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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十元帅风云录-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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跷侍獾闹甘尽贰�9 月10 日，刘邓在潞城的黄碾镇召开旅以上干部会， 作了上党战役的作战部署。刘伯承说：“上党战役很重要，关系全局。党中央、毛主席命令我们必须把撬进来的敌人消灭，保卫上党。这次战役在战术上要有新的转变。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战到运动战、攻坚战。。。”
经过两天激战，长治外围城市被攻克之后，9 月24 日，我各路大军直逼长治城下。此时，得悉阎锡山部署第83 军3 个师约7000 人从太原出动向南驰援。27 日，南援之敌到达沁县。28 日，其先头4 个团正进抵沁县以南、虒亭以北之新店地区，并有南下救援长治被围之敌的迹象。
敌变我变，先变于敌。这是刘伯承指挥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根据敌情这一新的变化，为了诱歼援敌和同时歼灭可能由长治突围之敌，刘邓当即改变决心，将攻城为主改为打援为主。刘伯承熟读兵书，是打援的能手。依照敌情、地形条件，他果断地作出了这样的具体部署：以冀南纵队全部、太岳纵队一部及地方部队，继续包围和佯攻长治，吸引敌第83 军向长治驰援：以太岳纵队主力和太行纵队全部兼程北上，结合原地区的第17 师，预伏于虒亭以南之常隆、上村地段公路两侧地区歼灭援敌；另以30 团为独立支队，在南援敌军之后跟进，堵住它的退路。
兵无常势，战场上敌情瞬息万变。
当南援敌军进至虒亭镇后，不再沿公路前进了。敌军突然变更路线，不走常隆离开公路，跨过漳河，沿儒亭至屯留的南大路向南进。刘伯承根据敌情的变化，当机立断，变更了作战部署：将打援部队向虒屯公路两侧隐蔽转移，钳击来援敌军，并增派第17 师和独立支队尾敌前进。10 月2 日，当敌进入我预定作战地区后，我军参战部队立即向敌发起进攻，一面从正面诱援敌继续南进，一面展开两翼迂回，逐步将敌合围于老爷岭、榆林、关上村、磨盘垴地区。敌人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并没放下武器，而是负隅顽抗，他们凭借磨盘山、老爷岭的险要，妄图与我决战。4 日，我各路打援大军向敌人发动猛烈攻势，消灭部分敌人。但是，老爷岭久攻不克。为此，我军在占领了两个山粱之后，切断了守敌与主力的联系，控制了北山水源，使敌人陷入缺水断粮、失去指挥的困境。
随后，我军在战役手段上也作了调整，改强攻为围困。在与敌的较量中，刘伯承从敌人的火力、兵力的使用上发觉，被困之敌并非只是从太原来援的3 个师。经过侦察发现，当面之敌为第7 集团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的第23、83 军和省防军等8 个师和两个炮兵团，共2 万余人，与我围困部队大体相等。
为了在力量对比上造成优势，刘邓立即决定担任围城任务的冀南纵队投入打援之战。刘伯承指示，要大白天开进，示形于敌，以动摇敌人军心。为了避免敌人垂死挣扎，刘伯承又将战役部署作了调整，采取了他惯用的“围三阙一”的战法，在北面给敌人虚留一条生路。在我军强大攻势下，10 月5 日， 据守在老爷岭一带的敌人见势不妙，不得不撤出主峰，并决定放弃增援长治的计划，向北逃窜。敌人为了造成假象，彭毓斌命令一部佯向南进，而辎重和指挥机关则悄然向沁县方面北逃，企图重演“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故伎。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敌人的“雕虫小技”，逃脱不了熟知中国历代兵书战法的刘伯承司令员的眼睛。他很快识破了敌人的企图，立即命令太岳部队抓住敌人，使敌陷入我太行、太岳、冀南各路大军的重围之中。经过激战，敌人2 万余人全部被歼，敌副总指挥兼炮兵司令胡三余、46 师师长郭溶、49 师师长张宏、66 师师长杨佩膺都当了俘虏，敌总指挥彭毓斌横尸战场， 随即，10 月12 日下午3 时，我军对长治县城发起总攻，至晚6 时战斗结束。
史泽波的万余人被歼，史泽波和他的两个师长被活捉，上党战役传出了胜利的捷报。
这捷报传到山城重庆，使国民党反动派感觉到，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战场上也休想得到，蒋介石不得不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签字。
