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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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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渠由分水工程、南渠、北渠三部分组成。分水工程建在水量比较丰富的海洋河上，其具体位置在今兴安县东南二公里处的分水村。这里不是离始安水最近的地方，所以舍近取远，选址于此，是因为此地的河床较高，大抵与始安水相当的缘故。分水工程呈“┚”形，似木工的曲尺，角尖对着海洋河的上游。平时，它拦截海洋河水，阻止河水流入原来的河道，将其一分为二，七分进北渠，三分入南渠。这座曲尺形的分水工程，后人称为人字堤，就是今天大、小天平的前身。大、小天平属滚水坝性质的工程，洪水时，水可从坝上漫出，流入故道，以减轻天平本身及南、北渠道的压力。后来，在大、小天平的顶端前面，又建铧嘴，以提高分水功能和保护天平。据考证，铧嘴是唐朝增建的。
南渠可分上下两段，上段自小天平向西北走向，到兴安县北，接始安水，长约4。5公里。这一段系凿岩成渠，全部由人工开成，宽度虽较小，约7—14米，但工程比较艰巨。下段沿始安水、零水向西，至今溶江镇附近，接漓江，长约30公里，是在始安水和零水的基础上拓展而成，宽约10—60米。南渠全长30多公里，落差29米，河床比降很大，渠道上不设辅助工程，不便舟楫上下。后人推测，为了便于通航，当年可能已在沿渠建有原始陡门。陡门现称船闸，平时关闭，随着舟楫的前进而顺序打开，从而可以减少航行的困难。我国的正式陡门，至迟形成于唐朝，其雏形有人认为可以上溯到修建灵渠时代。灵渠是世界上最早的有闸运河。
北渠从大天平向北，到今洲子上村附近回到湘江故道，长约3。5公里。北渠经过的地带，是个山间小平原，这里的地面虽然较少沟壑，但坡度偏大，采用直线渠道，与南渠一样，也会流水过急，不便航行。为了减少这段渠道的比降，建设者们采用曲线渠道，形如蛇行。巧妙地用伸长渠的长度，以达到减少比降、利于通舟的目的。
灵渠工程处处闪烁着建设者的聪明睿智。灵渠全长虽然不到40公里，是一条小型运河，但因为它沟通了长江、粤江两大水系，其地位却十分重要。它不仅在秦朝，而且在以后2000多年中，都是内地和岭南的主要交通孔道，对促进两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加快岭南的开发，意义都非常重大。
对灵渠构造上的巧夺天工，航运上的舟行便捷，宋人范成大深有感触，曾作诗加以歌颂：
狂澜既奔倾，中流遇铧嘴。
分为两造开，南漓北湘水。
至今舟楫利，楚粤径万里。
人谋夺天造，史禄所经始。
（《石湖居士诗集》卷十五）
1936年和1941年，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相继建成，灵渠才让位于现代化交通工具。它在1956年最后停运，改作农田灌溉和城市供水工程，并成为桂林地区重要的名胜古迹，供人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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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古南越人在历史上经过长期的演变，其中一部分与汉族融合，另一部分发展成后来的壮族、黎族等。
② 五岭在湘、赣与桂、粤等省的交界处，是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的总称。一说有揭阳岭而无都庞岭。
第四节 长安、洛阳的漕河
西汉建都长安，到汉武帝时期，由于京都人口不断增加，官僚机构迅速膨胀，又要用兵匈奴和经营西域，中央政府的粮食支出非常浩繁，压力很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政府一方面在关中大修水利，以便发展当地农业，就近取粮。另一方面是改善水运条件，以便从当时主要产粮区的东部地方，调运更多的粮食进京。
西汉从函谷关以东运粮入京，本来取道渭水西运。但渭水多沙，水道浅涩曲折，运输功能很差。从长安东到黄河，陆路只有300多里，而曲折的渭河水道，却长达900多里①。又由于封冻和水量不足等原因，一年中，它只有六个月可以勉强通航。因此，渭河年运输量很少，西运入京的粮食，只有几十万石。汉武帝时，须从东方调入粮食几百万石，急需另觅途径解决运粮问题。因此，当大司农（主管全国农业的长官）郑当时建议在渭南凿一条径直的运粮渠道时，汉武帝立即采纳了。历史上把这条渠道称为漕渠。
