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方志-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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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朝野震动。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全国上下要求变革图强的呼声很高。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光绪皇帝决心变法，在103天内，先后发布了数十条除旧布新的诏谕，其中之一，就是罢科举，开学校，将各地旧式书院、祠堂、庙宇改为各级学堂，兼授中学和西学。此后，学部下令各地编修乡土志作为小学堂的教材。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还颁布了一个《部颁乡土志例目》，列出“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民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共15个类目，作为编修乡土志的统一规范。于是乡土志作为一个新的成员加入了地方志这个大家族。现存的乡土志有500多种，绝大部分是清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905年至公元1911年）之间修的。许多乡土志的编纂者，怀着振兴中国的强烈愿望，以培育儿童的爱国主义为己任。如王永江在《辽阳乡土志序》中说：“人有爱乡之心，而后有爱国之心，……乡且不爱，何有于国？”《赞皇乡土志》卷首有一篇《编者题辞》，说明编辑的宗旨：“大地椭圆，万国罗列。列强称雄，弱则败灭……中国维新，振兴学校，宗旨教人，爱国为要。爱国之心，始自一方，请与幼学，说我赞皇。”都表明了编纂者的深心与厚望。乡土志浅显，简明、通俗，一般篇幅不长，但也保存了不少有用的资料，而它对于儿童的启蒙作用，却是其他书籍所不可替代的。

　　随着清代统一大业的进展，清代的地方志真正走遍了全国。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郑成功的后代郑克塽〔shuang爽〕归附清朝。康熙皇帝统一了台湾，随即设置了台湾府。第一任台湾知府蒋毓英就在他的任期内，和诸罗、凤山县令季麒光、杨芳声一起，纂成了《（康熙）台湾府志》，这是台湾省的第一部志书。在此后的90年中，《台湾府志》续修过五次。此后，到清朝末年，还有一部《（光绪）台湾通志》问世。

　　清康熙年间，曾派遣西方传教士到全国各地用西法测绘地图，但是当时没有深入新疆，只测到哈密为止。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新疆地区长期分裂动乱的局面结束了，清政府随即派左都御史何国宗率领测绘人员携带仪器前往新疆，在军队的保护下，实地测绘新疆的山脉、河流、沙漠、草原，绘制地图。又派大学士刘统勋随同前往，就地考察山川地理的古今沿革。他们踏遍了天山南北，最远到达克什米尔地区。最后，由刘统勋汇总资料，写成志书初稿送到北京，又经过傅恒等人加工定稿，于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完成《钦定皇舆西域图志》48卷（图7）。这是新疆的第一部志书，也是清代有关新疆的最重要的一部志书。

　　图7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一的西域全图

　　远处边陲的西藏，到清乾隆年间也出现了一部《西藏志》。《西藏志》不分卷，也没有著录作者，传说是康熙帝第十七子果亲王允礼所作，刊刻于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它的内容比较简略，又没有人物传记，但它作为第一部正规的西藏地方志，自有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极为研究西藏学的人所重视。

