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文化-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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臃āＵ馐墙�分别铸好的青铜器身及耳、足等附件，用锡镴〔la蜡〕（锡铅合金）焊接在一起。例如河南新郑出土的春秋晚期的莲鹤方壶的兽形器耳、圈足下面的伏兽等都是用焊接法和器身连接在一起的。

　　此外，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还使用了失蜡法。例如1978年在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时期楚国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青铜禁（承托成组青铜酒器的器座），高28厘米，长107厘米。扁体中空，禁面呈长方形，四周攀附12只立雕伏兽，下面有10个立雕的兽足。其周边透雕的花纹由内部多层互不连接的铜梗分别支撑，玲珑剔透。经过研究，用上述范铸法是不可能制造的，而是用失蜡法铸造的。失蜡法就是首先在泥作的内范的外面敷上一层虫蜡（内掺松香和油脂等），用这层虫蜡作成欲铸的青铜器的原大模型，并在蜡上面雕刻出精细的花纹。其次，用调好的细泥浆一层层淋上去，最后形成泥质外范。在外范外面再用厚泥包裹好，并预留出浇铸口与出蜡口。然后再加热烘烤，使夹在内、外范之间的蜡模融化，蜡液由出蜡口流出。最后由浇铸口将青铜熔液注入，待冷却凝固后，拆下外范及内范，一件青铜器就铸成了。由于虫蜡易于雕镂，因此可以制作花纹层叠、十分繁缛瑰丽的器物。淅川下寺青铜禁的发现说明中国是世界上很早就采用失蜡法进行铸造的国家之一。

　　中国古代青铜冶铸工艺还包括高超的表面装饰技术，如镶嵌绿松石、镶嵌红铜、错金银、鎏金以及錾〔zan赞〕刻花纹、漆绘花纹等，使其色彩斑斓，纹饰更加丰富多彩。总之，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青铜冶铸工艺是灿烂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技术基础。

　　最后简要地介绍一下商周青铜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历史。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在汉、唐时期已有零星出土，被封建帝王视为一种祥瑞。例如汉武帝元狩七年（公元前116年）在山西汾水发现了一件青铜鼎，汉武帝因此将年号改为元鼎元年（《汉书·武帝纪》）。到了宋代，随着封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繁荣，以及历史学的发展，加以商周青铜器等古代文物出土日多，日益受到封建帝王及士大夫的重视，公私竞相收藏，于是金石学产生了。金石学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商周青铜器及玉器等。出现了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fu斧〕等的《博古图录》等著录研究商周青铜器、玉器的著作。清代时期由于封建帝王的提倡，金石学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西清古鉴》、《宁寿鉴古》、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大澂〔cheng呈〕《古玉图考》等著作。辛亥革命以后，金石学发展达到顶峰。王国维对商周青铜器及商周历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是金石学对商周青铜器研究的总结性著作。

　　尤其重要的是，20世纪初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开始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室宗庙、商王陵墓，并首次经科学发掘出土了商代的青铜器、玉石器及甲骨文等。从此开始了对于中国商周青铜文化的科学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出版了《安阳发掘报告》等。同时，郭沫若首先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对商周青铜器及商周社会进行研究，出版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青铜时代》等。

　　1949年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40余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考古学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作为整个中国考古学体系一部分的商周青铜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首先在河南偃师尸乡沟和郑州市发现商代初期和中期的都城遗址，并发掘了殷墟妇好墓等大贵族墓葬。在陕西长安沣河两岸发现了西周的都城丰、镐遗址，在扶风、岐山的周原地区发现了多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窖藏。其次，在河南洛阳、山东淄博、河北易县、河北邯郸、山西安邑、河南新郑、湖北江陵、陕西凤翔等地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齐、燕、赵、魏、韩、楚、秦等国的都城遗址，发掘了安徽寿县蔡侯墓、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等国君墓葬以及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等，出土了曾侯乙编钟等珍贵文物。第三，在辽宁、内蒙古、甘肃、青海、四川、云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省（区）普遍地发现了商周时期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使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中原地区，而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完整体系。第四，除出版了大量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及简报外，对商周青铜文化的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出版了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郭宝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的《商周考古》、容庚、张维持的《殷周青铜器通论》、马承源主编的《中国青铜器》、李学勤的《新出青铜器研究》、《中国青铜器概说》、《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及《殷墟玉器》等。

