　　“你常常说，你要为天下的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条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一个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啊！”

　　“你说得对。满清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仍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于是，贺龙将军和我谈到方向问题。他说：“从全国来看，在广州的南方政府是最有希望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深得人心，拥护孙中山和南方政府，是我们的正确方向。但是，我们和广州没有直接联系。这些年，在政治上让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我们应该直接和广东联系。”谈到后来，贺龙将军提出，要我当他的代表到广州去。

　　第二天，我便带着贺龙将军致孙中山大元帅的专函出发了。我到广州的时间大约是十月二十日左右。第三天，我便在大元帅府会见了参谋长李烈钧。李烈钧在四川时听说过贺龙将军的名字，他表示非常钦佩贺龙将军的革命热情，带来的信，他负责亲自交给孙大元帅。几天以后，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只好在广州等下去。这样，直到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我才返回部队。

　　孙中山的逝世，对贺龙冲击不小。那时，他已率部返湘，驻扎津市、澧州。他下令驻澧部队停操一月，降半旗三天，自己还戴孝一年半，以示哀悼。他每天都阅读报纸，收集政治军事动态，注视着孙中山逝世后对时局带来的影响。他有一种预感，孙中山逝世后，原来他依靠的南方军阀，可能产生某种变化；广州政府中的权势人物也难于抛开一己之私利。这一点，在四川讨贼中他已深有体会。贺龙忧心忡忡，严令全师加强战备，静观待变，并派出人员去广东、长沙等地了解各方动态。

　　在政局变动之前，他应该做些什么呢？贺龙感到，不管局势怎样变化，只要自己掌握一支精良的素质好的部队，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地盘，就可以应付一切。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秘书长和参谋长，他们都表示同意。于是，贺龙在津、澧开始了部队整训。

　　他的基本队伍是三个团，由黔入湘途中，先后来归和收编了十个团。这些部队成分复杂，尚未经过严格训练，纪律也不好。贺龙决定在司令部增设一个新兵训练处，让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王育英当处长。他规定，部队必须逐日训练，团、营、连长不得无故缺席，要作土兵表率。不久，他又决定成立一个随营学校（后改名为军官教导团），由各营、连挑选文理清顺的官佐三百名入学，仿效外地军官学校的做法，每期三个月，专门训练营、连以上军官。

　　贺龙在军官教导团开学典礼上，讲话说：

　　“我们现在正处在列强竞争，内政不修的时候，要想巩固国防，刷新政治，必须以军政为前题，训练一支具有军事素质的军队。”

　　“从来那些训练有素的军队，都非常注意训练部队的实力，所以能以小敌大，以少胜多，如周武王以三千人为一心，能胜亿万敌众。”

　　“近来，西欧各个列强对于军事训练特别重视。他们实行兵役制，按籍征名，更番补退，培养军队，训练士兵。我们应该奋起直追。”

　　“练兵之道，首在教育，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们的部队虽然成立已久，但因长年转战，东征西讨，时刻在枪林弹雨里生活，所以训练抓得不够，以至作战虽然勇敢，而造就不大。”

　　“设官教导，实难再缓。希望全体官佐肩负重任，挺起精神，精研深造，检验揣摩。自始至终，努力前进。”

　　这篇登在1925年1月19日长沙《大公报》上的讲话，是迄今能找到的，贺龙关于军事训练的最早的一篇讲话。他是想学习列强，振兴军队，要把自己的部队训练成一支军政有素的军队，可谓雄心不小。

　　一支部队战斗力的强弱，因素很多，军纪是否严格亦是重要的一环。贺龙深知这一点，历来对部队约束甚严。这次，在训练部队的同时，他又在严肃军纪上做起文章来了。

　　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还成立了一个“津艘军警稽查处”，负责监督和维护军纪，并发布了一份军警《巡示守则》。规定，凡涉及下列情事者，应给予处分：“1．着军服士兵乘人力车者，立即禁止；2．酗酒滋事者责罚；3．与人民口角者究之；4一服装不整者查究之；5。聚赌者罚；6．估惜民间物品者责罚；7．增拉民夫者责罚；8。（原件原文残脱）。”此外，他还规定：“凡无端滋扰人民及侮辱官佐眷属以及赌钱、娼寮，公共场所滋事生端者，人枪一并解部惩办。”从这些规定来看，贺龙对军纪的要求真够严厉的。