　　在政府大力倡导，各地竞相修志的风气下，各省府州县的长官千方百计网罗人才，同时由于清政府不断兴起文字狱，相比之下，修志毕竟是一个风险较少，相对安全的领域，所以，清代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加入了修志的队伍。例如戴震修《（乾隆）汾州府志》（山西汾阳）、钱大昕〔xin辛〕修《（乾隆）鄞县志》（浙江宁波）、《（嘉庆）长兴县志》（浙江长兴）、章学诚修《（乾隆）永清县志》（河北永清）、洪亮吉修《（乾隆）淳化县志》（陕西淳化）、《（嘉庆）泾县志》（安徽泾县）、缪荃孙修《（光绪）顺天府志》（北京）等。学者们在做学问方面训练有素，对志书的体例、篇章结构、编纂方法等等都非常讲究，又各自学有专长，往往将自己的治学心得贯穿到修志中去，使所修的志书各具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有些知识渊博的学者自己做了地方负责官员，亲自指导修志，更有条件将自己对于地方志的种种见解付诸实施。例如主修《（嘉庆）广西通志》的广西巡抚谢启昆，本人著述宏富，在学术上深有造诣。他在升任巡抚的第二年就开馆修志，并亲自发凡起例。他仔细研究了历代志书的体例，取长舍短，写出《修志叙例》23条，对编纂通志提出了非常切实具体的要求。《（嘉庆）广西通志》的主纂胡虔，一生勤奋治学，精于考据，又曾参加过多部地方志的编纂，富有修志的经验，很好地贯彻了谢启昆的意图。例如，谢启昆认为，过去被贬谪到“瘴疠之区”的官员，往往是正直之士，或是触怒了权奸，或是受小人倾轧，他们的高风亮节，至今还在边疆流传。所以《广西通志》在记载官员政绩的《宦绩录》之后附有《谪宦录》，专记从三国到明代被贬谪到广西的官员。谢启昆认为作志应当以详备为宗，但又不能冗滥，因而这部志书采取的资料十分详备，并吸收某些宋志的长处，将所引的资料一一注明出处。如果资料有谬误或已和当前情况不符，就另外加按语说明，使后人使用起来既方便，又可靠。所以，《（嘉庆）广西通志》被誉为一代名志，很受学术界推崇。晚于谢启昆的阮元，同样以博学名重一时。他曾历任浙江、江西等省巡抚和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所到之处，对修志多有建树。他主修的《（道光）广东通志》，就全以谢启昆的体例为本，可见谢志在当时的影响。

　　清代地方志绝大多数是官修，私人修的志书，大多不敢以“志”命名，小心翼翼地表示和官修方志有所区别。例如康熙年间林本裕著《辽载》（辽宁），全按方志体裁，但他在此书的自序中声明说，他写这本书，不过是把他父亲讲述的一些地方琐事和历代故实参照史籍记载下来，使子孙不要忘了先人热爱故土的一片心意。至于以修志来颂扬盛京（辽宁沈阳，清入关以后将这里作为“留都”）的宏伟气象，自有辉煌的巨著（指官修《盛京通志》）在，岂是草茅之人敢参与意见的呢。江苏无锡秀才黄印〔ang昂〕不满于本县县志的简陋，用16年时间著书12卷，题名为《锡金识小录》，意思是只能算给县志拾遗补缺。此外，如方式济所著的黑龙江志名为《龙沙纪略》、师范著的云南志称为《滇系》、张澍著的四川志称为《蜀典》、刘宝楠著的江苏宝应县志称为《宝应图经》等。这些私人撰著中有不少是清志中的名作，我们在了解清代地方志的时候，不应该忽略它们。

　　封建政府对地方志的高度重视，既将地方志推向了繁荣，也给地方志加上了桎梏。清朝对修志控制极严。清初的文字狱和文化专制政策，使地方志遭到大规模的摧残。许多明以前的特别是明代的方志被窜改、删削甚至禁毁。至于新编的志书，各省通志必须经过皇帝审查，府州县志必须经过总督巡抚衙门审查，才能定稿。由于政治上的禁忌，加上封建官场盛行的敷衍因循、请托受贿等等腐败作风，清代方志忌讳隐瞒的现象很多，应付公事、草草成书的也不在少数。

　　不过，清代地方志成书数量之多，分布区域之广，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证明方志确实进入了有史以来最鼎盛的时代。此外，清朝作为古代方志发展的顶峰，还有一个鲜明的标志，那就是方志学的诞生。

　　第四节　方志学的诞生

　　飞驰的岁月，不仅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地方志，而且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人们一面实践，一面思考，对于地方志的性质、特点、功用、内容、编纂方法，以及它产生、发展的过程和常盛不衰的奥秘，探讨得越来越深入，逐渐形成一门系统的学问，这就是方志学。

