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方志-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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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趣。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清远，空岫传响，哀转九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一声泪沾裳。’”

　　“宜都西陵峡中有黄牛山，江湍纡回，途经信宿，犹望见之。行者语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日三暮，黄牛如故。’”（引自《艺文类聚》卷七）

　　地记、地志中，有一些只记录一个地区的某一个方面。如《庐山记》、《汉水记》、《湘中山水记》专记山水；《诸番风俗记》专记风俗；《洛阳伽蓝记》专记寺庙；《交州异物志》、《凉州异物志》、《南方草木状》专记物产，等等。它们可以说是后来专志的先驱。

　　专门记载都市情况的称为都邑簿。都邑簿中只有东汉的《三辅黄图》还能看到后人的辑本。“三辅”是汉代长安附近的京兆尹、左冯〔ping凭〕翊、右扶风三个政区，相当于现在的西安、咸阳一带。它们从三个方向夹辅京师长安，所以合称“三辅”。《三辅黄图》本来有图有文，后来只剩下一些被别的著作引用过的文字，可以看出它记载了长安地区的沿革、城池、苑囿、台榭、太学、祠庙、街市、楼观、官署、仓库、厩圈、桥梁、陵墓等，也记载了一些当地的风俗。后世修都邑志，往往以它作蓝本。都邑簿显然是后世都邑志的先声。

　　图经实际上也是地志一类，不过它是从古地图演变而来的。

　　秦汉以后，绘制地图的技术更趋成熟。为了表达更复杂的内容，有的地图更附有文字说明。《汉书·地理志》中，就有两处引了《秦地图》的文字。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三幅西汉初年的地图，一幅地形图，一幅驻军图，一幅城邑图。画的主要是汉初所封的长沙国的南部，即今湘江上游潇水流域一带。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绘制的地图。这三幅用途不同的图，图例统一，比例大致适当，图上不仅有山脉河流的名称，还有居民户数的统计。小小的长沙国拥有这样相当不错的地图，由此可以推想汉初制图用图的一般水平。汉朝宫廷中更是收藏了大量地图。西晋的裴秀，是我国杰出的地图学家。他在晋初做过尚书令，佐理国家军政，由于职务关系，就曾看到过国家收存的大批汉代地图。不过裴秀对这些地图的准确性很不满意，他经过认真考订，编成了我国的也是世界的第一部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图集》，同时总结前人的经验，创立了一套科学的绘制地图的理论，成为我国传统地图学的创始人。

　　随着地图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宽，一部分地图根据需要，注释的文字越来越详细，渐渐形成了一种有图有说的新体裁，这就是图经。目前知道的最早的图经，是东汉的《巴郡图经》。东汉的巴郡在今重庆市南的巴县一带。《巴郡图经》的图早已没有了，只保留了被晋代《华阳国志》引述的一段文字。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郡太守但望在东汉永兴二年（公元154年）上疏说：“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县，或三四百，或及千里……”但望认为巴郡面积太大，管理非常困难，官吏休假探亲，来回几千里，一年也回不来；发生了盗贼，捕盗的人要十天才能赶到出事地点，盗贼早已逃之夭夭。所以，他建议将巴郡分成两个郡。从但望的语气推想，“图经”一定是中央政府很熟悉并且可以引以为据的官方资料。既然地处偏远的巴郡有图经，其他各郡想必也有。境界、属县、盐铁之类官员的设置、户口的多少和道里的远近，都是当时图经记载的重要内容。只因它是由官吏编纂的，主要供政府参考，在社会上很少流传，所以我们今天对它的了解只有这一些。

