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元帅风云录-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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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他们显然还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周恩来的逝世，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他们有一种无可弥补的夫落感，好像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内心里感到空荡荡的。

　　沉默，沉默，长时间的沉默。沉默中酝酿着智慧的火花。

　　“你对当前的形势怎么看？”两个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个大问题。

　　两位老人以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预感到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临，都在思考着这场风暴的结局和应急之策。

　　叶剑英望着邓小平，气愤他说：“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总理去世，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道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

　　“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的是罗迈下场，遗憾的是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完，经济没有根本好转，许多老同志还没有解放。”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主席听不得我们的意见，江青几个人唆使毛远新在他那里告阴状。”

　　“是的。也不完全是。去年底，我几次到主席那里单独谈，有一天晚间，我还特意问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么样？他还作了肯定。后来主席让毛远新找我谈，说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再三解释也没有用！”

　　近两年，叶剑英不止一次地听到毛泽东讲过，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还要他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再说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以来，事事都请示毛泽东同意才办，成绩卓著，深得人心，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怎么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呢？看来，根本问题是出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上。邓小平已经明确表态，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叶剑英最担心的是邓小平下来，会使“四人帮”得到篡夺国务院大权的机会。

　　邓小平已经作了思想准备，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要坚持和“四人帮”

　　斗下去，义无反顾。当叶剑英再一次征求他意见时，他坚定地表示在原则问题上决不会让步！

　　这时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他们预料就要“换马”了！

　　叶剑英心情十分沉重，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局面，怎么办呢？他多么希望周恩来留下的担子由邓小平来承担啊！

　　“我估计，‘换马’也不是简单的事，要换的话，无非两个前途：一个是下台，另一个是一批二保，至少还要继续留用一段，因为有些事情，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他不会放心的！”

　　邓小平同意这种估计。他作了最坏的准备，但他相信，党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他沉思一会儿，严肃地说：“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帅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

　　叶剑英听到这番语重心长的嘱托，身上顿时觉得增加了千钧重担，当即表示说：“看形势的发展吧，我也可能保不住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

　　邓小平看到叶帅如此坚强，由衷地高兴起来，又提醒说：“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的嘱咐。”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重病的毛泽东也正在为国务院总理的人选费尽心思。他经过反复观察思考，既不满意同他一起战斗多年、曾为他器重的邓小平，更不放心被他多次批评有野心的“四人帮”。为了解决矛盾，他出人意料地选中了华国锋。

　　华国锋曾任毛泽东家乡湘潭县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1955　年7　月，　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3　篇文章，这些带有浓厚家乡气息、读来亲切的论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路过湖南时，特意接见了作者。于是，湘潭成了湖南省的标兵。不久，华国锋被毛泽东邀为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列席代表，并陪同毛泽东回乡之行，以后又被毛泽东亲自提名为湖南省委书记，继而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　1971　年9　月林彪自我爆炸后，被调来中央，党的“十大”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华国锋语言不多，思想深沉，善于领会毛泽东的意图。他那热爱毛泽东的纯朴的阶级感情，踏实的工作作风和憨厚自谦的仪表，给毛主席留下了可以信赖的印象。

　　1976　年2　月2　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这对“四人帮”是当头一棒。王洪文一气之下，把自己长时间准备的讲话提纲，连翻也不翻，扔进了抽斗。自以为十拿九稳爬上总理“宝座”的张春桥怨恨至极，写下了《二月三日有感》：“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真是咬牙切齿，恨入骨髓。

　　这里的“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是指1975　年中共中央正式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文件。张春桥在这里是“旧恨未已，又添新仇”，既对着华国锋，又挂上了邓小平。

　　就在这时，上海街头贴出了“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与中央抗衡。张春桥作贼心虚，说：“这不是帮倒忙吗？”立即下令掩盖。

　　“四人帮”在争夺总理位置这盘棋上，暂时输了一个子，但是在另外一盘棋上，他们又赢了两个子，——个是挡住了邓小平当总理的路，另一个是把叶剑英拉下马。就在这个“一号文件”中，还有一项重要通知：“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通报共和国元帅“生病”挂职，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来得非常突然。但叶剑英早有思想准备，对个人的荣辱升降早已置之度外，担心的只是国家和军队的命运。他认为，毛泽东终于没有把大权交给“四人帮”，而是交给了华国锋，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可以告慰周恩来在天之灵了。

