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文化-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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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平面图

　　与商王的宗庙宫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宫殿宗庙区四周的大司空村、高楼庄、花园庄、四盘磨等地发现的广大平民和奴隶居住的房子，却大多是简陋的半地穴式房屋。即先向地面下挖一个圆形或方形的坑，一般面积约10平方米左右。就以坑壁为墙，周围或有台阶可以上下。室内有灶坑，上面用茅草作屋顶。狭小潮湿，仅能容身而已。此外，在殷墟遗址南部的苗圃北地、西部的北辛庄等地，发现了当时的冶铜、制陶及制作骨器的作坊遗址。

　　第七节　随葬有大批青铜器的奴隶主

　　贵族墓葬

　　中国古代的青铜时代是奴隶制社会，奴隶主贵族生前拚命压迫剥削奴隶，而且还要让奴隶给他们修建巨大的坟墓，随葬大批青铜器等供他们死后享用。商代晚期诸王的陵墓分布在安阳小屯村西北的侯家庄、武官村一带，现已发现13座大墓。可分为东、西两区。墓室平面呈亚字形或长方形，有四条、二条或一条墓道。规模巨大。例如M1001号大墓，墓口呈亚字形，南北长18。9米，东西宽13。75米，墓室深10。5米。在墓室中用木板建成高约3米的亚字形椁室，中置木棺。在墓室的东、南、西、北有四条墓道，墓室加墓道总面积达712。75平方米。在王陵中均发现有大量的殉葬人。以1950年发掘的安阳武官村大墓为例，在墓室中发现有殉人45个，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侍从和姬妾；在墓室上部的填土中还发现人头骨34个，可能是埋祭时被杀的人牲。王室贵族墓葬中都随葬有大量的物品。以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北发掘的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的墓葬为例，共随葬有青铜器460余件，玉器755件，骨器、牙器560余件以及陶器、蚌器等，共计1928件，此外还有海贝6800余枚及海螺两枚。青铜器中有礼器210件，其中有方鼎5件、圆鼎26件、�＇10件、簋5件、方彝5件、尊10件、壶4件、卣2件、方罍2件、斝12件、觯2件、觚53件、爵40件、觥8件、盉6件、盘2件及编铙一组5件等。圆鼎中两件成对的有三套，6件成组的有两套。从总体上来看，以酒器为最多；在酒器中又以饮酒器爵和觚为最多，合计为93件，占全部礼器的44。6％。这有力地说明商代礼器以酒器为主，这也是商人酗酒的具体物证。

　　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商王陵区内还发现了大规模的祭祀场，南北宽约250米，东西长约450米。历年来共发掘了祭祀坑1400余座，估计约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些祭祀坑因为排列整齐，又称为排葬坑。大多数坑中埋人牲，少数埋马、狗或车子等。埋人牲的坑多为长方形，一般长约2米、宽约1米，大多排放着10个人。坑内所埋人牲有全躯的，也有的是无首躯体。另有一种方形坑，长宽皆为1。5米，是专埋人头的。据研究，这里是商王祭祀祖先的场所，所用人牲大部分是青壮年战俘，其中最多的是羌人。一次祭祀最多时要杀三四百人。累累白骨鲜明地反映了商代奴隶制的野蛮和残酷。奴隶主贵族对社会劳动力恣意地进行杀戮摧残，这也是商代奴隶制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证明。

　　商代晚期中小奴隶主贵族和平民的墓地，可以安阳孝民屯为中心的殷墟西区作为典型代表。本世纪70年代发掘了939座墓葬。大多是小墓，长约二米，宽不到一米，埋葬着一人，有木棺及随葬品。此外还有少数较大的墓，并有少量殉葬人。这些墓葬排列有序，可以分为八个墓区，每区之中又可以分为若干组群。各区的墓葬不仅在随葬品的种类等方面有所差别，例如有的区多用陶鬲随葬，而有的区陶鬲则很少。而且在随葬的青铜器上分别铸有不同族氏的铭文。这说明各个墓区分别属于不同的族氏。这种商人“族墓地”的发现，反映了商人生前是聚族而居，死后同族合葬在一起，说明在商代血缘关系、宗族纽带还是十分强烈的，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至于奴隶则是无所谓墓葬的，他们生前像牛马一样被奴隶主奴役，而最后或被当作殉葬人，或被作为人牲杀死，或死后被随意抛置。除上述在贵族墓葬中发现的殉葬人或被杀祭的人牲以外，在考古工作中经常发现的被弃置于垃圾坑中的、甚至是被肢解了的人骨，正是奴隶悲惨命运的写照。