　　以记述地方人物为主的著作称为“郡书”。先秦的典籍中虽然有许多生动的人物故事，却并没有人物传记专书。实行郡县制以后，地方官都由中央派遣，为了解决官吏的来源，必须有一套选拔人才的办法。汉代主要采用“察举制”，由地方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中央推荐品德好或学问好的人，有“孝廉”、“贤良方正”、“秀才”（后来避刘秀名改称“茂才”）、“明经”等等名目。魏晋南北朝则实行“九品中正制”，在州郡设立大、小中正官。中正官由当地有“声望”的人担任。他们根据乡党的评论选拔优秀人才，将选出的人才按才能高低分为九品，上报中央，由吏部授予官职。这两种办法都是以舆论的“公议”为基础的，这就推动了社会上评议人物的风气，从而推动了传记的发展。

　　从西汉末年开始，地方上的豪族势力逐渐强盛起来，尤其到魏晋南北朝，形成了门阀制度。所谓“门阀”，就是历代相传的名门贵室。他们在地方上有权有势，声势大，关系多，评论和推荐人物的大权都垄断在他们手里。这些世家大族为了不断扩大本族的影响，巩固本族在地方上的特权，竞相编写地方人物传记，以标榜自己的门第高贵，夸耀本族的人才出众，于是“郡书”风行一时。东汉光武帝刘秀做了皇帝以后，为了表彰他家乡的人物，下令编纂《南阳风俗传》，一般认为这是编写郡书的开始。此后，如东汉有《陈留耆旧传》、《巴蜀耆旧传》等；三国时有《汝南先贤传》、《会稽先贤传》、《吴先贤传》等；魏晋时期有《益部耆旧传》、《山阳耆旧传》、《蜀后贤传》、《会稽后贤传》、《幽州古今人物志》等。后世地方志都用专卷记载一方人物的事迹，可以说是起源于此。唐代刘知几曾批评当时郡书的通病是“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炫耀本地本族的人物，只说好不说坏。这种风气也对后世地方志的人物志有一定的影响。

　　地方史则是古代国别史的发展，以记述一个地区的历史为主。现在知道的，如江苏、浙江地区有东汉的《越绝书》及其后的《吴越春秋》；四川地区从西汉到晋代先后有10来种《蜀本纪》、《蜀王本纪》，还有东晋常璩〔qu瞿〕的《华阳国志》等。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史地杂述，大多已经失传了，现在还可以知道书名的不过100多种。这百多种著作，涉及今天的18个省区。其中记述四川的有《蜀记》、《蜀志》等十几种，仅晋人记述名城洛阳的就有《洛阳记》等六种，由此我们可以遥想当年此类著作的兴旺景象。从整体来看，撰述者的笔已经涉及了地理和历史、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为综合性地方志的出现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节　在交融中推陈出新

　　多种多样的史地杂著各展所长，争奇斗妍，同时它们也必然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一种新的著作形式，便在这种相互的影响和渗透中悄悄地孕育成长。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丰富多彩的杂述，其绝大部分我们已是无缘相见了。但是从它们残存的文字中，或是从其他古籍对它们的描述中，仍然可以看到它们互相浸润的痕迹。郡书往往含有地理、风俗、传说；地志亦往往含有人物资料。地理志、地方史和人物志逐渐显示出一种相互结合的趋势。后魏刘芳的《徐州人地录》，书名就标明了既记人也记地。东晋习凿齿的《襄阳耆旧传》，最早是名为《襄阳记》的，按照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介绍，它是“前两卷为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后载其牧守（地方行政长官）”。而这种融合现象的最著名的代表，是《越绝书》和《华阳国志》。它们不但兼有古国别史、古地理书和人物志的内容，并且开始采用横分门类的编排方法。虽然类目分得比较粗糙，不太系统也不太科学，却已初步显示出后世地方志的一些主要特色。它们之所以著名，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两部书都比较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

　　《越绝书》又名《越绝记》，原有25卷，现存15卷。关于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一直众说纷纭。它的书末有一段“隐语”，其中暗藏着作者姓名，起初谁也破解不出。直到明代中叶，学者杨慎经过考证，认定它是东汉人袁康所著，吴平所校，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部书不是成于一人一时，而是从先秦到东汉经过许多人不断充实的结果。

