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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方志-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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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明代的《（弘治）嵊县志》10卷、《（万历）嵊县志》13卷；清代的《（康熙）嵊县志》12卷、《（乾隆）嵊县志》18卷、《（道光）嵊县志》14卷、《（同治）嵊县志》26卷，以及1918年修，1932年又续修的《（民国）嵊县志》32卷。这样连续地编修地方志，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在我国已经形成一种可贵的传统。如果从隋唐时代各地要定期向中央编报图经（早期的地方志）算起，这个传统已经保持了一千多年。
编修新志的办法，可以是将旧志作基础而核实补充，也可以编续志，就是只收编上次地方志修成以后的新资料。不论用哪种办法，总是以反映从上一次修志到现在的情况为主。所以，地方志不仅有地区特色，还必然带着它诞生的那个时代的深深的印记。地方志的类目也总是随着历史的进展而不断增加或调整。例如，最早人们只知道从古典文献中去了解历史。宋代学者在史学领域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金石学，把历史研究的范围，从古典文献扩大到了古代的金石器物。从宋代开始，地方志才普遍有了“金石”、“碑记”这一类类目。河南安阳是殷朝故都，早已是著名的文物之乡，清朝末年又在这里发现了甲骨文，这个新的考古发现震惊了天下。《（民国）续安阳县志》就在“续金石录”之后，又增加了“甲骨文”一项，不但有关于殷墟文字的著作书目、甲骨文出土遗址的摄影和考证等等资料，而且还选择拓印了100多片甲骨卜辞，以反映这项最新的科研成果。明代边患严重，明志中“兵防”的内容就很突出。鸦片战争以后，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志书中就大量出现了有关对外交涉、租界、侵略和反侵略战争的门类。
正因为每一部志书都以记录最近一段时间为主，时间近，就便于调查，便于核实，就能够记载得比较准确和详细，能够将许多可能转瞬即逝的材料保存下来。将同一地区一次又一次编修的地方志合起来看，就是一个完整的古今资料的总汇，可以连续考察一个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将各地历代的方志合起来看，就可以连续考察整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其资料的丰富与完备，是任何其他著作无法相比的。
地方志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使它成为极好的国情、省情、市情、县情教科书。从唐宋以后，新到任的地方官都要先找当地方志看。南宋哲学家朱熹曾做过南康军的知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军”是宋代行政区划的一种，和州、府平级），到任的时候，下属官吏载酒相迎，他却首先问志书带来没有。清人编的《吏治悬镜》一书，讲到清朝官吏走马上任时要奉行32条“初规”，其中第三条就是“览志书”，以便了解当地的山川地理，租赋轻重等等，作为决定治理方针的参考。过去编的地方志尽管存在种种不足，由于它的资料详明，对于今天的革命和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1929年红军打开江西兴国县城，毛泽东同志住在县图书馆，有人去向他请示工作，见他正在津津有味地看兴国县志。到了瑞金，又请瞿秋白同志帮助找瑞金县志来读。1949年以后，他每到一地视察，总要开出一批书单向当地图书馆借阅，其中少不了的就是志书。地方志成为他了解各地风土人情的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
千百年来，中国大地历尽沧桑。多少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殒落了，多少煊赫一时的皇朝消失了，中国地方志的编研工作却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日见兴旺发达，这和它的上述四大特点是分不开的。
第二章 中国的地方志