　　第八节　中国古代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

　　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商代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达数百年之久了，此时的中国文字已经基本发展成熟。商代的文字可以甲骨文作为典型代表。甲骨文是1898年在安阳殷墟首次被发现的，迄今已经出土了10余万片。其中1936年发掘的小屯北地YH127坑，出土甲骨17096片，是殷墟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尤其是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土甲骨7000余片，其中刻有卜辞的有4589片，而且地层关系明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91年又在花园庄东发现了一坑（H3）甲骨，共计1583片，其中完整的有卜辞的龟甲近300版，一版多者达200余字，是一次重要的发现。

　　甲骨文又称为卜辞，主要是商代晚期占卜以后刻在乌龟腹甲、背甲或牛的肩胛骨等上面的文字，也有少量记事刻辞。甲骨文的单字约有4500字左右，目前已经认识的还不到1/3。甲骨文中不仅已经有了象形、会意、指事等文字，而且形声字已占了不少的比重，说明甲骨文是已经基本发展成熟的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有关于农业生产受年（祈求丰年）等的记载，有关于日食、月食等天文历象的记录，有关于征伐土方、人方等方国的记载，有关于商王世系的记载，有商王祭祀祖先之时杀戮人牲的记载，又有关于田猎、疾病等等的记载，为我们今天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大量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必须指出的是，甲骨文的出现也与青铜工具的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1952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郑州二里岗发现了商代中期的青铜钻，呈菱形柱状，下端为圆弧形刃，长5。5厘米，刃宽0。8厘米，与同出的牛卜骨上的圆钻孔正好相合，说明这是用于钻凿卜骨的工具。

　　除了甲骨文以外，前面已经谈到，在商代青铜器上也铸有文字，我们称之为青铜器铭文，简称金文，其基本结构与甲骨文是一致的。到了商代末期有的青铜器上已经出现了长达50字的记事性铭文，同样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在玉器、石器或陶器上，也发现了少量的刻画或书写的文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陶器、石器等上面曾发现墨书或朱书的文字，而且笔锋清晰，这是当时已经使用毛笔书写的有力证明。

　　第三章　西周的青铜文化

　　商代末年，居住在渭水流域的周族逐渐强大起来。由于商朝最后一个王——纣十分荒淫暴虐，引起广大平民及奴隶的强烈不满，纣又连年征伐东夷，首都空虚。公元前1045年3月，周武王乘机率领庸、蜀、羌、髳〔mao矛〕、微、卢、彭、濮等部族进攻商纣，甲子日两军在牧野对阵，商军“前徒倒戈”，纣王兵败自焚而死，周武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奴隶制王朝—周朝。　自周武王建国至周幽王灭亡（公元前1045年—前771年），因为其首都在镐京（今陕西长安）等地，史称西周。

　　周朝建立以后，除对反叛的商人旧部及东方与国等进行征伐以外，还大规模地分封同姓及异姓诸侯，如封周公于鲁、封召公于燕、封康叔于卫、封太公于齐等，建立了较商代版图更为广大的国家。并“制礼作乐”，加强宗法等级制度，使西周的统治得到迅速的巩固，奴隶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

　　西周时期出现了用鼎（列鼎）制度，奴隶主贵族的墓葬等级分明。此时青铜酒器大为减少，出现了簠〔fu府〕、盨〔xu许〕、匜〔yi夷〕及钟等青铜礼器。青铜器铭文有了高度发展，长篇铭文大量出现，为巩固西周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大造舆论。并且，青铜礼器的器形与纹饰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形成了一种质朴粗放的新的风格与面貌。此外，青铜武器与车马器也有了新的发展；丝织业与建筑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第一节　庄严稳重的西周青铜礼器