　　第二章　商代的青铜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的时候，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夏族首领大禹，因为领导各族人民疏导治理洪水获得成功，被推戴（史书上称为“禅让”）为天下的共主。禹死后，废止这种“禅让”制，传位于其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中国古代社会从此进入文明时代。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夏代开始进入了青铜时代。但是，目前关于夏代的物质文化情况，考古工作者正在探索研究之中，争论也比较大，本书予以从略。

　　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时，夏代最末一个王——夏桀十分暴虐，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族首领汤，乘机起兵灭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商代时期中国青铜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商代晚期出现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此时，青铜生产工具和武器已经广泛使用，中国古代青铜器特有的礼器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器类已经具备，造型浑厚，纹饰繁缛，其中酒器特别发达。其他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原始瓷器出现。城市规模巨大，奴隶主贵族的墓葬随葬了大批的青铜器及其他物品。并且此时出现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等。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第一节　青铜生产工具与武器的广泛使用

　　商代，尤其是到了商代晚期，青铜冶铸业已有了高度的发展。在安阳苗圃北地发现的商代晚期的铸铜作坊遗址，面积达10000平方米以上，熔铜炉直径已达0。83米。出土陶范及陶19000余块，主要是青铜礼器范，其中一件鼎壁范长达1。14米，比著名的后母戊鼎还要大。

　　这时，尽管石制工具仍在继续使用，但已经广泛地使用青铜来制作农业生产工具及手工业生产工具（图3），从而使商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商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基础。

　　图3　商代青铜生产工具

　　商代的社会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而商代的农业是耜〔si四〕耕农业，即主要使用耒〔lei垒〕耜来进行农业耕作。中国古代至迟从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开始，到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农业都是耜耕农业，这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特点。只是到了春秋中晚期，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由于铁农具的逐步使用、牛耕的逐步发展，犁及犁耕农业才出现和发展起来。耜耕农业是用耒耜来翻地起土，进行播种；耕作方式为耦〔ou偶〕耕，即二人相对，却行（退步）而耕。《吕氏春秋·季冬纪》：“季冬……，命司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在新石器时代主要使用木耒及木耜（耜头有木、石、骨多种）。《易·系辞下》：“神农氏作，斫〔zhuo卓〕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到了商周时期，除了继续使用木耒、木耜以外，出现了青铜耒耜。耒的形状是上为长木柄，下端一般分为两个齿（尖杈），青铜耒或是在两个杈尖部位套上青铜耒尖，或者将整个耒端用青铜来制作。这样，由于青铜坚固耐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甲骨文籍字作，正像一个直立的人，手持耒柄、举足踏耒肩刺地之形。在河南安阳小屯西地商代窖穴的土壁上还留存有清晰的商代的耒痕，呈形。从测量可知，耒齿长19厘米、齿径七厘米、两齿相距八厘米。青铜耜上部亦为长木柄，下端为略呈长方形的木质耜身，在耜身的下缘套上一个青铜制的、略呈长方形、扁体中空、弧刃的耜冠。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的商代中期的青铜耜冠，长16。6厘米、刃宽约10厘米。其使用方式与功效与今天的铁锹相同。