　　一开始，人们对于地方志的思考和见解，多见于志书的序、跋中，例如宋代郑兴裔《广陵志序》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说明他认识到了方志和史有密切关系。宋代刘文富《严州图经序》说：修志是为了记下前人处理地方政事的各种措施和经验，以“告后之为政”。宋代董弅〔fen粉〕《严州图经序》也说，修志并非仅是为了应付闰年呈报的制度，而是要“使为政者究知风俗利害，师范先贤懿绩，而承学晚生，览之可以辑睦而还旧俗，宦达名流，玩之可以全高风而利名节”。就是说，修志是为了使执政者了解风俗利弊，以先贤的优良政绩作为榜样。后学晚生读它，可以和睦亲近，有助于恢复古代的淳厚风俗。做官的人和社会名流仔细品味它，有利于保持自身的高风亮节。这是对地方志功用的概括。明代刘鲁生《曲沃县志序》说，修地方志“其载欲悉，其事欲核，其书欲直。”（记载要详尽，事实要核对无误，对是非善恶要敢于直书）。这是对志书质量要求的概括。这些早期的方志理论非常零散，多半就是这样的片言只语，没有进一步的阐述。

　　无论是组织全国修志，还是具体编纂一部志书，必定先有一个总体设想：为什么修志？要编成什么样子？这个总体设计，就是政府颁布的修志条例，或是志书的凡例。这个设想是根据什么提出来的呢？一定要先考察前人的做法，再研究当前的情况来决定弃取，或加以创新。所以，修志的条例和凡例，是前人修志经验的归纳和总结，也是方志学理论宝库中的一笔重要财富。

　　宋元以前，这种编纂方志的设想和计划很少见于记载，没有记载不等于没有，像汉代要求全国上报“郡国地志”，隋唐时期在全国普修图经，没有一个通盘考虑，没有统一的格式要求，那是不可想象的。到了南宋，志书中才开始出现“凡例”，如《（淳祐）玉峰志》（江苏昆山）有凡例五条，但极其简率，只是列了几条收录资料的范围。稍晚，有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所附的《修志本末》，除记述修志经过外，它将修志的全过程作了清楚的归纳，分为四个方面：定凡例（确定全书框架结构、门类设置、编写要求）、分事任（编写人员如何分工）、广搜访（怎样通过多种渠道搜集资料）、详参订（怎样审订志稿以保证质量）。这是方志学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让我们知道宋朝人在修志方法上已达到怎样的水平。

　　明朝永乐年以后，不仅政府制订了修志条例颁告天下，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志将凡例印在书中，它们规定的内容也越来越细致周到。如《（成化）新昌县志》（江西宜丰）的凡例规定，人物立传要根据政绩和德行，不专以官位大小作标准。政绩好德行好的立大传，否则只在名字下面加个小传就可以了。《（嘉靖）许州志》（河南许昌）的凡例说，地方志不是世家大族的家谱，所以那些封赠士大夫之家的诰敕之类一概不收。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河南省发了个《修志牌照》，列了23条，其中规定，记古迹“需考明某代某人，将事实备细注明，不可以小说搀入”。记土产，“非本地所出及平常草木，可不必载，须载其特产者”。诸如此类，很明显都是针对过去修志中的流弊提出来的。它们同样表达了修志人对志书性质、功能和质量标准的理解。不过，它们也同志书序、跋中的那些片断见解一样，不免就事论事，分散零碎。直到明末清初，在方志理论方面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著作。

　　清代中叶以后，许多学者参与修志，他们用各自不同的学术观点指导修志实践，逐渐形成不同的流派。方志理论就在他们的切磋争鸣之中一步步完善起来。当时的方志学界主要分成两派：