这捷报传到延安，宝塔山下一片欢腾。就在上党战役结束后的第五天，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对上党战役作了极其精辟的分析。他说：“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
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大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13 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13 个师全部消灭。”
“双十协定”公布之后，蒋介石并不是诚心执行这个协定，而是在“协定”的掩护下，继续施展向解放区进攻的阴谋。至iQ 月中旬，敌第1 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第3 军、第16 军，经同浦路、正大路进抵石家庄， 后续部队第1 军进抵闻喜以南；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第11 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部、30 军、40 军、新8 军，妄图10 日左右到达石家庄与胡宗南部会合，其后续部队4 个军已抵达新乡。这时，蒋介石的战略目标是向北推进抢占平津，夺取东北。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打通平汉路。对于这种战略态势，刘伯承看得一清二楚，他明确指出：“卡住津浦、平汉、同浦三条铁路，就会使东北敌人陷于孤立，立即发起平汉战役不但可以歼灭北犯之敌，而且有利于粉碎蒋介石全面内战的阴谋。”
为粉碎敌人的进攻，把住华北大门，掩护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中央军委决定集中主力歼灭平汉路之敌，并指出：在安阳以南，似难寻找大量歼敌的机会，应诱敌深入安阳、沙河之间地区，寻求机会，予以各个歼灭。同时，号召晋冀鲁豫军民团结一致，争取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
具有战略眼光的刘伯承，早在进行上党战役的同时，就已经注意到敌人的动作，把主力集中于平汉路线。因此，当得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后，刘伯承、邓小平提早从上党前线回到司令部，投入了紧张的战役部署。根据敌情刘邓下定决心：除以第4 纵队及太岳军区部队担任同蒲路方向阻敌北进外，集中第1、第2、第3 纵队及太行、冀鲁豫、冀南三个军区的主力共6 万人，并动员10 万民兵、自卫队，计划以两个月时间歼灭平汉路之敌。在具体打法上， 刘伯承司令员根据军委电报精神，提出：将敌第一梯队诱至漳河以北，邯郸以南，滏阳河套的多沙地区，先打一仗，然后视战况发展逐次歼灭之。他对这次战役的作战部署是，以第1 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编为路东军；以第2纵队、第3 纵队和大行、冀南军区部队编为路西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对敌实施攻击；另以太行军区7 分区3 个团组成独立支队，配以太行、冀鲁豫地方部队和民兵，先在黄河以北至安阳，破坏交通，迟滞敌人，掩护我主力部队向平汉线集中。待敌渡过漳河后，即控制渡口，阻击敌之后续部队增援。
中央军委得报后立即复电刘邓：“电悉，部署甚当。俟后续部队到齐。
养精蓄锐，那时敌必疲，弱点暴露，我集中主力寻求弱点，歼其一个师，敌气必挫。。。”
战役打响以后，由于敌人未触及我军主力，进展较快。为了争取时间，集中主力，刘伯承命一纵队先行阻击敌人，迟滞其前进。在敌军过漳河前，我军各部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不断与敌接触，选其弱点，机动作战。为此，刘邓指示，在敌精力尚未耗散、疲惫，我后续部队到达之前，暂不与敌决战。
10 月24 日，我军各部队进入预定战区：二纵队两个旅控制了邯郸及其以南之罗城头、张庄桥、陈家岗地区；3 纵队集结于东骑关、光禄镇以西地区；独立支队和太行支队集结于磁县以西地区，对敌形成了三面包围态势。
