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文化-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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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宝用。”据《史记·晋世家》：“十八年釐侯卒，子献侯籍立。”索隐：“系（世）本及鐎周皆作苏。”说明此墓为晋献侯（约当西周宣王时期）之墓。此墓的棺内还出土有黄金带饰一组以及大量成组成套的玉石器。包括玉覆面，以及由成组的玉瑗、环、玦、璜、玉管、玉珠和绿松石珠、玛瑙珠等组成的项饰、胸饰以及衣服上的玉缀饰等，可视为汉代玉衣的先声。又如91号墓，出土青铜列鼎七件、簋五件，与古代文献记载的诸侯一级的用鼎制度相符。墓中出土的一件残青铜器底上，铸有铭文27字：“唯五月初吉庚寅，晋侯喜父作朕文考剌（厉）侯宝＇钅（上此下皿）＇，子子孙孙其永宝用。”据此，发掘者认为该墓为晋厉侯之子、晋靖侯（喜父）之墓。

　　卿大夫的墓葬可以1984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发掘的井叔墓地作为代表。井叔是周王的重臣，整个墓地的布局以几代井叔墓为中心，其他较小的墓在旁边，排列有序，主次分明，说明西周时期卿大夫也是实行族葬制。其中一座井叔墓，墓室为长方形，长5。5米，宽4米，深8。24米。南北有两条墓道，墓道内置木车及青铜车器軎、辖等。墓室中部为椁室，长3。95米，宽2。6米，高1。84米，由方木垒成，椁顶上亦置有青铜车马器。椁室内置重棺。墓已被盗，随葬品大部分已不存在，残存有石磬等。井叔墓东边其夫人墓虽亦被盗，但残存井叔采钟二件及牺尊、尊、爵及卣盖等青铜礼器。

　　1974年至1975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发掘的西周中期＇弓鱼＇伯墓，随葬的青铜礼器有鼎、簋、鬲、豆、�＇、爵、觯、尊、卣、罍、编钟一组三件以及武器和车马器等。其中方鼎有三件、圆鼎有五件，可以作为西周时期小的诸侯国国君墓葬随葬青铜礼器等级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除其妻井姬与其并穴而葬外，该墓还发现了以其妾同穴来殉葬。此外，该墓还附有车马坑。

　　1954年在陕西长安普渡村发掘的西周中期长甶墓，随葬的青铜礼器有鼎四件、簋二件以及鬲、�＇、爵、觚、卣、罍、壶、盉、盘和编钟一组三件等。四件青铜鼎中有三件形制相近，可能是盛肉用的列鼎；另一件不但形制有些区别，而且个体较大，可能是煮肉用的镬〔huo获〕鼎。此墓没有发现车马坑，墓主人的身分可能是士一级的奴隶主贵族。

　　在陕西岐山贺家村发掘了西周中期的一座一鼎墓，随葬有青铜鼎一件、簋一件以及青铜武器戈、矛及车马器镳、衔等，这显然是最下层的士的墓葬，因此，该墓也没有发现车马坑。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的墓葬已形成鲜明的等级制度，在随葬青铜礼器上已形成用鼎（列鼎）制度。与用鼎制度相配合，诸侯、卿大夫的墓葬还随葬青铜乐器并附有车马坑，而士一级墓葬一般不随葬青铜乐器，也没有车马坑。这是西周时期礼制有了发展和加强的具体反映。这也说明古代文献记载的西周初期周公“制礼作乐”是可信的。

　　第六节　1949年以后新发现的西周甲骨文

　　1977年在陕西岐山风雏村西周宫室宗庙遗址的发掘工作中，在西厢房第二间的一个窖穴中发现龟甲和牛骨17000余片。其中大部分是龟甲，其中289片上面刻有卜辞，每片字数较少，最多的一片达30字。其内容有祭祀商王武乙、文丁、帝乙的，有卜问商王田猎的，有的记有周王的重臣太保及毕公的，有记“伐蜀”及“楚子来告”的，有记易卦卦象的等等，为研究商末及西周初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1949年以来西周甲骨文还先后在山西洪洞坊堆、陕西长安张家坡、陕西扶风齐家、北京昌平白浮、房山镇江营、河北邢台南小汪等地亦有少量发现。西周甲骨文字体的特点是极小而纤细，表明契刻的技术十分熟练和高超。1949年以前仅发现了商代的甲骨文，西周甲骨文的发现是1949年以来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之一。