　　《越绝书》基本上是一部地方史。它主要记载春秋时期吴国、越国（今江苏、浙江部分地区）的历史，另附有秦至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的史事。但它又以《记吴地》、《记越地传》两篇叙述吴、越的山川城邑，同时记载了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伍子胥、范蠡、文种等许多人物的事迹。虽然分类较嫌杂乱，但各篇自成首尾，不相连续。明代就有人称它为“地志祖”（《（万历）绍兴府志序》）。清代洪亮吉曾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乾隆）澄城县志序》）。现代也有一些方志学家认为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

　　《华阳国志》，东晋常璩著，记载晋代梁、益、宁三州（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情况。常璩是四川人，曾在成汉（四川的一个割据政权，存在于公元303至347年）做官，既有条件作实地调查，又有条件接触成汉政权的文献秘籍和官方档案。他又是一位饱学的历史学家，除《华阳国志》外，还写过成汉的历史《汉之书》，不过没有留传下来。所以，他的《华阳国志》材料既详实可信，分类也清楚合理，很受史志学者的称誉。

　　《华阳国志》原名《华阳国记》，一共12卷。它的前四卷以地域为纲，分别叙述巴、蜀、汉中、南中四个地区和所属郡县的政区沿革、山川、道路、物产、人口和民情风俗；第五至九卷以年代为纲，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叙述历届政权的更替和重大事件，其中还包含了不少谚语歌谣，用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最后三卷记人物。比起《越绝书》来，它显然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地理志、编年史和人物志互相结合的倾向，也更具备了地方志的各种特征。因而，作为我国现存的最完整的最早的地方志，它也更得到学者们的公认。后来四川、云南一带编纂地方志，往往拿它当范本。

　　不过，像《越绝书》、《华阳国志》这样的著作，尽管代表着史、地、传记相互融合的方向，在方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当时却如同凤毛麟角，远没有成为普遍现象。由形形色色的地方史、地杂著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最终汇成定型的地方志，还要再走几百年的路程。

　　第五章　由图经到地方志

　　隋唐两宋，是我国地方志成熟和基本定型的时期。经过漫长的孕育和发展，中国地方志终于进入了它的成年期。

　　第一节　官修志书形成制度

　　公元581年，隋朝结束了东晋以来200多年的分裂局面，在世界的东方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为了有效地治理这片辽阔的国土，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固中央集权。其中一大项，就是废除九品中正制，规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都由中央考核和任免，并且三四年调动一次，以防官吏和当地豪族势力勾结。后来又建立了科举制，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势豪之家要操纵选举就困难多了。另外一项措施，就是尽可能把编史修志的权力控制在政府手里，既便于及时了解各地情况，决定治理方针，又便于控制舆论，一举两得。隋文帝杨坚即位不久，就明令禁止私人撰修国史和评论人物。因此，自隋唐以后，地方上世家大族的势力逐渐衰落，同时私修的地记、郡书逐渐让位于官修志书。

　　雄心勃勃的隋炀帝杨广，在他执政的短短13年里做了许多大事：开凿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巡游江南、还三次远征高丽。同时，他在方志史上也有两大创举：一是下令全国各郡编辑本地的风俗、物产、地图上报尚书省；这是我国由国家主持，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普遍修志的开始。隋炀帝的这道命令看来是切切实实地被执行了的。据《隋书·郎茂传》记载，郎茂在隋炀帝的时代编过《隋诸州图经集》100卷，编成之后，书归皇室收藏，郎茂受到“赐帛三百段”的奖赏。这部书没有传下来，从书名和多达百卷的篇幅来看，它应该是隋代全国各地图经的汇编。如果这个理解不错，它就是我国现知最早的一部图经总集。