　　西周时期的青铜冶铸业较商代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北窑发掘的西周初、中期的铸铜遗址，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发现有用块状土坯砌成的大型熔铜竖炉，直径已达1。6—1。7米。还发现有陶质鼓风嘴，可能此时已用皮制的橐〔tuo驼〕进行鼓风。经过对炉壁熔点进行测定分析，炉温已达1200℃—1250℃。

　　在青铜冶铸业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西周的青铜器，尤其是礼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礼器的种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具体来说，西周初期周王鉴于商人酗酒亡国的教训，曾严厉禁酒。如《尚书·酒诰》所说：“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因此，青铜酒器的种类与数量大大减少，尤其是饮酒器爵、角、斝、觚、觯及盛酒器尊、卣、方彝等大为减少，到了西周中期以后已很少见。此时青铜礼器以鼎最为重要，在西周时期出现了用鼎制度，一般称为列鼎制度，用以表示使用者的身分等级。列鼎就是奴隶主贵族在祭祀、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形制和纹饰相同，而尺寸大小依次递减或相同的成组的奇数的鼎。据《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汉代人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各鼎所盛的肉食也有规定，如《仪礼·聘礼》等所记，九鼎的第一个鼎盛牛，称为太牢，以下各鼎依次为羊、豕、鱼、腊（干肉）、肠胃、肤、鲜鱼和鲜腊。七鼎所盛是去掉末尾的鲜鱼和鲜腊，亦属于太牢。五鼎，其第一鼎盛羊，称为少牢。以下依次为豕、鱼、腊、肠胃（或肤）。三鼎所盛为豕、鱼、腊或羊、豕、鱼，称为“牲”。据《仪礼·士冠礼》所记，一鼎盛豚，为士一级所用，称为“特”。并且，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奇数的鼎还要用偶数的簋来配合使用。即九鼎用八簋相配，七鼎用六簋相配，五鼎用四簋相配，三鼎用二簋相配。这种九、七、五、三、一鼎称为正鼎，此外又有羞鼎（陪鼎）。羞鼎内盛用牛、羊、豕肉加菜并用芡调和的有滋味的羹。从考古发现来看，西周时期的王陵尚未发现。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出土的西周中晚期小克鼎一套大小七件，克的官职为膳夫，被周王派遣“舍命于成周”，其地位约当周王之卿，正合七鼎之制。陕西宝鸡茹家庄M1甲西周穆王时期＇弓鱼＇〔yu鱼〕伯后妻（儿）墓出土五件列鼎及四件簋。陕西长安普渡村西周穆王时期长甶〔si思〕墓出土四件圆鼎，为牲三鼎及羞一鼎，同出还有簋二件。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中期五号墓出土铜鼎一件及簋一件。这些都是西周时期出现列鼎制度的证明。这种列鼎制度一直沿用至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礼制的最突出的代表。

　　此外，在西周中晚期还出现了新的盛黍稷稻梁的青铜食器簠与盨。簠，古代文献称为瑚〔hu胡〕。长方体，其特点是盖与器的形状和大小基本相同，并且大都有双耳及矩形足。一直流行到春秋、战国时期。盨，体为长方形圆角，敛口，鼓腹，双耳，圈足或四足，有盖。使用时间不长，春秋初期已较少见。再有，西周中晚期又出现了新的水器匜，形状似觥，椭圆形腹，前有流，后有鋬，下有四足或三足。用来代替盉，盥洗时用来浇水，与盘配合使用。匜一直流行到春秋战国时期，下有圈足或无足。