战役进入合围阶段以后，我军进攻连连受阻，进展不大。为了以小的代价取得更大的胜利，刘伯承及时地改变了战术，采取了分而治之战法：阻击从石家庄南下之敌；牵制从安阳北上之敌；割歼、袭击、疲惫当面之敌；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政策，促其动摇之敌起义。早在这次战役发起之前，敌新编第8 军军长高树勋将军就派人到刘邓前线指挥部，刘怕承同志亲切地接待了来人。如今，高树勋又派王定南来联系起义之事。刘伯承对王定南说：“这正是高树勋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请他当机立断！”王定南回到新8 军，将刘邓的意见转告后，高树勋还有后顾之忧。他说：“多年来和我同甘共苦的妻子，以及本军的其他家属，目前还在徐州，我们马上起义，国民党定要迫害他们。”于是，王定南又来请教怎么办？刘伯承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至于高夫人和其他家属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请示中央设法解决。”当即签发电报，将此事电告中央。这样，使高树勋解除了顾虑，决定立即举行战场起义。28 日，刘怕承下达了总攻的命令，我各路大军猛攻敌阵，敌人在我打击下，胆战心惊，只好收缩阵地，企图固守待援。
10 月30 日，高树勋将军宣布率新8 军和河北军万余人在马头镇起义， 使敌人受到很大震动，丧失了固守的信心。
这时，刘伯承判断被围之敌必然向南突围。于是，他故意网开一面，放开敌人的退路，将我军主力先敌调至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占领有利地形，以便于运动中歼敌。这一高招果然奏效，在敌人离开阵地南逃过程中，被我打得溃不成军，除少数逃遁外，孙连仲的两个军和11 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 军军长马法五的2。3 万余人被歼，马法五被俘。
平汉战役之后，到1946 年6 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对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我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次拦腰斩断陇海路，作战13 天，歼敌正规军5 个旅，5 个保安团，歼敌2。8 万余人， 解放豫东大片土地，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
但是，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为实现其狂妄计划，于1946 年8月又重整旗鼓，急忙从豫西、陕南抽调3 个整编师，从淮北、徐州调来1 个军、2 个整编师，加上原在郑州、新乡、开封、商丘等地的7 个整编师，共14 个整编师，32 个旅，30 万人，迅速集结，准备向冀鲁豫军区腹地菏泽发动进攻。
敌情是严重的。敌32 个旅，30 万人，而我军只有4 个纵队，5 万人，在数量上，装备上显然是我军处于劣势。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刘伯承司令员十分镇静，经过深恩熟虑，又有了应敌良策，决心在战役的局部上达成优势，战而胜之。他认为，从徐州来犯之敌是蒋介石的嫡系，其第5 军和11 个整编师，全部美式装备，战斗力较强，号称蒋介石的五大主力的两大主力。根据当时我军人数、装备情况，不宜选为首歼对象。可是，从郑州方向来犯之敌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兵分3 路，左路整编第41 师，远在东明；右路整编第68、第55 师及部分地方团队正攻曹县；中路是由敌第89 军和第10 军合编的整编第3 师。这个师武器好，战斗力强。在这3 路敌军中，整编第3 师和整编47 师虽齐头井进，但有8 至10 公里的间隙，便于我军分割、围歼。整编第3 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如遭到攻击，其他杂牌部队不会积极增援，加之该师刚从中原调来，是疲惫之师。因此，刘伯承毅然决定，先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吃掉这个处于突出部位的整编第3 师，打开战局，粉碎两路敌军的攻势。
为了实现上述决心并在战役主要方向达成优势兵力，刘伯承将第3、第6、第7 纵队主力集结于定陶地区，调2 纵队至东明东南地区，组成两个集团： 以第2 纵队（欠第4 旅）、第6 纵队共5 个旅为右集团；以第3 纵队（欠第9 旅）、第7 纵队共4 个旅为左集团，共同担任歼击敌军整编3 师的任务。