　　在官场上，许多规定是冠冕堂皇的，实际往往部是另一码事。贺龙的这些严格的规定，是否也是一种表面文章呢？从颁布规定后的执行情形看来，并非表面文章，而是动真格的。贺龙有一个部下，名叫田鸿钧，大庸人，第六梯团团长。此人早年曾随贺龙泥沙夺枪，参与湘西暴动，后来投靠了港州镇守使唐荣阳。贺龙回湘入津港，兵讨唐莱阳，他倒戈投贺，同贺龙的关系不可谓不深。但是，他的部队甚为腐败，他们强占民家，敲诈百姓，勒索商贾，且屡教不改，影响很坏。贺龙铁面无私，下令旅长谷青云将其部缴械解散。田鸿钧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下属营长罗郊之逃跑。贺龙为此贴出布告曰：“军人服从，首在其纲，第六梯团，不守规章，特令解散，罪有应当，诸色人等，毋得惊慌。”

　　用铁腕整顿纪律，效果卓著，津湾民众翘指称道。

　　在此基础上，贺龙大刀阔斧地整编部队。以精悍部队为目的，把全师编成两个步兵旅，骑兵、炮兵、工兵各一个团，两个直属营，一个手枪队，一个训练新兵的补充团。

　　在整编中，贺龙采取措施，裁减了一些素质不好的队伍，撤换了军阀习气严重、军政素质差的军官，遣散了一些老弱病残人员。在整编中，贺龙严格地对各级军官量才录用，论功行赏。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部队里有不少亲属和族人。对于他们，贺龙并不给予某种特殊照顾，一样视才任命。这样一来，出现了晚辈当长辈的上级官长的情况。这可使一些人不习惯、不适服。

　　一次，中队出操，连长贺佩卿因带队动作稍迟，被营长贺桂如当场训斥了一顿。贺桂如乃贺佩卿之侄，贺佩卿的脸面怎么搁得下？他当场同贺桂如顶撞起来，喊口令解散了队伍，弄得贺桂如下不了台。事后，两个人都跑到贺龙这里来“告状”。正巧，医官贺勋臣也在场。在贺氏家族中，他比贺龙高一辈。见此情景，便对贺龙说：

　　“云卿，你这个家怎么当的？非把叔伯老子放到侄孙儿手下当兵？”

　　贺龙吻着烟斗，眯着眼说：“勋大叔，你这个医官还不是归我这个侄儿管吗？我们今天是出门带兵。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军有军纪嘛！”

　　接着，回头问贺佩卿说：“你是军人，还是老百姓？”

　　贺佩卿一看不好，这“状”不能告了，马上说：“报告镇守使，我是军人，我错了。”

　　贺龙把脸板了起来，说：“承认就好。这里是军队，不是家族，只有上下级，没有叔伯子便。今后规定，上级对下级叫名字，下级对上级叫职务。有不服气的，让他来找我！”

　　自此，一律按军纪办事，谁也不敢拿家族那一套为自己争什么了。

　　经过这样的整训，部队素质提高很快。建国联军总司令熊克武前来视察，见此情景，大加称赞，他说：贺龙“师次津澧，秣马厉兵，土气益励，堪称表率。”’

　　贺龙抓住时机，整训待机，这步棋不仅走得准，而且走得及时。过了不久，局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赵恒惕为驱逐建国川军，要兵戎相见；熊克武、汤子模各有所图，南下广东，假道北伐又成泡影。而他，就凭着这样一支经过训练整顿的精兵，使赵恒惕无可奈何。