　　在西周时期，青铜乐器有了飞跃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开始出现了钟（图13）。这是西周时期青铜冶铸技术与音乐达到一定水平的产物。钟是悬挂起来、用木槌（或木棒）敲（或撞）击的乐器，是中国古代金石之乐的主体。从形制上来说，钟顶上有圆柱状的甬的称为甬钟，用来侧悬；钟顶有半环形钮的称为钮钟，用来直悬；钟顶为扁平兽形钮、下端为平口的称为镈〔bo博〕，亦为直悬。甬钟各部分皆有专名。甬顶称为衡，甬中下部外弧有钮之处称为旋，钮称为斡。钟体顶部称为舞，上部谓之钲〔zheng征〕，下部谓之鼓。钲部的钟乳称为枚，枚端称为景。钟乳之间的花纹带称为篆。钲部正中部位亦称为钲，经常铸有铭文。鼓部下端两角称为铣，中部称为于。鼓内部为调音而制出的凹槽称为隧。单独一个悬挂使用的钟称为特钟；大小相次、成组悬挂使用的称为编钟。例如1954年在陕西长安普渡村西周中期长甶墓出土了三件一组的编钟；1960年扶风齐家村出土的西周晚期的柞钟八件一组。一般每个钟可以发出两个乐音，鼓部正中发一个音（正鼓音），侧（右）鼓部又发一个音（侧鼓音），大多高于正鼓音二度，即其音程关系以小三度居多。例如柞钟第三件，正鼓音为角（e），侧鼓音为徵（g）。钟出现以后，一直盛行到战国时期，“钟鸣鼎食”就成为奴隶主贵族奢侈生活的写照。

　　图13　西周青铜甬钟各部分名称图

　　西周初期，青铜礼器的形制、纹饰基本上沿袭商代晚期的风格，到了西周中、晚期，发展形成了周人青铜礼器的特有风格。从造型上看，稳重谨严。例如鼎多为直耳、深腹、蹄足，簋多为带盖、敛口、矮扁腹、圈足下面附有三个短足。纹饰上变化更大，一改商代晚期神秘繁缛的风格，变为素朴粗放；通体装饰花纹以及主纹突出于地纹之上者已较少见；纹饰的母题不再是神秘的兽面纹与夔纹等，而是由粗宽带组成的窃曲纹、环带纹、重环纹与鳞纹等，而且一般没有地纹。虽然这些纹饰是由神秘的动物纹发展而来，但神秘的意味已大为减弱。这些纹饰一直延续使用到春秋初期，个别更晚。具体来讲，窃曲纹，大多由双线构成S形或C形图案，中间常有目形纹。环带纹，中间为波浪起伏的宽带，上下填以角形或口形纹。重环纹，由一端圆弧的长方形组成两重或三重的环形图案，大多左右排列成行。鳞纹，形似鱼鳞，大多上下重迭组成图案。

　　西周时期青铜礼器的最大变化是铭文有了高度的发展，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铭文的鼎盛时期。长篇铭文大量出现，目前已发现的最长的铭文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长达499字。究其原因，是因周人以小邦周克大邑商，为了巩固统治，就必须大造舆论，必须借助于礼器上的铭文来宣扬周王的善德天命、文治武功以及臣下所受到的恩宠与封赏，并传之久远，“子子孙孙永宝用”，作为其世官世禄的凭证与护身符。反过来，丰富的青铜器铭文又大大加强了青铜礼器维护礼制、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作用。

　　西周青铜器铭文内容十分丰富而广泛，包括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诸侯分封、赏赐采邑或田地、赏赐民众或奴隶、买卖人口、土地交易、周王举行的祭祀典礼或锡命典礼、对臣下的训诰和颂扬先祖、记载西周的军制以及对少数民族的征伐、法律判决书、西周时期的商业等等，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下面分别举例予以介绍。

　　第一，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者。例如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的西周武王时期的利簋，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腹内底铸有铭文32字：“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lan兰〕师，赐右吏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大意是周武王征伐商，在甲子日那天早晨，正值岁（木）星当空（当位），一夜之间，灭亡了商。辛未那天武王在阑（管）地（今郑州），赏赐给官员利铜，利因而作祭祀祖先檀公的宝器。其重要意义在于印证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国语·周语下》及《史记·殷本纪》等古代文献关于武王伐纣在甲子日，又恰逢岁星当空的记载。我国学者进一步结合天文学进行研究，确定了周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45年，甲子日是3月27日，解决了中国古代历史纪年上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又如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西周成王时期的何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腹内底铸有铭文122字。内容是记周成王在成周（今洛阳）京室一次祭典上对宗小子（周王宗室子弟）的训诰。其中讲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薛）民。”即周武王在克商以后，就决定在中土洛阳营建成周，以统治全国。铭文又记载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了成周，并“迁宅于成周”。铭文所记与《逸周书·度邑篇》等古代文献记载相合，证实了西周初为巩固对东方乃至全国的统治而营建成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但对研究洛阳城市的历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西周历史的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