　　隋炀帝对地方志事业的另一项贡献，是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官修的全国总志《区宇图志》。隋炀帝对这件事很重视：第一次编成500多卷，他看了不满意，指定虞世基等18名学士重编，扩充到800多卷，他还嫌篇幅太少，再派人重修，终于编成1200卷的一部大书。可惜随着隋朝的灭亡，这部大书不久就散失了，到唐朝已经只有120卷，现在则只剩下几小段文字，被清代的王谟辑在《汉唐地理书钞》中，记的是地理、古迹和神话传说。　另外，宋代类书《太平御览》第二○二卷中，保存了一段隋代人对它的描述，说它：“卷头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郡邑图。”还说：“其图上山水城邑题书极细。”是由书法家欧阳询的长子欧阳肃所写。欧阳肃也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工于草隶，为世所重。”我们现在只能从这些零星的文字约略窥见《区宇图志》当初的风姿。

　　继隋朝之后的唐朝，更加重视对编史修志的管理。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在宫中设立史馆，编修国史，由宰相监修，自己常常参加讨论，给予指示。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贞观年间编成了多种史地书籍。唐太宗的第四个儿子魏王李泰很有文才，得到太宗的宠爱，特许他招徕文士，在王府里设置文学馆。李泰想谋求当太子，为了讨父亲喜欢，组织许多学者用四年时间编成《括地志》550卷。这是唐代一部有名的地理总志，反映了初唐时期的行政区划以及各地的地理沿革、风俗物产、掌故人物。书成之后，唐太宗非常称赞，给了很多赏赐。《括地志》曾被后来不少著作引用，原书却在南宋时佚亡，现在只能看到汇集各书引用文字编成的辑本。清嘉庆年间孙星衍辑有《括地志》的遗文八卷。　目前比较完备的辑本是贺次君的《括地志辑校》（1980年出版）。

　　唐德宗李适〔kuo阔〕建中元年（公元780上），唐朝政府明确规定州郡三年编造一次图经，报送给兵部掌管疆域图籍的职方官。中间一度改为五年，后来又改为逢闰年上报。如果发生特殊情况，如山河改易，州县增废，则要随时报送，不受规定时间的限制。从此，各地定期编修志书报送中央成为定例，一直延续下来。

　　唐朝政府在丰富的图经、地志的基础上，为适应统治的需要，曾多次编修全国性的图志。现在知道的，除《括地志》外，还有《贞观郡国志》、《职方记》、《郡国志》、《域中郡国山川图经》等名目，以及多种《十道图》、《十道录》（唐代为了便于对郡县加强管理，将全国按山川的自然形势划分为十个区域，称为十道）。有一次，唐宣宗秘密地对翰林学士韦澳说：“我经常要向全国各地派遣节度使和刺史，需要了解各郡的风俗，你给我编一本书吧。”韦澳于是根据十道四方的志书，将各州郡的境界、风俗、利弊编成一书，名为《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又另题一个名称叫《处分语》（处分，是吩咐、嘱咐的意思），亲自缮写，献给宣宗，连自己的家人子弟也不让知道。不久，薛弘宗被任命为邓州刺史，去谒见皇帝谢恩，唐宣宗根据《处分语》所提供的知识，一一嘱咐治理邓州应注意的事项，使得朝中“人人惊服”。薛弘宗也大为佩服，出来对韦澳说：“上（皇上）处分州事惊人。”

　　赵匡胤建立的宋朝，继承了隋唐官修志书的制度，并且使它进一步完善起来。宋太祖赵匡胤初定天下，就重申州县遇到闰年要造图上报。所谓“图”，要包括土地物产、风俗所尚、古今兴废的原因、州县的土地及户口数等，显然不是单纯的地图，而是地志性质的图经。同时，在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也就是宋朝开国后的第12个年头，开始整理汇编全国的图经。先后由卢多逊、宋准负责，花费了四年时间，编成《开宝诸道图经》，这是宋朝所编的第一部全国图经总集。