漕渠工程动工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由齐人水工徐伯负责勘查、测量、定线，由几万军工负责施工。渠首位于长安城西北，引渭水为水源，经长安城南向东，与渭水平行，沿途接纳泬〔jue决〕水（皂河）、浐〔chan产〕水、霸水，以增加漕渠的水量。这些水道都发源于南山，含沙量很少。漕渠穿过霸陵（治所在今西安市东北）、新丰（治所在今临潼县东北）、郑县（治所在今华县）、华阳（治所在今华阳县东南）等县，到渭水口附近与黄河会合，全长300多里，历时三年完工。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又在长安西南凿昆明池，周长40多里，将沣水、滈〔hao号〕水拦蓄池内。凿昆明池除了用来操练水兵外②，还可以调济漕渠水量和供应京师的生活用水。
漕渠的通航能力很高，它一直是西汉中后期东粮西运的主要渠道，一般年代，年运输量在400万石左右，最高年份达到600万石，约为渭水运量的10倍。除航运外，它还有灌溉农田之利，溉田面积约10000顷上下，比白渠多一倍以上，约与当时的成国渠相当。西汉亡国后，东粮西运的工作不再继续，漕渠因失修而逐渐湮废。
东汉定都洛阳，漕运工程的重点随着东移，既凿了一条名叫阳渠的新水道，又比较彻底地治理了汴渠。
洛阳虽有洛水可通黄河，但洛水大部分河段河床很浅，不便航运。为了使粮船可以直达京师，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在河南尹王梁主持下，着手兴建运河。他组织力量，“穿渠引谷水（洛水支流）注洛阳城下，东写（泻）巩川。”由于谷水水量不足和渠线安排不当，渠虽凿成了，但不通水。19年后，即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大司空张纯再度在京师附近修建运河。他汲取王梁失败的教训，一方面增加运河水源，除仍引谷水外，又引来了洛水干流；另一方面重新安排渠道线路，西起宜阳东部，向东经过洛阳城的西面、南面和东面，再向东到郾师附近回注洛水。这条运河名叫阳渠。第二次工程很成功，东汉从此以后，来自南方、东方、北方等地的粮船，经邗沟、汴河、黄河等航道，再循洛水、阳渠，可在洛阳城下傍岸了。阳渠的穿凿，不仅便于政府通漕，而且也使“百姓得其利”。
不过，东汉最大的运河工程，当数汴河的治理。从西汉后期到王莽统治时期，鸿沟水运体系，由于黄河的一再决口，已经支离破碎，有些运道完全断航，由丹水演变而来的汴河，航道也经常受阻。汴河是京师洛阳的主要粮道，在全国入京的租赋中，来自豫、兖、徐、扬、荆等州所占比重很大，多循此河入京。因此，对汴河的治理，东汉朝廷非常重视，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由王景、王吴主持的治河、治汴工程。黄河泛滥是汴河堵塞的根源，治汴必须治河（治河工程详见本书《九、历代治河工程》）。治汴工程主要有改造渠口和筑堤、浚渠等。
汴河以黄河水为水源，而黄河主溜在河床中摆动无常，单一引水口不能稳定地引入河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景、王吴除修复旧闸外，又建新闸，实行多口引水。同时，将引水闸由原来的木结构改成石结构，以便更好地控制进水。黄河洪水流量很大，即便汴口设闸控制，仍然会有过量的洪水进入汴河，汴河仍然会决堤成灾。为了增加汴河的安全系数，二人又在其上游，即浚仪渠③，用“墕流法”将涌入的过量的水，有控制地排出堤外。从荥阳到泗水，汴河全长800里，他们还全面地建筑河堤，深挖河床。经过这次治理，汴河的漕粮能力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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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这里陆、水行程的单位都是汉里。汉里比今里短，其换算方法，参见书尾所附的换算表。
②张骞首次通西域（今新疆及新疆以西），见西域有蜀地特产细布等，听说由商人取道西南，经身〔juan捐〕毒（印度半岛上古国）运往。骞回国上奏此事，遂有汉武帝遣使通西南之举。后因使臣被昆明夷（在云南）所阻，又闻那里多江湖，汉于是在长安蓄水筑湖，训练水师，准备讨伐。
③浚仪即开封。浚仪渠当指开封附近的汴渠。墕同堰。“墕流法”实际上在这次大修前，他们就在浚仪渠上使用了。
第五节 连缀河北诸水的五渠