　　第四章　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

　　西周最后的一个王——幽王是个有名的暴君，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申侯、吕侯、曾侯联合少数民族犬戎进攻镐京，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西周灭亡。申侯等立太子宜臼，是为周平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都城于洛邑（今河南洛阳），从此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以前的时期，史称东周。东周又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即从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取名于孔子所著的史书《春秋》而称为春秋时期，从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至公元前222年称为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中国古代社会从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过渡，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兴起，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等相继称霸。此时，铁器开始逐步应用，随着各诸侯国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方的青铜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各具风格的地方性的青铜文化。到了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发展出现了第二次高峰，青铜工艺灿烂辉煌，分铸法有了高度发展，失蜡法出现，镶嵌金银及红铜等工艺也有所提高。媵〔ying映，随嫁〕器铭文有了较大发展，反映现实生活的宴乐、狩猎及水陆攻战纹出现。并且列国城市，尤其是各大诸侯国的都城都有所扩展。

　　不仅如此，在春秋时期诞生了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创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同时还产生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在精神文化方面的杰出成就。

　　第一节　铁器开始逐步应用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商代已经发现了用陨铁加热锻打制作的铁刃铜钺，这是中国古代人民对铁的最初认识与利用。根据考古发现，到了西周末期和春秋初期，人工冶炼制造的铁器开始出现。例如1990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的玉茎铜芯铁剑，经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冶金史研究室检测鉴定，确认是人工冶铁制品，系用块炼法锻制而成。又如1978年在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初期墓葬中出土的铜柄铁剑，剑叶残长九厘米（原长约20厘米），亦为块炼法制成。块炼法是将铁矿石在约1000℃的较低的温度下，在固体状态下，用木炭进行还原而得到铁的方法，需要再经锻打除去杂质才能制作器物。到了春秋晚期，出现了用白口铸铁制作的铁器。例如1976年湖南长沙杨家山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铁鼎，残高6。9厘米，经鉴定为白口铸造生铁。白口铸铁是用铁矿石在1146℃的高温下，在液态状态下，用木炭进行还原得到的铁，一般含碳量在2％以上。白口铸铁的出现是与当时青铜冶铸业的高度发展分不开的。白口铸铁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它能用来铸造各种铁器，使铁器开始能够较广泛地用于生产和生活之中，在推动生产发展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上述考古发现说明，中国使用生铁的时间比欧洲早1800余年，这也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世界文明发展的一大贡献。此外，在长沙杨家山同墓中还出土了一柄铜格铁剑，残长38。4厘米。经金相鉴定，系含碳约0。5％的中碳钢，组织比较均匀，十分坚硬，可能经过高温退火处理，说明当时已产生了块炼渗碳钢。总之，春秋晚期铁器的开始逐步应用，尤其是坚硬的钢铁工具的出现，不仅极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给各种手工业，包括青铜冶铸业提供了坚韧的工具，促使各种手工业，包括青铜冶铸业有了新的飞跃。

　　第二节　青铜工艺的灿烂辉煌

　　春秋时期，尤其是到了春秋中、晚期，青铜冶铸业的规模与技术有了一次新的巨大的发展。首先，青铜的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已采用竖井与平巷等结合进行回采，每座冶铜炉日产铜300公斤以上。根据遗存的炼渣估计，这里曾冶炼出8—12万吨铜。据此推论当时全国的铜产量当是十分巨大的。