　　对于叶剑英的被“挂职”，“四人帮”弹冠相庆，发出阵阵狂笑。一切善良、正直的人们则忧心忡忡。许多关心国家大事、爱戴叶帅的同志纷纷打电话、写信给叶帅办公室，问候病情。“叶帅害的什么病？”“身体要不要紧？”叶帅办公室的同志只好悄悄地如实以告：身体和往常一样，很好。但是人们仍然将信将疑，不亲眼看一看，总觉得不放心。

　　一天晚间，空军副司令吴富善悄悄乘车来了，他一看叶帅没有病便放了心，但仍疑惑不解。

　　“为什么不让首长干了？”

　　两位老战友从当前形势联想到过去的艰难岁月，吴富善叹息地说：

　　“还记得南昌起义失败后，你带教导团南下，路过吉安的情形吗？”

　　“记得。”

　　“那时有多困难啊！吉安暴动失败，我们都转入地下，听说你叶师长又回来了，可高兴死了！”

　　“可那时，国民党军队多，我们受包围，只能偷偷地见你！”

　　两个人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现在，我是偷偷来看首长的。”吴富善显得很难过。

　　“怎么是偷着呢？”

　　“当年你这个师长坐着八人抬的轿子，好威风！现在当了元帅倒不行了！”

　　“谁说的？他们不要我干，我偏干！谁也不能剥夺我工作的权利！”

　　吴富善高兴地站起来，敬个礼：“是啊！你还是当年的革命师长，还是我们信赖的老帅，我永远听从您的指挥！”

　　在耿飚、王炳南、黄华等来过之后，熊向晖也来看望老首长了。他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副部长，主管国际形势的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经常到叶帅这里来，汇报请示工作。1969　年党的“九大”以后，叶帅和其他老帅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研究国际形势，向中央提出缓和中美关系、打开外交局面的建议。当时熊向晖奉命提供资料，参加讨论，整理文件，深得几位老帅的信任。1971　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来华，熊向晖以同务院助理的名义，协助周总理、叶帅参加接待和会谈。

　　熊向晖接到“一号文件”后，心理犯了疑惑：前几天我到那里，见他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生病了呢？怎么又让别人负责主持军委工作呢？他带着这些问号来到叶帅身边，看到老首长依然那样健康，谈吐依然那样风趣，知道了实情，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四人帮”的摇扇子人物张春桥，也打来电话，虚情假意地要来探望，叶剑英知道了，生气地挥挥手，告诉秘书：“不见！”不过，从此更提高了警惕。叶帅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后再有人问病，要统一口径：“中央文件都说生病了嘛！”

　　“四人帮”如此造谣老帅生病还不过瘾，继续加紧迫害邓小平和叶剑英。

　　2　月6　日，军委常委开会，“四人帮”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提出1975　年7　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并且要求：“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的记者述评，诬蔑邓小平等老同志“提现代化建设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给邓小平戴上了“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说他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他们把毛泽东不久前说的话当作尚方宝剑，无限上纲，批判矛头紧紧指向邓小平。

　　2　月16　日，中共中央下达“三号文件”，经毛主席批示，同意批转中央军委2　月6　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执行1975　年7　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报告。

　　2　月25　日，在“四人帮”的鼓动下，经过毛泽东批准，党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1975　年10　月至1976　年1　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3　月3　日，中共中央发出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　要求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谈话，主要内容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要不断革命，一百年、一千年以后仍然要革命，“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不能翻案算帐。

　　对于这些“指示”，叶剑英自然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对邓小平的批评，他是想不通的。

　　在中央召开的2　月26　日传达《毛泽东重要指示》的会议上，许多同志对揭发批判邓小平也是想不通的。但“四人帮”寸步不让，硬要“打通”，解决所谓“转弯子”问题。他们恨不得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中央讲了话。