　　一是地理派，也称考据派或旧派。清代由于文字狱的威慑和政府的提倡，到乾隆、嘉庆年间，兴起了一股注重考据的学风。一批学者潜心考订古典文献，从古书中搜集证据，辨别真伪，订正谬误，注音释义，对整理古籍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往往嗜古成癖，陷入不切实际的繁琐考证，认为只有考据才是做学问的正道，轻视考据以外的一切学问，以致严重地脱离实际，不通世务，在学术史上被称为考据学派或乾嘉学派。地理派的代表人物戴震、洪亮吉等都是乾嘉学者中的大师。他们用考据学派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来研究地方志，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地理派墨守汉唐以来对于地方志性质的传统看法，认为方志属于地理书。戴震说：修志就是考证地理，只要尽心把地理沿革考证清楚，就没有别的事了（见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洪亮吉也说：“一方之志，沿革最要。”（《跋新修庐州府志后寄张太守祥云》）他还主张修志要言必有据，“贵因袭而不贵创新，信载籍而不信传闻”（《泾县志序》）。当代新出现的事物，当然不可能在古代典籍（“载籍”）中考证出根据来，按照他的这个主张，就只能都算作靠不住的“传闻”了。这一派修的志书，致力于广泛搜辑旧文献，逐条作精详的考证，材料丰富，证据确凿，在方志界树立起严谨治学的榜样，有利于纠正那种不负责任的盲目抄袭甚至凭空捏造的歪风。但是他们厚古薄今，不相信、不采纳除古文献以外的其他资料，不重视反映当代社会的实际状况，把志书禁锢在狭窄的古地理研究的领域里，当然要大大影响地方志的实用价值。

　　另一派是历史派，也称为新派，它的代表人物是章学诚。章学诚（公元1738—1801年）（图8）字实斋，会稽（浙江绍兴）人，幼年时体弱多病，并不聪明，每天读书不过几百字，还显得很吃力，但是特别爱读史书，常常有独特的见解。他参加过七次乡试，到40多岁才中举人，第二年考取进士，认为自己的思想不合潮流，所以不去做官，以写作、修志、讲学度过了困苦而不安定的一生。他一生曾参与修纂十几种地方志，但只有《（乾隆）永清县志》（河北永清）完善地保存了下来，其他像他首次独立纂修的《和州志》（安徽和县），还有他晚年的作品——最能体现其修志理论的《湖北通志》，都是在志稿刚刚完成的时候，由于地方长官换了人，新上司不喜欢他的理论和文字，终于功亏一篑，未能刊刻，以致散失。只有他自己手里保存的一部分稿子，后来被收入他的文集中。

　　图8　方志学的奠基人——章学诚（据《清代学者像传》第二集）

　　章学诚是个杰出的历史学家，著有《文史通义》，在史学理论上独树一帜。他用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地方志，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学说。

　　章学诚最大的贡献，是明确地否定了地方志只是地理书的旧观念。他认为方志属史，他说：“志乃史体”（《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方志乃一方之全史也”（《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这个观点，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隋唐以来地方志发展的实际情况，大大地开拓了地方志的内容和范围，在方志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一次，章学诚在宁波遇到戴震。戴震比章学诚年长15岁，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他不大瞧得起章学诚，“盛气凌之”。章学诚并不畏怯，就地方志的性质问题和戴震进行了一场辩论，有理有据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反驳了戴震的观点。

　　从方志属史这个基本观点出发，章学诚对地方志的各个方面都作了详细论述。他认为修志不是为了炫耀学问，应该讲求实用。应该像修史一样详近略远，用不着每部地方志都从古代讲起。如果前人已经修了志，后人只要续修和补缺就可以了。地方志的重要任务是为国家修史准备资料，所以不能只是汇辑旧文献了事，而应该特别重视搜集保存当代文献。他说，比如司马迁写《史记》，也写了上古三代的事，有的地方写错了。古代的事情写错了不要紧，古书都在，人人都能考证，自然会发现他的错误。但是，有关秦汉的事，人们就要以司马迁的记录作凭据了，如果他记得不详细，后世又根据什么来考证这一段史实呢？这种看法，和乾嘉学者的唯古是尊，真是针锋相对。当时考据学是官方支持和提倡的，在学术界占有主导地位，章学诚却敢于卓然独立，提出创新的见解，确实难能可贵。