　　其次，范铸法有了新的发展。青铜器胎壁变薄，趋于轻巧。1959年开始发掘的山西侯马牛村古城南晋国铸铜作坊遗址，面积达20万平方米，发现有房屋、熔铜炉、烘范窑、工作场地、水井、窖穴等，出土陶模、陶范五万余块，其中配套的达百余件，有鼎、壶、鉴、钟、钁、戈、带钩、车軎及货币空首布等。通过研究发现此时陶模与陶范多系分制、组装而成，外范上的花纹也是采用一块单元花纹的陶模在外范上连续印制而成，这样不仅使产品规格化，而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且，此时分铸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分铸法就是将器物的附件，例如耳、足、提梁等预先铸好，然后将其嵌入器身的范中，最后再浇铸器身，使附件和器身铸合在一起。或是先铸好器身，然后再在其上铸接出附件。分铸法使器形复杂的器物的铸造变得简单易行，因此能够生产出结构复杂、优美生动、艺术价值很高的器物。例如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壶身下面由两个立雕的伏兽承托，壶腹侧面有四个立雕的兽爬附，盖顶周围呈双层莲瓣形，中间站立一只仙鹤，作引吭长鸣振翅欲飞之状。器身上又满饰相互蟠绕的龙纹，极其华丽而生动，是分铸法的典型代表作。再有，此时除分铸法之外，将附件（耳、附饰等）焊接于器体之上的焊接技术也有了普遍的发展与应用，使器物的制作更为简易。

　　第三，前面我们已经介绍，根据对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铜禁等的研究，说明在春秋晚期失蜡法铸造工艺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那么，这种工艺的出现理应在更早的时期，也可能在春秋初、中期时已经产生。并且，1978年在湖北随州战国初期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青铜尊盘，由尊与盘各一件组成，尊高30。1厘米，口径25厘米；盘高23。5厘米，口径58厘米。尊置于盘中。尊与盘的口沿上均有层次繁复的镂空蟠虺〔hui毁〕纹附件，亦系失蜡法铸造。这反映到了战国时期，失蜡法铸造工艺仍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第四，由于春秋晚期坚硬的钢铁工具的出现，使青铜器表面加工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是金银镶嵌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先在青铜器表面铸出或刻出凹下的花纹，然后将金银丝或片嵌入，用错石加以磨平。所以又称为金银错。这种工艺技术不仅用于花纹，而且也用于铭文，尤其在南方吴、越、楚、宋等国的兵器上更为多见，也起到表面装饰的效果。其次为嵌红铜工艺。即将用红铜丝或片作成的花纹嵌在青铜器表面，然后加以错平。以上这两种工艺都是利用不同金属的不同色泽使青铜器表面的装饰花纹打破过去单一色彩的局限，而收到红黄白相间的绚丽的效果，显得十分富丽而华贵。此外还有线刻工艺。春秋末期，除了铸造的青铜器以外，又出现了用纯铜片锤打而成的薄胎铜器，如铜匜、铜缶、铜鉴及铜杯等。往往在上面用钢刀刻出狩猎纹、宴乐纹和水陆攻战纹等，线条细如毫发，别开生面。

　　第三节　青铜敦、鉴、缶、盆、钲、錞于的出现和媵器铭文的增多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兴起，因此，周王及其臣下所铸造的青铜器大为减少，而各国诸侯及卿大夫所制作的青铜器大为发展起来。

　　此时，青铜器在器类上，新出现的主要有敦、鉴、缶、盆、钲及錞〔chun纯〕于等。敦，盛黍稷的食器。大多呈圆形，深腹，颈部有二耳，三足。有盖，盖上有三钮。有的盖与器身形状相同，上下扣合呈卵圆形。鉴，盛水（或冰）的大盆。圆形，大口，敛颈，深腹，平底，有的有圈足。腹侧有双耳或四耳衔环。战国时期有方形的。古代铜镜普遍使用之前，人们常用鉴盛水以照容，因而，古代也称镜为鉴。缶，盛酒或水的器皿。圆形，深鼓腹，有盖。也有方形的。盛酒的称为尊缶，例如晋国的栾书缶，体较高，腹上部有四个环钮，盖上亦有四个环钮。颈、肩、腹部有错金铭文五行40字，精美华丽。盛水的称为盥缶。例如大孟姬盥缶，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体较矮胖，肩部有二耳。盆，或称为＇上奠下皿＇〔zheng政〕。盛水或盛血的器皿。圆形，平缘，敛口，折肩，深腹，平底，肩腹部有双耳。钲，又名钲＇钅（上成下土）＇〔cheng成〕、丁宁或句鑃〔diao吊〕。宴飨或战争中使用的敲击乐器。形状似铙，体较细长。于部向上呈弧形，下为手执之长柄。有的大小成组，多者可达11件。南方吴、徐、楚地盛行。錞于，打击乐器，主要用于战争中指挥军队，也用于宗庙祭祀。椭圆筒形，上大下小。顶部有钮，大多呈虎形，又称虎钮錞于。春秋时期出现，战国及汉代盛行。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较多。