　　这种变化，又一次促使贺龙对自己脚下的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回顾了自己追随孙中山走过的每一段路程，发现每次孙中山发起的革命行动，诸如援鄂护法、四川讨贼、兴兵北伐，开头都颇轰轰烈烈，但最后不是归于失败，便是半途而废。这是为什么？他分析再三，感到不是中山先生的主张有什么错，而是孙中山没有可靠的力量。孙中山身为大元帅，却没有军队，没有枪，而是借用拥护他的那些南方军阀。用军阀打军阀。这些人各有所图，随时可以变脸，所以，在革命过程中，“窝里斗”不断，随风四下飘。今天我打你，明天你又打我；一会儿与北洋政府势不两立，一会儿又向北洋政府拱手称臣，其结果是中国政局总是动荡不定，革命停滞不前。在四川讨贼时，他就有了这样的看法。

　　有一次，他同刘达伍谈起了讨贼失败的原因。

　　刘达值问道：“你觉得广东怎么样？”

　　贺龙说：“孙中山是个伟人，老百姓是拥护他的，可是，光靠嘴巴不行，要有枪。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早晚靠不住的。要革命，就得有革命本钱。这不是当商人，可以借钱做买卖。”

　　这时，他的思想已经起了某种变化，对孙中山的做法产生了怀疑，也想探求一条新的路。他同刘达历议论过俄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但是，那时他仍坚定地相信孙中山，怀疑也仅是怀疑，对于俄国革命和共产党也并不了解，何况，又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因此，这种思想上的变化，仅仅象一道闪电，虽很强烈，却稍瞬即逝，因此，一年以后，他还让刘达伍去广州面见孙中山，希望与孙中山取得直接联系。

　　现在，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了。他觉得孙中山在革命要依靠谁的问题上搞错了，虽然，中山先生已经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在军事上却依然如故。孙中山去世后广州政府会发生什么变化，他心中没有数，但却不信任他们，所以，熊克武邀他去广东，即便有汤子模兴兵相逼，他也不予理睬。

　　正在他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产生这样那样想法，思想上感到迷们的时候，赵恒惕任命他为港州镇守使，于是，他把全部精力用到了为民谋利上。在澧州，他采取措施全力救灾，整顿金融，开办教育，整治腐败，打击投机，发展生产，真有点子励精图治，造福一方之势。

　　这里举两个例子。

　　这年夏秋之交，法属各县“三月不雨”，遭受特大旱灾。贺龙紧急召开救灾赈荒会议，通过了“买谷备荒案”，决定实行几项措施：1．免除田赋的附加部分，将收来的田赋款项采办粮食，散发救济贫民；2．在澧州设立大米平祟处，实行粮食平价买卖，不准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有粮必须随市价卖出，不准待价而沽。当时报载：“贺使近以亢旱异常，为救济米荒起见，伤商会赶急召开各公法团体会议，赶次平祟，借资救济。”“该处决定，定于本月5日开始平祟，地点暂设商会。每日上午6时至12时止，每升米价二百八十文。”3．按会议决定，责成殷实富户，预缴一年田赋的正洪，迅速筹办粮食赈灾，拒不缴纳者，交公署重办。4，号召乡民广种杂粮，并规定，各县不准闲置耕地；严禁种植鸦片，以免妨碍种谷；定期派员到各县督促检查广种杂粮以自救。

　　由于这些措施的贯彻，追属各县的灾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和好转，逃荒灾民纷纷回乡重建家园。

　　在这次紧急会上，还通过了一个“维持教育经费案”。贺龙在会上说：

　　“这第三案比第一案（“买谷备荒案”）更为重要。教育是开发民智的根本。现在的学校，不能不整顿！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在升学上，一个也考不上，这样一剃头的学校简直等于零。”“初小是升学的初步，尤其应当注意。日本战胜俄国是归功于小学教育，也归功于小学教员。”