举世闻名的中国古代典籍，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文化的瑰宝。地方志是中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卷帙浩繁，而且品类齐全，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中国古籍之林中独具风采。
第一节 现存的中国地方志有多少？
中国历代究竟修过多少地方志，已经难以统计清楚了。1985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录了我国190个较大的图书馆的馆藏，共有1949年以前编纂的省、市、府、州、县、乡镇志8264种。其中天津26种、宁夏32种、青海39种、西藏44种、内蒙古48种、台湾49种、海南50种、北京55种、黑龙江65种、新疆81种、吉林93种、辽宁130种、贵州、上海各139种、甘肃198种、广西221种、云南287种、福建315种、湖北332种、安徽379种、广东395种、陕西、湖南各401种、山西431种、江西477种、河南528种、江苏540种、山东541种、河北567种、浙江590种、四川671种。
这个数字，绝不是现存地方志的全部。首先，它不包括全国总志和各类专志；其次，还有不少方志保存在其他图书馆或个人手中。近年来，各地在编修新方志的过程中，陆续发现不少《联合目录》没有记载的志书。例如，湖北省来凤县在孝感的《向氏家谱》中发现了一部清初的土司志——《（康熙）卯洞司志》六卷。卯洞司是个很小的土司，“土地不过弹丸，编户不过数十”，居民都是土家族。土官姓向，从明初到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已传了13代。这部志书完成于清康熙年间，记事很齐全，是一份难得的研究古代土司制度和土家族史的资料。它从来没有刊刻过。清嘉庆年间，向氏的后人在编族谱时，将它作为附录，手抄了几套，才得以保存下来。又如贵州的《（光绪）桐梓县志》三十卷，它的稿本一直由编纂人赵彝凭的后代收藏。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了三种稀见的陇右方志，都是稿本或抄本，是在杭州刘子亚的私人藏书中发现的。发现民国时期的志书就更多了，如湖南社会科学院收藏有1931年完成的《（民国）沅陵县志》手稿；云南江川县县图书馆藏有1934年完成的《（民国）江川县志》稿本等等。据统计，这一类发现目前已经超过500种。此外，台湾地区的收藏是根据1960年公布的资料编入的，并不齐全，而且同样没有包括私家藏书。香港地区的收藏则没有计算进来。
对于流散在国外的地方志，《联合目录》只记载了已知的极少数孤本珍本。世界各地一共保存着多少中国地方志，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统计。
中国地方志早已走向世界。尤其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侵华政策的需要，非常重视研究中国，特别注意收集中国的地方文献。他们通过学者、商人、传教士、外交官，或是收购或是掠夺，从中国弄走了大批地方志。现在，世界上主要国家的重要图书馆，几乎都藏有中国地方志，其中有一些稀见的版本，在它的故乡中国反而看不到了。
日本自古以来就和中国有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国典籍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日本，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有人根据各种目录调查，从公元1694年到1807年，传到日本的中国府、州、县志就有800部之多，涉及18个省份。近代以来，日本以侵略中国为目标，更加勤于搜集中国方志。我国有些著名藏书家如浙江陆氏皕〔bi必〕宋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的若干珍本，都陆续卖给了日本。 内忧外患交困的旧中国，政治腐败，国弱民贫，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文化珍品。我国方志学家傅振伦痛心地回忆说，当年日本人在北京琉璃厂书店收买古今方志，“不是计书论值，而是规定积书高达一手杖给一元。”现在日本各图书馆共藏有中国地方志几千部，数量和质量都超过其他国家。根据日本人山根幸夫编的《日本现存明代方志目录》（1971年增补版）统计，仅日本12个图书馆所藏的明代方志就有300多部，其中57种国内已经失传。