　　华国锋说：“会议期间还初步揭发、批判了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受了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表示回去要转好弯子。从会议的进程来看，开得是好的。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的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所以，可以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他还提出五点主要要求。

　　“四人帮”并不和中央唱一个调子，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企图彻底打倒邓小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3　月2　日，江青擅自召集11　省、区会议，发表长篇讲话，给邓小平扣上“造谣公司的总经理”、“大汉奸”、“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等大帽子，将毛泽东说的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改为“敌我矛盾”，叫嚷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

　　他们派60　余人到湖南、江西、福建等10　多个省、各大军区以及外贸部和交通部，搜集整理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等一大批中央和地方负责同志的黑材料。他们又是开“理论工作座谈会”、又是拍“与走资派斗争”

　　的电影，势头有如12　级台风！　

　　“四人帮”对已故的周总理也不放过，追悼会刚刚开过，就在新华社出版的内部刊物《参考消息》上编发了国民党特务诬陷周恩来的材料；《学习与批判》杂志竟抛出《读了汪精卫叛国有感》的黑文，将周恩来与汪精卫相提并论。此外，还登载了《梯也尔小传》和《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　小D的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两篇文章，引经据典，以古讽今，说什么，梯也尔搞复辟，是因为俾斯麦的“授意”；赵七爷的反攻倒算，是因为有“辫帅”张勋的支持，有意影射，在“批邓”的同时，要批周公，往周恩来身上栽赃。此时，上海街头出现影射周恩来的大字报和漫画；有一幅大漫画，画了一顶轿子，邓小平戴着黑纱在抬轿子。《文汇报》还公然诬蔑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走资派”、“孔丘其人”，说什么“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光明日报》在一篇《孔丘之忧》中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总理，竟把悼念周总理的人们诬蔑为“哭丧妇”，狂叫：“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是可忍，孰不可忍！

　　叶剑英此时关在小翔凤5　号院里，每天从收音机中，从报纸上，听到看到“四人帮”如此作践他崇敬的周恩来，心如刀割，但他此时已“靠边站”，只能强忍着愤怒，等待时机。

　　“四人帮”对周总理的污蔑激怒了衷心爱戴周总理的亿万人民大众。在早春料峭的寒风中，巨龙抬头，人民从侧目和愤懑中开始行动，融熔的岩浆从深深的地壳下迸发而出。

　　2　月中旬，北京街头出现了“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的传单。

　　2　月下旬和3　月初，在福州、杭州、贵州、重庆、太原、西安、广东等地张贴出《“阿斗”的呼声》、《我爱我的祖国》、《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等传单、大字报、大标语和上书毛泽东的信，以及各种各样揭露、批判“四人帮”的文章。许多市、县还出现街头演讲，向“四人帮”公开宣战。

　　3　月5　日，新华社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报道，全文引用了周总理生前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全国报刊大都原文转载。但《文汇报》却大唱反调，不仅把这一消息挤到了第四版，而且把周总理的题词全部砍掉，事过20　天，《文汇报》又在第一版上刊登了《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们斗》的文章，恶毒咒骂：“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明眼人一看便知，“党内那个走资派”就是含沙影射污蔑周恩来。

　　《文汇报》这两支毒箭，射在亿万群众的心上，如同火上浇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本来愤懑已极，现在他们热爱周总理的神圣感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终于拍案而起，成百上千的抗议电话、电报、信件，连珠炮似地射向《文汇报》。于是，一个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巨大火球引爆了，一场伟大的群众抗议运动开始了！

　　3　月28　日清晨，南京大学数学系数百名师生，抬着周总理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经过新街口繁华的街道，到周恩来战斗过生活过的梅园新村进行悼念活动。沿途许多工人、学生、干部纷纷加入，汇成南京市民反对“四人帮”

　　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洪流。

　　第二天，南京的大学生们在街头贴出“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准！”“揪出《文汇报》黑后台！”的大幅标语。同时，过往南京的铁路列车，带着同样内容的大标语，驶往成都，驶往上海，驶往北京。。引起更多干部、群众的共鸣。

　　3　月30　日，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了第一张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悼词。紧跟着越来越多的人群涌向天安门广场，诗词、传单、标语、小字报、花圈、白花等铺天盖地而来。