　　此外，章学诚还具体地设计了方志的体例，并且从人员分工、收集资料、制定凡例一直到怎样拟标题、编附录，总结了一整套修志程序和工作方法。他分析了省、府、州、县各类型地方志的特点，指出它们应该各有各的宗旨和编例，不可以互相混淆。他还建议州县常设“志科”，派专人负责经常收集整理新资料，为修志作储备，免得资料失散，也免得修志时临时抱佛脚。他把这些主张写成了《方志立三书议》、《修志十议》、《方志辨体》、《州县请立志科议》等许多篇论文。它们集汉唐以来方志理论之大成，为我国方志学初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体系，成为我国方志学诞生的标志。章学诚则被公认为我国方志学的奠基人。

　　章学诚虽然在学术观点上敢于创新，他的思想却另有相当迂腐陈旧的一面，如主张志书要颂扬“皇恩”，要有益于“风教”，要传述忠孝节义等等，这些也都贯穿在他的方志学理论和他修的志书中。

　　除理论上的建树外，清代方志学还有一片重要的园地，就是旧志的整理。其中最有成绩的是对古地志的辑佚。

　　辑佚是一种整理古籍的方法，“佚”也写作“逸”，是“散失”的意思。我国宋代以前的地志图经大部分都散失了，有的在其他古籍中还保留了一些被引用的篇章、段落或句子。辑佚就是把这些零散材料找出来，加以整理汇编，尽可能重现这部著作的原貌。这对于我们了解地方志发展演变的历史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辑佚在清代非常盛行。辑古地志最有成绩的是王谟，他在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中了进士以后，情愿不做县官，而去做清苦的府学教官，以便一心在古书中披沙拣金。他本来想辑刻一部篇幅巨大的《汉魏遗书钞》，包括经、史、子各类书籍，后来逐渐认识到地理书的重要性，就在完成“经”的部分后，将主要的精力转向地理，一共辑出古地志近400种。这时他已经80多岁，又贫病交加，没有能全部刻印出来，现在能收集到的只有70多种了。中华书局将它们汇影出版，称为《汉唐地理书钞》。后面还附了清陈运溶所辑的66种湖南古地志（原来收在《麓山精舍丛书》中）。此外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和王仁俊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也辑了约60种唐以前的地志。清代编《四库全书》时，曾从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中辑出若干种地方志，现在《永乐大典》已失传，这些辑出的资料就分外可贵了。

　　清代学者对许多旧志的成书时代、作者、版本、内容、体例作了深入的考证和探讨，他们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大量题跋或提要，探讨旧志的编纂年代、编纂者的生平和版本流传情况，评论志书的优劣得失。这同样是总结修志经验，指导修志实践的一种重要方式。如章学诚就曾写过《书吴郡志后》、《书姑苏志后》等七篇志书评介。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有几百篇地方志的提要。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也有近200种志书的题要。这些工作，为后来方志目录的发展和对旧志的进一步整理作了重要的准备。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整理旧志方面别开生面。他在明朝末年，面临着国家忧患交迫的局面，想要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路，就开始从地方志和其他文献中搜集一切有关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记载，包括地形、关隘、兵防、赋税、农政、手工业、矿产、水利、交通等，分地区汇集研究。明朝灭亡以后，顾炎武参加抗清运动失败，在各地颠沛流离，仍然一面收集资料，一面实地考察。他以20多年的时间，辑录了以方志为主的1000多种资料，终于编成《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顾炎武的忧国忧民之心和整理旧志的经验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随着方志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顾炎武是系统地整理地方志资料的先驱，他为后人开创了一条综合研究和利用地方志的广阔的道路。

　　方志学的诞生，说明中国地方志进入了一个新的更自觉的发展阶段。发源于遥远古代的涓涓细流终于汇成了巨流。作为一种牢固的文化传统，无论历史的风云怎样变幻，它都将继续得到传承。

　　第七章　坎坷、变革和新生的历程

　　地方志作为一种文化事业，紧密联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方志也越过了它的第一个辉煌的高峰，和整个中华民族一起踏上了崎岖曲折的路程。

　　第一节　坎坷和探索的38年

　　辛亥革命的风暴卷走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