　　此外，商代的青铜农具还有钁〔jue决〕和铲等。钁，是刨地破土的工具，略呈窄长方形，体厚重，下端为双面刃，上端有方銎〔qiong穷〕，用以安装曲折形木柄，其使用方法类似今天的镐。1959年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的商代中期的青铜钁，高16。5厘米、上宽5。5厘米、刃宽4厘米。在郑州南关外商代中期的铸铜作坊遗址里曾出土大量的铸造青铜钁使用的陶范，说明当时青铜钁的产量是很大的。铲，古代文献称作钱，或铫〔yao姚〕。是将土铲平及除草的工具。体呈长方形片状，下端为刃，上部中间伸出短柄，柄上端有长方銎，用以安装直木柄。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商代晚期的青铜铲，长22。45厘米、刃宽8。5厘米。《逸周书·克殷》记载武王灭纣以后：“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钱，散巨桥之粟。”说明商王室是拥有大量的青铜铲的。

　　在商代，渔猎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考古发现用青铜制作的渔猎工具主要有鱼钩及镞（箭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商代初期铜鱼钩，长约2。7厘米。镞，既是渔猎工具，更主要的是作为武器使用。

　　商代用青铜制作的手工业生产工具主要有斧、锛、凿、锯、刀（削）、锥和钻等，它们主要用于制作木器和木车等。斧，是砍伐工具，一般为长方形，下端为双面刃，上端为长方形銎，用以装直木柄，然后再在直木柄上安装横木柄，并且，木柄与刃向一致。其使用方法和今天的斧子相类似。有的青铜斧上端侧面有一个半环形耳。例如1974年河南灵宝东桥出土的商代晚期铜斧，长12厘米，弧刃。锛，古代称为斤，用于砍削木料，其作用类似于今天的刨子。体呈窄长方形，下端多作单面刃，上端为銎，用以装曲折形木柄。特点是木柄与刃向垂直。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晚期铜锛，长13。5厘米，刃宽4。1厘米。凿，体窄长，下端为单面刃，上端为銎，用以装直木柄，用于凿孔或开槽。1956年郑州二里岗出土商代中期铜凿，长18。2厘米。锯，用于截断木料或骨料等。河北藁〔gao搞〕城台西出土的商代晚期铜锯呈刀形，体下刃为锯齿，后部有柄，长14。7厘米，宽4。2厘米，背厚0。4厘米。刀，小的称为削。一般为凹背弧刃，后有直柄。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刀，长约15厘米。同墓出土的铜削，柄端呈圆环状，长13。9厘米。锥，穿孔用。偃师二里头出土的一件商代早期铜锥，体扁平，四棱向前聚成锥尖，长约8。5厘米。上述这些青铜生产工具远比石器锋利耐用，使生产效率大为提高，由于广泛使用了青铜生产工具，就使商代的木器制作业、制车业以及骨器牙器的雕刻制作等有了很大的发展。下面就以制车业为例予以介绍。

　　根据《世本·作篇》等古代文献记载，夏代奚仲发明了车子；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木质易朽，夏代的车子在考古工作中尚未发现。而商代的驾马的木车在考古发掘中却已屡有发现，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据以复原商代马车的结构。其特点是双轮独辕（辀），并且是曲辕。即辕的后部（在舆下部分）是平直的，而其前部是弯曲上扬的。在辕的前端缚有木衡，衡上系轭〔e恶〕，轭夹置于马颈上，用来驾马。商代时大多是一车二马。在辕后部及车轴上面装置乘人的长方形的车厢（舆）。例如1981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商代晚期的M1613号车马坑，其木车的车辕全长（直线距离）为2。90米，在辕前端约10厘米处缚有一个直木衡，长1。13米。后部车舆宽1。50米，进深1。07米，舆后面中部为车门，宽约0。35米。舆下车轴全长2。94米，直径10厘米。左右两个车轮已受压变形，轮径为1。26—1。45米。每轮共有18根辐条。两轮间距（轨距）为2。24米。