美国搜购中国古籍大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1918年以后，美国国会图书馆几次派人到中国各省采购地方志，如1933年曾买走了山东人高维翰用20年时间收集的100多种山东志书。现在，中国地方志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的特藏之一，1942年统计已有2900多种，目前大约已达到4000种。哈佛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有中国地方志3500多种。美国其他一些著名大学，也都多少不等地藏有中国地方志。在世界上，除中国本国以外，美国藏有中国地方志的数量仅次于日本。
宁波天一阁以收藏明代方志闻名。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军队侵入宁波，曾闯进天一阁，从地方志中查看宁波一带的地形，并且掠走了《大明一统志》等几十种地方志和舆地图书。1900年，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大量上千年前的古写本重见天日，这一重大发现令全世界啧啧称羡。 自此以后，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等，陆续闻风而来。盗走了敦煌宝藏中的大批精品，其中包含十几种唐至五代的图经地志写本残卷。这些稀世之珍，现在大部分保存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据1957年巴黎出版的《欧洲各国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目录》的记载，欧洲英、法、意、德、比、荷、瑞典七国的25个藏书单位，共有中国地方志1434种。其中以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最多。
如果把这些都加在一起，不算重复的，现存于世的中国地方志大约在万种左右。据估计，现存中国古籍的总数为八至十万种，那就是说，地方志占了中国古籍的1/10。
第二节 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地方志
但是，中国历代编修的地方志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还有更多的地方志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传到今天，在历史的长河中相继湮没了。
在雕版印刷术广泛使用以前，书籍靠手抄，难以广泛流传，所以多数不能保存下来。南齐的陆澄曾辑录160家地理著作，编成《地理书》149卷。梁代的任昉又增补了84家，汇编成252卷，称为《地记》。过了不过100来年，到唐朝贞观年间编《隋书·经籍志》的时候，这200多种书的原本已经9/10找不到了。再过几百年，到元明两代，《隋书·经籍志》所记载的书也已十不存一，连陆氏、任氏的汇辑本也失传了。可见古代书籍的散失有多么严重。
即使在印刷术发达起来以后，也有许多地方志从来没有刊刻过。或者虽然刊刻了而印数却很少。明清两代地方志大多是官修，修成之后，向上级报送几部，稿本或书板就藏在府县衙门，平时鼠咬虫蛀，潮湿霉烂，不时遭到水灾火灾，一旦发生社会动乱或战争，府县衙门更是首当其冲。如河北省束鹿县（今辛集市）明代修过五次志书，明末天启年间滹沱河水患，“俱没于洪水”。湖北房县，早在明嘉靖年间就编有志书，在明末战乱中书板被毁。到清康熙年间重修，过了15年又“板毁而书亡”。吉林的临江县（今浑江市临江区），曾于1926和1928年两度重修县志，两次都因失火，原稿全部烧毁。1930至1931年再次重编，随即遇到“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于日军铁蹄之下，“已脱之稿，尽付劫灰”。翻开各地修志的历史，这一类令人伤心惋惜的记录随处可见。
历代皇朝都曾经投入巨大的财力组织修志，修好的方志集中到中央，精心构筑了坚固的书库，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其他图籍一起妥善保管。但即使是这些得天独厚的皇家藏书，同样屡屡葬身于大规模的战争或火灾之中。如唐朝皇室的藏书一毁于“安史之乱”，再毁于唐末战乱。北宋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一场大火烧光了皇室藏书处昭文馆、集贤院、史馆和秘阁的三万多卷图书。此后，宋朝的皇室藏书又在宋金、宋元战争中两次被毁。这些被毁的图籍中都包含着大量地方志。明朝政府曾经收集保存有不少宋元方志。明初编辑的《永乐大典》一共两万多卷，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类书，其中许多宝贵的资料就是来自地方志。明末的战乱，是图书的又一次浩劫，编《永乐大典》的人曾经看过、用过的不少宋元志书，从此就再也看不到了。《永乐大典》有一个正本，一个副本，正本也在明末战乱中被毁，副本则在清末经过英法联军的抢劫和八国联军的焚烧，丧失殆尽，幸免于难的部分仅及原书的千分之三，也多数被劫走。许多仅靠《永乐大典》得以保存的宋元方志资料，终于随同《永乐大典》一起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