同时对钳制、阻击方向也相应的部署了部队。战役打响以后，敌整编3 师在开进中节节遭我打击，力量受到一定削弱。于是敌前线总指挥刘峙改变了整编3 师和整编47 师会攻定陶的计划，令整编3 师单独攻菏泽，整编47 师攻定陶，致使两个师的间隙拉大到10 至12 公里。这时，徐州出犯之敌被我钳制在百公里之外；整编47 师被阻于东明西南地区，距整编3 师40 余公里； 整编55 师和整编68 师也被阻于曹县以南，距整编3 师20 余公里。这是极好的时机，各路敌军分散，钳形攻势尚未合拢，整编3 师突出而孤立。为了扩大这种态势，刘伯承即命令部队，继续放手诱敌整编3 师冒进，争取该敌于9 月3 日夜到达大小杨湖预定战场。
敌人总是过高地估计其力量，骄兵多败仗。这次又听任刘司令员的无言调动了。5 日下午，敌整编3 师果然被牵到预设战场。当午夜来临的时候， 刘伯承向全军发出了总攻的命令。全体指战员英勇战斗，前仆后继，迅速突破守敌防线，于6 日全歼敌人1 个团。随后2 纵、3 纵、7 纵又在周庙、小杨湖一带各歼敌一部，从而使整编3 师遭到重创，敌人开始动摇了。6 日，整编3 师师长赵锡田见势不妙，企图率残部突围南逃。正当敌军离开工事，惊慌逃命之际，刘伯承当即一声令下，整编3 师被歼，活捉师长赵锡田。
这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向我大举进攻的疯狂气焰。
1946 年9 月16 日，延安《解放日报》为庆贺定陶战役的胜利发表社论， 指出：“这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势的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我军愈战愈勇，乘胜再战。
刘伯承又在鄄城杀了个“回马枪”。巨野战役之后，蒋介石再次组织对我军的进攻，企图迫使我军连续作战。这次来犯之敌气势汹汹：陆军徐州司令部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部从菏泽方向杀来；第2 兵团司令王敬久指挥的5 军及11 师、75 师、88 师，由金乡北犯巨野、嘉祥； 敌55 师、68 师从菏泽进犯鄄城；敌47 师、41 师残部由滑县侵入濮阳，以此妄想造成夹击之势。刘伯承及时掌握了敌军态势，慧眼识破了国民党军的阴谋，决定采取声东击西、避强击弱的战法，避开敌主力王敬久部，西进濮阳地区，寻机歼敌。
10 月27 日，刘伯承率部从郓城、巨野以西秘密向濮阳前进。翌日，当我军主力进至鄄城地区时，刘伯承获悉：敌刘汝明的119 旅及29 旅由菏泽经白衣集向鄄城前进。他判断：邱清泉、胡琏两部将由东西策应。于是，刘伯承当机立断，决心杀他个回马枪，在鄄城至白衣集间摆开战场，捕歼该敌。
29 日夜，当敌人进到鄄城以南的高魁庄、任庄、刘家庄地区后，我军利用夜暗，以优势兵力将敌团团围住，穿插分割，经两夭两夜激战，全歼该敌9000余人，生俘旅长刘广信。这一回马枪是刘伯承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大踏步地机动歼敌的杰作。
鄄城大捷之后，刘怕承司令员在前线接见了新华社记者，纵谈战争形势，对我军的战略思想不仅作了极其深刻的阐述，而且对战争发展的总趋势也作了极为正确的预见。他说：“3 个多月来，我们以冀鲁豫17 座空城，换得蒋介石6 万多人。”“据说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好买卖，还要坚持做下去，好罢，让他做下去吧！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算出总帐来的！”他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主力之保存或丧失，存人失地，地仍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刘伯承还精辟地指出：“死守一城一池，无异自背包袱，如果我们不在必要时毅然放弃那些城镇，那么我们必将分散兵力，处处防守，而处处挨打。”他笑着说：“可是我们把这些包袱丢掉了，而蒋介石却拾起来背上了。
他背得越多，他就越重，就越走不动。”
国民党军在鄄城吃了败仗之后，蒋介石的面子很过不去。正在这个时候，伪“国大”即将召开。