　　会议提出了三条意见：“严格选择教员，免误青年”；学风不正，系“由校长因循所致，对校长尤须严格考察”；“教育经费之困难，大都由专管人亏空。以后反对亏空学机无论何人，逃往何处，须通缉追缴严办。”会议期间，还组成了学务委员会，具体负责整顿学校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贺龙还提出了“整顿金融案”“整顿道路案”，大力整顿了金融，打击了滥发“市票”．投机倒把；他派出工兵营，修筑了邀州至津市的公路专又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筑了渲县至临澄的公路，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

　　这样，一段时间以后，追属各县灾情减轻，民心安定，形势很好。据当时的报纸报导，津港一带出现了“土劝学业，农贩田畴，商迁有无，工专制作，人守其业”的局面。

　　有位名叫罗武帅的慈利籍名士，有感于贺龙镇守“九渲”之业绩，在贺龙外出视察，途经其家乡时，写了这样一条藏头对联贴于街口：

　　贺其来苏，草食壶浆以迎。

　　龙行于野，大地草木皆春。

　　可见，贺龙在澧属各县受民拥戴之一斑。

　　人的思想是个怪物。你看它并没有什么变化，其实是在微妙地转动，一旦遇到某种外部条件的催化，便会发生明显的甚至突然的变化。

　　贺龙在全力治理澧州的时候，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湖南各地纷纷成立“雪耻会”，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

　　对于帝国主义，贺龙历来深恶痛疾。四川讨贼，扣押日本“宜阳九”，早已名闻迭尔；1924年沉陵炸碑，更是有口皆碑。沉陵旧府坪衙门，有一块两米来高的“辰州教案”碑。贺龙返湘北伐，驻扎流陵，看到了这块石碑。他问秘书长侯宗治和警卫营长贺桂如，这块碑是怎么回壮。候宗治告诉他，这是1902年立的。所谓“辰州教案”过程是这样的：当时有两个美国传教土唆使一个姓肖的坏女人制造了一场流行病，群众病死千余。当老百姓弄清缘由之后，便捉住肖姓女人，冲进教堂，兴师问罪。在群情激愤之时打死了两个传教土。事情发生后，摄于英帝国政府的压力，除将辰州官吏一律革职查办外，还吊打了三百余人，并将其中十人相在一起用火炮轰死。英帝国主义就此向清政府勒索了白银8万余两，还强迫当局刻了这块大碑。这块碑，一面刻着英帝国政府给清政府的“抗议书”，另一面刻着清政府惩办辰卅官吏的“上谕”。

　　贺龙听了，围着石碑转了一圈，勃然大怒，骂道：“他娘的，这太可恶了！太丢人了！打死了两个洋人，赔了八、九万两银子，杀了那么多老百姓，还杀了两个正将，两个游击，还要一五一十地写上，立他妈的那么大块石碑，把中国人的脸给丢光了，简直太可恶了，太欺侮人了！”他当场下令：“你们给我把它炸掉！”在贺龙眼里，怎能容得下如此的奇耻大辱！

　　当晚，贺桂如就把这块20余年来一直污辱着中国人民的石碑炸了个粉碎，人心大快。

　　上海的“五卅”惨案成了一副催化剂，贺龙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升华。他对待这一反帝爱国运动的鲜明态度，便是最好的证明。

　　赵恒惕的湖南当局对这场反帝爱国运动采取了摧残与镇压的政策。湖南各地均照此办理。唯有贺龙，公开支待这一运动。他发出电报，邀请长沙一雪耻会”代表来澧州演讲，鼓励澧州人民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他通电声援上海的工人、学生，捐巨款资助。长沙《大公报》报导说：“澧州镇守使贺云卿氏，以此次‘五卅’惨案，举国忠愤，……沪上罢工人数已达数十万，自应设法援助，悼克坚持到底。爱于昨日（7月5日）致电驻省办事处严仁珊秘书长，就近由长沙中国银行汇寄捐助三千元，以资救济，并另电上海‘五卅’惨案失业工人募捐处查照。”长沙“雪耻会”代表来到澧州，贺龙指定有关方面召开欢迎会。