　　30多年以后，在宋真宗时期，有一次更大规模的全国普遍修图经的活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宋真宗阅读《西京图经》，觉得记载不够完备，下令全国各路、州、府、军、监都要将图经重作校勘补充。各地新修的图经报来以后，他嫌体例不统一，便任命翰林学士李宗谔等人，按照统一的体例，对所有的图经重新加工。到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修成《祥符州县图经》1566卷，另有目录2卷，抄成342本，在第二年颁发下去。这部图经总集不但篇幅宏伟，而且是第一次将全国图经统一了体例，对各地编写志书起了示范作用，影响很大。但它到南宋后期已经残缺，只剩下十分之三四，明代以后就基本绝迹了。

　　在汇编《祥符州县图经》的同时，为了决定各地赋税的数额，又命令王曾利用《祥符图经》的资料，编了一部简明扼要的全国总志《九域图》，只有三卷，供制定赋额参考。此书到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由王存等人增订成为10卷。它专记宋朝熙宁、元丰年间的情况，对于行政区划、各地之间的距离，以及户口、土贡（当地物产及其数额），记得特别确切，对于研究北宋的地理和经济很有用处。《九域图》的名称，原是沿袭唐《十道图》而来的，其实没有图，所以书成之后，王存奏请改名为“志”，这就是著名的北宋官修总志《元丰九域志》。

　　由于《元丰九域志》过于简略，宋徽宗曾打算再次重修。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宋朝政府设置了“九域图志局”，再次诏令各州郡重修图经。但是，没过多久，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宋徽宗、宋钦宗都被俘北去，修志计划成为泡影。“九域图志局”是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设立的官方修志机构。从此以后，历届政府都采取这种设局修志的办法。

　　最晚到南宋时期，地方上也有了专门的修志机构。过去地方政府编报图经，多半是以旧图经为基础删改添补，增入户口、贡赋等方面的新资料，就可以抄录上报。这时候就大不相同了。《（景定）建康志》（江苏南京）的编纂者周应合写过一篇《修志始末》，叙述他受南京（指宋朝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留守兼建康知府马光祖之聘，“开书局于钟山之下”，“入局修纂”《建康志》的经过。这篇文章仿佛带领我们去参观了一处南宋的修志机构，让我们很具体地看到当时官修志书的编纂过程。

　　周应合在这篇文章中，一一列出了书局人员的编制和分工：有主纂者的助手，有事务管理人员，有抄写人员，也有专管收发传递的人。周应合本人是淳祐年间的进士，有学问，又有编史修志的丰富经验。他受聘后，负责制订修志的全盘规划，包括提出宗旨，制订凡例，设计篇章结构，作出所需人力物力的预算。修志正式开展起来以后，他要主持书局的日常工作，分派助手去采集资料，同时“夜考古书，朝订今事，右分编纂，左付刻梓”，承担主要的编写任务。马光祖则负责审查和批准规划，提供经费，调集人员。修志过程中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向马光祖请示决定。最后由马光祖审定志稿，并为志书作序。

　　可见，这时地方上的修志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修志是由地方长官主持，聘请有才学的人担任编纂，并由政府提供各种物质保证。后来习惯将主持修志的地方长官称为“修”者，将实际编纂的人称为“纂”者，如《（景定）建康志》就可以写作“马光祖修，周应合纂”。主修人和主纂人都把修志看作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这样编出来的志书，和那些仅仅责成书吏抄录档案上报的早期图经相比，其质量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官修志书形成制度，是我国方志史上的一件大事。封建政府倡导修志自有它的政治目的，客观上却成为地方志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全国上下大规模的修志，只有由政府组织才办得到。用行政力量来网罗人才，提供经费，提供利用官府文书档案的便利，都十分有利于提高志书的质量。从此，我国的修志事业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持续地开展起来。

　　第二节　遍地开花说图经

　　图经虽说起源于东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默默无闻。可能由于它图文并茂，既具体又形象，特别适合于中央集权政府了解各地概况的需要，自隋朝大业年以来，它成为官修志书的主要形式，从多种类型的地方文献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不仅数量猛增，而且逐渐荟萃了其他地方文献的长处，成为方志类图书的主流。

　　隋朝的图经都散失了，现在能知道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