河北平原位于黄河下游北面，太行山之东，燕山以南，东临渤海。这里河流纵横，水道众多。南部多黄河故道，由西南流向东北；中部之水多为西东流向，源出大行山；北部诸河为北南流向，发源燕山。它们都流入渤海，流短水少，不便航运。不过，如能在各河之间凿渠沟通，将它们连缀起来，水源得到调剂和集中，航运效益便会大大提高。东汉末年，曹操从政治军事的需要出发，为改进这里的水上交通，做了许多工作，先后凿成白沟、平虏、泉州、新河、利漕等五条水道。
东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曹操虽打败了袁绍，但绍子袁尚仍盘据邺城（今河北磁县东南），负隅顽抗。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亲领大军渡河北征。从军运需要出发，他在河北首先建成了一条名为白沟的运河。白沟的主要工程之一，是筑堰逼淇水北流。古淇水即今淇河，发源于太行山，东南流向，分两道注入黄河。因此筑有大小二堰。小堰用石材建成，人称石堰，主要目的是堵塞小河，将全部淇水集中于正流。大堰叫枋堰，建于淇水正流入河处不远，这是一条木、铁、石参用，以大枋木为主的拦河大坝。淇水水量欠丰，不能像灵渠在海洋河上那样建分水工程，只能堵住全部淇水，使其北流。因此，河船入沟，沟船入河，都必须盘坝，将货物从船上卸下，拉空船沿坝的斜坡过坝，再将货物装船，继续航行。另一工程是在枋堰北面穿渠，引淇水进入另一自然河道白沟。白沟下接黄河故道古清河，清河北到今天津境，与沱河（滹〔hu乎〕沱河）会合。这样，白沟工程虽有盘坝之劳，但毕竟改善了黄河南北的水运。
袁尚被曹操击败后，投奔辽西乌桓首领蹋顿①，图谋卷土重来。为了根除后患，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北伐乌桓。在进军过程中，他命令董昭负责组织力量施工，相继凿成平虏、泉州、新河三条运粮渠道，开辟了通向辽西的水路。平虏渠在今天津市静海县境内，南起沱水，北到洠瞘u孤〕水。洠掠危筇迳暇褪呛罄创笄搴拥娜牒：佣巍Ｈ萸枪低｝水下游与鲍丘水（潮白河）的渠道，由于它位于泉州县（治所在今武清县西南）境内而得名。新河西起鲍丘水，经过今唐山境内，东接濡〔ru如〕水。濡水就是今天的滦河。这三条渠道，特别是后两条，大概由于军马倥偬，而冀东又多沼泽，施工困难，工程粗糙，实际上并未发挥作用。
如果说上述四渠的穿凿，主要是由于军事上需要的话，开利漕渠则不同，主要是从政治需要出发的。邺城北控河北平原，南联中原腹地，地位重要，本是袁绍、袁尚父子的大本营。曹操消灭袁氏势力后，将自己的政治中心由许都（今河南许昌市）北迁于此。因此，他很重视对邺城的建设。发展这里的水路交通，兴建利漕渠，便是其中一个方面。它凿于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以漳水为水源，经邺城，向东到馆陶县西南，与白沟衔接。白沟是当时河北地区重要的水上交通线，利漕渠凿成后，邺城因有白沟之利，对幽燕中北部的控制，和对黄河以南的联系，都大大加强。由于漳水水量比较丰富，还因为增加了水源，使白沟的航道更为通畅。除以上五渠外，曹魏时又开白马渠，沟通沱水和漳水。
经过千百年的努力，到两汉时，我国的运河工程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它东起沿海地区，西到关中，南起湘桂，北到幽燕，都有运道可通。它对促进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边疆地区的开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都有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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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乌桓为古代东胡族一支，因乌桓山（今大兴安岭东南端）是其较早的根据地而得名。汉武帝时，它内迁到辽西一带，受汉管辖。
第二章 隋、唐、宋大运河
周、秦、两汉时期是我国运河史的早期阶段，当时虽在全国各地凿成许多运河，但还没有形成以骨干运河为主的、全国性的运河网络，同时，对自然河道改造的程度也不深，水道比较浅涩弯曲，通航能力较差。隋、唐、宋的运河不同，凿成了一批以都城为中心，通向全国一些主要经济区的又长又深的大运河。
第一节 东连黄河的广通渠