　　在贺龙影响下，第一师的官兵大都积极支持这一运动。二旅旅长贺敦武给上海、长沙两地工人、学生和“雪耻会”发出电报，慷慨陈词：“沪上外人杀我学生、工人，骇闻之余，不胜发指。敦武远从戎行，不克躬归吊唁，无任惭愧。探望诸君猛力奋斗，件达到圆满解决而且。敦武乃一介武夫，夙闻匹夫有责之义，愿率数干健儿，誓为后盾。谨此电闻。湖南道州镇守使辖步兵第二旅旅长贺教武率全旅官兵简叩。”这样一种支持反帝爱国运动的鲜明态度，在当时的军队中是很少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常德声援“五卅”惨案的爱国运动也很激烈。学生、工人打着“国存家存，国亡家亡”的标语，喊着“同胞急起，抗英抗日”的口号进行了大游行，遭到当局的殴打，数十人受伤，其中就有桑植籍同学。贺龙闻讯。；赶到常德，在武陵花园酒家请桑植籍来常德读书的学生代表五十余人吃饭。

　　贺龙在聚餐会上说：“我听老家人说，你们当中有人竟敢赶跑了在常德行上动手打农民的外国人，这真了不起！”

　　大家指着彭玉珊、朱茨堂两位同学说：“追赶洋人的就是他们。”

　　贺龙翘起大拇指说：“赶得好，有志气，中国人的志气。有人说，湘西人蛮得很，我看洋鬼子欺侮我们的时候，就请他们唯点蛮味吧！”

　　吃饭过程中，贺龙对大家说：“现在我提几个问题，向同学们请教。一是我们国家为什么不太平？二是怎样才能天下太平？三是怎样才能因富民安？”

　　彭玉珊代表同学们发了言。他认为，为什么不太平，主要是政治上国家不统——。内有军阀混战，南北争斗；外有列强侵略，挑动内战；经济上，工厂太少，洋货充斥，加上国人耕者无其田，国不富，民不安，哪来太平？他说：“要想太平，重在制止军阀混战，贵在坚持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大家致力建设国家。”贺龙细心地听着，带头鼓起掌来，称赞他们有见识，不愧是桑植人的优秀子弟。后来，彭玉珊被常德湖南第二师范开除。贺龙资助一百块银元，送他到广州，进入了毛泽东办的政治讲习所，成了桑植县第一个共产党员。

　　贺龙如此旗帜鲜明地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并非仅受民族自尊心所驱使，而是长期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军阀官僚们也看到了这一点。1925年10月10日，赵恒惕在长沙召开湘军首脑会议，兴兵讨伐贺龙。他委任的讨贺前敌总指挥、湘军师长叶开鑫和左、中、右三路指挥贺耀祖、刘树、陈渠穆联名发出的讨贺通电中就说：“贺龙驻法数月，即稍有蓄财者，无不避涉境外。”可见，他们认为，贺龙正在赤化，故须兴兵讨伐。这从反面证明了贺龙思想上的飞跃。

　　这么强大的兵力压境，贺龙只得离开津澧，远避川黔边境。

　　他对部下说：“赵恒惕为什么打我们？因为我们军队一为救国，二为救民，所以他们穿不得我们。”

　　一点也不错，贺龙此时的思想正在向更高的境界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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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十年征战，十年探索，元帅要寻找新的革命之路。有人
给他介绍了苏俄。“中国也有共产党，他们怎么个‘共’
法？”他想弄个明白。

　　人的命运真是不可预测。

　　1924年秋，贺龙身为建国联军先锋通电回湘，借道北伐。进湘西，奔涌陵，地方武装纷纷来投，湘西王陈渠珍远避凤凰县，何其威风！何等潇洒！一年以后，他却被赵恒惕兴兵三路，逼出湖南，借住贵州钢仁，寄人篱下。真可谓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一向乐观豁达的贺龙，此时不免有一丝沮丧。他除了收编一些原滇黔建国联军的零散武装，吸收部分知识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