蒋介石自恃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握有重兵，妄想打个胜仗，早日召开伪“国大”。为此，他迅即命令刘汝明集团在东明、菏泽及其以南固守；命孙震（第五绥靖区司令官）集团在滑县、封丘、长垣固守；命王敬久（第2兵团司令）集团经濮阳向大名进犯；命王仲廉（陆军整编26 军军长）部以主力第85 师进抵安阳，会同王敬久集团经临漳、大名直趋邢台，妄图与第11战区的孙连仲会合后，再取邯鄣，打通平汉路中段，以此配合伪“国大”的召开，掩盖其战场上节节失败的惨景。
与此同时，刘邓收到毛泽东主席的来电：“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将刘汝明、孙震两集团大部歼灭，使王敬久集团陷于孤立，尔后歼灭该敌转变战局。”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刘伯承和邓小平经过认真分析敌情，取得了共识：
在上述四股敌人中，刘汝明虽屡遭打击，是惊弓之鸟，但与王敬久靠近，不易分割全歼；孙震集团战斗力弱，较麻痹，较分散，消灭该敌既可以抑留王敬久集团，又可以威胁开封、新乡，调动王敬久、王仲廉增援，进而粉碎敌人打通平汉路中段的作战计划。于是，决定从孙震开刀，发起滑县战役。
战役发起前，敌孙震集团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124 旅驻守在白道口、滑县、浚县地区；104 旅驻守在留固集、上官村、泥马庙地区，旅部在上官村；125 旅驻守在老岸镇、黄庄、邵耳寨；122 旅驻守牛市屯、封丘地区；127旅驻守丁奕集、长垣地区；河北保安队第12 纵队驻在朱楼、小渠地区。孙震集团上述兵力部署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由西到东以上官村、邵耳寨、朱楼为中心布成3 个集团据点，其104 旅、125 旅、河北保安纵队均以这些据点为依托，向濮阳方向伸展10 余公里，又建立诸多小据点作掩护，主力集中在中心区。
根据敌人部署的特点，刘伯承对这次战役作了精心部署：集中主要兵力，即3 纵队、2 纵队、6 纵队、7 纵队，攻击孙震集团，再派出部分兵力阻击、牵制王敬久集团和刘汝明集团，防止来援。在具体打法上，刘伯承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远途奔袭，秘密接敌，避开敌前锋警戒和一线据点，使敌之触角失灵，而后以突然神速的行动直入敌纵深，消灭敌旅指挥部，吸引其来援，或迫其出逃，相机歼灭。尔后向西或西南、东南扩张战果。这是一手出敌不意的“猛虎掏心”战法。
战役开始以后，担任牵制任务的部队和地方武装，按照刘伯承的作战意图，广泛开展了游击战，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忽东忽西，神出鬼没，使敌人耳聋眼瞎，草木皆兵，摸不清刘伯承下一刀要落在谁的头上。
与此同时，我担任歼灭孙震集团的主攻部队，于11 月15 日夜，按计划由濮县附近和鄄城以北地区秘密西移。我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掩护下，夜行晓宿，人不吸烟，马不出声，避开敌人前卫警戒和第一线据点，于18 日夜， 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从敌104 旅、125 旅和河北保安第12 纵队3 个敌人接合部，突然插入其驻守区纵深，将三敌割裂；19 日拂晓前，我军突然向敌发起攻击。战至黄昏，全歼敌河北保安第12 纵队。20 日黎明时分，我3纵攻克邵耳寨，中午我6 纵攻克上官村，并将向北突围之敌千余人歼于野外。
留固集之敌先向上官增援，见救援无望，转而向滑县方向逃退，亦被我截歼。
接着乘胜扩大战果，22 日攻克黄庄，全歼守敌。此时，东面援敌王敬久集团和西面援敌王仲廉集团仅距我军半日行程，队势密集，不易割歼。于是，刘邓当机立断，下令放弃对老岸镇敌人的攻击，结束此役，转到观城地区，休整待机。
不久，敌郑州“绥署”头目顾祝同，命王敬久率整编第27 军、王仲廉率整编第26 军，共10 个旅6 万余人，气势汹汹地向我扑来，妄图沟通与华北国民党军的联系，寻找我主力决战，尔后抽兵东调华东战场。
然而，敌酋的美梦作得过早了。刘伯承司令员另有良策相对。
为了消灭来犯之敌，刘伯承在分析了当面和鲁西南敌情后认为，与其在正面战场上“锅上加水”，不如到敌后战场，“釜底抽薪”。于是刘伯承决心改变内线破敌的打法，以主力向鲁西南敌占区转移，实行外线作战，粉碎敌人北进和东调的企图。
战役打响后，我军主力由观城、朝城地区隐蔽南下，攻克了聊城、巨野、嘉祥，全歼守敌，发展顺利。我6 纵在奔袭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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