　　其次，此时青铜器铭文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长篇铭文大为减少，而且一般不再具有前述西周时期铭文的书史性质，而出现了大量的媵器铭文。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争霸与兼并战争频繁，各国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与力量，需要彼此结成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联盟。结盟一方面需要举行盟誓，一方面又要借助于婚姻。正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因此，此时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联姻大为发展，促使青铜礼器中为陪嫁女儿而制作的媵器大为增加，其中以盘、匜、鉴为最多。并且还要在上面铸上加强两国政治友好的铭文，成为春秋时期青铜器铭文的一个显著的时代特点。

　　例如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吴王光（夫差之父）鉴，高35厘米，口径59厘米，内底铸有铭文53字：“唯王五月，既字白期，吉日初庚，吴王光择其吉金玄銧白銧，以作叔姬寺吁宗彝荐鉴，用享用孝，眉寿无疆。往矣叔姬！虔敬乃后，孙孙勿忘。”大意是：五月的时候，已经临近了出嫁的日子。在大吉的庚日，吴王光选择上好的铜和铅锡，制作了为三女儿寺吁陪嫁用的青铜鉴。并叮嘱寺吁说：去吧！要尊敬你的夫君（指蔡侯），后世子孙不要忘记吴蔡两国的友好。铭文有韵，内容十分生动。

　　第四节　反映现实生活的宴乐、狩猎和水陆攻战纹的出现

　　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中、晚期，青铜器的纹饰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但商代以来的兽面纹等已很少见到，而且西周中、晚期流行的窃曲纹等也很少见了，而是以蟠螭〔chi痴〕纹和蟠虺纹为主了。螭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虺是小蛇。这两种纹饰就是分别由两条或多条的螭或虺互相缠绕组成一个纹饰单位，然后作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布局。这和上述春秋时期冶铸工艺出现并盛行印模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即这两种纹饰都是分别用一个单元花纹的陶模在外范上连续印制而成的。这些纹饰已不再具有神秘的意义，而成为纯粹的图案性的装饰，这也是当时社会大变革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

　　尤其重要的是，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出现了以人们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青铜器纹饰，这就是宴乐舞蹈、水陆攻战、狩猎、采桑等纹饰。例如1965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铜壶（图15），高40厘米，口径13。4厘米。壶身从上到下嵌错有四层纹饰。第一层左边是会射图像，表现贵族们正在张弓布矢、射向布侯（箭靶）的情景，可能是古代乡射礼的写照。右边是采桑图像，表现贵族妇女正在采桑，有的爬到树上去采，有的在地上接应。这可能就是《礼记·月令》所载：“季春之月……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的写照。第二层左边是宴乐歌舞图像。在上面的殿堂之中，贵族们正在宴饮酬酢，仆侍奉酒献豆，下面则是舞女们正在钟鼓和石磬的伴奏下轻歌曼舞。总之，表现的是贵族们宴飨宾客的情景。右边则是弋射及会射图像。弋射表现的是人们跪在地上正弯弓向天上射鹄，而矢上皆系有缴〔zhuo酌〕线。第三层是水陆攻战图像。左边是陆战情景，上层是徒兵格斗守城，下层是登云梯攻城的情景。右边是水战场面。两舰相遇，下面士兵在奋力划桨，上面船头则是短兵相接正在酣斗。这无疑是当时兼并战争的真实写照。第四层是狩猎图像，猎人们正在用矛等来刺杀奔跑中的野兽。总之，上述宴乐、狩猎、水陆攻战纹的出现不但是古代青铜器纹饰发展上的一大变革，而且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纹饰已从幻想的神的世界走向现实的人的世界，艺术手法也从图案式发展到有了场面和层次，出现了真正的绘画。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促使人们的社会意识和审美观点发生了深刻变革的结果，它开启了汉代画像的先河，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图15　宴乐狩猎攻战纹铜壶纹展开图