　　当时为了使车坚固与美观，在木车及马头上配有青铜制作的构件与饰件，称之为车马器。主要有軎〔wei卫〕、轭饰、軏〔yue月〕饰与踵饰、衔、镳〔biao标〕及铜泡等（图4）。铜軎，略呈圆筒形，套在车轴的两端，然后用木辖（西周时改用铜辖）将其固定于车轴两端，从而防止行进时车轮脱出。铜軏，用于套在辕首上，作为装饰。河南安阳小屯M20出土的铜軏呈兽首形。铜踵，套在辕的末梢上，用以保护辕末。车轭略呈人字形，为铜木合制。轭体軥〔gou沟〕由两木揉曲而成，其上端套有青铜制的轭首及圆箍，其曲而上扬的末端套有青铜轭脚，使其坚固耐用。马衔，俗称马嚼子，由两节两端各有一个圆环的青铜棒连接组成，横置于马的嘴中。在其露出马嘴两旁的圆环上连以马镳。镳衔和缰绳连接，用以驾驭马匹。此外，商代还在马的头部用皮条组成笼头，并在皮条上串上青铜泡或贝壳等作为装饰。在马额正中的大圆铜泡到西周时期发展成为当卢。

　　图4　商代青铜车马器

　　商代的马车已用于作战、田猎及交通等。中国古代的战车以立乘为主，一般乘二三人。中间为御者，主将在其左，武士在其右。中国古代的马车是中国古代人民自己独立发明创造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之一。

　　商王及贵族为了巩固统治，用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制造了大量的武器。考古发现商代的青铜武器有戈、矛、戟、刀、钺、戚、镞、胄及弓柲〔bi必〕等（图5）。商代的青铜武器不仅远较石质武器锋利、坚固耐用，而且数量很大。例如在安阳殷墟一座商代晚期的王陵（侯家庄西北岗M1004）的墓道中，就发现有随葬的青铜戈722件和成捆的青铜矛731件以及青铜胄141件等，说明商王用青铜武器武装了大量的军队。甲骨文记载，商王一次出兵3000人，甚至多达5000人。

　　图5　商代青铜武器

　　下面分别介绍商代的青铜武器。戈，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青铜武器，可能是由石镰发展而来。是将青铜制的戈头捆缚在长约一米的木柲（柄）上而成，有的上端还装有青铜柲冒（龠）。戈可用于啄击，但主要用于勾杀，所以古称勾兵。商代的青铜戈，前为援，后为内〔na纳〕。其形式主要有直内戈、曲内戈（又分为圆首与岐冠二种）、銎内戈及三角援戈（或称戣〔kui葵〕）等。商末又发展出短胡一穿、二穿的戈等，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武器（图6）。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中的字，生动地反映了手持青铜戈的战士的形象。矛，用于刺杀，古称刺兵。商代铜矛主要有凹腰阔叶式及三角圆底叶式两种，木柲长约1。40米。戟，由戈与矛（刺）连装组成，既可勾，又可刺。河北藁城台西商代晚期墓葬M7出土的一件（柲长0。85米），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戟。刀，是用于砍杀的武器。有的很大，刀身较宽，刀尖上翘，背脊上有扉棱。安阳殷墟出土的一件商代晚期的铜刀，长约80厘米，宽约12厘米。钺，大斧。体扁平，宽弧刃，用于斩杀。既是兵器，又是刑具。商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字，就是以钺斩首的形象。有的个体很大，制作精美，用以代表商王及其臣属的征伐与刑戮的权力。例如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铜钺，平肩，肩部有两个长方形穿，直内。钺身上部饰双虎欲吞食人头的纹饰，人头置于两个张大的虎口之间。钺身一面中部铸有铭文“妇好”二字。长39。5厘米，刃宽37。3厘米，重九公斤。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河北藁城台西及北京平谷刘家河发现了商代晚期的铁刃铜钺。藁城台西铜钺，残长11。1厘米，宽8。5厘米。钺身用青铜制成，并饰有两排乳丁纹。刃部已残，经鉴定系用陨铁锻打而成。说明中国人民早在商代已经开始利用陨铁。弓箭，是远射武器。弓及箭杆一般用竹木制作，不易保存。商代的箭头（镞）一般用青铜制作，主要是宽双翼式。镞是一种消耗性武器，商代用青铜来制作镞，反映当时青铜的生产量已是相当大的了。胄，就是用青铜制作的头盔，是保护头部用的。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的青铜胄，一般高20厘米，重二三公斤。有的胄面上铸有虎纹，有的顶部有圆管，可以插丝缨或羽毛。商代的青铜武器中常见的还有一种弓形器，可能是弓柲，用以缚在弛弓的外面，以保持弓的弧度。此外，安阳殷墟还发现有商代的盾，略呈梯形，盾面弧凸，高80厘米，上宽65厘米，下宽70厘米。四周为木框，背面正中有握手。上面蒙皮，涂漆，并绘有虎纹。