　　初春的一声霹雳，发出了巨大的光和热。

　　叶剑英看到这希望的火光，心花怒放，他派身边的同志和子女及时了解南京、北京事态的发展情况。出于爱戴周总理的特殊情感。也出于一个诗人的特有气质，他对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前出现的诗词特别感兴趣。

　　“四人帮”被群众正义行动之火震撼了。他们胆战心惊，躲在钓鱼台的指挥部里，昼夜密谋，紧急部署，疯狂地进行反扑。

　　清明时节，反“四人帮”的群众和“四人帮”开始了空前的大搏斗。

　　4　月1　日。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秩序井然，到处是悼念周总理的人群。

　　沸腾的诗海中，山西青年工人王立山献上了一朵闪光的诗花：“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句传到叶帅那里后，他连说“好诗”！“好诗”！并打听作者的姓名，可惜当时无法知晓。

　　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局势，叶剑英和邓小平没有出席。会后在“四人帮”的把持下，中央发出电话通知，把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说成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全部覆盖大字报、大标语，并要彻底追查“谣言”。

　　4　月2　日。中国科学院一○九厂的职工，用4　辆大卡车开道，抬着4　个大花圈和4　块巨型诗牌，牌上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

　　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穿过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走进天安门广场，把诗牌放在纪念碑的最高处。

　　尽管这一天，北京各单位普遍传达了什么“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天安门有反革命分子捣乱”的电话通知。尽管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里，成立了由首都民兵、警察、卫戌部队组成的“联合指挥部”，并抽调了大批人员随时准备镇压“闹事”的群众。但是，首都人民不顾“劝阻”和“严禁”，继续无畏地涌向天安门广场，诗牌、挽联、传单有增无己。直到深夜，广场上的群众还有成千上万。不少过往京门的外地人也纷纷前往助威。

　　这一天，叶剑英格外激动，他的思绪从小翔凤飞到天安门，飞向全北京，飞向全中国。他不禁用俄语朗诵起当年在苏联留学时读过的高尔基的《海燕之歌》：“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做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4　月3　日。细雨迷朦。到天安门的群众达百万人以上。

　　这天凌晨，王洪文打着手电筒看了纪念碑周围的花圈和悼词，越看越怕。

　　回去后，迅即给他在公安局的亲信打电话说：“你还在睡觉啊！”“四人帮”

　　再也坐不住了，紧急部署“便衣”人员，拍照、跟踪、绑架、逮捕。

　　这一天，叶帅办公室人员继续悄悄走进天安门广场，继续观察动态，抄录诗词。叶帅爱好诗词的一个儿子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诗，亲自张贴在纪念碑前。元帅听到人们讲述天安门的盛况，朗读人们抄来的一首首诗词和各色各样悼文祭文，他被那些情真意切、爱憎分明、大气磅礴的文字深深地感染了。他听到有人被捕，非常激动，一定要亲自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看。只是由于大家的劝阻，才没有去成。

　　4　月4　日。清明节又逢星期日。长期蕴藏在人民心底的无数座火山终于一齐爆发了！没有任何人动员，没有任何人组织，众多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这个庄严的圣地，前前后后，陆陆续续，人数总计达200　万人次。男女老幼，摩肩接踵，秩序井然。作家、诗人走来了，科学家走来了，干部走来了，老将军们走来了。众多的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来到天安门广场过团日、过队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草坪围栏上面，在苍松翠柏枝头，在威严矗立的旗杆下，到处摆满了花圈，挂起了洁白的花束，到处是哀悼的人群。人们发表演讲，朗诵诗同，一下子捅现出无数天才的演说家和诗入。人民以诗词为武器，向“四人帮”呼啸着发起了冲锋，无情地揭露了这些政治骗子的丑恶嘴脸，同时沉痛悼念和尽情歌颂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周总理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天安门广场沸腾了。叶剑英再也无法在小翔凤的院落里沉默了。傍晚，他义无反顾地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啊！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多么悲壮的画面呀！一片望不尽的花山诗海，数不清的悼念大军。鲜艳的红旗，洁白的