　　第五节　各地区青铜文化的大发展

　　春秋时期随着铁工具的逐步应用，各诸侯国的兴起，各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具有鲜明特点的地区性的青铜文化逐渐形成，各国的青铜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除周王室的青铜器以外，现在已经发现的有晋、齐、燕、秦、楚、吴、越、鲁、郑、宋、卫、蔡、曾、徐、江、黄、郸、都〔ruo若〕、邓、许、陈、曹、滕、邾〔zhu朱〕、薛、莒、部、杞、纪、铸、虞、虢、苏、芮、＇昔阝＇〔xi习〕、费、唷瞡i泥〕、戴、息、潘、胡、邳〔pi批〕等40余国的青铜器。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化习俗的差异，各国的青铜器也有所区别。目前我们可以把春秋时期各国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文化大致划分为六个文化区，即中原以晋国为代表的晋文化区、东方以齐国为代表的齐文化区、北方以燕国为代表的燕文化区、西方以秦国为代表的秦文化区、南方以楚国为代表的楚文化区、东南以吴国和越国为代表的吴越文化区。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第一，晋文化区。西周初，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后改称为晋。周平王东迁以后，晋国成为周王室的重要支柱，以后逐渐强大起来，至晋文公时大败楚军于城濮而成为霸主。晋文化区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等省的广大地区，地处中原，经济发达，在当时最为先进。前述在山西侯马发现的晋国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址，充分代表了晋文化青铜冶铸业的高度水平。晋文化青铜器造型浑厚稳重，例如鼎多为深腹圜〔huan环〕底、附耳、蹄足，浅圆形盖，多饰有蟠螭纹和蟠虺纹，晚期多呈浮雕状，繁复华丽。春秋时期晋国著名的青铜器有晋姜（晋文侯夫人）鼎、晋（定）公＇上奠下皿＇、子犯（狐偃）编钟、郘〔lu吕〕＇上（左户右戈）下黑＇钟及赵孟介壶等。例如子犯编钟，共16件，8件成组合成一篇长达132字的铭文，说明作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五月十一日，记载了子犯协助晋文公进行城濮之战及践土之会，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又如赵孟介壶，两件，传河南辉县出土。高48。3厘米。圆形，侈口，敛颈，腹下部圆鼓，矮圈足。颈部有两个立雕兽形耳，盖顶呈莲瓣形。颈部及腹部饰有浮雕状的蟠螭纹、兽面纹及绹〔tao淘〕纹。盖外铸有铭文19字，记载了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争长的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之会，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此外，春秋中期以后，晋文化的青铜器铭文中兴起了一种艺术字体，笔画的特点是尖头、肥腹，形似蝌蚪，被称为蝌蚪纹。它不仅起到记事的作用，而且具有美术装饰作用。例如传出土河南辉县的智君子鉴，高22。2厘米，口径43。5厘米，腹内铸铭六字：“智君子之弄鉴。”即为蝌蚪文。据研究，智君子即春秋末年晋国的卿大夫智瑶，公元前453年被韩、赵、魏所灭。

　　第二，齐文化区。西周初，周武王封姜太公于齐，都于营丘。春秋时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整顿行政、军队与赋税制度，使齐国强盛起来。并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联合一些国家打败北戎和狄人，兴师问楚罪于召陵（今河南偃城县），成为春秋时期最初的霸主。齐文化区主要包括今山东地区。其青铜器亦有特点，例如由簋发展而来的敦，春秋中期首先在这里发展起来。例如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河北易县出土的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的齐侯敦，高17。5厘米，敛颈深腹，腹旁有两个环形耳，圆盖上有四个环形钮，自铭为“膳敦”，为齐侯嫁女于燕时所作的媵器。同出的鼎为附耳平盖，这也是齐文化青铜器的特点。齐文化青铜器铭文多作长方形，规矩整齐，笔画平直，为其特点。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青铜器有叔夷镈、叔夷钟、＇素命＇〔ming命〕镈、国差＇缶詹＇〔dan丹〕、齐侯盂、齐侯鉴、洹子孟姜壶、公孙灶壶及国子鼎等。其中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山东临淄齐故城出土的叔夷镈，铭文长达491字，记述了齐灵公赐给叔夷莱都地方的300县以及4000徒众等史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又如＇素命＇镈，传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山西荣河后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