　　图6　青铜戈各部分名称图

　　第二节　中国古代青铜器特有的礼器

　　中国古代夏商周时期不仅用青铜来制作生产工具和武器，而且还用青铜大量制作奴隶主贵族生活中使用的器具。这些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各种礼仪活动的青铜器具，其功能不单是盛物用的容器，而且具有表示使用者身分等级的作用，即用以“明贵贱，辨等列”（《左传·隐公五年》）。是贵族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是当时礼制的体现，即所谓“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所以称为礼器，又称为彝器。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古代青铜器的显著特点，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本质的鲜明的特点。这是由中国古代夏商周文明的特点——宗法血缘关系发达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高度发展则为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提供了物质与技术基础。总之，这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独立发展起来的，形形色色的中国青铜文化外来说是没有根据的。

　　夏代，已经出现了青铜礼器。到了商代，尤其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已经发展成熟，主要器类已经具备，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类。

　　食器中最主要的是鼎。青铜鼎是仿陶鼎而来，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少数是方形四足，或分裆袋足。鼎主要用于煮肉和盛肉，是古代华夏族最主要的食器，是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各种礼仪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用器，因此也就成为最重要的礼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据《左传·宣公三年》等古代文献记载，夏禹铸造了九鼎，从此九鼎成为王权的象征、传国的宝器。以后，“桀有乱德，鼎迁于商。”周灭商，成王又迁九鼎于洛邑（今洛阳）。春秋时期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陈兵于洛邑附近，定王派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乘机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遭到了王孙满的有力驳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问鼎”故事。

　　目前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鼎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的青铜鼎。1939年安阳殷墟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后母戊（司母戊）鼎，长方斗形腹，口沿上有两个直耳，腹下有四个圆柱足。腹部四周饰以兽面纹和夔〔kui葵〕纹，耳外侧饰以双虎食人头纹，足上部亦饰以兽面纹，并皆以云雷纹为地纹，神秘而繁缛。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三字，据此可知为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形体巨大，高达1。33米，口长1。10米，宽0。79米，1994年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科技部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进行标准计量，实测重量为832。84公斤，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制作精美，系用多块陶内范和外范拼合浇铸而成，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业的高水平和中国古代人民无以伦比的智慧与创造力。

　　商代食器中重要的还有簋〔gui鬼〕、鬲〔li利〕、�＇〔yan演〕和豆等。簋是盛黍稷饭食的器具，也是重要的礼器，常常与鼎配合使用。商代中期已经有了青铜簋，其形状略似今天的大碗，一般是侈口、敛颈、圆鼓腹、下有圈足，有的腹部有两耳。商代晚期的青铜簋，有的表面装饰有精美繁缛的兽面纹或菱形格云雷纹和乳丁纹等。鬲，是商人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煮饭或盛饭的食器，大多为陶器。贵族也使用青铜制作，作为礼器使用。其形状是侈口，口上有两个立耳，敛颈，圆腹分裆，其特点是三足中空，称为款（袋）足；这样，受火面积大，易于炊煮。商代中期青铜鬲已经出现。�＇，是蒸食用的食器，即蒸锅。下部为鬲，用以盛水，上部为甑〔zeng赠〕，底部有铜箅〔bi必〕或木箅，用以盛饭。商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