　　再如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西周恭王时的墙盘。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腹内底铸有铭文284字，系统地叙述了西周从文王到恭王诸王的主要政绩，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系统的资料。例如其中谈到：“弘鲁昭王，广批楚荆，唯寏〔huan环〕（贯）南行。”可与《古本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相互印证。

　　第二，记载西周初分封诸侯的。西周初年，“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这在青铜器铭文中得到了印证。例如传1931年河南浚〔xun讯〕县辛村出土的西周成王时期的＇氵杳＇司徒□簋，铭文记载：“王刺伐商邑，诞令康侯鄙于卫。”鄙，《广雅·释诂》：“国也。”这与《史记·卫康叔世家》等古代文献记载相合，证实了周成王时，因商纣之子武庚起兵叛周，成王派周公再次征伐商邑，杀武庚。尔后，为了巩固统治，将康叔徙封于黄河与淇水之间的商人故地为卫侯，管理商遗民。

　　又如1986年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初期大墓（M1193）出土的克盉与克罍。两器的盖内与器口沿内铸有相同的铭文43字，其中心内容是记载周王“令克侯于叄Вㄑ啵�”。经研究，克是太保召公姡У某ぷ樱�是第一代燕侯。铭文印证了《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以及唐代司马贞索隐：“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并确证琉璃河发现的古城址为西周初燕国国都之所在，对北京建都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又如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西周康王时期的宜（或释俎）侯夨（ZHE　者）簋。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腹内底铸有铭文120余字。记载了康王将虞侯夨改封于宜，并赐给土地及人民：“锡（赐）土：厥甽（畎）三百□，厥□百又廿，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四十。锡在宜王人（王室下级官吏）□（十）又七姓，锡郑七伯，厥盧（徒属）□（千）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农夫）六百又□（十）六夫。”提供了周初分封时“授民授疆土”（《大盂鼎》）的具体资料，可与《诗经·鲁颂·閟〔bi必〕宫》“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相参证。

　　第三，记载赏赐采邑或田地的。例如周昭王时的遣尊。铭文记述：“唯十又三月辛卯，王在岸，赐遣采曰□。”即将名叫□的采邑赏赐给遣。在西周时期卿大夫的封邑称为采邑或食邑，即《礼记·礼运》：“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

　　又如1969年陕西兰田出土的西周中期的永盂。铭文记载：“唯十又二年初吉丁卯，益公入即命于天子。公乃出厥命，赐矢师永厥田阴阳洛疆眔（及）师俗父田。”即益公传达恭王的命令，赏赐给官员永两处田地：阴阳洛及原为师俗父的田地。根据铭文，当时师俗父也在场。永盂铭文说明周王有权将田地改赐，因而具有重要价值。

　　第四，关于赏赐民众或奴隶以及其他物品的。例如清朝道光初年陕西岐山礼村出土的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西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腹内壁铸有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二十三年赏赐给贵族盂：“锡汝邦司（邦国官员）四伯，人鬲（民众，郭沫若先生认为是奴隶）自驭（御，赶马的）至于庶人（种田的）六百五十又九夫。锡夷司（异族）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即一次共赏赐给盂官员17人及1709名民众，总计1726人，其数量之多是惊人的。

　　又如1973年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墓葬（M52）出土的周成王时期的复尊。铭文记载：“燕侯赏复冕〔mian免〕衣、臣妾、贝。”臣妾就是男女奴隶，可与衣服、货贝一同赏赐。必须指出的是，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记述赏赐礼器、命服、车马及货贝等，是很普遍与常见的，兹不赘述。

　　第五，关于买卖人口及其价格的。中国古代文献中缺乏关于古代人口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