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也往往殃及地方志。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诸侯国的“史”和“记”，从现在看来，都是珍贵的地方文献，由于其中往往有对秦国不恭的文字，所以在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尤其难逃厄运。
清代从康熙到乾隆年间，为了取缔不利于清政府的思想，盛行文字狱。一些地方志就因受文字狱牵连而遭到禁毁。规模最大的一次禁书是在乾隆年间，清政府借修《四库全书》之名征集天下图书一一审查，凡内容有不符合要求的，统统销毁，或者部分抽毁挖改。有些地方志中至今还能看到删改的痕迹。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安徽巡抚奏请检查天下郡县志乘，乾隆皇帝批示令各省照办，仅安徽省查出上缴的就有《黄山志》、《宁海志》、《吴县志》、《金山志》、《松江新志》等多种志书。
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成为地方志散失的主要原因。除了流散到国外的以外，还有不少方志毁于侵略者的炮火。例如，《（道光）广东通志》书板藏在广州越秀书院，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英法联军的炮火所毁。远东著名的上海东方图书馆，经过几十年惨淡经营，收藏地方志2600多部，其中有140种珍贵的元明版本。1931年“一·二八事变”，东方图书馆先遭日机轰炸，又被日人纵火，它的50多万册藏书连同这些地方志全部被烧光。更有许多新完成的志稿，由于国难当头而不能出版，在战火和流徙中散失。它们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就夭折了，使多少修志者的心血付诸流水。
这些被湮没了的地方志，其中一部分在历史上还留下了一点影子。它们在其他古籍中被引用过，或者被提到过，有的只留下一个书名，有的可以知道作者和成书时代，有的还保存下来一些断篇零句，或者有几句关于它的简单介绍。仅是这些“有据可查”的，数量已经极为可观。
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一书，记录了元代以前的方志类图书2000多种，其中现存的不过40种左右。有人根据各种目录统计，明代地方志失传的约为现存数的将近两倍。清代早期方志佚失的也不在少数。从地区来说，如元代
以前山东地区地方志有名可考的有36种，幸存至今的只有元代编纂的《齐乘》一种；元代广东地区可考的地方志有14种，只剩下《（大德）南海志》一种，还不是全本；明代浙江有据可考的方志有637种，现存的仅102种；1911年前的贵州地区方志可考的有271种，现存只有89种，还不到1/3。至于那些随着岁月的流逝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地方志究竟有多少，那就无法查考了。
枯燥的数字，蕴含着确切的事实。我们不能不为我国历代修志的规模惊叹，不能不为国家的多难和文献的散亡扼腕叹息。而那些穿过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幸运地留存到今天的地方志，就越发值得我们珍惜了。
第三节 繁荣的地方志家族
中国的地方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随着它所记叙的范围不同，有着许多不同的种类，有繁有简，有分有合，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完整的方志大家族。
这个地方志家族有三大类成员：
第一类是全国总志，又称为“一统志”。它以一朝一代的行政区域为纲，用地方志的体裁记述全国的情况。著名的全国总志有隋代的《隋区宇图志》、唐代的《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元、明、清三代的“一统志”等。
第二类是地区志，它专门记述某一个地区。地区志在地方志中占绝大多数，按照历代行政区划的不同，又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如：