在我国历史的早期，帝王们选择自己的都城时，往往要把目光投向长安。因为它位于八百里秦川中心，土地肥沃；平原四周又有大山环抱，退可以守，进可以攻。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当隋文帝杨坚结束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后，也以长安作为这个统一王朝的都城。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关中经济情况难以与盛极一时的西汉相比。西汉仅郑白渠即可灌溉农田四万多顷。魏晋南北朝时，这里有许多灌溉工程因无暇维修而湮废。因此，隋定都长安后，仰仗东粮西运的程度，远远超过西汉。这就决定了隋在立国不久，便着手穿凿长安——黄河间的运粮渠道。
西汉时，因渭水运量很少，曾在长安黄河间凿过一条名叫漕渠的运河。后来，因东汉定都洛阳，粮食西运任务大减，漕渠由于失修，不久报废。隋朝只好重开新渠。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命大将郭衍为开漕渠大监，负责这一工程。他“部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长安城）北，东至于潼关，漕运四百余里，关内赖之，名之曰富民渠”。（《隋书·郭衍传》）富民渠虽发挥重要作用，但因仓促成渠，渠道浅窄，航运能力有限，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东粮西运的需要。隋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只好再次动工，加以改建。
这次改建，要求凿得深宽顺直，可通“方舟巨舫”。舫是一种两舟相并的船，体积大，容量多。《战国策·楚策》说：“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要通航这样大型重载的舫，渠道必须又深又宽。改建工程由杰出的工程专家、大兴城的设计者宇文恺主持。动工之前，他先派“工匠巡历渠道，观地形之宜”（《隋书·食货志》），以便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将渠道布置得更为合理。在上下共同努力下，工程进展顺利，当年即峻工。新渠仍以引渭水为主要水源，自大兴城至潼关，长300余里，命名为广通渠。广通渠的运量大大超过旧渠，对缓和关中粮食的紧张情况，有重要作用。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关中大旱，但是无灾。当时所以旱而无饥荒之灾，与发放300多万石广通仓的粮食有关。广通仓在广通渠旁的华州（今华县），这里的粮食，就是沿广通渠从东方运来的（图1）。
从潼关以东运粮入关，广通渠以下一段水路是黄河。黄河有三门砥柱之险，砥柱为两个石岛，兀立河心，堵塞航道，形成神门、鬼门、人门三条险道，神、鬼二门无法通舟，人门虽可勉强航行，但风险很大，经常船沉人亡。三门砥柱是当时东粮西运的“瓶颈”。于是，又有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下令“凿砥柱”。不过，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凿砥柱”的工程很少进展，只好半途而废。
图1 运粮舫舟图
第二节 沟通河淮的通济渠
隋初定都长安。公元604年，杨广杀其父隋文帝夺取皇位，他便是历史上以骄奢著称的隋炀帝。他认为关中与山东、江南、河北等地，道路遐远，“兵不赴急”，应将都城东迁，于是立即下诏营建东都洛阳。接着，又陆续发令穿凿以东都为中心、通向江淮、河北等地的大运河，以加强对这些主要经济区的联系和控制。
最先穿凿的是通济渠，凿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通济渠可分西、中、东三段。西段以东都洛阳为起点，以洛水及其支流谷水为水源，在旧有渠道阳渠和自然水道洛水的基础上扩展而成，到洛口与黄河会合。由于古阳渠又称通济渠，人们就把这一名称由西段扩大到了中段和东段。中段以黄河边上的板渚（河南荥阳西部）为起点，引黄河水作水源，向东到浚仪（河南开封市）。这一段原是汴渠上游，隋朝加以浚深和拓宽。浚仪以下，与汴渠分流，东南走向，经宋城（今河南商丘县南）、永城、夏丘（今安徽泗县）等地，到睢眙注入淮水。这是东段，多由自然水道拓展而成。
当时，浚仪以下所以不再利用汴河旧道而另开新渠，与如下一些因素有关。汴河东段的位置偏北偏东，隋炀帝南巡江都，南粮北运进京，都过于绕远。况且从汴河入淮，必须取道泗水，而泗水航道曲折，又有徐州洪、吕梁洪之险，二洪“悬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水经注·泗水注》），经常翻舟，航行很不安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浚仪到睢眙，地势比较平缓，河床比降适度；同时，经此而接邗沟，与经汴相比，航程也缩短许多。再加上当时河淮之间经济比较发达，是全国户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①，为加强东都与这里的联系，也需凿渠穿行这里。
通济渠三段全长近2000里。它不仅渠道长，而且因为要航行皇帝的龙舟，龙舟长200尺，上建四层重殿，高45尺，所以必须凿得又宽又深。深度多少，不见记载，宽度规定为40步。隋朝一步六尺，即渠宽为240尺，宛如一条大河。此外，通济渠还有一批附属工程，如夹渠修筑平整的御道，以便数十万纤夫和军队行走；沿途修建数十座离宫，以便皇帝和后妃休息。整个工程由尚书右丞皇甫议负责，“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资治通鉴·隋纪四》）服役。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动工，到八月便交付使用。当时隋炀帝立刻从洛口登上龙舟，带着后妃、王公、百官，乘坐几千艘舳舻〔zhulu逐卢〕，浩浩荡荡，南巡江都（图2）。
通济渠工程浩大，施工时间仅用半年，可以说是古今中外运河史上的奇迹，它反映了我们祖先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当然，他们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惊人的，由于凿渠和造船劳累过度，据《隋书·炀帝纪》载，“役丁死者十四五”！即约有40—50万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图2 帝王游幸龙舟
通济渠凿成后，它与邗沟便成为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的交通大动脉，南来北往的舟楫多走这一水道。特别是它对南粮北运，意义更为重大。隋炀帝在洛阳周围建有许多大型粮仓，如洛口仓（又名兴洛仓）、回洛仓、河阳仓、含嘉仓等，这些仓城都储有大量粮食，其中洛口、回洛两仓，即多达2600多万石，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便是经通济渠从江淮一带运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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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隋朝共有190郡，每郡管辖若干个县。其中只有44郡的辖县县平均户口在万户以上，而河、淮之间即占有九郡（河南、荥阳、梁郡、谯郡、彭城、颍川、淮阳、汝南、汝阴等），可见这里户口的密集程度。
第三节 山阳渎和江南河
山阳渎即古邗沟，它南起邗城，北到山阳县（今江苏淮安）。邗沟初凿于春秋末年吴国，当时出于战争的临时需要，工程因陋就简，水道曲折浅涩，只通小舟，不通大船。后来，人们对它进行多次改造。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次，是东汉末广陵（治所在今扬州市）太守陈登的改道，由樊梁湖往北，直至淮安入淮，改变过去绕道博芝、射阳两湖的曲折线路。这一改变奠定了后来邗沟的基本格局。隋文帝从伐陈的需要出发，又对部分渠道作了调整，将入淮水口由淤浅了的末口改到山阳。不过当时由于军事行动立即开始，来不及改造全渠。
隋炀帝为了提高山阳渎的航运能力，与通济渠配套，对这条古运河作了较为彻底的治理。在凿通济渠的同时，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他又征调淮南10余万人投入这一工程。当时除了按照通济渠的标准，浚深加宽渠道，修筑道路、离宫外，又穿凿了新的入江渠口。由于长江沙洲的淤涨，原来山阳渎的入江渠口堵塞严重。这次扩建，便将南段折而向西，开了几十里的新渠，使其从扬子（江苏仪征东南）入江。这就是隋唐时期著名长江渡口扬子津。山阳渎经过这次改造后，全线畅通无阻，像龙舟那样的庞然大物，也可进退自如了。
在建成通济渠和山阳渎后的第六年，隋炀帝又下令拓展江南河。
春秋末年，太湖流域已有运河。秦始皇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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