省志。省这一级行政区划是从元代开始设置的，当时全称为“行中书省”，简称“省”。以省为范围编修地方志也是从元朝开始的。明代省志大多数称为“总志”或“通志”，到清代则通称“通志”。如明朝成化年间纂修的河南省志称为《河南总志》，明朝嘉靖年间和清朝顺治、康熙、雍正年间编的都称为《河南通志》。明清两代的湖广省（包含现在的湖南、湖北两省），有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编的《湖广总志》和康熙、雍正年间编的《湖广通志》。
府志。如《（成化）杭州府志》（浙江杭州）、《（雍正）抚州府志》（江西抚州）。唐代只有建都的地方才称为府，宋代渐渐将大的郡升为府，明清两代的府是省的下一级行政区划。
州志。州作为一级行政区划从东汉末年开始。明清两代的州有两种，大多数隶属于府，称为散州；一部分直属于省，称为直隶州。如山西的代州，管辖的地区大体相当于现在山西的代县、繁峙、五台、原平四县，原来是散州，明朝有《（万历）代州志》，清雍正年间改为直隶州，乾隆年间修的志书就称作《直隶代州志》了。
厅志。如《（光绪）赤溪直隶厅志》（广东台山）、《（宣统）丹噶尔厅志》（青海湟源）。清代在新开发的地区设厅，也有散厅和直隶厅的区别。散厅隶属于府；直隶厅隶属于省。
县志。如《（康熙）历城县志》（山东历城）、《（乾隆）万县志》（四川万县）。我国春秋时代，一些诸侯国就开始在边境设县，逐渐发展到内地，后来由秦始皇推行到全国。县志大约占我国现存地方志的70％。
乡镇志。以低于县的行政区划作为记述范围，有乡志、镇志、里志、村志等。如《（康熙）杏花村志》（安徽贵池）、《（乾隆）真如里志》（上海嘉定）、《（嘉庆）南翔镇志》（上海嘉定）、《（民国）曹娥乡志》（浙江绍兴）等。历代政府发布的修志条例和命令，都只限于要求编修县以上的志书，从来不曾要求修乡镇志，所以，乡镇志基本上都是当地的乡绅或文士私人纂修的。由于不是官书，忌讳和受清规戒律的束缚比较少；由于记述的范围小，对社会和民风更能体察入微。宋代已有乡镇志，到明清时逐渐盛行。
都邑志。也就是城市志。如《（民国）首都志》（江苏南京）等。
此外，还有一些因军事、民族事务等等特殊需要而划分的区域，也往往修有志书，如：
卫所志。卫是明代军事编制的名称。明代在军事要地设卫，每卫5600人。驻在某地就称为某卫，如建州卫、天津卫等。卫的防地有时可以包括几个府，有的兼管地方行政。卫志往往由它的长官（指挥使）主修。卫以下设千户所，每所1200人；百户所，每所120人，有的所也有志书。
边关志。专记边防要塞的情况。有边防重镇的志书，如《（万历）延绥镇志》（陕西榆林地区）；有重要关隘的志书，如《（嘉靖）山海关志》。
土司志。又叫土司司所志。明清两代，在西北、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由当地头人世袭的土知州、土知县、招讨使、千户、百户等文武官职，管辖本民族地区，这就是土司司所。它的志书，便由土官主修。如前述的《（康熙）卯洞司志》；广西恩县境内的白山司，有土司王言纪主修的《（道光）白山司志》等。
盐井志。元代开始设官管理盐井，称为“提举”，本来只管盐务，明清时逐渐兼管当地的民政刑政。盐井志只见于云南，如《（康熙）黑盐井志》、《（乾隆）白盐井志》。
这些特殊区域的志书各有特色。边关志、卫所志着重记述有关军事的情况，像山川、要塞、兵马粮秣之类；土司志突出民族事务；盐井志着重记盐务。但它们也有和一般州县志相同的地理沿革、古迹、物产、人物等内容。
还有一种比较简略的区域志称为乡土志。如《耒阳县乡土志》（湖南耒阳）、《永嘉县乡土志》（浙江永嘉）等。乡土志是清朝末年实行“新政”的产物，是按照地方志的体裁，编来给小学堂做教材的，所以十分简短通俗。现存的乡土志绝大部分都是清末修的，民国时期也修了少量的乡土志。
第三类是专志。专志专门记述某一地区的某一项特定事物。如山志记述山脉。我国各地的名山几乎都修过志书。水志记述河、湖、塘、泉等，如《通惠河志》、《金沙江志》、杭州有《西湖志》、南京有《莫愁湖志》、济南有《趵突泉志》等。名胜志记述一地的名胜古迹，如北京的《潭柘寺志》、苏州的《寒山寺志》、《沧浪亭志》、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志》、山东曲阜的孔子故里有《阙里志》、岳飞的故乡河南汤阴有《精忠岳庙志》、河南南阳诸葛亮故居有《卧龙岗志》，等等。风土志记述一地的风俗、民情、特产；金石志记述当地的铜器、碑刻等文物；经籍志或艺文志专介绍当地人的著作；人物志专门记述当地著名人物。总之，专志的数量和品种都十分可观，而且往往不止修过一次。仅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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